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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书峰:再议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

[日期:2016-01-07]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6期  作者:赵书峰 [字体: ]

再议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

本文原载《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6期。

赵书峰

内容提要: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工作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向互动的过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主体性),同时也是为了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学习与了解获得对异文化社会结构、亲属关系,民俗信仰等文化系统的一种认识过程。田野工作不但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共时性的研究,而且要以历时性的学术理念走向一种“历史的田野”(即历史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实践中要始终有一种问题意识存在。最后作者针对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技巧与方法,与田野实践中的注意事项,结合本人的亲身体会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与梳理。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历史的田野;方法与技巧

田野考察是民族音乐学的立身之本,是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必修课。作为每一位民族音乐学研究者,都必须认真重视田野考察实践,不做扶手椅式的学者,不空谈理论,闭门造车。因为我们知道,完全用二手资料建构起来的学术理论,无论语言表述的多么华丽与形而上,其理论阐释注定空洞乏味,缺乏实证性与说服力。因此,在人类学影响下,民族音乐学十分注重实证性研究。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与人类学专业一样必须以居住式、体验式的方式,通过至少半年或一年的实地调研,才能真正建立起与本地人的信任关系。通过这个过程才能达到研究身份的悄然变化,即由开始进入田野的陌生感,甚至是文化震惊到后来发展为和本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一种直接的情感交流。由此建立起近似于局内人的研究身份,并进一步获得对当地文化的一种真实的体验与了解。然而我们看到,目前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工作还有一些学者仍采取走马观花式、短平快的方式(有学者称为“田野旅行”),缺乏长期居住体验式的田野实践经验,尤其缺乏与文化持有者进行长期生活、文化、习俗、情感等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缺乏建立起一种宏观认知性的田野考察知识体系,因此多呈现出一种微观性、碎片性的分析研究。对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工作的研究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随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还存在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为此,笔者结合多年的田野考察工作,谈谈自己的理解与体会。

一、田野考察方法论思考

(一)采风与田野考察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采风”制度首先是为创作的,它是兴于周代的一种以搜集与整理民歌为主的制度,主要用作古代统治阶级来体察民情。自从汉朝设立乐府机构以后统治阶级开始采集各地民歌,主要为了寻找散落民间的古代歌曲、音乐,以整顿礼乐制度,教化民众之目的。传统的“采风”工作只关注于民间音乐本身(形态),不包括对民间音乐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诸因素的考察。因此,所谓的田野“采风”只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田野旅行”,缺少更为详细、深入、细致的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观照,它所搜集的资料基本上是为创作服务的。而“田野考察”工作,主要是用于学术研究,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主要通过考察音乐来理解当地的社会结构、亲属制度、民俗信仰、历史变迁等相关文化要素,旨在建立一种通过音乐的研究来理解当地文化隐喻之目的。因此,田野考察工作不但要考察音乐本身,而且要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中进行综合的观照与审视。民族音乐学家的田野考察的目标不仅是理解作为构造性声音的音乐,还有理解作为人类行为的音乐(梅利亚姆语)。其次,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方法直接来源于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直接观察法”。其目的是通过亲临现场实地的观察获取第一手现场资料来用于学术研究。因为早期的人类学学者主要是通过二手资料的分析与梳理来建构自己的研究体系,这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扶手椅式的学者”(如英国人类学家G﹒弗雷泽的《金枝》)。受此影响,民族音乐学早期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多是以二手资料为主从事实验室性质的数据分析研究,这些学者主要从事于对音乐事项的本体分析与描述,多表现为一种脱离文化语境性质的自律性研究,多是对二手音乐资料的本体进行实验室数据来分析判断世界诸民族音乐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缺乏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审视与观照。因此,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兴起也是受制于学科发展的瓶颈,以及受文化人类学学科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反思的一个产物。

(二)田野考察工作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向互动的过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主体性)

