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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日期:2012-12-03] 来源:《美术与设计》2012年第6期  作者:李修建 [字体: ]

 

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艺术研究院  李修建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学术活动。2012年7月20日至23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联合主办了“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来自国内外的150余位学者,围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野调查个案研究、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此次会议共提交论文130余篇。本文举其大要,作一简要综述。

 

一、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探讨和方法论借鉴

 

20世纪70年代以来,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西方兴起,艺术成为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之一,这一转变基于深刻的社会文化转型,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云南大学的何明在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与非西方艺术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剖析之后,提出艺术人类学应该以艺术经验的建构为研究重点。他认为民族志、文化整体观和从实践出发的关系分析是三种主要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文化的艺术建构经验,二是艺术的社会文化建构经验。以此出发,研究的问题涉及到艺术边界、艺术圈子、艺术生产、艺术变迁和艺术交流等。山东大学的张士闪聚焦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他认为新时期(1978年)以来,中国艺术学研究发生了“田野转向”,出现了诸如艺术人类学、艺术民俗学、审美人类学、民俗艺术学等交叉学科。他以多年倡导并研究的艺术民俗学为中心,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强调个体以艺术活动建构世界的能力;深入具体发生场域,对艺术活动进行整体研究;注重艺术民族志书写中的主体间性;提倡从个案出发、以小见大的研究策略。

一般而言,艺术人类学是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当下的民族民间艺术。那么,艺术人类学能否对艺术史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在本次会议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方李莉以她多年从事的中国古代陶瓷史研究为例,回应了这一问题。她从艺术人类学吸取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关注文化传播与全球互动、民族融合与文化互动、官窑与民窑的互动、思想意识与技术革新等等因素对中国陶瓷史的影响等问题。她将研究重心放在对历代陶瓷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形成的动因的描述上,并关注不同时期的思想意识系统、社会系统、技术系统、包括自然系统与信息系统在陶瓷生产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得出了一些新鲜的观点和结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修建同样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从物质文化、书写主体和时代思潮三个方面,对六朝时期书法艺术勃兴的原因进行了考察。他重点分析了六朝世族的经济能力、家族传承方式及其所任官职对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

此外,荷兰莱顿大学的威尔弗里德·范·丹姆从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提出,艺术人类学的任务之一是记录遍布世界的不同文化之中的“艺术知识”,并对民族志数据进行比较,从而阐释不同文化中的民众看待艺术创作、艺术特性和艺术效果的差异性。上海交通大学的王杰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在美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中,引入当代人类学等实证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诸如数量统计与分析、田野调查、精神分析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新方法,对于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四川外语学院的王毅同样论及了进行跨学科合作,进行艺术人类学与美学联姻的必要性的问题。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新研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关注重点,在本次会议上,有多位学者对非遗保护理论提出了新的思考。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的荻野昌弘从时间和身体的维度,对目前所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反思。他分析了日本的两种非遗保护制度——人间国宝制度和家元制度,认为这两种制度都是由现实化逻辑支撑的。他引入后现代的时间概念,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的认定深植于现代时间概念,需要用现实化的逻辑反思文化的传承,以改变不合理的标准。日本东京大学的菅丰基于对中国古镇再造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形的思考,提出了文化的“奇美拉”(嵌合体)(chimera)现象。他以浙江省衢州市所属江山市廿八都镇的古镇保护与开发为研究素材,对由地域居民、外来群体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学者等各种各样的行为相关者而开展起来的古镇的“再发现”和“再创造”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所生成的文化之“奇美拉化”现象的特征。

