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考古学：昆士兰西北部宛依彩虹的颜色及力量①
保罗·S.C.塔森 著 李修建 杨小晖 译 李修建 校
（澳大利亚昆士兰格里芬斯大学黄金海岸校区4222）
摘 要：2002年，我们结合持续的考古发掘，对宛依地区的岩画艺术进行了一项调查。我们记录下了各种各样的主题、风格、和技巧，并从宛依老人那里记录下了相关的口述历史，将其与考古学档案进行了评估判断。还记录了大量彩虹般的图样，包括红色的和红黄两色的，以及一条华丽而巨大的红黄相间的彩虹蛇。我们对这些以及其他关于古人的旅行、彩色颜料的故事与使用当地的石头作为工具和标记重要的精神场所的图像进行了探讨。一个连接横跨澳大利亚北部和中部社区的网络突显了出来。我们的结论是：颜色在表达和维持地域关系、古人和其他群体的关系上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在将其与别的地区的原住民的颜色使用方式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出重要的地方差异。本研究强调了色彩研究对于考古学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关键词：颜色；宛依；彩虹蛇；考古学
一、色彩的重要性
近年来，就灵长类动物、人类始祖、早期人类和古人或今人的彩色视觉的起源与功能这一问题间或有一场“多彩的”辩论。根据三原色彩色视觉的起源理论，即红色调可以与绿色相区别，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三种假设。第一种提出，彩色视觉是灵长类动物在觅食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可以让他们看得更清楚，更好地分辨可食用的水果和有毒的水果，以及其他食物。[1]第二种认为，彩色视觉的出现是为了能够看到皮肤的变化，以此知晓情感状态和性意愿。[2]第三种假设提出，彩色视觉可以让早期的灵长类动物看得更清楚，以避开蛇类。[3]因此，彩色视觉在灵长类动物中发展了起来，使他们避免成为毒蛇的腹中餐，看见不同色彩的食物或拥有更为斑斓的性特征。或许两种或所有三种因素都发生了作用：
例如，费尔南德斯和莫里斯提出，灵长类动物三原色的彩色视觉最初由觅食发展而来，不过后来运用到了性交往和其他目的之中。不管最终是何种因素起到了决定作用，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人类历史上，颜色与食物、性和蛇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大量故事将这三种因素生动鲜活地关联到了一起。“亚当、夏娃、蛇和苹果”的故事广为人知，不过在其他文化中，食物、性、蛇和颜色之间相关的故事同样也有很多，下面所要研究的，乃是得自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一个突出事例。
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几十万年来，多彩的物质对于人类及其直系祖先颇为重要。[4]例如，在赞比亚，四百万年以前，大量红赭石的使用与明确的石器技术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5](183)20到30万年以前已经广泛使用彩色颜料，基于此，巴勒姆[5](188-189)认为，在27万年以前，中非和东非的人类已将颜料融入到了生活之中。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至今仍是非洲考古学记录的一个特征所在。几乎与此同时，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同样在广泛的使用颜料，他们主要使用二氧化锰和红赭石[6]。大约7万7千年前，在南非的布隆伯斯洞穴中，已用红赭石雕刻几何图形[7]，突显了赭石作为石材和颜料的趋向。证据表明，在澳大利亚，至少4万年以前就已经在一些环境中广泛使用颜料[8]。
全世界都较早地使用颜料，至少从梭鲁特文化开始，欧洲就已经使用红色的物体，[9](408-414)尽管如此，却没有很好地从考古学的角度对颜色加以研究。关于早期社会中颜色的意义有一个讨论，克里斯·史卡瑞[10](109)认为，对于任何从考古学角度对人类认知和发展的研究来说，颜色意识和颜色感觉都必须视为一个整体。自此以后，极少有考古学研究关注颜色，《涂绘过去》（Colouring the Past）[11]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科尔[12](76)针对此书写了一篇书评，他开门见山的问道：“为何考古学界长久以来才有了这么一部有关颜色的批判性思考？”其中原因非常之多，不过《涂绘过去》突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颜色对于考古学以及过去任何地方的研究都非常重要。科尔[12](77-78)作出了如是结论：
有关颜色的诸多问题引起了全球性的兴趣：颜色作为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时间和空间组成；作为把握象征和分类过程之资源的具有文化独特性的颜色术语和选择；有限的色彩模式的普遍性；新材料的引入所导致的新的色彩认知和选择；诸如纹理、光度、硬度、亮度、明暗度等属性（而非色彩）的重要性；在使用石头（如石英）和金属（如铜）时的颜色认知；在通过技术革新以获得色彩时，关于颜色和其他品质的有意义的语境性的建构。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北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和民族志出发，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提供一些相似点或差异之处，让工作于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加以探讨，并且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尽管颜色具有意义，不过重要的是，“颜色自身不能产生意义，它必须附丽于形式和物质，意义藉此而产生。”[13](178)考古学通常将形式和物质作为获取意义的一种手段。将颜色加入到研究对象之中，便为意义的探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二、颜色和光彩