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是通过信息提供人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也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向互动、交流的一个过程。因为后期案头工作的音乐民族志文本撰写其实也就体现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建构的思维产物。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在实际的田野考察工作中,要不断的进行自我反思与被研究者在田野中的互动问题,这其中包括文化持有者对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工作关系的亲疏、情感交流的远近等等问题。以上诸种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后期案头工作中音乐民族志文本的阐释与解读的深度、广度与真实性问题。因为,只有在田野工作中具备上述因素,才能与被研究者建立起一种良好、融洽的工作关系,才可以基本实现研究者文化身份的自我转换(当然完全成为局内人是需要时间的,充其量是一个近局内人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获得更多真实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资料。所以,要不断地针对我们的田野工作的得失问题进行阶段性的深入反复的总结与反思。如美国著名人类学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是一部经典的以田野考察工作反思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经典文本。通过作者在摩洛哥田野作业的经历本身作为民族志叙述的对象,从而建构起一套人文社科知识的生产过程。

(三)田野考察也是为了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学习与了解获得对异文化社会结构、亲属关系,民俗信仰等文化系统的一种认识过程

我们知道,任何族群的传统音乐文化都有一套复杂的语法结构,如何解构这种内在的文化语法,是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的重要工作。在实际的田野工作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地方性知识是我们解构这种文化内在语法结构的法宝。因此,田野考察也是一个通过不断地学习地方性知识的过程,获得对当地人真实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客观的理解与认知。同时笔者认为,田野考察也是通过长期居住式、体验式的方式,达到对“他者”的一种文化相对论价值观的审视与观照。以民族音乐学研究者为例,胡德提出的“双重乐感”能力的培养与训练也是获得地方性知识的一个手段。比如学习当地文化中的一件传统乐器,学会演唱独具本地特色的传统民歌,以及学习当地的日常用语等等。目的是通过双重音乐(文化)能力知识的学习与培养,达到对当地文化语法结构的一个深层认知与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增进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情感交流,以及消除研究者内心的一种文化震惊的主观认知体验。

(四)田野考察要始终有一种问题意识存在

所谓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带着问题下田野点。尤其是一些研究生在田野考察工作准备阶段,缺乏对田野问题意识的梳理与总结,以至于进入田野现场脑子思维呈现的就是一锅粥,很难发现问题,因此,进入田野点之后多表现为无所适从,没有针对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田野访谈以及资料搜集工作,以致于在田野实践中对问题缺乏具体性、针对性。当然问题意识的产生与前期的案头工作的粗细、知识的积累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文献梳理与总结阅读等都有很大关系。因此,笔者建议,只有在田野考察工作之前做好对研究对象信息资料的全面梳理与总结,才能制定详细、细致的田野调查提纲,才能激发起问题意识的产生。

(五)民族音乐学研究要走向一种“历史的田野”(即历史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田野考察工作)

以往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多关注于共时态性质的田野考察,缺乏对研究对象历史构成问题的文献梳理与考证。因此,受到历史人类学研究理念的影响,在民族音乐学者实地的田野工作中,不但要做到对具体的音乐事项的一种共时态性质的研究,同时针对音乐事项背后的历史构成轨迹进行逆向的思维,并结合田野现场获得的书面文献与口述历史文献进行考证分析,以此构建十分清晰的历史画面感。尤其要针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各种史志文献进行十分缜密的考证与梳理,以此获得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同时也要结合具体的口述文本与书面文献文本信息进行相互佐证、补充。如薛艺兵认为在田野中需要搜集到的相关音乐历史记忆主要有以下五点:乐器工艺制作的技术记忆、演艺技能的身体记忆、音乐曲调和读谱法的心理记忆、乐律、乐学理论的知识记忆、个人音乐行为和社会音乐事件的记忆。当下,民族音乐学家主张走向“历史的田野”,是为了从多个维度更加立体、丰满地解读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深层的文化信息,以及再现“文化持有者”所拥有的真实的社会生活样态。总之,在田野考察中一定要基于传统书面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走向历史的田野,使传统的书面文本文献与口述文献之间相互佐证以此来印证书面文献信息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同时,要以历史人类学观念与思维重新审视当下的田野考察工作,亦即,不但要关注音乐表演活动的当下的文化隐喻、文化表征,也要关注音乐表演过往的历史变迁构成轨迹。

