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禄马风旗”与藏族“风马旗”图案及文化内涵的异同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徐 英
摘 要：蒙古族的禄马风旗和藏族的风马旗都是颇具有特色的文化现象，双方在图案造型及文化内涵上都存在着联系与区别，本文从蒙古族的禄马风旗和藏族的风马旗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剖析，并对二者在来源、图案造型、色彩、文化内涵上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禄马风旗；风马旗；文化内涵；
蒙古族禄马风旗的图案造型及其意义
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古草原上的禄马风旗，以鄂尔多斯地区的最有特色。在鄂尔多斯的召庙前或普通牧民的住房前，都竖有苏力德（蒙古战旗），它的造型是一柄钢叉，有三股，上饰马鬃制成的缨穗，插在门前一米多高的泥台上的方槽中，若从造型艺术的角度观察，三叉中间的那一股状如利箭，而另外两股则酷似一张拉满了的弓。长柄上系有布质旗帜，通常为长方形。也有房前竖立两柄苏力德的，它们中间拉一根线绳，上面悬挂红、黄、蓝、白、绿五色旗帜。旗子中间印制了一匹或九匹飞奔的奔马，四周（通常在四角）装饰着狮、虎、龙、凤四种动物，与奔马一起合称“五雄”，这就是禄马风旗，蒙语称“黑莫勒”，意为“命运之马”（达日其格）。可以看出，蒙古人的禄马风旗的图案是事先雕刻于木版上的，然后再着色印在布或者绸缎上。旗上图案是用手工刻于木模上，再着色印于布料或丝绸上。
蒙古人崇尚并在生活中祭拜禄马风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具体产生的年代因资料的匮乏已无从考证。据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的田野调查，蒙古草原上比较原始的禄马风旗是用布做的，挂在毡包门口，如蒙古草原上喀喇沁一带就是这样的做法，蒙语称“黑莫勒格列”，上面只有一匹四蹄腾飞的骏马，青海的蒙古人也挂有马的旗帜，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方型，这样的旗帜都只有马，而没有其它四种兽类［1］。后来的禄马风旗上出现四兽和经文等图 案，显然是收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即便是这样，最初的造型也不象藏区风马旗一样，马在中间，而四兽在四角，而是造型图案中的马的四蹄下，踏有四种动物。左前蹄踏猛虎，右前蹄踏雄狮，左后蹄踏蛟龙，右后蹄踏彩凤。蒙古族禄马风旗的研究者曹那木认为，这是蒙古族《天马图》的原始形态，它标志着蒙古民族向游猎生活告别，而向游牧生活迈进［2］。
蒙古人的禄马风旗，首先是英雄崇拜的结果。古代的蒙古民族以尚武为荣，苏力德曾经是成吉思汗当年征战时所用的长矛，自然被蒙古人奉为神物，它也是古代蒙古军队的军旗。其造型是在一面蓝色的旗帜上绣一匹奔驰的骏马，它指向哪里，蒙古骑兵就打到哪里。苏力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弘扬了英雄主义精神，是蒙古民族兴旺和尊严的标志。一旦宿营，这面有象征意义的旗帜便立于军中大帐之前。后来蒙族人争相仿造，各自立于自家的毡包前，久而久之，随成风俗，世代相传。
其次，它也是马崇拜的产物。实际上对马的崇拜就是对自然物的崇拜，属自然崇拜的一种，这种崇拜形式是自然宗教的基本表现形态，它属于比较原始的宗教形式，因为崇拜者还没有产生明确的超自然体观念，也没有将自然体或自然力人格化，从而形成对自然神的崇拜。在古代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信仰中，天神“腾格里”主宰着宇宙万物，赐予着一切，还创造了九十九个神，包括火神、山神、吉雅其神(动物保护神)、马神等。马是“腾格里”派到人间的神。肩负着人类与“苍天”之间沟通的使命，是通天之神。这也是蒙古族在其所有形式的大型祭祀活动中，马及马奶等都是不可缺少的远因。蒙古人对马的崇拜和对天神的信仰是叠合在一起的，马成为天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就是天神赐予给人间的。