在诸多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鲜丽明亮的事物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具有强烈的色彩或亮度的物体、生物或古物被视为颇具力量。在4万5千到6万年以前，人们初次来到澳大利亚时，赭石就被认为意义非凡，各种各样的赤铁矿以及其他颜色皆被视为异常强大的东西。在横跨澳大利亚的众多挖掘遗址中，都发现了成片的使用过的赭石，这些地点包括可以追溯至4万3千前之前的墓葬（例如芒戈湖的墓葬）。[14]一些赭石被奉为珍宝，被带到了遥远的地方，不少赭矿使用了千年之久。其他强大的物质包括石英和各种明亮或多彩的矿石，似乎在全新世②中期和晚期尤受推崇。例如，在澳大利亚北部[15]和南部[16]，会选用某种色泽丰富的石头制作最具意义的石具，如长长的石英岩刀片或斧头，因为它们最为明亮多彩，所以也就是最有力量的。绘满交叉横纹的树皮画和人体艺术，[17]精心描绘的物品和骨料，以及一些当代丙烯画，如果它们散发出动人的光彩和色泽，会被视为意义尤大。
色彩艳丽的动物会被用于象征性地表达有关生死的复杂观念，这些动物包括鱼、蛇以及具有彩虹般鳞屑的动物。[18]其中，彩虹和彩虹巨蛇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在天空之上还是瀑布之下，描绘在岩画遗址上，画在树皮或纸上，在仪式表演或是口述史的描述中，它们全都色泽鲜艳，强大有力。[19]当今，在澳大利亚几乎随处可见对于彩虹巨蛇的意象、故事及意义的描述，尽管在形式和细节上有所差异。关于彩虹巨蛇的最古老的遗迹来自阿纳姆地西部，那里有大量实例，聚集在鳄鱼河四周，据推测有4千至6千年之久。[20]
那里亦能看到较新的岩画，穿过北部澳大利亚，还有详尽的故事、仪式和梦想（Dreaming）③足迹与大片的遗址和景观联系在一起。在昆士兰西北部的宛依部落，信仰、口述史、仪式、石器制作、地质景观和对彩虹巨蛇的描述关联甚深，尽管至今对其细节还没有深入的探讨。宛依彩虹巨蛇的结合体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征就是该地区的石头种类影响了彩虹巨蛇的描绘方式。本文从岩画和当代颜色观念的语境出发，探讨石头和巨蛇之间的关联。我们所关注的是昆士兰的大里弗斯利地区，涵盖了里弗斯利世界遗产区、里弗斯利 田园公司和草坪山国家公园的南部（图1）。2002年，我和宛依文化遗产的中青年培训生参与了一个大型的考古调查队，进行了田野工作。
图1澳大利亚：宛依地区以及本文提及的与
彩虹蛇和古生物野狗关联的主要的梦想踪迹
（Dreaming tracks）
三、岩画艺术的调查和记录
里弗斯利世界遗产区因有大量化石区早就驰名世界。尽管古生物学研究在此密集展开，然而直到最近这里才有若干考古学调查。先前的研究突显了克莱斯弯、草坪山峡谷和北部一些地区在考古发掘和岩画艺术上的重要性。[21]
20世纪90年代，这里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考古工作，[22]然而，直至2001年，大型的调查、发掘和民族志工作方才展开。这一项目，是由宛依原住民社区、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博物馆和昆士兰环境保护局合作开展的，其目的是对其国内和国际意义提出质疑，给出保护建议并提供培训。2002年，对大里弗斯利地区进行了调查，意在保护其岩画艺术，以及研究该地和其他重要的考古地点的发掘的可行性。宛依的中青年工作人员协助我进行了调查、记录和翻译。我们的工作集中于格雷戈里河（Gregory River）两岸，不过，我们也在奥沙拉西（O’Shanassy）河、百合泉 （Lilydale Spring）、百合泉以南、世界遗产区内一个名为“D点”位置后面、威东河（Verdon Creek）沿途、威东岩（Verdon Rock）、格雷戈里河北部、草坪山公路以东、奥沙拉西河以东和维克多湾（Victor Creek）沿途等地区进行了考察。 我们还对草坪山峡谷里的彩虹之梦（Rainbow Dreaming）和野狗之梦（Wild Dog Dreaming），穆瑟尔布鲁克（Musselbrook）管理员驻地附近的两个地点，“圆形剧场”峡谷向北，横梁湾附近和水潭（Water hole）东南方，进行了简短的考察。大部分调察都是徒步进行，只在格雷戈里河上游的部分地区，是乘船或乘坐直升飞机过去的。
我们详细记录了33个调查点的岩石作品，大部分是绘画，还有一些模板、印记、刻图、刮擦的凹槽和打磨的空槽。我们从这33个地点中记录了370个岩画图样（平均每处有11个图样），不包括斑驳的色块和难以辨认的碎片。在这370个图样中，包含262幅绘画，28个干颜料或勾画的图样，5个成人手模，1个小孩的手印，31幅凿刻的岩画，8个刻画的图样，1个斧磨的凹槽，还有一组共34个打磨的空槽。30处发现了绘画，其中绝大多数以红色绘成。10处发现了干颜料图样（红的或黑的）。3处看到了刻画的图样（两处是在红颜料上刻画的），3处有凿刻岩画，2处有打磨的凹槽或空槽，1处有小孩的手印，1处有成人的手模。
我们在大里弗斯利地区记录了28处，在世界遗产区记录了8处。我们对其中的颜料艺术进行了详细分析。最为普遍的主题是鸟的足迹（里弗斯利地区有57个，总共有62个），其次是蛇形图案（里弗斯利地区有13个，总共有19个）和蜥蜴形图案（里弗斯利地区有12个，总共有18个）。还有诸如乌龟和鳄鱼等爬行动物，以及虚构的爬行动物，如彩虹巨蛇（通过当代人的口述传统以及形式分析加以鉴别的）和彩虹弧（里弗斯利地区有4个，总共有9个）。初步的分析表明，得自里弗斯利的这些独特数据乃是更大的海湾“风格”的一部分，受到了来自北方、西方和西南方的影响。[23]（80-82）（57）这一样本既有综合性又有代表性，尽管在里弗斯利偏僻的地方还有更多的遗址，尤其在格雷戈里的遥远的上游地区。在一些调查点，我们记录了此地的口述史、更大的风貌以及相关的古生物。
四、彩虹巨蛇、风景和石头
根据当代口述史，最大最重要的宛依彩虹巨蛇绘画在百合泉，康士坦茨山脉砂岩带上，紧邻里弗斯利石灰岩址的北部（图2–3）。当地称这一地区为波特加姆拉（Boodjamulla）。它同样是彩虹巨蛇的名字，由此，周围的公园将名字从草坪山又改成了波特加姆拉。百合泉的宛依名字，包括着色的画板和上下的岩石，乃为金加利（Jingari）。它面朝北方，岩画的地点位于靠近悬崖顶端的一个岩礁上。多数彩虹巨蛇受到岩石中自然弯曲的裂缝的保护，免遭了雨水的冲刷。这一巨蛇在冬季的多数时间里都完全暴露在了阳光之中，不过由于广泛使用了良好的
颜料，得以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几百米远处都能看到。
图2 百合泉彩虹蛇是里弗斯 图3 在百合泉，彩虹蛇由波浪起伏的红
利—波特加姆拉地区最大的黄彩带附在一个巨大的类蛇头上绘成，
岩画图绘，从数百米外都能蛇头由一块提升的砂岩台的底部高高
看到。它位于峭壁上部，艾抬起。（长5.8米，高2.3米）
德里安·乔治和亚当·布鲁
姆的左边。
这一红黄相间的彩虹巨蛇长5.8米，高2.3米，位于嵌板的中央，嵌板由一块又深又宽的自然形成的岩石裂缝制成，岩石本身呈彩虹形。巨蛇由几道红黄相间的色带组成，蛇身形成了连续的三个大弧，前面是凸起的头部。每一个弧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彩虹图样相似，不过，此处的彩虹组合产生了一个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效果。
