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背景与发展探析
安丽哲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9）
摘要:在20世纪后期以来,美学、艺术学以及艺术学的各个门类的研究者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为解决自身领域研究的困境，开始寻求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持；而民俗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介入艺术研究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这些研究的相互交融和穿插使得不同领域中出现了“艺术人类学”的概念。于是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者中，有音乐、美术、舞蹈等各个具体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者；还有人类学、美学、艺术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的研究者。这些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汇集成为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科背景，他们的研究也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艺术学
在20世纪后期以来,美学、艺术学以及艺术学的各个门类的研究者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为解决自身研究的困境，开始寻求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持；而民俗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介入艺术研究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这些研究的相互交融和穿插使得不同领域中出现了“艺术人类学”的概念。于是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者中，有音乐、美术、舞蹈等各个具体艺术门类的理论研究者；还有人类学、美学、艺术学、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的研究者。这些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汇集成为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科背景，他们的研究也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人类学中的艺术研究
在西方殖民地扩张时期，人类学家展开对非西方文化的研究。艺术作为非西方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成为人类学家绕不开的问题。英国“人类学之父”，古典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泰勒在人类文化研究开山之作《原始文化》一书中，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在对文化的定义中，他将艺术视为文化中的一部分。[1](1)美国19世纪著名人类学家，佛朗兹·博厄斯代表作之一《原始艺术》就是通过对北美、南美多人种地区的艺术考察后所著而成的，他在前言中提到“本书的目的是对原始艺术的若干基本特性进行分析研究”。[2](5)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只有把艺术品放在它所存在的制度布局中，只有分析它的功能，亦即分析它的技术，经济，巫术，以及科学的关系，我们才能给这个艺术品一个正确的文化的定义”。[3](89)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C•哈登的《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则通过英属新几内亚获得的大量材料，去探索将绘画的个体性和生命史与其艺术性分离开来的研究方法。①可以说，自从人类学学者在研究非西方的各项文化活动起，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各种艺术形式。由于长期在西方较为通行的“艺术”的含义是较为狭义上的以美术为代表的造型艺术，于是这些文化人类学者在研究中鲜少提起其它门类的艺术。就是这些关于非西方的视觉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成为后来人类学视野中“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前身。
中国的人类学自西方引进，20世纪初，一批人类学著作被翻译并介绍进来，如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许德珩翻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杨东荪、张栗原合译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人类学家也成长起来，例如林惠祥、凌纯声、吴泽霖、费孝通等开始到中国各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注意到艺术在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著作有：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对原始艺术与原始物质文化的关注；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对包括音乐、舞蹈、美术在内的精神文化以及服饰，用具等物质文化的关注；吴泽霖与陈国均等合编的《贵州苗夷社会调查》中对苗族歌会与工艺的关注等等，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则从国外引进大量原始艺术资料对图腾中的各个类别的艺术进行了阐发。这些成为中国人类学领域里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前身。经过一段的沉寂，人类学到80年代开始恢复发展。在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以及在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学者注意到其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1世纪初，由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担任学术总指导的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1年度课题国家重点项目“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及科技部重点项目“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相继立项。“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的研究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初期阶段（2001年），希望通过田野调查工作，对于西部经济开发有可能造成的人文资源破坏及文化生态失衡，完成一系列考察报告，抢救性地记录西部人文资源，并提出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对策。课题组织一个多学科合作的研究团队。经过6年艰苦努力，完成了73篇考察报告，并最终编辑出版为5部考察集，4部考察笔记，3部论著及一部总报告书。②
“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项目则是希望在田野考察与文献搜集的基础上，整合了民族与民间风俗、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戏曲等多领域的资源，建立起数字化的记忆工程，实现西北地区人文资源的文化共享。该课题是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为主体，聘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四十多所院校及研究机构共184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课题组深入到西部各地进行数据采集工作，用了7年的时间，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图片、音频及视频资料，形成了最终容纳了文字数据18038条，音频1262分钟，视频10104分钟，图片17324幅的“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和《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