而且马这种兼具神性与灵性的动物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和民间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可以转眼间就跨越万轫群山，还可以奔驰在苍茫的大海上，也可以与主人交谈对话，特别是在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常常大显示神威，拯救主人脱险重生。马作为天神，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对于马的崇拜，也是对于天神的崇拜。
古代的蒙古人最早信仰萨满教，有杀马殉葬的习俗。多桑《蒙古史》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人死，置肉乳于其前，素日亲密之人皆来献食，及葬，则在墓旁以其爱马具鞍辔，并器具弓矢殉之，以供死者彼世之用。若诸王死，则在一帐中置死者于座上，前置一桌，上置肉一皿，马乳一杯，及葬，则并此帐舆牝马一，驹一，连同贵重物品，置之墓中。”［3］以马陪葬，一方面表明马可以抚慰死者的灵魂，另一方面也表现死去的马也有灵魂。在蒙古族著名的史诗《江格尔》中，骏马已经被神化，它常常帮助其主人度过灾难，英雄洪古尔的坐骑曾经用马尾击翻有毒的酒杯，挽救了洪古尔的性命。我们看到的蒙古人的禄马风旗都是以马的造型为中心内容的，这同蒙古民族崇尚马、敬重马、将已经人格化的马完全神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还可以从蒙古人的民歌、祝赞辞中对于马的赞美看出来。蒙古人对于禄马的崇拜是由衷的，即便是现在，也禁止从旗子下面穿行而过。可见禄马风旗在蒙古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如有先辈去世，则要降旗致哀，它多少延续了禄马最初送魂的祭祀形态，长辈过逝时降下禄马，表明禄马在导引死人的灵魂升天。
在古代，旗帜是作为聚集部落或族人的形象标志，也是一个部落或民族战斗力民族精神的象征，旗子上印制或缝绣的动物造型就是该民族的图腾物，有崇拜的色彩。蒙古人的禄马风旗是因为崇拜而产生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形象，而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形象又反过来创造了新的、永久的崇拜。在现代，蒙古人也把它视为兴旺发达的象征。
实际上蒙古人的英雄崇拜和马崇拜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在游牧文化的经济模式中，在北方严酷的生态环境和长期征伐的过程中，蒙古人与马建立了生死相依的亲密关系。马之于蒙古族物质生活如此重要，自古以来有着超自然力信仰的蒙古族就会将马人格化，进而神化，这样，马就成为蒙古族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蒙古人的生存发展、拓疆开土、理想荣誉、娱乐竞技包括审美情趣都离不开马，是马背造就了英雄，英雄又依附于骏马，因此，蒙古族的马崇拜与英雄崇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早先的蒙古人的观念中，对于马的崇拜的是与笼统的、抽象的天神联系在一起，而后来则是和现实的、具体的英雄联系在一起，如蒙古人心中的英雄成吉思汗。这一点，在蒙古民族著名的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中，骏马崇拜与英雄崇拜的和谐统一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样的观念已经成为蒙古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在蒙古文化的深层
结构中。
藏族风马旗的文化内涵及佛教文化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