这一岩画直接位于百合泉的上方，宛依人认为其源于一种特别有效的形式，即红赭石位于山脊的正上方。泉水附近的小溪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石片、果核和工具，主要是角岩，不过在地表或彩虹巨蛇画下方的礁石上看不到砂岩。那里和散布到南部去的一些砂岩具有彩虹状的颜色（图4）。这一带状角岩与格雷戈里河附近的河砾石以及巴克利高原[24]上所研究的地区以西发现的岩石很像。在后期全新纪，除了其他东西，角岩还被用于制作木工工具或突拉斯（tulas）（突拉斯为澳大利亚所独有，最早的约有2700－3600年）[25]（248-251）带状角岩断裂的很不均衡，不过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彩色图案。[26]对百合泉北部和南部的发掘[27]表明，带状角岩应用于全新纪，不过在发掘点却非常之少，因为大量使用了当地富产的角岩。
在所研究区域的北端，挖掘出的一些带状角岩矿床只有6000年的时间，斯莱克等人[28](57)指出，随着“厄尔尼诺状况的改善，生活用水容易得到”，土著民的村落发生了“重构”。从发掘遗址、主题、环境、风格和颜色之间的关系判断，本研究和前述其他研究中所涉及的大量彩色岩画亦出现于后全新纪中期。
图4 某些石器用带状角岩制成。这 图5在百合泉彩虹蛇下方，
件小薄片刻成了类似彩虹的颜色，永恒之泉附近，可以看到
和一些岩画很像。许多巨大的岩石。图中，
艾德里安·乔治坐在一块
巨大的露岩旁边。
在悬崖的底部，小溪内部及周边，有大量颜色鲜丽的鹅卵石（图5）。这些石块有的重达数百公斤。悬崖顶端的巨蛇上面亦有很长的自然色带贯穿了整块岩石（图6），或许暗示了其下也画有相同的图形。附近的其他艺术设计包括一个枯红色的椭圆形（32×13厘米），指的是某一群体的故事，以及一条枯红色的线（49厘米）。它们位于一个角落四周，朝东9米左右。正东方，至少有5个巨大的黄手模。东北方向的平原和溪流，是女人的场所，禁止男人入内。
图6 如凯西·阿普林所说，图7彩虹之梦由一个由红黄相间的颜料
百合泉上方的悬崖顶部，彩绘成的巨大的彩虹控制着。它被解读
虹蛇绘画有长长的多彩的基为冈玛的表征，是强大的彩虹蛇波特加
岩裂缝。姆拉的一个伙伴。
宛依的长老理查德·布鲁克代尔（Richard Brookdale）和约翰逊·戴梦德（Jackson Diamond）说，早先的人描绘金加利（Jingari）彩虹蛇，它不会自己画自己。他们在那里画上它，那么所有人就知道它了，就会传诵它的故事而不会忘却。另一位主要的长老埃里克·金（Eric King）说，这条彩虹蛇穿越了昆士兰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奥鲁昆（Aurukun）出发，走了很多地方，包括爱德华河（Edward River）、莫宁顿岛（Mornington Island）、多曼及（Doomadgee）、纳德吉巴拉（Nadjibarra）（位于北部的地狱之门［ Hells Gate］和伍伦贡［ Wollogorang］附近）和草坪山。它在金加利驻足片刻，动身前往亚历山大，然后又回到了北部的纳德吉巴拉。据说，另一条彩虹蛇从维多利亚河出发穿越了北部地区。[29]除了彩虹蛇，其他各种远古生物，如来自亚历山大的袋鼠和鲶鱼，来自北部地区的鸸鹋，将波特加姆拉（Boodjamulla）人和其他地区的人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地方远至爱丽斯泉、坦南特湾（Tennant Creek），西达金伯利和安恒地区，以及东部和东南远方的各个地区。几种生物所具有的尤为强烈的梦幻般的足迹将波特加姆拉国家公园和多曼及以及莫宁顿岛联系了起来。因而，在许多方面，波特加姆拉－里弗利斯都可以被视为穿过北澳大利亚广袤地区的重要梦幻路线的一个关键连接点（图1）。
在宛依地区内外，还有不少地方有彩虹桥或类似彩虹的图样，包括穆色尔布鲁克湾（Musselbrook）北部、草坪山峡谷和格雷戈里河沿岸。彩虹梦和草坪山峡谷是知名度颇高的两个地点（图7）。在悬崖的底部，一块露天的嵌板之上，描绘了一个巨大的双彩虹图形，由两个同心的黄色弧和红色轮廓组成。宛依人将其称为冈玛（Gungma）彩虹。正如沃尔什（Walsh）所说：“这一地点指的是‘彩虹梦’，并且与波特加姆拉的彩虹蛇有关，它住在杜瓦德里（Duwadari）水潭附近。”据说波特加姆拉制造了那里的峡谷和所有的水潭。如果它也是以此方式离开，那么水会穿过宛依。20世纪80年代早期，宛依人亚瑟·佩特森（Joongai Arthur Petersen）告诉了格雷厄姆·沃尔什（Grahame Walsh）[30](109)一部分故事：
波特加姆拉被亚瑟描述为“大家伙”，“像一条大鲶鱼”，“像鱼一样是棕色的”。整个草坪山峡谷地区总称 Mumbaleeya或彩虹蛇之乡。人们相信，在波特加姆拉出现之前，那里没有水潭或存储水。他创造了草坪山深深的峡洞，并将其充满了水，使他的身体保持湿润。如果他离开的话，水潭就会变干……在路易湾似乎还有一条独居的彩虹蛇，而草坪山的杜瓦德里、加鲁瓦德里（Jaluwadari）和路路瓦拉（Luluwalla）水潭被一条巨蛇占据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 BLA 8804,冈玛岩画，对此提出告诫，如果有人触摸或弄坏了这一艺术，那么波特加姆拉就会向他们施以魔法，使他们患病。
沃尔什从其他三点地方记录了五个类似于彩虹的绘画。其中四个有着红黄轮廓，一个是双弧形。第五个是单一的红色，有四个紧挨着的弧，刻画出轮廓并填以颜料[30]（图8）。沃尔什还在其他地方记录了一些飞去来器图形，其中有一个图像很模糊，既像彩虹又像飞去来器。海耶斯和博德（Hayes & Border）[31]在伊丽莎白湾沿岸记录了一些新月形及其他弯曲的图案，还包括一幅红黄交替的彩虹图案。博德[32]指出，在草坪山的其他许多地方以及朝北去的溪流沿岸，有一些“新月”图案。其中多数是红色的，不过有一幅长约1.5米的图案是黄色的，其轮廓是红的，夹在其他两个图层之间。[32](34)
将百合泉和伊丽莎白湾之间联系起来的重复出现的图案有：新月形、双色蛇和鳄鱼/蜥蜴……前两种类型被认为与重要的仪式有关[30]，并且为土著群体所
居住的地区具有共同的仪式传统的假定提供了某种基石[32](58)。
图8在所研究区域的最北图9 乌比尔彩虹蛇，卡卡都国家公园。
端，桑树和人蛇的复合图。
曼伍德[33]在里弗斯利研究区的南部和西部记录了类似的图案。东南部的卡尔卡敦（Kalkadoon）人亦用红黄两色描画原始生物以及在仪式中饰以羽毛的人。在大里弗斯利地区，鸟的足迹也很突出。
在2002年的调查中，我们从三个地点找出了四个此前未曾记录的彩虹图案，还有许多的蛇图和其他弯曲的图形。其中包括从穆瑟尔布鲁克湾北部发现的一幅深红色的人蛇复合图（图8），一个红色的彩虹弧，一个由红黄两色组成呈波状垂直向的图案。后者褪色严重，可能是一条很大的、类似于百合泉的那条的彩虹蛇，或者是另一个古生物，其绘画风格与阿兰达（Arrernte）中部的阿特沃伦格（Atywerrenge）沙漠的图案相近。[34]它的尺寸、双色以及外形，都表明它是一个梦想和仪式的场所，很可能得到了更新。在该地点附近的一个大裂缝中，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储藏亮黄赭石的地窖，那幅绘画的相关部分就是用这些颜料创作的。