中山大学的麻国庆通过对游牧文化生态区的考察,对“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理念进行了新的阐述。他突出强调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弃“输血性”和“嵌入式”,重“内源性”的发展这一新思路,思考了文化的权利到底是谁的问题。湖北民族学院的吴昶提出了“舀学”这一为学界所忽视的手工业传承方式,“舀学”意指“无师徒名分地学习他人的技术知识”。吴昶将舀学与正式传承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舀学现象的特殊性及其基本构成要素,就传承人对“舀学”的不同态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要针对不同传承方式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项江涛从“媒介参与”的角度对非遗保护进行了思考。她认为“媒介参与”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应是“主动性”的,在文化发展、社会转型中,“媒介参与”的本质应是保存“原真性”,发现“规律性”,为大众继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社会信息环境。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姚慧通过对内蒙古基层非遗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认为中国非遗保护体系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学者、民众三者的合作,只有不断地建立健全或完善这一体系,使政府官员、民众、专家三种力量得到均衡发展,在保护理念和保护方法上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才能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走上健康、科学的发展轨道。贵州大学的尤小菊以贵州地扪生态博物馆为个案,分析了民族文化村寨的保护问题,她认为要重视民间力量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

 

三、非遗保护的个案研究及热点探析

 

个案是非遗研究的核心,本次会议有多篇相关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非遗保护的理念与方法,非遗的传承、开发与利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新加坡的蔡曙鹏讨论了马来西亚学者和官方机构抢救民间戏剧《玛雍》的过程,分析了《玛雍》的意义变迁,他认为《玛雍》的原生态保存或艺术新创造,有许多值得探讨与思考的空间。长调和呼麦是蒙古族最具特色的艺术类型,内蒙古艺术研究所的赛罕探讨了长调和呼麦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及价值。云南农业大学的秦莹等人以南涧彝族“跳菜”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个案,分析了这一独特的饮食娱乐文化事象在被涵化的过程中面临的濒危状况,概括出“跳菜”申报“非遗”突出的世代传承、活态存在的特点及其独具的文化功能和社会价值。江南大学的崔荣荣等人对民间服饰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进行民间服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三条途径:一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本真性保护与传承,二是进行生产性保护与传承,三是进行活态性保护与传承。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永健对河北正定县的常山战鼓艺术进行了探究,考察了常山战鼓的基本概况与文化生态、历史变迁与现代性语境下的重构,并对常山战鼓的传承进行了探讨。云南大学的向丽以云南剑川张绍华民间美术教育为例,探讨了审美教育与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贵州大学的张晓以苗族“代表性”服饰(头饰)为例,介绍了其筛选过程、选择标准、名单及命名等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是广受关注,也是颇受争议的一个热点问题。大连大学的张景明探讨了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利用好,不但不会破坏遗产保护工作,还能在保护的基础上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这需要多方的合作才能顺利进行。天津大学的吴肖淮等人考察了海南黎族织绵的传承与保护的问题,他们提出,将黎锦手工艺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生产性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在注重保护黎锦手工艺的原始性和完整性的同时,进行适度开发和利用,促进产业发展,能够实现以保护促进发展,以发展带动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色音认为成吉思汗祭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结合得很好的案例,他基于此,提出要用发展的观念来对待“活态文化遗产”,不能够以“保存”、“保护”的名义来阻挡或阻碍一些民族和相关族群的传统文化的合理发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林越英从旅游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哈密木卡姆的旅游开发利用及其传承与保护的问题。中南民族大学的邵长波以湖南省龙山县为例,对土家织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探析。他指出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质与量的矛盾、市场机制不完善、创新力不足等。对于如何保护与发展,他提出了加强传承人与传习所的作用、保护与传承注重全民性、开发需谨慎、注意整体性保护等观点。江南大学的张毅对南通传统蓝印花布染坊的生产现状进行了考察,他给出了破解该统技艺传承难题的方法,即对蓝印花布产品进行时尚而有商业价值的“产品设计”,并以此“包装”蓝印花布,打造时尚蓝印花布商业化成品设计,从而对蓝印花布产品进行成熟的商业化运作。宁夏大学的屈文焜从对“花儿”的考察中,反思并批判了当下非遗保护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提出要重新审视非遗评价体系,重新考虑该做些什么、怎样去做。

博物馆是进行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场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汪欣考察了中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博物馆,以及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生态博物馆,探讨了博物馆建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模式和作用。江南大学的梁惠娥等人以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为例,探讨了高校博物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分析了其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对策,他们认为高校博物馆在保护非遗的过程中实现教育传承与保护的全面结合是目标所在。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毛景娴对专业图书馆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四、走向深入的造型艺术研究