西藏的风马旗图案多为经咒图案，有人称之为经幡风马旗，是比较形象准确的说法。藏区的风马旗图案中的中心多为一匹奔跑的马，马身上驮有宝瓶或吉祥鞍座、八卦圆轮等。风马旗的四角还绘有宇宙四兽，常见的是右上角的金翅大鹏鸟、左上角的青龙、右下角的白狮子（牦牛）、左下角的红虎。象征宇宙的结构。其中大鹏和龙分别在风马旗上方的左右两个角，虎和狮子在下方的两个角。它们被称为“风马四神”。风马居中央，呈朝左边疾驰状，马背上驮着吉祥宝和如意珠，表示它无论走到哪里都放射出平安、兴旺和谐的光芒。风马图案的五种动物还代表五行运转和生生不息。许多风马旗的图案还有印制有五行、八卦、西藏的吉祥符号等。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布、麻纱、丝绸和土纸，制作方式是印制，形状有方形、角形、条形等形状，悬挂的地点多在门首、绳索、族蟠、树枝、玛尼堆、湖畔和山坡上。不同地区的风马旗在悬挂形式上也有所不同，藏东南一带会用高耸挺拔的松树杆，风马旗也简化为只有一种白色，然后，同一内容的经文图案用黑色或朱砂色重复纵列在近十余米的白布上，立在村头、山坡等处，远看犹如旗阵，慑心动魄。后藏一带则显得世 俗生活化，形式、内容较为自由灵活，新年时多在乡间寺庙 民舍的屋顶以及村口张挂；康区的风马旗大片大片回环往复，色泽鲜明，视觉冲击力强烈，如安多、湟中一带分布于黄河源头的风马旗直如幡城一般；藏北风马旗因多从玛尼石上直接拓印，尤显粗犷豪放，象藏北的生命一样张扬洒脱。另外，西藏的林芝、工布、米林等地的风马旗，往是直接悬挂在古柏上的，五六个 一簇，迎风招展，宛若大旗。
风马旗是藏民族祈求吉祥如意、福运升腾的象征物。藏族人认为，悬挂印有敬畏神灵和祈求护佑等愿望的风马旗，让风吹送，有利于自己的愿望传达给上苍和神灵。因此，每到祭日，藏族民众便虔诚地举行仪式，献上风马旗。这样，制作和悬挂风马旗成为藏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今天，风马旗的功能已经从单纯的送魂变成祈福、还愿、请求神灵保佑等更为丰富和多义的内涵。藏族人民在生辰吉日与庆典
近代藏族的风马旗图案 年节时，张挂五彩风马旗，祈喻着天、地、人、畜的和谐吉祥。藏族人对于马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希望自己死后，吉祥的宝马能够顺利将主人驮送到天界。
就美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形式的感受和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形式的美感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自元朝始，雕版印刷的技术在藏区广为使用，这使经幡风马的传播得到飞速发展，并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佛教徒坚信，经文印于旗布之上，每飘动一下，就等于念经一遍，信徒们就多积累了一点功德。因此，从西藏最有名的德格印经院的元代风马旗雕版看，旗面只印奔马的形式渐渐被内容繁复的藏传佛教的内容所替代。人们不仅在经幡风旗上印制大量的经文，且尽可能多地印上与佛教相关的造型图案，还把释迦牟尼的七座八宝、吉祥八瑞、梵文咒语、简短祷词等等，密密麻麻地印在风马旗上。为了印上更多的经文，他们让旗布在幡杆限度内尽可能地延长，又在旗子的飘带上加印祷词，利用这样的造型手段对佛教哲学上这类图腾造像不断润色，使佛教的传播以这样的形式深入人心，强化了藏区全民信仰佛教的力度。
这样大规模、不间断的文化传播，必然引起连锁反应。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鄂尔多斯蒙古部库图克图彻辰鸿台吉入藏受戒，成为这个地区较早皈依喇嘛教的蒙古贵族之一。他回到鄂尔多斯后大力提倡藏传佛教，自明崇祯年间鄂尔多斯高原上第一座喇嘛教召庙准格尔召落成，至清以降，这里召庙遍布，僧徒众多，宗教与牧民的生活紧密相连。文化的传播是全方位的，我们不难想象飘扬在蒙古高原上的禄马风旗也自然而然地加进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增加了某种神秘感。单就造型图案来看，如在禄马风旗的边缘上增加了吉祥八宝图案或“唵、嘛、呢、叭、哞、吽”六字箴言纹饰等。禄马风旗的印制也成了喇嘛庙中的专利，蒙古牧民在过年节、生子、长者过逝等重大事情中，更换新的禄马风旗成为必不可少仪式，而且都请喇嘛念经。这样，本来普通的彩旗，而一下子有了灵性，有了生命。就苏德勒的形制而言，也从原来的长矛，演变成了现在的藏式三叉戟，兼有喇嘛教法器的意义。