(六)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田野考察工作审视

在田野考察的文献资料搜集过程中,一定要认真甄别传统文献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问题。因为,传统的书面文献由于加入了撰写者人为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在史料信息的选取方面会带有撰史者诸多个人主观价值判断,以及王朝国家制度观念的影响。这也正是应了贝奈戴托﹒克罗齐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换然之,任何历史文献资料文本的书写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历史文献都会受到撰史者的审美观、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沾染。因此,田野考察工作在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要基于新历史主义思维,要认真关注传统历史文献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撰写者价值观的渗透与影响,即写史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对于传统历史文献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带来的影响。同时也不要忽略民间口述文献资料对于传统历史文献信息的一种补充与甄别。

二、田野调查具体方法

(一)准备工作

首先,全面详细地搜集与整理与田野点相关的人文、地理、民俗、社会历史、民俗禁忌、宗教信仰等相关文化背景资料。其次,要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制定十分细致的田野访谈提纲(根据笔者多年的田野经验,认为有关考察提纲拟定框架以蒂莫西﹒莱斯的《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模式》中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人创造与体验”三种概念模式问题为标准),以便于搜集更多的第一手田野资料,为后期的案头工作积累丰富的文本资料;第三,田野考察工作要做到精心准备,分工到位。如摄像、拍照、记录、绘图、测量乐器、后勤保障等工作都要有专人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考察工作的有效与顺利;第四,要提前检查各种考察设备的运行情况。比如摄像机、照相机的电池容量,是否导出之前拍录的影像资料。同时为了预防田野点停电或电压不稳定等诸多情况,有必要自备一台便携式发电机,以及准备一个大容量的移动硬盘,因为很多高清摄像机影像画面的内存容量很大,尤其连续拍摄一个结构庞大的民间仪式活动,一般硬盘的容量是不能满足的;第五,提前备好必要的药品(如感冒药、止泻药、创可贴、清热解毒等之类的)、衣物,手电筒等之类,以便于田野中遇到各种突发情况做一个紧急处置。由于各地田野点的气象状况差别很大,很容易引起感冒发烧、腹泻等症状,给田野工作带来很大麻烦,因此应急药物的准备十分必要。总之,田野考察的准备工作要争取做到事无巨细,及时与当地信息提供人保持全方位的联系,只有这样有助于田野考察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田野考察的技术性问题

田野现场首先要保证摄录影音的质量问题。因为田野点多是在开放性的嘈杂环境中,对于影像质量的拍摄要求也是一个很大挑战。同时高质量的影像文本有助于后期民族志文本的撰写,以及便于对乐谱文本的分析与描述。尤其针对大型的民俗仪式活动,在面对人员嘈杂,仪式表演者不固定的场景中,以及多场仪式并行发展的情况下,一定要有至少三台以上录像机进行远景(宏观)、中景(中观)、近景(微观)的拍摄。其中远景拍摄主要针对整个仪式活动的宏观场景的一个记录(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备一台专业遥控高清航拍飞行器),中观拍摄主要针对具体的仪式场景的跟拍过程,而微观拍摄则主要是指近景拍摄,比如详细记录某一个仪式细节。其次,仪式中影像的摄录工作一定要坚持跟拍、定点拍摄相互结合。尤其在记录民间仪式音乐活动中,还要有一台摄像机定点拍摄执仪者诵唱经文的内容,这将会为案头工作的记谱与填词工作带来很多方便。同时在录音方面,要有至少两个以上的指向性话筒拾录表演者歌唱的声音,因为仪式场景较为嘈杂,如果没有指向性话筒,这样的录音文本质量将会十分混杂,将会给案头分析以及剪辑制作音乐民族志电影带来诸多障碍。当然为了影音文本后期制作剪辑的便利,这样也可以把指向性话筒的音频线直接接入录像机话筒。另外,为了在田野中能获得高质量的录音文本,笔者推荐一款低价格高质量的指向性录音话筒RODEM3,另加一个5米的话筒杆与15米的话筒线即可,以及一台索尼系列PCM-50、100专业数码录音机,当然为了扩大内存最好还要增配一个64G的录音棒。

(三)访谈技巧

首先,访谈的技巧主要分为正式的、聊天式的,前者需要结合田野考察提纲进行提问。其次,访谈具备的基本素质:关心对方、尊重对方,充分保证给被调查者必要的休息时间,理解与同情别人的观点,洗耳恭听,不发表意见。第三,考察团队(如场记、照相、摄像、录音、后勤等)人员之间要相互配合,分工协作。