五、宛依彩虹和安恒地区
对北部澳大利亚的诸多族群来说，颜色以或此或彼的方式表达出了重要意义。在安恒地区尤为如此。西部安恒地区具有最为古老的幸存的彩虹蛇，可能要比其他地区都多。[35]它们总是合成物，由许多重要生物的身体部分组成。有时它们甚至还具有人类的元素，如穆瑟尔布鲁克北部的宛依彩虹蛇和约克角半岛（Cape York Peninsula）劳拉地区的一个17米的彩虹蛇。一个尤其重要的例子位于卡卡都国家公园的聋蛇谷（Deaf Adder Gorge），它具有女性的特征[36]。它令人想到宛依的穆瑟尔布鲁克彩虹蛇，事实上，穆瑟尔布鲁克的蛇人合体图中，其女性外形受到了安恒地区的影响（穆瑟尔布鲁克湾的源头位于北部地区）。和它相关的传统故事与宛依彩虹蛇的故事非常类似。在聋蛇谷/冈德杰米（Gundjehmi）的故事中，一位名叫古林吉（Gulinj）的父亲，乃飞狐的始祖，在两个儿子被彩虹蛇吞掉之后又救出了他们。古林吉用一把锋利的石斧[37]剖开了彩虹蛇的身体，把儿子放了出来。在冈德杰米的一些故事中，用石斧切开彩虹蛇身体的是一只三宝鸟。在安恒其他地区，从彩虹蛇腹中救出来的是蓝翅笑翠鸟和其他鸟。在宛依版中，两个男孩变成了艳丽的红绿鹦鹉（红翅鹦鹉）。理查德·布鲁克达尔说两个男孩正在清理安恒某处岛上的岩石，这让彩虹蛇感到不安，于是他吞吃了他们。他们的父亲前来寻找他们，但是没有找到。他发现了彩虹蛇，认为肯定是它吞吃了自己的孩子，于是他用一把石刀和一个石斧切开了彩虹蛇的肚子。然后两只红绿鹦鹉飞了出来。彩虹蛇使他们变成了如是模样。
宛依的彩虹蛇图像学能够影响西部安恒地区吗？没错，有一些梦幻轨迹联系着这些地区的人们，并且宛依语言是非帕马尼荣根语（non-Pama-Nyungan）的一部分，该语言从宛依扩展到了大部分安恒地区、维多利亚河地区和金伯利地区[38]。显然，在卡卡都国家公园的东鳄鱼河（Alligator River）（图9）附近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彩虹蛇，除了宛依地区的之外，它不同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彩虹蛇。沃尔什[30](109)是第一个指出它和冈玛（彩虹之梦）图形的相似之处的人，不过它亦类似于金加利以及宛依其他地区的大蛇。
东鳄鱼河绘画是一个主要的美术馆，受到波特加姆拉东北600公里远的乌比尔（卡卡都国家公园）公众的欢迎。穆特福德[39](214-215)将其作为一种名为 Aniau-tjunu的古水蛇率先公布了出来。它和安恒地区的其他彩虹蛇一样，不是一种组合的东西，而是由一个两米长的马蹄状的弧形以及红黄相间的色带组成。穆特福德被告知这条蛇和它的家人从马特基里（Matjili）泻湖出发，往西北方向行进。
这条蛇认为此处适宜居住，便停留在了岩石之上。蛇们便钻进了岩缝里面，晚上外出觅食。穆特福德[39](214)还被告知，绘画处于一个增长的地点：当原住民希望增加泻湖中水蛇的数量，他们便选择了正确的季节，站在绘画面前，用一根大树枝轻轻地敲打它，找出水蛇的灵魂，同时将它们引向水潭，它们在那里变成了大水蛇。通过这种简单的魔法，原住民相信他们会获得足够的食物。
加古德都（Gagudju）和其他长老将这幅画解读为一只彩虹蛇，[40]它有着多个名字，如卡拉拉布尔利（Kalarrabirri），[41]最新的名字是加兰加雷利（Garranga’rreli）。[42]
六、野狗、颜色和变化
除了彩虹蛇，最重要的宛依梦想故事中，还包括两种古老的澳洲狗红野狗和白野狗的故事。红野狗来自草坪山的南部高原，不过草坪山峡谷里面有它最为重要的梦想场所，沃德（Warde）或博德杰纳格（Badjenung）。它北行至路易湾，停在了草坪山峡谷。后来它继续向北，来到了多曼及湿地，然后又登上了曼宁岛。那是它的最终归宿。在草坪山上，红野狗碰到了白野狗，此前，白野狗向西到了亚历山大，东南到了温顿（Winton），然后继续往东到了朗里奇（Longreach），并在那里停了下来。二者都有很长的故事，宛依长老说它们的故事和爱丽斯泉以及坦南特湾的故事类似并且有关（如爱丽斯泉的初期故事， Us Mob 2006）。某些细节是保密的，不过大家都知道红野狗战胜了白野狗，在赢得大战之后，将他的姐妹带到了曼宁岛上（在爱丽斯泉的故事中，也是两只野狗为了争夺一只雌狗而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宛依地区，红狗制造了强大的红赭石吉迪吉迪（jidijidi）而白狗制造了白赭石（白粘土） 吉迪吉迪。 吉迪吉迪是一个术语，指的是最为光彩夺目、最为强大有力的红色或白色颜料，受到坠入情网的人们的欢迎。据说，红色吉迪吉迪的一个特别好的产地位于金加利彩虹蛇上面。
在草坪山峡谷野狗梦想的场所（称为沃德或博德杰纳格），有大量的岩画，从古色古香的凿刻而成的圆圈、点、线的图样，到各种红色的绘画和图形，包括填满的椭圆形和鸟的足迹。还有两个黄色的彩虹图案和一个双弧的黄色彩虹。 这个场所已向公众开放，并有如下说明。[30]（109-110）据说这些图画代表了拱形的事物，由野狗舞中的表演者所持有。它们被称为马古恩都（maargoondoo），人们相信它们是饰以树皮和细绳的木棍。
杰克逊·戴梦得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马古恩都是信息棒的名字。他和理查德·布鲁克达尔对野狗之梦的岩画给出了一个详细的解释，他们认为许多岩画针对的是乱伦禁忌，意在教导人们正常的性关系，这与狗的关系正好形成对照。在此透露全部故事是不合适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其主要的故事与人类生殖规则有关。这就与前面论及的使用狗制造的颜料吸引群体中的异性的故事联系了起来。马古恩都棍的形状与彩虹相似，加强了创造力与颜色的深度关联。
许多宛依人提及，为了让吉迪吉迪在一个男人身上发生效力，他必须刮净胡子，将其擦在脸上，引起女人的注意。然后他喊着女人的名字，下次再看到她时，她就会走向他面前并且送上一吻。有些人认为红色的吉迪吉迪要比白色的更为有效，也有人认为二者同样有效。有人说男人偏爱红色的而女人喜欢白色的。西部的阿拉瓦（Alawa）人以白色的颜料和白狗为尊，而将红色和红狗视为负面的，而东部的卡尔卡敦人（Kalkadoon）人则将红色和红狗的故事视为最好的吉迪吉迪[16]。对中部的宛依人来说， 二者都很重要，这更加表明了此地是一个重要的交叉区域。实际上，在宛依地区，彩虹蛇的故事、彩虹蛇岩画、与众不同的地质情况、某些石头、红野狗的故事、白野狗的故事、红赭石、白粘土、爱情巫术和生殖之间有着非常强烈的关联。颜色，尤其是带状的颜色（如地质学上的带状角岩，彩虹，彩虹蛇图样）或纯洁鲜艳的颜色（红色和白色的吉迪吉迪）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它将所有的事物——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关联在了一起。这些事物所表现出的颜色，是理解文化景观、仪式、社会过程、部落内部关系和宇宙论等重要方面的关键。例如，颜色将宛依人与其他民族、其他物种、风景和祖先联系了起来。