蒙古族与藏族对于风旗认识上的异同
为什么藏族人的风马旗和蒙古人的禄马风旗有诸多类似之处？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外观上，也体现在他们的信仰上，因为他们的信仰和观念极为接近，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有着文化上一脉相承的源流。通常的情况下，人们比较藏蒙两个民族旗帜崇拜的不同，多注意被比较者之间外在形式的异同，而忽略了二者之间同样的或接近的观念，如果上述二者接近，它们就展示了一种融合的趋势。还可能产生一种融合的图案，我们看到的现代的禄马风旗，上面的造型图案就是融合了蒙古民族原有的马崇拜图案和藏传佛教吉祥、向善等内容而形成的一种既不是蒙古族原来的图案，也不是西藏人提及的万字符、风火轮、变体的藏文字母等等。
不论藏族人或者蒙古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风马旗帜的真正含义远比其表面图案深远，是这两个民族的牧人对命运吉祥如意的寄托，风马旗也就成了“运气”或“命运”的象征物。
藏民族的风马旗是源于苯教的祭祀仪式，是藏区古老的祭祀文化中对动物魂灵的崇拜。最初的风马祭祀形式是直接将动物的毛发系挂于树枝草丛，今天人们仍然能够在大大小小的玛尼堆上看到牛、羊等动物头颅，当为这种古老风俗的遗韵。有关这一点，我同意张亚莎博士的分析，她在刚出版的《西藏的岩画》［4］一书中表述了这个观点，藏区的原始宗教是苯教，在苯教观念中，人死后其灵魂由阴间的白马送行至天界。所以在葬仪上一般都要献祭所谓的“宝马”，还要给宝马配上开路的飞跑马（快跑玉鞍）、殿后的香马以及牛、羊等随从。在其祭祀仪式中，多有杀马祭祀的内容，而佛教进入藏区后，禁止杀生，就用印制在旗帜上的马来代替了。可以说藏族的风马旗是藏族苯教与藏传佛教互相融合后精神文化的象征物。公元十二世纪初，许多噶举派寺院为高扬广布其教义而公开悬挂风马旗，更是明确了藏区风马旗宗教背景的源头，为藏族风马旗来源于宗教提供了佐证。在藏民族中还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一个藏族僧人在印度取得真经，回来的路上过河时把经书弄湿了，他把经书全摊开凉晒，自己坐在一棵大树下打坐入定。突然间，天地响起法锣、法号，阵阵梵音回荡，微风拂面，天宇盘旋。僧人感觉浑身通泰，大彻大悟。他微微睁开眼睛，原来一阵风起，刮得经书满天满地满河面。据说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僧人的顿悟和颂扬佛经，就把经书印在布上，直接挂于天地之间。因此，我认为藏区的风马旗是宗教祭祀仪式中所用宗教器物的变异形式，和西藏一切有形与无形的艺术一样，风马旗的创作与传播，也首先是受宗教意念驱使并为之服务的，它是僧俗信众精神世界与神灵交通的一种媒介物。“风马”已不仅是灵魂寄托的象征，它已担负起抵御妖魔并保护灵魂与世界的多重任务，是宇宙间颇具威力的东西。甚至一定程度上，“风马旗”就代表了宇宙本身。
蒙古民族的禄马风旗追其源头，是与战征关系密切。这一点，从现在遗留下来的比较典型的鄂尔多斯地区的禄马风旗上就可以见出。鄂尔多斯蒙古人祭拜的禄马风旗，从其造型形体看是骏马与兵器的合体，而且那苏德勒下的圆木盘上饰有倒挂的骷髅，隐含“斩首祭旗”之义。他们将兵器苏德勒和绘制了骏马的战旗合起来称之为禄马风旗，因此，蒙古人的禄马风旗是是战神的象征，是征伐的象征性造型符号。蒙古族文化研究专家郭永明先生曾在他的文章中讲过这样一个民间神话传说：成吉思汗有一次被围困在千棵树，四面楚歌，形势危急，便翻身下马，将马鞍取下朝天反置，大叫一声：“苍天呀苍天，你救不救我？”一语未了，只听空中一声巨响，这柄苏鲁德便从天而降，挂在树梢上便不动了。木华黎根据成吉思汗的授意，登在枣骝公马的背上，将其取了下来。从此，成吉思汗把它举到哪里，哪里就奏起了凯歌……［5］这一传说也为我们追溯蒙古族禄马风旗提供了一个民间的佐证。