(四)田野中注意事项

首先要签订协议。田野调查之前要与访谈人协商好,同意授权研究者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如图片、影像等)只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不能作为商业性的盈利为目的,同时要保护好访谈的隐私权。其次,为了回报被研究者辛苦的时间付出,还要支付数额不等的薪金作为劳动报酬作。第三,田野考察尤其要注意的是当地的民俗禁忌。尤其是民俗仪式的核心层次不允许女性参与,所以只有借助朋友来协助拍摄。

三、田野中如何选点

选择自己喜欢的研究对象作为田野点是首要的选择;其次,以自己熟悉的研究对象作为切入点进行田野作业,减少了更多人为因素的影响,便于第一时间熟悉田野点,更好地开展田野考察工作;第三,以学术盲点选点。学术盲点就是前人缺乏研究,或者研究的还不系统、全面、深入。以此为研究切入点,这样的学术研究才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第四,开展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工作也是十分必要可行的。所谓“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指从国内的田野撤回城市,研究自己城市的音乐文化。也就是当下民族音乐学界提倡的城市人类学(或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针对后工业化时代城市中流播的古典音乐、传统音乐、流行音乐展开具有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性质的田野考察工作。第五,田野就在你身边。时时刻刻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各种类型的音乐表演活动。通过手中的ipaid、智能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作为田野利器把它记录下来,为我们之后的学术研究积累更多的影像资料。

四、田野考察中的场记与日记的区别

场记是记录研究者现场观察到的田野现场发生的各种活动细节问题,同时也要记录现场仪式场景中详细的天气、地理位置、人口、民俗之类的概况,以及现场所要测量的有关乐器、道具、服装等物件的尺寸(尤其对乐器进行测量时,要标明田野点实际的气象、气温状况,因为上述因素直会影响物件的形制与尺寸)。另外场记的最大好处是第一时间记录与捕捉研究者在田野现场生发的灵感。即使是现场无暇思考灵感问题,如果及时记录下来可以在空闲时间去认真思考。同时田野场记要事无巨细的记录音乐表演的过程,这将对后期的音乐民族志文本的描述与阐释提供很多便利。总之,田野场记要做到要坚持全面性、客观性(尽可能用原生概念记录)、同步性(同时要记录民俗、方言、音乐、仪式结构以及对于灵感的记录)。

田野日记是研究者在结束了一天的田野工作之后回到住处安静下来思考的事情,它包括每天田野中观察到的一些事情,结合专业性知识进行详细、全面的梳理与总结,有时候甚至还带有反思性的问题,总结每天田野工作中的得失,等等。田野日记内容同时也为案头工作提供更多可以描述与阐释的内容。.

五、田野后续工作

首先,田野考察结束之后,不要马上离开,要等表演者充分休息之后,结合他们的表演录像,针对问题进行逐个解决。同时还要架设一台录像机直接拍摄表演画面,让答疑者的解说与具体的表演场景做到音视频对位,这样会为以后的案头工作分析带来诸多便利。

其次,长期盯住一个田野点才能不断捕捉研究对象变迁重构的一个过程。当下有很多学者一旦课题结项或完成学位论文,他们的田野点随之也就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他们缺乏重复观照与再研究的学术理念。因为在现代化、城镇化、流行文化影响下,我们的研究对象都在悄然地发生变迁与重构现象,因此,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跨越时空性质的田野考察,有助于观照音乐事项不断发展变迁重构的历时性过程。因此我们倡导田野考察的重复性研究,或称之为再研究。不但要在别人研究基础上开展研究,同时也要对自己过往的研究进行跨时空性质的自我观照,这样的研究才更具丰满、立体感。比如本人最近的课题《广宗醮仪音乐文化再研究》,其实就是一个民族音乐学再研究课题。

六、结语

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是基于文化相对论观念的基础上,对一个具体的音乐文化事项进行长期体验式、居住式的文化观察与了解,通过不断学习“地方性知识”,借以达到对文化持有者的历史发展状况、社会运行模式、亲属制度、民俗信仰等等一种深度的解读与阐释。总之,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坚决杜绝扶手椅式的学术研究,不闭门造车,常到田野中看看,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学术灵感。

附言: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历史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丰宁满族“吵子会”研究》(编号:SD15110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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