这两个课题为我国用人类学方法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培养了大量的相关人才。在这个时期，更多的人类学者关注并展开了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著名人类学家乔健等著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③，王建民著的《艺术人类学新论》④，周星主编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⑤及方李莉与李修建合著的《艺术人类学》⑥等。
二、艺术学与美学研究者对人类学方法的引入
1750年，德国唯理主义哲学家鲍姆嘉通的专著《美学》出版后，美学以此为标志从哲学范畴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艺术学这一专业名称，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出现。德国著名美术史家、艺术理论家康拉德·费德勒最早明确提出创立一门以艺术独自的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他认为美和快感有关，而艺术是对于真理的感性认识，艺术的本质不在于美，而在于形象的构成，他尽管没有使用艺术学这个词，但却明确指出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与美学的不同，艺术学不应再从属于美学。然而，而这些学科的分类本身将对艺术品以及艺术人的研究割裂开来。例如，涉及艺术审美体验这部分属于美学的范畴，关于艺术品风格造型等客体的研究则归属于艺术学的范畴。在以原始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关注原始艺术使得美学几个核心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美？”“美是如何产生的？”等得到了现实中实例的验证与探讨，于是西方研究美学的学者开始将人类学方法引进，并将19世纪德国著名人类学家格罗塞奉为审美人类学开山鼻祖。格罗塞于189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类学和美学》的文章，探讨了人类学作为研究美学的方法论的可能性。
在20世纪初，西方的美学与艺术学理论被引进中国，中国的学者开始加以借鉴与吸收。滕固在《艺术上所见的文化之起源》（1923）中明确指出“现代艺术学上的特色，是一种人类学的研究——将各时代，及文化阶级上的各民族之艺术比较研究”，[4](245)他率先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考古学的方法引入艺术学研究。向培良在他的《人类艺术学（提要及绪论）》（1935）中再现了“人类的艺术”的文艺观点，[5](165-166)他将艺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系起来，并将这个理念在专著《艺术通论》（商务印书馆1940）中加以实现。马采在1941年的一组关于艺术学的文章中提出艺术学可以分为艺术体系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三种，其中艺术社会学是以艺术的起源、发展和社会作用为研究的主要对象。[6](1-9)这些都为后来的美学、艺术学向人类学角度借鉴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界为摆脱自己的困顿局面，并建设中国特色的理论，重新开始将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引进，从实践中探讨美学体验方面的问题。“传统美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简单地停留在书面文本的思考上，没有从活的现象中，从一定的审美制度中去研究”，[7](18)王杰的这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的确像他说的，美和审美都与语境相联系，美学与人类学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实际的调查中，对于审美体验的研究完全不能脱离对于艺术形式的研究，审美与艺术形式风格又需要统一起来，审美人类学的内容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合。而此时，中国的艺术学界研究者同样意识到自己理论存在的过于宽泛以的概念以及研究对象的大而无当，随着田野工作方法的普及，艺术学学者们逐渐达成共识，即艺术品以及艺术活动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我们并不能从社会生活中将其剥离出来研究，对艺术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美学以及艺术学领域的人类学研究也逐渐兴起，2000年后，这样的著作越来也多，审美人类学与艺术社会学成为其中的两个较为强势的研究力量。代表著作有《现代艺术社会学导论》《艺术社会学描述》《美学人类学: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现代审美问题：人类学的反思》《中国审美文化民族性的现代人类学研究》《审美人类学与区域文化建设》《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艺术形态的审美人类学阐释》⑦等。
三、各个艺术门类所做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美术，影视，音乐，舞蹈，戏曲这些具体艺术门类的研究，在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都不同程度的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碰撞出了火花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繁荣。其中，采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相对较为系统与成熟的是音乐人类学与影视人类学（visualanthropology，或称视觉人类学）。“音乐人类学”是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被西方普遍认可并被用作这一学科的名称。1950年荷兰学者亚朴·孔斯特在他的著作《音乐学》中，创用了“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一词。随后，美国学者阿伦·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布儒诺·内特尔的《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一系列以音乐人类学命名的专著的出现，奠定了西方音乐人类理论基础。1960年，美国音乐人类学的先驱，曼托·胡德在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建立了音乐人类学研究所。音乐人类学的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民族音乐学学会（SocietyforEthnomusicology）也在1955年成立。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从政府层面启动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等10部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是一次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文化工程，全国30个省市（区）文化厅、文联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约有10万人参与了资料搜集整理编写工作。这为我国具体艺术门类的田野调查工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基础以及实践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音乐人类学的专著相继诞生，其中有萧梅、韩钟恩的《音乐文化人类学》，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概论》，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⑧等。这些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中国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一门具体门类的艺术人类学已经走上自觉符合本土化的道路并开始与世界相关学界对话。