藏民族的的风马旗是自然崇拜的产物，后来又加入宗教的内容，有乞求吉祥如意的含义，这一点从它悬挂的位置也能看出来，多是挂在山口、路边、屋顶、祭台、山顶等高处，长者数百米，有的还组成了规模宏大、占地面积数百上千平方米的经风旗城。还有是用不同色彩的布块做成的风马经幡塔，用作集体祭祀的场地。走在西藏的群山峻岭上，只要看到飘扬的风马旗，便知道快要到山顶了，有敬奉山神之义，也有祈求周围的神灵的认可和佑护平安、超渡亡灵等含义在里边。还有一种是纸印的“风马”旗。主要用作对天神、山神以及佛事祭祀活动时祭献抛撒的吉祥物，当人们祈愿时它便随风飘扬，将愿望传遍大地。而作为供奉物悬挂或张贴于室内的并不多。蒙古民族的禄马风旗则是多放置在牧人们的房前，是人对自身生活、自身事业兴旺发达的祈祷。而后来，不论是藏族的风马旗还是蒙古族的禄马风旗，在自身的文化内涵上都添加上了许多内容，有对英雄、对神马、对自然的崇拜，有对祖先的祭祀情感，有对宗教的虔诚之心，有对美好生活的祝愿与期待，现在的风马旗成为一个多重含义的载体。这一点，在藏族和蒙古族对待风马旗的态度态度上都能看出来。蒙古人不论婚礼丧葬都要换新旗或降旗，生孩子也要换新旗。他们人生中的重大事宜均与禄马风旗有关，实际上它代表了民族的尊严，成了蒙古人生命的寄托。蒙古族也有印制在纸上的风马旗，多悬挂于室内外，只在祭敖包时少量抛洒。
从造型图案上看，藏族的风马旗的宗教成分占据主要的内容，有藏文的经文，还印有佛教的吉祥八宝图案、佛像、菩萨、护法、宝塔、曼陀罗(坛城)、六字真言、符咒、佛教故事或其它吉祥物等。即便是在中间部分印制上飞奔的骏马，这匹马身上也负载着一个由三颗单独排列的宝石组成的环形光珠带。此三位一体的珠宝表示一种双关的意义：第一，它是梵语“三宝”（佛、法、僧）的象征；第二，它代表如意宝。而不是一匹单纯的奔马。这也是为什么在西藏，风马旗也被称为“风马经幡”的原因；古老的蒙古族旗帜上只有写实的马的形象，内容既简单有集中。后来蒙古地区的禄马风旗上加进了经文、八宝等图案，是藏传佛教进入蒙古高原之后的变体了。
由于宗教信仰与民族习俗使然，藏族手工艺人的作品（不论创作与临摹）一般不标明年代和作者姓名。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制作风马旗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供奉，在于一生朝圣征途的跋涉过程，在于自身精神上对于偶像与目标的贴近，不是个人获利或扬名。这一点，蒙古族民间和寺院中禄马风旗的制作者，也是这样。对于研究者来说，给这种吉祥物的断代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只能通过造型手段的运用、色彩颜料的使用、造型图案的风格、布料的鉴定等其它方面来进行研究。
就色彩而言，藏族的风马旗的颜色分白、黄、红、绿、蓝五种。有关色彩的文化一，就象藏族民谣中所唱的：黄幡象征自现莲，红幡象征雨调和，青幡象征后裔长；红幡插在草坪上，如鹿角光耀眼；红幡插在屋顶上，如红火永兴旺……布的颜色在这里是有明确的寓义的，即所谓西赤、东青、南黄、北绿的宇宙四方之说。在藏族人的心目中，白色为人之纯洁的心灵，象征纯洁善良；红色为火焰，象征兴旺刚猛；绿色为江河，象征阴柔平和；黄色黄色为大地，象征仁慈博才；蓝色为天空，象征勇敢机智。还有解释说：五色风马旗也与五行有联系：绿主木、蓝主水、红主火、黄主土、白主金。其实，藏族关于风马旗色彩的象征意义的解释是十分广博的，几乎囊括了整个宇宙的全部元素。蒙古人对于旗帜的色彩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蓝色象征纯洁无暇的蓝天，黄色象征地肥草茂的土地，绿色象征鲜花竞放的草原，白色象征财源滚滚的畜群，红色象征生活幸福国泰民安。
而在制作的形式上，藏区的风马旗的制作可谓形式多样，小者可到一条一缕，大者可到整匹整幅的棉布。蒙古草原上的风马旗制作形式比较单一，尺幅也小。
就制作过程来说，蒙古族的风马旗民间文化色彩较为浓厚，因为古代草原上的旗帜的制作就是由民间工匠来完成的。藏传佛教进入草原后，喇嘛教的寺院才担当起印制禄马风旗的任务；而藏族的风马旗的制作过程，宗教气味较为浓厚，这与其源于宗教祭祀有关。主要集中在寺院里印制，民间印制的也偶有展示，但不占多数。风马旗的印制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却是充满宗教严肃感的。所用的布、纸、油墨（前后藏地区喜用黑色油墨）必须洁净，木制雕版用过一次后必须经过重新处理后方可再用，工匠亦应于工作前焚香净手颂经，并应尽量选择朝东南方向的房屋做工作间，否则就会减损风马旗的神圣力。
