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2010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综述
李修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 100029）
2010年11月5日至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主办、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的“2010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会议”在北京西藏大厦举行。本次会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为主题。来自海内外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提交论文近百篇。本文举其荦荦大端，依照主题概述如下：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
日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日本关西大学学院的荻野昌弘介绍并分析了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他指出，日本借助“无形文化财”和“人间国宝”的观念，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无形文化财的体系是由“实现的逻辑”支撑的，实现指的是激活存在于过去的事物，即在“无形之物”中找寻意义。英国杜伦大学的罗伯特·莱顿分析了少数民族与民间艺术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在他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形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需要受众接受其中所蕴涵的理念与价值，并进行自觉自愿地学习；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品原材料的物质文化遗产又限制着艺术家的创作。因此，文化传统的传承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中山大学的麻国庆同样持此观点，他指出，尽管在理念上将文化遗产区分为“有形”和“无形”，但实际上二者却是相辅相承，不可分割，这在民俗文化中表现尤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将民俗文化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物质形态”的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截然切割开来。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应遵守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原则，强化无形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遗产的整合性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方李莉在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人文资源”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从遗产到资源”的观点。其要旨在于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与延续性，提出要将其转化成一种资源，在创新过程中进行保护，使其成为适应人们生活的新文化的一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与不足同样值得学者进行关注与研究。中国文联的刘锡诚相当尖锐地提出，我们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各级“非遗”名录的申报和项目保护上，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对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类明显重视不足。数据表明，目前进入国家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只有84个，仅占全部1028个项目的8%。同时对民间文学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也远远不够。对此他倡导在非遗保护理念和实际工作上需要作出调整。西安美术学院的王宁宇通过对陕西传统建筑彩作的调查研究中发现，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清代官式”彩作被作为施工规范强行推行之后，对包括“榆林式”彩作在内的各地方传统彩作样式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对多姿多彩的地方性彩作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现象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都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此，他呼吁对现代“规范”观进行反思和再校正，从而真正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研究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开展了七年，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成吉思汗祭奠被收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师范大学的色音和高博对这一信仰民俗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成吉思汗陵的有形民俗文化遗产构成了融古老和现代蒙古族文化为一体的成吉思汗陵文化景观，祭祀活动和达尔扈特人作为活的文化载体又使得成吉思汗陵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活的文化空间。这样就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祭祀现象，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旅游景观。