影视人类学在西方发展已经近百年，自从摄影技术的出现，人类学家的考察就开始伴随着影视拍摄，逐渐形成专门的学科。在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影视片拍摄机构相继成立，如196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的“美洲印第安人影片摄制计划”，197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逊学院建立的“美国国家人类学影视片拍摄研究中心”和“人类影视研究资料档案馆”；一系列国际民族电影节在此阶段创立，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米德”电影节（1977）及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的“瑞勒”电影节（1989）。这一时期有重大影响的影片有《布须曼·昆人》（1950），《死鸟》（1963)《流沙河》(1974)等。至1985年，时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埃森·巴列克西教授将“影视人类学”的提法带入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成立，使得该学科名称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中国的影视人类学作品也逐渐频频出现在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上，并上取得不错的成绩。2000年后，张江华，李德君，陈景源，杨光海，庞涛等合著的《影视人类学概论》，吴秋林的《影视文化人类学》，李光庆的《影视人类学探究》⑨等一批专著的出现。这些都使得中国影视人类学迅速发展并与国际接轨。
此外，舞蹈、戏剧、文学等其它艺术门类的有着相似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中叶或者更早由西方传入中国，结合自己国情与现状，相关专业的学者们相继开始自觉的将自己的研究视角从本专业拓展到对文化的研究，在21世纪后出现了一系列著作。如：《舞蹈人类学视野中的彝族烟盒舞》《嘉绒跳锅庄：墨尔多神山下的舞蹈、仪式与族群表述》《戏剧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教程》《文艺人类学》⑩等等，这一切都进一步推动了广义的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四、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对民俗艺术的关注
民俗学一词来源于19世纪的英国，英文“Folklore”，可以直译为“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从周作人将此词引进中国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将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总结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同时“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8](1-2)民俗学在研究对象上与文化人类学发生了交叉，核心概念就是文化，在民众的文化习俗中，艺术占着异同寻常的地位，在国际民俗学的视野中，民间工艺是民俗固有的一种形态和表达，民俗仪式还有节日等都是民间传统手工艺所产生和依附的土壤。“民俗艺术”一词出现在中国的学术著述中，应属1943年9月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的，常任侠先生编著的《民俗艺术考古论集》。经过数十年的沉寂，到2000年后，民俗艺术研究也逐渐成为一股较为强劲的学术风潮，代表著作有《中国民俗艺术学》《被表述的民俗艺术－对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民俗艺术学》《萨满教美术的艺术民俗学解析》11等以及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陶思炎和王廷信主编的一系列艺术民俗学研究丛书。民俗的主体就是民众，研究的客体是艺术活动与现象。所以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民俗艺术学都与艺术人类学发生了较多的重合。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通讯、交通、信息高度发达，地球越来越像地球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发生剧烈碰撞，生产力低的地区文化迅速被生产力高的地区涵化，于是许多民族文化迅速消失了。在这个全球一体进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于是在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大会决定设立人类非物质和口头遗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9](26)在概念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非常接近，同时，都有一个“文化”的关键词。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著名专家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都同样是民俗学专家，例如乌丙安，刘魁立，郝苏民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2001年起命名了五批世界非物质遗产。2006年6月，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这批名录共分10大类：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其中7类属于艺术的具体门类。自我国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后，研究者们发现要摸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就是需要进行大量田野考察，首先将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记录，然后是探讨其如何进行变迁，掌握其规律进行相应的保护工作，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们运用的主要工具。研究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通过研究艺术各个门类领域内的客体与传承人主体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这个时期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产生了无法分割的关系。
同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学会的一个重要的宗旨就是积极参与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相关工作，以艺术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优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可靠的资料与必要的理论支持。当时，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上除了对艺术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价值进行探讨外，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主要研究议题。这次会议明确了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大多数的田野调查均指向了民族民间的艺术文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平台成功搭建，吸引了原有艺术人类学领域内学者以及国内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加入。