游牧民族旗帜文化的拓展
同语言相比，能使人产生视觉冲击力的造型图象则可以长久地保留下去，几百年甚至数千年不变。一旦某个民族将自己的精神诉求凝聚在某个族人认可的象征物上，就可以长久地表达他们心灵深处的观念或者是抽象性的精神实体。旗帜的形成就是这样，不论是抽象的图案或者是具象的图案，都有助于向族人时刻强调民族精神的存在和永不枯竭的魅力。结果，旗帜因表达民族文化和宗教观念而产生，民族文化和宗教则借助于旗帜之类的象征物而得到加强。这也是为什么旗帜这类凝聚民族精神的象征物一经定型，就会持久流传和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草原牧人的生活由于经济文化模式的特点，常常是通过部落与部落间的撕杀、征伐或攻城掠地来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的，因此，他们要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具有坚忍不拔的耐力，具有完美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勇猛顽强的群体战斗力。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创造一种或多种有象征意味、造型独特的器物作为整个部落或整个民族的图腾物，成为必不可少的民族精神的依托。一个民族或部落，既然有了图腾，就会有图腾标志，它可以用来鼓舞士气、增强牧人的凝聚力、宣扬英雄尚武精神。旗帜的创造就是较为突出的例子。这样的例子不绝于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之突厥族，就是以狼作为自己的图腾物，并将狼头绘制在旗帜上，《北史》、《隋书》和《旧唐书》中所称“狼头纛”即是以狼为图案的军旗。它已不单单是一面指挥突厥勇士们勇往直前的战旗，而是突厥民族荣誉、权力、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象征，具有突厥族族徽的意义。
比突厥人兴起晚，但同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回纥人，也将“狼头纛”当作自己民族的崇拜物而顶礼膜拜，难怪唐朝为“安史之乱”所困之时，唐肃宗遣唐朝的大将郭子仪求助回纥出兵助唐平乱，回纥可汗陈兵列阵，但要求郭子仪先拜狼纛而后接见。这段史实记录在《新唐书·回鹘传》［6］中，原文说“于是可汗自将，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合讨同罗诸蕃，破之河上。与子仪会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文中所说的“狼纛”就是回纥民族的象征物，也是神圣权力的象征。可见，游牧民族对于旗帜的崇敬由来已久。
关于旗帜的色彩，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亦有自己的偏好。《晋书》载记第三《刘曜》中提到，刘曜在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僭即皇帝位后有“牲牡尚黑，旗帜尚玄”的政令。刘曜是匈奴人，为建立前赵政权的匈奴贵族刘渊之子刘聪的族弟，其文化传承当属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范围；还有同属北方游牧民族的鲜卑人，也有崇尚黑色的风俗，《晋书·慕容俊载记》也说慕容俊在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僭即皇帝位后，部下提议“旗帜尚黑，牲牡尚玄。俊从之。”［7］这种对于旗帜颜色的选择和认同，对于十三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蒙古民族来说，显得更加清新确定。蒙古人是经过多年的征战而获得横跨欧亚大陆的广大疆域的，战争对于蒙古人来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战旗也是他们司空见惯的神圣之物，但在颜色上显示出区别。赛音吉日嘎拉与沙日勒岱合著的《成吉思汗祭奠》中说：“在太平无事、安居乐业的后方，或成吉思汗没有战事在宫帐中安居的时候，则竖起了白纛表示吉祥平安……黑纛为成吉思伊金(即成吉思汗)的战神，它是一神能够统一和启发全体蒙古军民的思想和智慧，使他们产生所向无敌的精神力量的偶像。”［8］其实，《蒙古秘史》等史籍显示，早在蒙古人建国之前，战旗苏勒德早已经成为蒙古人崇拜的象征物，它被当作尚武精神的体现而受到蒙古人民的崇敬。我们发现在鄂尔多斯不同图案的禄马风旗中，也有战神苏勒德的造型，也就不足为怪了。即便是到了今天，鄂尔多斯蒙古人十二年一度的黑纛大祭，也是对这种威猛精神的追忆和崇敬。