西部安恒地区的传统民族认为彩虹蛇住在水里，尤其是瀑布的底部，有两只“狗”相伴。[43](86)古代岩画上所描绘的袋狼与当代彩虹蛇的狗伴的图像是一样的。[44]不过这种关联一定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在南部安恒地区的一处遗址上，有一幅稀有的“狗”形的彩虹蛇绘画——蛇身狗腿，袋狼或狗的尾巴和脑袋——看上去年代已久，可能超过了四千年，因为它与安恒地区的其他一些绘画具有相似性，那些绘画据推断至少有四千年之久。[45](12)穿过安恒地区，在大袋鼠和彩虹蛇之间亦有很强的关联，[46](50)有一些故事涉及到切割、石刀，因此类似于宛依的相关事物。例如，在宛依人的故事中，红袋鼠的祖先给了狐蝠的祖先一把用于割礼的石刀，还教给他们新的律法。[29](5)在另一个地点，红袋鼠变成了灰袋鼠。后来，狗跟踪了红袋鼠，对它展开攻击并杀死了它。根据迪莫克（Dymock）的访谈，野狗把他逼到了乔治湾，撒开了他的内脏，将他的鲜血溅在了地上。而根据其他人的讲述，袋鼠掉进了水里，被那里的野狗杀死了。
这些联系还扩展到了金伯利，野狗尤其具有重要的典型性。罗斯（Rose）[47](7)指出，就在澳大利亚，野狗是重要的梦想角色——他们的足迹和故事是主要的关联点，并且他们被囊括进了重要的歌曲和仪式之中。在维多利亚河地区的亚拉林（Yarralin），[48]有一段时期他们将野狗和人类视为同一物种。如今我们分道扬镳了，已是人狗殊途，不过我们有时像兄弟姐妹，从野狗祖先繁衍而来。
七、颜色、气候变化和意义
大约四千年前，彩虹蛇被认为首次广泛出现于岩画中，[20]野狗被引进了澳大利亚大陆。[49]
此后不久，大约三千年前，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最终稳定了下来。野狗首次出现于考古学记录中，人们认为是用于葬礼。后来，在澳大利亚北部，有时将野狗骨头用红赭石打磨，作为人骨的附属物一起埋葬。[50]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以及野狗的到来，对动物群、生态系统和人类环境引起了诸多不同形态的变化。除了这些变化以外，气候和变化意味着彩虹可能会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天空之中，而野狗则将诸如袋狼等本地的类狗动物在这块大陆上赶尽杀绝。口述史、仪式和视觉艺术都突显了彩虹蛇是最为强大的一个力量。在澳大利亚，大约四千年前开始，尤其在2000年以后，岩画本身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文化的其他方面亦起了变化，例如投矛者的进入，石刀的应用，语言的变化以及战争等[51]。不过，在不同的地区，变化的确切时间和速度各有不同，在澳大利亚北部，一些变化已经开始了，而在其他地区，直到一两千年以后才开始变化。塔森和齐本达尔（Chippindale）认为从更为萨满的意识形态到更具图腾性的，同样经历了一种大体的变化，不过这种观点在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或岩画研究人员之间还有争议。信仰的核心之一，在艺术传统中所表现的人与动物的合体，被保持了下来[52]。宛依人认为，野狗的祖先以鲜亮的红色或白色颜料创造了爱情巫术。据称这种颜料有助于人类的生殖。
从安恒地区远端到宛依地区，在故事、歌曲、仪式、视觉艺术和景观中，彩虹蛇、狗、大袋鼠、狐蝠、鲜艳的鸟、石刀、血和颜料全都联系在了一起。它们关联着丰产、繁殖、起始和变形，不过，这些结果都是原始的力量，由鲜亮的颜色所象征和代表。正如扬格（Young）[53](173)所说，对各地的人来说，多彩而富有生气的事物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激发空间、散发光辉、赋予事物以活力或光明。 对宛依和其他澳大利亚北部的族群来说，一个没有颜色的世界根本不成其为世界。因为鲜亮的颜色，作为祖先力量的一种象征和表达形态，不仅仅给世界以力量，而且带给它生命。
这些信仰有多古老？可以确定的是，所有的证据都支持宛依、古生物（尤其是鲜艳的彩虹蛇）、独特的地点、其他物种、鲜亮的颜料、带状角岩、创造、生殖、岩画等等之间具有关联的观念不超过3500年。就在那一时期，可以得到大量的持久性水资源，在那之前1000年，各地季节性的洪水确定了下来[54]。大卫[55]提出，大多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口述史、梦幻时光的象征和相关的实践不超过1000年，而塔森等人[52]则主张西部安恒地区某些传统的根源可以追溯至4000至6000年以前，或者更久。宛依的复合岩画可能亦具有古老的根源，其最古老的彩虹蛇岩画或可作为证据，它那合成的形式，类似于安恒地区野狗的故事和大量使用的带状角岩。不过大量复合体是相对晚出的，与一两千年之前的气候和景观有关。事实上，考虑到暴露野外、保存状态、主题和颜色等因素，可以确定大多数岩画是后全新纪时期的产物。
将这些绘画复杂化是当代民族志的一个特点。首先，所有事物都被赋予当下的意义，古老的事物得到了重新解释。由此，经由民族志所得到的信息就必然是当代的，可能迥异于50年、100年、500年或1000年以前的意义。不过，民族志能够得到一些假设，这些假设会被证明相左于其他证据形式，如得自地面考古、避难墙、环境记录等证据。而且，通过对比人们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点上对某个特定话题的表述，可以从民族志中将意义的“核心”抽取出来。[56]
经过与欧洲130年的接触，宛依地区的当代民族志变得更为复杂了。[57]在过去100年里，畜牧业改变了人口数量和人员流动，藉此，故事、图样等得以传播、复制与分享。因而，有关古生物的迁徙、梦幻轨迹、宛依和昆士兰北部以及澳洲北部其他族群之间的联系的某些细节可能具有相当晚近的起源。职是之故，在运用形式分析方法时，需要审慎地使用民族志，以期更好地理解岩画、用于石器生产的某些原料以及过去有关的其他方面[58]。此外，需要时刻谨记，意义总是不断变迁，意象常常暧昧不明，在此时和彼时，某些图像的意义可能大为不同。意义还与语境相关，时常呈层状结构：随阐释者的不同以及受众的差异，意义亦会变动不定，基于性别、年龄、身份、传统知识、起始的语境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意义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层级。