 

田野是艺术人类学的基础,也是艺术人类学的活力所在。西安美术学院的呼延胜对延安老醮会的神“影”进行了研究,他考察了神“影”的功能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宗教信仰,并探究了其在不同语境下遭遇的曲折经历,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对民间宗教艺术品命运的巨大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的周蔚蔚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丽江木雕旅游艺术品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概括了木雕绘画旅游艺术品类型特点与发展阶段,分析了艺人们的发展困境,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李迪以鄂尔多斯头饰的银饰工艺部分为例,对呼和浩特市银饰制作工艺进行了调查,除了重点探讨其工艺流程,还从制作工艺、制作工具、纹样设计、生产流程等方面,将其与传统的银器制作进行了比较。湖南师范大学的陈剑等人基于充分的田野调查,从当地流传的有关传说入手,对德榜苗族银饰品的种类、锻制技艺的传承谱系、生产及销售等方面的情况作了翔实的记录,并反思了其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刘伽对安徽花鼓灯舞鞋“衬子”的制作进行了田野调查,探讨了“衬子”制作的材料、工具及工艺流程。鲁东大学的王晓东对胶东果模的种类、材料、纹样、功能等作了介绍。

湖北民族学院的金晖从土家人的宅居地出发,结合彭家寨建筑案例,提出了土家族建筑“造境”的概念。他认为,一方面是以建筑的物质形态来营造理想空间,揭示了土家人从物质到精神追求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是展现建筑空间与造境的相互关系,强调建筑物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宇宙自然观。二者的结合丰富了土家族建筑文化的精神内涵。中南民族大学的龚唯从装饰的部位、装饰的题材、装饰手法等方面对鄂西土家族吊脚楼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其文化内涵。通化师范学院的王纪对赫哲族的鱼皮剪纸“霍乎底”进行了田野调查,她通过对传承人、纹样种类、教育中的传承现状、剪纸在旅游开发中的现状等方面的考察,呈现了今日赫哲族“霍乎底”的现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宏复基于多年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少数民族刺绣图案造型中用于装饰、分界、衬托中心的边缘纹样。中南民族大学的邱红从汉绣的发展历史、实用功能、审美功能、民俗传承功能以及应用现代化的数字信息技术进行汉绣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汉绣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山西师范大学的行佳丽对山西民间刺绣的历史演变、纹样特点、制作工艺进行了访谈。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的宋小飞运用文化再生产理论,论证了萨满教文化旅游开发的意义,并讨论了满族萨满教美术的未来走向。贵州大学的项锡黔和王良范分析了侗族服饰纹样中所体现出来的古越文化的象征意涵。云南大学的曹筝琪娜从设计学的角度,以云南哈尼族僾尼支系服饰图案为例,探讨了民族图案的设计重构问题。长春师范学院的丛彦博等人分析了萨满服饰的原始文化意蕴。齐鲁艺术学院的刘明亮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例,把当代艺术区当作艺术调研对象,考察了其艺术生态及其变迁,提出了艺术区的解构与建构仍在继续进行的观点。北京服饰学院的蔡峥嵘从插图的语言、插图的面孔等角度,分析了插图在不同媒介中传播的重要作用及其审美意味。

历史文献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依托。黄冈师范学院的胡绍宗依据考古学资料,结合文献资料和人类学材料,通过分析三星堆出土的各类图像的类型与系统,讨论了各类图像之间的风格关联,试图建构与这一图像系统可能存在的宗教仪式,试图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巫祝等神职人员的身份及社会等级关系等问题。南京艺术学院的李立新考察了惠山泥人的历史传承情况,他从惠山泥人地域性的群体传承方式,模印和手捏的传承技艺,上彩的重要环节,戏曲作为其创新源泉等角度,对惠山泥人进行了整体性的把握。山东艺术学院的李丕宇考察了400年来的“洋风建筑”,他认为“洋风建筑”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需要引起重视,纳入保护议程。西北大学的谷鹏飞对1949年以来的服饰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体认同关系的嬗变进行了概述与剖析,他认为几十年来的服饰审美风尚渐次显现出了教化实用主义的、个性化的、世俗化的和多样化的特点,并分别扮演了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的功能。