相比成吉思汗祭奠的相对稳定性，在现代化的强力冲击之下，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均面临着严重危机。《民族艺术》杂志社的廖明君研究了珠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艺术。青海文化厅的吕霞以热贡唐卡为例，考察了文化保护语境中的艺术传承问题。鲁东大学的王晓东以怒族、土家族建筑为例，探讨了无文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问题。大连大学的张景明对大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了分析。包头师范学院的李红梅针对内蒙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如何保护与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得出了一些相似性的结论，形成了一些共识，如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强调对传承人的挖掘与保护、将传统的师徒传承与当代学校传承相结合、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村等。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如上所言，区域性高校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与传承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玉溪师范学院创建的“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该校校长熊术新介绍了传习馆的基本情况，如开设了一批具有云南民间地域性的专业课程，将民间艺人及传承人聘请到学校讲学等。传习馆倡导并践行了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提升到大学课程建设的新理念，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生态博物馆同样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模式。湖北民族学院的吴昶对建于1998年的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生态博物馆应该关注当地人的各种文化遗产自身的动态系统，应在静态保护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辅助条件，使文化遗产持有者的工作以及传承活动以展示工作的形式延续下来，用有步骤的专案立项和展示手段来防止其彻底消失。
三、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
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修建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对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历史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作者将艺术人类学界定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包括民族艺术、民间艺术和都市艺术，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研究、田野调查和语境研究等。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成为多位学者的探讨话题。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指出，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人类学理论反思之本，只有具有了翔实、丰富的深度田野资料，才可能在理论讨论上超出先前的研究者，建构新的具有反思和批评的学术理论。艺术人类学要想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在研究中应当以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采取相对的文化相对的立场，关注研究者与艺术实践主体的关系。《思想战线》的洪颖重点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她认为，艺术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强调以“体验”切入艺术经验研究、坚持“当下”地“共域在场”的研究态度和调动多种工具手段进行艺术民族志书写等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项阳提出将历史人类学的引入田野调查，在其指导下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在区域社会中把握历史脉络。据此，他思考了 “历史的民族音乐学”这一方法论的实践意义，强调音乐史学走出书斋，传统音乐接通历史，在各有侧重的视角下进行综合、立体的研究，从而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山东大学的张士闪探讨了对乡民艺术的民族志书写意识的转变，他指出乡民艺术知识并不具有结构的永久稳固性，尤其在乡土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乡民艺术呈现出了鲜明的流动性，因此，对乡民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应从“凝固幻像”转变为“流动的想象”。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尹庆红评述了中西方艺术人类学界对认同问题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安丽哲对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论析。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良丛分析了审美人类学的两种模式，即美学意义上的审美人类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人类学。南京大学的王大桥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多重构建为例，剖析了审美习俗的地方性与制度性的问题。
四、造型艺术研究
举凡绘画、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等，可统称为造型艺术。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中，尤以工艺美术为多。织锦、刺绣、剪纸、年画、饰品等民族民间艺术形式成为广受学者青睐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宏复研究了西北地区回族的刺绣艺术；湖南吉首文化馆的田明探讨了苗族织锦芭排和土家织锦西兰卡姆的关系；吉首大学的田小雨分析了土家织锦的保护及传承的问题；苏州大学的王艳晖考察了湖南通道的侗锦的传承现状；安徽大学的程波涛和通化师范学院的王纪分别对团花剪纸与满族剪纸进行了研究；日本爱知大学的周星解读了陕西户县的农民画的内涵变迁；开封大学的李宏博分析了年画的保护与传承问题；王楠考察了陕北的花箱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徐英考察了蒙古族的佩饰习俗以及金银饰品的制作工艺；西南民族大学的王万宏对“白玉藏刀”的造型及装饰进行了研究；云南艺术学院的林力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川西彭州桂花镇土陶工业的发展与变迁；西南大学的邱正伦对大足时刻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解读。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工艺材料与制作流程的记录；二是对研究对象外在形象（包括纹样、图案、造型等）的描述；三是对研究对象日常功用的分析；四是对研究对象文化内涵的解读；五是对社会变迁对研究对象所造成的影响及其保护与传承问题的探讨。