既使将这些全都了然于心，我们仍然会对过去使用的颜色得出许多不同的事物。首先，风景中的颜色、岩石与制造石器的原料影响了宛依人对彩虹蛇的描绘，使这种重要的古生物的形象更似彩虹而不是蛇，比澳大利亚的其他地方的更像合体之物。其次，百合泉地区多彩的带状地质所具有的极端本质，表明此处是绘制最大最重要的彩虹蛇的最好场所。第三，彩虹桥的图像、故事和场所，以及亮丽多彩的颜料，如今和原始力量、创造和生殖联系了起来。在至少1000年前，也可能3500年以前，这些联系可能非常重要，不过，再往前追溯，无论考古学还是民族志都没有告诉我们太多信息。
这些结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者很是重要，因为他们突显了民族志应用的界限，在缺乏可信而或精确的岩画数据时阐释的问题，以及正规的考古学分析所能揭示的意义类型的局限。不过这一案例研究表明了一些本土的图像、宇宙论与符号系统可能和当地的地质学、地形学与环境相关。依据颜色考古学，诸如岩画的变化，在某些场所中颜料的使用，应用彩石制作工具以及与当地景观中多彩之处有关的场所等，都可能会让我们在古代和近代文化中获得另一种意义。正如琼斯和布兰得利[59](112)所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色彩，不过在研究过去时，我们往往会忘掉这点。”他们还指出，在欧洲早期的诸多社会中颜色是一种主要的结构化原则，不过这还需要深入研究。因此，人类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寻找新的方法去探究颜色的应用方式，使我们能从作为研究对象的时代以及所生活的当代这两种视角去把握它。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更为切近地欣赏从前社会的视觉世界和智识世界”[59](114)（Jones & Bradley 1999, 114），更好地得到认知的圣杯，理解考古学的象征形式和其他形式。颜色非常重要，不仅在于我们利用它探寻从前社会的新意义，而且更为广泛地是，在过去至少四万年里，物质文化、图像和应用颜料或绘画在创造意义时，颜色扮演了多维的角色。
致 谢
我要感谢宛依社区允许我们从事研究工作，感谢他们的友好和慷慨。特别感谢彼得·贝尔（Peter Bell）、理查德·布鲁克达尔（Richard Brookdale）、莱尼·库比（Lenny Cubbie）、杰克逊·戴蒙德（Jackson Diamond）和埃里克·金（Eric King）在岩画图样、遗址、风景和古生物等方面所提供的学术信息。还要感谢凯西·阿普林（Casey Aplin）、哈利·贝尔根（Harry Bergen）、戴尔·贝尔根（Del Bergen）、梅利莎·凯恩斯（Melissa Cairns）、戴斯·卡尔顿（Des Carlton）、巴里·迪克（Barry Dick）、艾德里安·乔治（Gadrian George）、乔治·南希（Nancy George）、布兰德利·金（Bradley King）、尤妮斯·奥基夫（Eunice O’Keefe）和丹妮娜·瓦尔登（Daniella Walden）在各方面提供的帮助。同样感谢迈克·阿彻（Mike Archer）、安德鲁·博德（Andrew Border）、朱迪思·费尔德（Judith Field）、理查德·福拉卡尔（Richard Fullagar）、巴里·路易斯（Barry Lewis）和迈克尔·斯莱克（Michael Slack）提供的各种支持。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我要感谢我忠实的田野助手亚当·布鲁姆（Adam Brumm）感谢他的辛勤工作，富有启发性的交流和相伴。在本研究的各个阶段，澳大利亚博物馆、格里菲斯大学、悉尼大学和昆士兰环境保护局提供了后勤和其他支持。本研究由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LP0211430）资助。感谢黛安娜·阳戈（Diana Young）邀请我参加她以“颜色的再物化”为主题的座谈会，这促使我连缀成本文。本文的最初版本提交给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本文没有涉及受限的或机密的宗教信息或图像。本文在2002年以及2007年7月收入文集时，宛依长老已给了授权。感谢理查德·福尔卡尔、彼得·汉斯考克（Peter Hiscock）以及两位匿名的评委对本文的改进性意见。
注释：
①题目为译者所加。
②全新世（Holocene times）是地质时代的最新阶段，开始于12000～10000年前，持续至今。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称全新统，覆盖于所有地层之上。全新世是1850年由哲尔瓦（P.Gervais）提出的，并为1885年国际地质大会正式通过。全新世时，人类已进入现代人阶段。——译者注。
③Dreaming（梦幻）：我就这一单词的意涵咨询了保罗先生，他回复说，“Dreaming”一词表达了澳大利亚土著民的精神性。它是一种宗教和哲学世界观，是一种能够解释过去并制定行为规范的宗教－哲学。他们认为，在世界处于梦想时代（Dreamtime）的初期，人和动物是由强大的古（或“梦想时代”）生物创造的。——译者注。
注释：
［1］Fernandez, A.A. & M.R. Morris, 2007. Sexual selection and trichromatic color vision in primates: statistical support for the pre-existing bias hypothesis. American Naturalist 170, 10–20 (DOI: 10.1086/518566).
［2］Changizi, M.A., Q. Zhang & S. Shimojo, 2006. Bare skin, blood and the evolution of primate colour vision. Biology Letters 2, 217–21 (DOI: 10.1098/rsbl.2006.0440).
［3］Isbell, L.A., 2006. Snakes as agent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in primate brain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1, 1–35.
［4］Ta·on, P.S.C., 2006. Behaviourally modern at 300,000 bp: was my ancestor brighter than yours? Before Farming: the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y of Hunter-Gatherers 2006/2 article 3, 144–52.
［5］Barham, L.S., 2002. Systematic pigment use in the Middle Pleistocene of South-central Africa. Current Anthropology 43, 181–90.