多条脉络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终于汇聚在一起，这个时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者既有人类学家所做的“艺术人类学”；也有研究各个具体艺术门类研究者的“艺术人类学”，还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接近的“审美人类学”、“民俗艺术学”等研究者的加入，这些学科研究者的汇入成为我国“艺术人类学”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学会的成立对于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群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参见（英）阿尔弗雷德•C•哈登著，阿嘎佐诗译《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西北少数民族仪式考察》《陇戛寨人的生活变迁——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实践》《蒙古村落仪式表演：“呼图克沁”》5部考察集；《黄土地的记忆》《梭嘎日志》《陕西药王崇祀风俗考察记》《西南山地文化考察记》4本考察笔记；完成了《人文资源法律保护论——以西部人文资源保护为起点的研究》《西部人文资源论坛文集》《文化生态与人文资源研究》三部论著和总报告书《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该系列成果于2010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③乔健等著：《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王建民著：《艺术人类学新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⑤周星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⑥方李莉、李修建著：《艺术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⑦宋建林著《现代艺术社会学导论》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滕守尧著：《艺术社会学描述》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张佐邦著：《美学人类学:原始人类审美心理的生成及其文化表现形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仪平策著：《中国审美文化民族性的现代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杰著：《现代审美问题：人类学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覃德清著：《审美人类学与区域文化建设》，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廖国伟编：《审美人类学视阈中的民歌文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王朝元编：《艺术形态的审美人类学阐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
⑧萧梅、韩钟恩：《音乐文化人类学》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⑨张江华、李德君、陈景源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吴秋林著：《影视文化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李光庆著：《影视人类学探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⑩李永祥著：《舞蹈人类学视野中的彝族烟盒舞》，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李菲著：《嘉绒跳锅庄：墨尔多神山下的舞蹈、仪式与族群表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王胜华著：《戏剧人类学》，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世熊著：《戏剧人类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叶舒宪著：《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列生著：《文艺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11张士闪、耿波著：《中国艺术民俗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刘统霞著：《被表述的民俗艺术-对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陶思炎等著：《民俗艺术学》，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宋小飞著：《萨满教美术的艺术民俗学解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参考文献：
[1]EdwardB.Tylor：PrimitiveCulture[M].Harper&Row，1958.
[2]（美国）弗朗兹·博厄斯.金晖译,原始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
[3]（英国）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等译,文化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4]沈宁.滕固艺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5]胡经之.中国现代美学丛编（1919-194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6]马采.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7]王杰等.审美人类学三人谈[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6).
[8]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9]刘魁立.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河南社会科学,2007(1).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Art Anthropology Discipline’s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AN Li-zhe
(Research Center of Art Anthropology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Beijing,100029 )
Abstract: In since 20th late centu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 ideological trend, researchers of aesthetics, art, and each category of art in begin to seek a broader social science theory support for solving the plight of their research field;At the same time,folklore, anthrop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also showed more and more interest in art.They all try to construct the concept of "anthropology of art".So among these researchers in China, there are music, art, dance, and other specific genre theory researchers, aesthetics and art,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other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These researchers disciplines background togeth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art anthropology research background, their research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 anthropology.
Key words: Art anthrop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Folk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