本次会议上，还有数位学者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艺术史进行了研究。山东艺术学院的李丕宇以狮子、茉莉、宝相花等动植为例，探讨了这些来自异域的事物是如何转化成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并认为藉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融合的问题。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胡绍宗以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的巫师图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材料中巫师的制像观念的比较，揭示了先秦巫师图像的模式及其风格演变过程。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李兴华与肖绚对传统玉器造型设计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器物、制度（仪式）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论证了玉器中蕴含的人与神、人与物和人与社会三个维度的文化内涵。华东师范大学的王译敏结合美术学、中医学以及民俗等方面的相关资料，研究了朱砂在我国艺术史中所担当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西藏大学的熊永松对西藏当代美术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究，认为其文化内涵主要通过美术作品对高原游牧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表述呈现出来。齐鲁师范学院的刘明亮对以北京798为代表的艺术群落及其生存状态进行了考察，认为艺术区的不断迁徙状态，表征了当代艺术家处于空间与心理的双重“边缘”。
五、表演艺术研究
表演艺术主要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等艺术门类。此次会议对音乐的研究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并且从多个层面展开。玉溪师范学院的黄龙光对作为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歌场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少数民族传统歌场是在相对固定的时空环境下，立体呈现祭祀、神话、史诗、歌舞等综合文化的场所，可以从物理、文化与社会属性入手对其文化空间性加以理解。云南大学的吴哲以云南剑川石宝山歌会为个案，考察了白族民间传统艺术在歌会中的变迁，探讨了歌会对传统艺术发展所起的作用。新疆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所的艾娣雅从美、悲、喜等审美范畴为视角，分析了新疆刀郎地区麦西莱甫的美学意蕴及其文化空间结构。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董波以文献、实地个案考察和乐谱分析为研究方法，考察了内蒙古乌拉特敖包祭祀仪式及其音乐与蒙古族文化的关系，认为该仪式及音乐与藏传佛教及其音乐文化关系密切。西南科技大学的田彬华分析了流传于白马藏族中的几首歌的文化内涵，认为《夫妻识字》是对红色时代的记忆，《一个妈妈的女儿》体现了对“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母体的集体认同感。
中国的地方剧种丰富多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小菊通过对苏州虎丘曲会的历史梳理与实地考察，探讨了以虎丘曲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昆曲民间生存状态。兰州城市学院的王萍以甘肃皮影社为例，对皮影戏演出仪式的结构特征与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其表征了村落的社会完整生活。青海民族大学的曹娅丽立足于青海托叶玛乡西顷村藏戏的演述特点，从藏戏在蒙古族僧俗群众中的传承与表述、蒙古族认同藏戏的文化背景和信仰特征入手，探析了藏戏在蒙古族族群流变中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湖州师范学院的安小梅从湖剧的历史、形成、演变、艺术特色等四个方面对产生于浙北地区湖剧的艺术文化内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了脉络梳理。中南民族大学的于兰艳描述了德江傩堂戏的传承现状及其所发生的文化变迁。
艺术人类学界对于舞蹈的研究相对较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欧建平从舞蹈人类学的历史与方法、舞蹈的定义、舞蹈的文化性和特殊性等方面对舞蹈人类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概述。广西艺术学院的何清新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广西贵港市覃塘区的黄练貔貅舞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基层政府的行为对这种民间舞蹈的影响，提出基层政府要通过传播者调整、价值观调整、角色调整、方法调整、文化调整等五种方式引导农村民间舞蹈走向新时期的发展。
六、民俗文化与民俗艺术研究
民俗仪式中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元素，研究者众。青海师范大学的晁元清研究了青海西宁市城北区小寨的社火仪式，考察了社火仪式的历史传承、表演程式、表演内容及特色等问题。西安石油大学的田荣军描述了陕西省武功县东岳庙会上“请神”仪式的过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任方冰根据历史文献与实地考查，论述了豫北农村的年节祭祖仪式。忻州师范学院的刘晓伟和鲁迅美术学院的左黔共同关注了丧葬仪式，刘晓伟以山西忻州王要村道教仪式音乐为例，探讨了仪式音乐在现代葬礼中的运用。左黔采用影像人类学的方法，对贵州紫云麻山地区苗族的丧葬仪式进行了实地考察，记录并分析了仪式中所演唱的亚鲁王史诗。广西贺州学院的莫碧琳解读了贺州土瑶婚礼仪式中服饰的文化象征意义。杭州师范大学的孟凡玉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分析了安徽贵池傩仪式活动中河流场域的象征与隐喻。
民间节日与民间信仰亦是民俗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中央民族大学的刑莉论述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原则，她提出保护民族民间节日的文化基因和整体结构是核心所在。南京艺术学院的李立新对湖州含山蚕花节进行了实地考察，详细记录了蚕花节上的闻见，并对蚕女故事进行了文献学的梳理，指出蚕花节表征了蚕民精神上的渲泄与对丰收的期待。北京师范大学的冯彤以日本青森大型灯会“乜不妥祭”为个案，分析了日本民俗文化传承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如建立传承团体制度、通过资料的电子化进行信息公开、发挥社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用等。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詹嘉对景德镇瓷业神祇的景观演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景德镇瓷业神祇景观源于泥土与烈火的变幻、物质和精神的寄托，并指出瓷业神祇与环境关系密切，随地域、风俗、人文的差异而供奉各异。
此外，法国学者单泰陆剖析了蒙古艺术中的游牧特性与自然传统。四川大学的李祥林研究了作为地方文化遗产的羌区大禹传说，认为要重视大禹传说北后隐含的族群文化心理，并指出大禹传说成为当下创造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生活的可利用资源。长春师范学院的谷颖探讨了神话与满族说部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存在逐渐深化与升华，相互促进与影响的关系。上海大学的陈志勤通过浙江安昌“江南水乡古镇”形象的再造过程中，对“被挑选”和“被淘汰”的水乡文化元素的分析，揭示了传统中国文化概念的泛化现象。
注：本文发表于《美术与设计》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