［6］Barham, L.S., 2002. Systematic pigment use in the Middle Pleistocene of South-central Africa. Current Anthropology 43, 181–90. McBrearty, S. & A. Brooks, 2000. 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9, 453–563. Ta·on, P.S.C., 2006. Behaviourally modern at 300,000 bp: was my ancestor brighter than yours? Before Farming: the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y of Hunter-Gatherers 2006/2 article 3, 144–52.
［7］Henshilwood, C.S., F. d’Errico, R. Yates, Z. Jacobs, C. Tribolo, G.A.T. Duller, N. Mercier, J.C. Sealy, H. Valladas, I.Watts, I. & A.G. Wintle, 2002. Emergence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Middle Stone Age engravings from South Africa. Science 295, 1278–80.
［8］Ta·on, P.S.C., 2005. Ochre, clay, stone and art: the symbolic importance of minerals as life-force among Aboriginal peoples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Australia, in Soils, Stones and Symbols: Cultural Perceptions of the Mineral World, eds. N. Boivin & M.A. Owoc. London: UCLPress, 31–42. Ta·on, P.S.C., 2006. Behaviourally modern at 300,000 bp: was my ancestor brighter than yours? Before Farming: the Archaeology & Anthropology of Hunter-Gatherers 2006/2 article 3, 144–52.
［9］Osborne, H.F., 1916. Men of the Old Stone Age: their Environment, Life and Art. 2nd edition. New York (N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0］Scarre, C., 1999. Viewpoint: what meaning had colour in early societies?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9(1),109.
［11］Jones, A. & G. MacGregor. 2002. Colouring the Past: the Significance of Colour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xford:Berg.
［12］Cole, N., 2005. Review. Australian Archaeology 60, 76–8.
［13］Young, D., 2006. The colours of things, in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eds. C. Tilley, W. Keane, S. Kuechler-Fogden, M. Rowlands & P. Spyer. London: Sage, 173–85.
［14］Bowler, J.M., H. Johnston, J.M. Olley, J.R. Prescott, R.G.Roberts, W. Shawcross & N.A. Spooner, 2003. New ages for human occupation and climatic change at Lake Mungo, Australia. Nature 421, 837–40.
［15］Ta·on, P.S.C., 1991. The power of stone: symbolic aspects of stone use and too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Arnhem Land, Australia. Antiquity 65, 192–207.
［16］Brumm, A., 2005. An axe to grind: symbolic considerations of stone axe use in ancient Australia, in Soils, Stones and Symbols: Cultural Perceptions of the Mineral World, eds. N. Boivin & M.A. Owoc. London: UCL Press,143–63.
［17］Morphy, H., 1989. From dull to brilliant: the aesthetics of spiritual power among the Yolgnu. Man 24, 21–39. Morphy, H., 1991. Ancestral Connections: Art and an Aboriginal System of Knowledg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ylor, L., 1996. Seeing the Inside: Bark Painting in Western Arnhem 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 Mob, 2006. Traditional Stories, 8.2. www.usmob.com. au/factsheets/Fact_Sheet_08.pdf (15 August 2006).
［18］Ta·on, P.S.C., 1989a. Art and the essence of being: the symbolic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fish among the peoples of western Arnhem Land, Australia, in Animals into Art, ed. H. Morphy. London: Unwin Hyman, 236–50.Ta·on, P.S.C., 1989b. From Rainbow Snakes to ‘X-ray’ Fish: the Nature of the Recent Rock Painting Tradition of Western Arnhem Land, Australi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Taylor, L., 1990. The Rainbow Serpent as visual metaphor in western Arnhem Land. Oceania 60, 329–44.
［20］Ta·on, P.S.C., M. Wilson & C. Chippindale, 1996. Birth of the Rainbow Serpent in Arnhem Land rock art and oral history. Archaeology in Oceania 31, 103–24.
［21］Border, A., 1988.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the Lawn Hill and Mussebrook Creek area, Northwestern Queensland Highlands. Unpublished manuscript,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 Heritage.Border, A., 1989.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n Lawn Hill and Bowthorn Stations, Northwestern Queenslan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eritage Section,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Heritage. Hayes, L. & A. Border, 1997. Waanyi Cultural Sites on Elizabeth Creek, Musslebrook Creek, Arthur Creek and Hartness Springs, northwest Queensland.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Northern Region).Hiscock, P., 1988.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Artefact Manufacture at Lawn Hill, Northwest Queenslan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Walsh, G., 1982. Aboriginal Sites of the Lawn Hill Gorge Area: a Preliminary Repor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eensland National Parks & Wildlife Service.Walsh, G., 1985. The Archa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Lawn Hill Gor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eensland National Parks & Wildlife Service.
［22］Van der Meer, A., 1997. Widtheringyapa: a Predictive Model for the Archaeology of the Riversleigh Management Unit Lawn Hill National Park. Unpublished BAHonou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3］Border, A., 1988.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the Lawn Hill and Mussebrook Creek area, Northwestern Queensland Highlands. Unpublished manuscript,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 Heritage.Border, A., 1989.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n Lawn Hill and Bowthorn Stations, Northwestern Queenslan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eritage Section,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Heritage. Morwood, M.J., 1977. Art and Stone: Towards a Pre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Queenslan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Queensland. Walsh, G., 1985. The Archa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Lawn Hill Gor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eensland National Parks & Wildlife Service.
［24］Moore, M., 2003. Flexibility of stone tool manufacturing methods on the Georgina River, Camooweal, Queensland. Archaeology in Oceania 38, 23–36.
［25］Mulvaney, J. & J. Kamminga, 1999. Prehistory of Australia. Sydney: Allen & Unwin. Moore, M., 2004. The tula adze: manufacture and purpose. Antiquity 78, 61–73.
［26］Moore, M., 2004. The tula adze: manufacture and purpose. Antiquity 78, 61–73.
［27］Hiscock, P., 1988.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Artefact Manufacture at Lawn Hill, Northwest Queenslan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Slack, M., R.L.K. Fullagar, J.H. Field & A. Border, 2004. New Pleistocene ages for backed blade artefact technology in Australia. Archaeology in Oceania 39, 131–7.
Slack, M., R. Fullagar, A. Border, J. Diamond & J. Field, 2005. Late Holocene occupation at Bunnengalla 1, Musselbrook Creek, northwest Queensland. Australian Archaeology 60, 54–8.
［28］Slack, M., R. Fullagar, A. Border, J. Diamond & J. Field, 2005. Late Holocene occupation at Bunnengalla 1, Musselbrook Creek, northwest Queensland. Australian Archaeology 60.
［29］Dymock, J., 1982. Historical Material Relevant to Nicholson River Claim Are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orthern Land Council, Darwin.
Dymock, J., 1993. Something Deep and Rich: Indigenous and Post-contact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 Materials Relevant to the Lawn Hill/Riversleigh District of Queenslan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 Heritage.