为什么旗帜的祭祀会在游牧民族中广为流传？因为，祭祀活动本身就有情绪宣泄、表达心理张力和情感意向的作用，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造型物——旗帜——渲染一种强烈的气氛，以达到鼓舞士气、震撼民心、激发神圣感的目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禄马风旗是民间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黑纛大祭是集体行为，是国家行为，但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正是因为蒙古民族对于旗帜的崇敬，对于这个带有典型意义的象征物的认同，当这种意识延伸到蒙古人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时，它才由个人行为整合为一种集体行为，上升为一种民族意识，拓展成一种民族文化。换言之，由于旗帜这一造型形式反映了游牧民族过去的经验和某些文化象征，在这样的造型形式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内容时，牧人们每日的生活又增加了新的成分。用美国民俗学家弗郎兹·博厄斯的话说就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使得人们的意识从平庸淡漠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升华，”［9］我们上面研讨的游牧民族旗帜的文化内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审美心理和民族特性的角度看，游牧民族都喜欢与自己民族历史相关联、与现实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又带有哲学宗教超越感的大气魄的造型物，禄马风旗正符合了这样一种民族审美规律，因此才成为牧人心中永久的憧憬。
注释：
［1］邢莉：《蒙古民族的马崇拜》，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2］曹那木著，郭永明译：《禄马略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3］（瑞典）多桑著，冯承均译：《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4］张亚莎：《西藏的岩画》，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郭雨桥：《郭氏蒙古通》，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三十二，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上《回鹘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版。
［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载记第十《慕容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版。
［8］赛音吉日嘎拉 沙日勒岱著：《成吉思汗祭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9］（美国）弗郎兹·博厄斯著，金辉译 刘乃元校：《原始艺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