 

五、点面结合的表演艺术研究

 

艺术人类学所研究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剧,往往不是孤立的艺术类型,而是民俗或宗教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于民众的生活之中的,因此,对它们的研究就需要整体性的视野。

在本次会议上,少数民族戏剧以及地方戏剧受到了部分与会者的关注。四川大学的李祥林指出,少数民族戏剧研究是中国戏剧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四川地区有风格别具的羌族释比戏和藏族格萨尔藏戏,二者作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书籍乃至媒体中较少受到关注,这与学界对其发掘和掌握、认识和重视皆不够有关,研究者对此应予关注。青海民族大学的曹娅丽以青海果洛地区格萨尔戏剧表演为例,通过田野考察,从遗产保护和戏剧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文本的叙事性和表演的结构特征。她归纳了格萨尔戏剧的表演特点、模式,并强调了格萨尔戏剧所具有的说唱戏剧形态,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戏剧表演和构建表演理论奠定了基础。鞍山师范学院的王鸿卿、南京大学的李立平、通化师范学院的曲贵卿,对东北二人转和东北大秧歌进行了研究。王鸿卿从地域文化的宏观角度探讨了东北文化与二人转的审美特点之间的关系。李立平将二人转与台湾歌仔戏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二者都具有草根性和抗争性,堪称中国庶民文化现代转型的典型代表。曲贵卿分析了东北大秧歌从乡土文明到城市化的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城市社区社会关系重构,另一方面体现出东北大秧歌社会控制功能的延伸。兰州城市学院的王萍以甘肃民间小戏中的神仙道化剧为例,通过仪式性、教化性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民间信仰对神仙道化剧的影响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联系。《艺苑》杂志社的朱玉宁对“抬阁”这种民间表演艺术形式进行了考察,她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追溯了抬阁的发展历史及其与西方狂欢节表演艺术的相似与区别。上海戏剧学院的厉震林对伶人家族的社交圈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伶人家族社交圈的演变过程,折射了中国社会对于伶业以及伶人的观念以及态度,反映出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脉动”过程。此外,还有学者将视野投向了海外。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康海玲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东南亚华语戏曲的理论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安丽哲对加拿大太阳马戏团KA秀脸谱中的京剧元素进行了实地考察。

仪式音乐同样是很受瞩目的一个研究对象。云南艺术学院的申波对香格里拉松赞林寺“迎佛节”仪式进行了考察,透视了音乐与仪式之间的关系,并从个体观察的立场,描述了仪式音乐与仪式信仰“有效性”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仪式音乐成为了藏民族社会公共领域独特历史表述的重要载体。广东文艺职业学院的钟善金和江西师范大学的邹建林从晋牌祭祖仪式现场过程实录、晋牌祭祖仪式音声中的音乐本体分析及晋牌祭祖仪式的文化人类学诠释三个方面,对赣南于都县靖石乡田东村刘氏“选贤堂”晋牌祭祖仪式音乐文化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杜峥嵘对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蒙古族婚礼仪式 “音声”进行了调查与分析,探讨了“音声”在当地蒙古族婚礼中的功能及其变迁。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王宇琪基于对呼和浩特大召寺“查玛”仪式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其仪式音声的特点及其功能。通化师范学院的田小书以满族萨满仪式活动过程及其仪式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次田野调查所得的资料,对满族萨满仪式音乐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探究。蒙古族音乐是本次会议上探讨最多的一个话题。除了上面两位学者对内蒙古相关仪式音乐的研究,内蒙古大学的艺术学院的于新洁、萨日纳、额尔敦、乌云塔娜分别对蒙古贞短调民歌的保护与传承、近现代科尔沁民歌的产生与传播、蒙古族雅乐器雅托噶、蒙古族传统音乐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保护与发展等话题进行了论述。