［30］Walsh, G., 1985. The Archa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Lawn Hill Gor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eensland National Parks & Wildlife Service.
［31］Hayes, L. & A. Border, 1997. Waanyi Cultural Sites on Elizabeth Creek, Musslebrook Creek, Arthur Creek and Hartness Springs, northwest Queensland.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Northern Region).
［32］Border, A., 1989.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n Lawn Hill and Bowthorn Stations, Northwestern Queenslan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eritage Section, Queensland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Heritage.
［33］Morwood, M.J., 1977. Art and Stone: Towards a Pre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Queensland. Unpublished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Queensland.
［34］Gunn, R.G., 2003. Arrernte rock-art: interpreting physical permanence in a changing social landscape. Australian Aboriginal Studies (2003), 52–73.
［35］Chaloupka, G., 1993. Journey in Time. Chatswood: Reed.
［36］Chaloupka, G., 1993. Journey in Time. Chatswood: Reed.Ta·on, P.S.C., 1989c. From the ’Dreamtime‘ to the present: the changing role of Aboriginal rock paintings in western Arnhem Land, Australia. 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Studies 9, 317–39.
［37］Chaloupka, G., 1993. Journey in Time. Chatswood: Reed,p48. Chaloupka, G., N. Kapirigi, B. Nayidji & G. Namingum,1985. Cultural survey of Balawurru, Deaf Adder Creek, Amarrkananga, Cannon Hill and the Northern Corridor: a Report to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 Wildlife Servi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 Wildlife Service and the Museum & Art Galleries Board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pp80-82. Ta·on, P.S.C., 1989b. From Rainbow Snakes to ‘X-ray’ Fish: the Nature of the Recent Rock Painting Tradition of Western Arnhem Land, Australi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pp263-264.
Ta·on, P.S.C., M. Wilson & C. Chippindale, 1996. Birth of the Rainbow Serpent in Arnhem Land rock art and oral history. Archaeology in Oceania 31, 117–120.
［38］McConvell, P. & N. Thieberger, 2005. Languages past and present, in Macquarie Atlas of Indigenous Australia, eds. B. Arthur & F. Morphy. Sydney: Macquarie University,78–87.
［39］Mountford, C.P., 1956. Art, Myth and Symbolism: Records of the American – Australian expedition to Arnhem Land, vol. 1.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40］Ta·on, P.S.C., 1989b. From Rainbow Snakes to ‘X-ray’ Fish: the Nature of the Recent Rock Painting Tradition of Western Arnhem Land, Australi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pp263-264.
［41］Gillespie, D., 1982. The Rock Art and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Ubirr, Kakadu National Park. Unpublished manuscript,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 Wildlife Service, Jabiru.
［42］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 Heritage, 2006. Ubirr Art Sit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ww.deh.gov.au/parks/ kakadu/artculture/art/ubirr.html (15 August 2006).
［43］Chaloupka, G., N. Kapirigi, B. Nayidji & G. Namingum,1985. Cultural survey of Balawurru, Deaf Adder Creek, Amarrkananga, Cannon Hill and the Northern Corridor: a Report to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 Wildlife Servi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 & Wildlife Service and the Museum & Art Galleries Board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44］Chaloupka, G., 1993. Journey in Time. Chatswood: Reed,pp50-52. Ta·on, P.S.C., 1989b. From Rainbow Snakes to ‘X-ray’ Fish: the Nature of the Recent Rock Painting Tradition of Western Arnhem Land, Australi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p265.
［45］Gunn, R.G. & R.L. Whear, 2007. The Jawoyn rock art and heritage project. Rock Art Research 24, 5–20.
［46］Chaloupka, G., 1993. Journey in Time. Chatswood: Reed.
［47］Rose, D.B., 2002. The Dead, the Missing, the Lost, and the Voiceless: Some Thoughts on Extinction from a Dingo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Conference on Hunting & Gathering (CHAGS), Edinburgh; www.abdn.ac.uk/chags9/1-rose.htm, September 2002.
［48］Rose, D.B., 1992. Dingo Makes Us Human: Life and Land in an Aboriginal Australia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9］Corbett, L., 2001. The Dingo in Australia and Asia. Marleston:J.B. Books.
［50］Ta·on, P.S.C. & C. Pardoe, 2002. Dogs make us human. Nature Australia 27(4), 53–61.Morey, D., 2006. Burying key evidence: the social bond between dogs and peopl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3, 158–75.
［51］Haskovec, I., 1993. Rock art, languages and archaeology of the Top End of Australia, in Rock Art Studies: the Post-Stylistic Era o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eds. M.Lorblanchet & P. Bahn. Oxford: Oxbow, 195–202.Lewis, D., 1988. The Rock Paintings of Arnhem Land: Social, Ecological, and Material Culture Change in the Post-Glacial Perio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415). Oxford: Archaeopress. Ta·on, P.S.C. & C. Chippindale, 1994. Australia’s ancient warriors: changing depictions of fighting in the rock art of Arnhem Land, N.T.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4(2), 211–48. McConvell, P., 1996. Backtracking to Babel: the chronology of Pama-Nyungan expansion in Australia. Archaeology in Oceania 31, 125–44.Mulvaney, J. & J. Kamminga, 1999. Prehistory of Australia. Sydney: Allen & Unwin. Moore, M., 2004. The tula adze: manufacture and purpose. Antiquity 78, 61–73.
［52］Ta·on, P.S.C. & C. Chippindale. 2001. Transformation and depictions of the First People: animal-headed beings of Arnhem Land, N.T., Australia,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Rock Art Research, ed. K. Helskog. Oslo: Novus, 175–210.
［53］Young, D., 2006. The colours of things, in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eds. C. Tilley, W. Keane, S. Kuechler-Fogden, M. Rowlands & P. Spyer. London: Sage.
［54］McGlone, M.S., A.P. Kershaw & V. Markgraf, 1992. 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 climatic variability in Australasian and South American paleoenvironmental records, in El Nino: Historical and Paleoclimatic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Oscillation, eds. H.F. Diaz & V.
［55］David, B., 2002. Landscapes, Rock-Art and the Dreaming: an Archaeology of Preunderstanding.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56］Ta·on, P.S.C., 1992. ‘If you miss all this story, well bad luck’: rock art and the validity of ethnographic interpretation in western Arnhem Land, Australia, in Rock Art and Ethn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Ethnography Symposium, eds. M.J. Morwood & D.R. Hobbs. Melbourne:Australian Rock Art Research Association, 11–18.
［57］Slack, M., 2002a. Aboriginal Responses to European Contact in Northwestern Queensland. Unpublished MA thesis.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Slack, M., 2002b. The ‘Plains of Promise’ revisited: a reassessment of the frontier in north western Queensland.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75, 71–83.
［58］Chippindale, C. & P.S.C. Ta·on (eds.), 1998. The Archaeology of Rock-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9］Jones, A. & R. Bradley, 1999. The significance of colour in European archaeology.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9(1), 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