在往年的会议中,有关舞蹈的田野研究相对较少,本次会议有多篇相关论文。北京舞蹈学院的邓佑玲以塔吉克族鹰舞为个案,对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广西玉林师范学院的方钰婷对广西壮族濒危的民间蚂拐舞进行了考察,她指出蚂拐舞被视为广西各族人民的精神象征,这种舞蹈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已由原始的劳作祭祀舞蹈过渡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艺术舞蹈。贵州大学的徐浩和周惠萍对贵州苗族舞蹈研究历史及现状进行了回顾与描述,并对贵州苗族舞蹈与仪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赵小丁对蒙古族舞蹈的文化生态保护与发展创新进行了探究。江南大学的刘丹从拉班舞谱的角度,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形态展开了分析。上海大学的还国志分析了景颇族“目脑纵歌”仪式中的舞蹈及其传承与保护。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技术中心学校的张小燕对大理地区白族“绕三灵”节祭仪式中的舞蹈叙事进行了考察。广东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的邓辉对广东郁南禾楼舞进行了田野调查与研究。云南艺术学院的陈惊宇以畲族音乐和舞蹈为切入点,探讨了畲族与汉族的文化交融问题。

 

六 扎根田野的民俗艺术与仪式研究

 

民俗学与艺术人类学多有交叉之处,田野调查是其共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

西华师范大学的李东风对陕北绥德寨则山村的104只石绵羊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其渊源、传说、嬗变进行了调研,认为流传于村中的传说及其嬗变过程,是村民鬼神信仰、自然崇拜和地域文化结合的社会心理反映。玉溪师范学院的朱永强和张汉东亲自组织了丽江市古城区七河中村祭天仪式的恢复,他们记录了祭天仪式恢复的过程,并对民俗仪式在现代语境下存续的必要性进行了思考。他们对学者干预并参与民间文化的重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山东艺术学院的李海云考察了鲁中昌邑市东永安村每年正月十四举行的“烧大牛”活动,她记录了村落生活空间、仪式的缘起与过程,并用前台和后台理论对其进行了分析。海南大学的袁晓莉研究了黎族人普遍使用的原始记事方法中一类特殊的标记,即田间地垄的“插星”与村头屋前的“禁星”。她指出它们是黎族社会中人人必须遵守的习惯法则,集中反映了黎族社会的道德法制、宗教观念、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

民俗艺术的展演是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北京师范大学的桂慕梅调查了天津民俗博物馆杨家庄永音法鼓会的展演,她记录了展演的空间及过程,并对其传承困境进行了思考,中国传媒大学的耿波分析了广西东兰铜鼓艺术的两种展演形态:舞台展演和社会展演。他认为社会展演更适合铜鼓艺术的发展,并对如何深化东兰铜鼓的社会展演提出了建议。玉溪师范学院的黄龙光探讨了彝族花鼓舞的展演及其传承情况,他对传统花鼓舞与现代花鼓舞的演出形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彝族花鼓舞游移于神圣与世俗世界,使其获得了多元传承和传播。中国自古有“慎终追远”的传统,葬礼在人生礼仪中最受重视。贵州大学的左振廷考察了贵州西江苗族丧葬仪式,对其展演过程、丧俗禁忌、符号象征等进行了历时性分析,分析了西江苗族社会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其传统文化社会所展现出的独特变迁形态及其成因。湖北经济学院的陈建华依据大量文献史料,对娱尸的源头及历史变迁进行了考证,并探讨了娱尸演剧与戏曲文化传播的关系。此外,景德镇学院的李松杰等人探讨了水系、船帮与景德镇水神信仰之间的关系,他们以景德镇发达的水系为前提,以消失的船帮为历史见证,阐述了水神信仰的分类和特征,以及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体现了水神信仰在功利、政治、文化和灵魂等方面的作用。河南教育学院的张艳萍以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河南民俗为例,深入挖掘民俗活动在社会中的价值,提出了民俗保护应该关注其中的恒定因素的观点。

 

概而言之,正如李立新教授在本次会议小组总结上的发言所说,“在研究主题的把握上,紧扣当前文化强国的策略和传统艺术的生态性与生产性的保护热点;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更重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比较研究和全方位的视角;在研究内容的拓展上,呈现出多样性和跨学科的特点。”就此而言,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拓展和深入。

 

注:本文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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