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语义标记：黎族人的“插星”与“禁星”
袁晓莉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黎族人原始记事方法中一类特殊的标记，即是田间地垄的“插星”与村头屋前的“禁星”。 此类标记在黎族五大支系中相当普遍，也是黎族社会中人人必须遵守的习惯法则，对于民间出示广告、启事、禁令之类的事务，“插星”与“禁星”显示出强大的语义功能。集中反映了黎族社会的道德法制、宗教观念、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等，同时，也是黎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结果，延续至今，成为黎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黎族人；标记；“插星”；“禁星”；语义；传统文化
黎族主要来源于我国南方古越族的一支——骆越人[1](52)，从语言学来看，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这已得到专家的证实，然而，历史中是否有本民族的文字，史记古籍均没有明确记载。虽然清代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中有一段“虫书”记载：“黎妇女皆执漆扁担，上写黎歌数行，字如虫书，不可识。”但是这些写在“漆扁担”上的“虫书”是否就是文字，今人已无从考证，亦无实物对应，所以一般认为，黎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据考古学证明，人类文字发展演进可概括为如下基本规律：原始记事方法→图画符号→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黎族人虽然无文字，但是他们通过在长年的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创造出了约定俗成的实物记数、结绳刻木、标记与图画等原始记事方法。这些实物与标记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为我们研究和复原史前时期原始记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活态地印证了人类文字演进的前阶段。
本文主要研究黎族人原始记事中的标记，它们以单纯、易识别的物象、符号为直观语言，成为黎族同胞为生存而斗争的注解，揭示了黎族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宗教思想、人与自然的哲学关系等，也是人类表达内心世界、向外传递信息的最古老的传播符号之一。在黎族中最典型且很特殊的标记即是田间地垄的“插星”与村头屋前的“禁星”。这类标记往往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联系，以自然物为标记或在其上做出一些人工符号，因为被赋予了特定的语义表达、情感指向，还有行动指令等意义，所以它们仍属于原始记事范畴。此类记事在黎族五大支系中相当普遍，也是黎族社会中人人必须遵守的习惯法则，对于民间出示广告、启事、禁令之类的事务，“插星”与“禁星”显示出强大的语义功能。常见的标记是打上结的青色野菠萝叶，野菠萝树学名叫露兜树，是露兜树科热带小乔木的野生植物，在海南随处可见（图1）。图1〓野菠萝叶
一、“插星”——表情达意的物化
“插星”是黎族人的一种特殊标记，他们以插棍结草或用钩刀在树上刻上鸡爪“X”为表现。这些特殊的“插星”标记代表着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语言涵义，人们约定俗成，互相遵守承袭，具有特殊的社会约束力，同时，“插星”的标记也与黎族的生存方式相适应，保障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以其形象性、便捷性直观地向人们交流信息与感情。
1.占有:所有权的对话
在黎族，山地、树木、草场、鱼塘、蜂窝等，人们一时不能利用但又要说明此物已被占有，就有了“插星”这个标记，草结和“X”变成了具象的“文字符号”。因为这类“插星”就地取材，信手拈来，所以对草与树叶没有严格的要求，野菠萝叶或者其他任何可以打结的草、树叶都能使用。一次笔者在小明形村的路上，遇到一位阿叔，他见到路上的牛粪，想捡又无畚箕，所以就地在路边拔了一簇芒草，打个结插在了牛粪上。
在村子的领地内，有村民看见一棵小果树苗，便拔上几根茅草，打结绑在小树上，说明此树已有主人。几年后，果树结果，果实自然就归打结的人所有，而且世代享用。若是相中了一棵大树，比如能做棺材的粗大树木，在树干上砍了一个“X”后，这棵树便成了他的财产，哪怕几十年过去了，只要“X”在，其他人不会去砍那棵树。黎族很多地方存在临终做棺的习俗，这时，他的家人才砍下那棵树（图2）。所以占有标记的“插星”，本身也体现了黎族人民讲诚信、朴实善良的美德，“插星”的有效期不是一时或几年，而是一世，甚至几世，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语义的物化，图2占有插星更是一种黎族社会的约束力和世代承袭的习惯法则。若是有人占用了别人标明的“插星”物件，就会被视为没有道德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斥责与鄙视。黎族有首民歌唱道：
世间往来讲情理，进村入门有规矩；
家门禁星不用去，后拜相见也不迟。
恶心的人不讲理，别人的插星占为己；
瞎子行路都有棍，贼心的人命早死。
这表明黎族人民把道义看得很重，推己及物，对这些标记物的尊重变成了他们为人处世的语义符号。
2.警示：语义的告白
这类“插星”主要是农户为避免自家农作物遭受损害，常用野菠萝叶打结，对外做出的警示标记。因为两边和中间均有倒生的尖刺，所以这种植物令人望而却步，民间普遍用来表达某种警示。黎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在生产生活中，这种警示标记非常重要，一可以作为地界，二可以防止禽畜践踏庄稼（图3）。在日常生产中，农作物会无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害，牛吃了图3 稻田边插的野菠萝叶人家的秧苗，猪、鸡、鸭到处乱跑毁了别人的菜园等等。遇到这种情况，主人会用树枝绑上几片野菠萝叶并打上一个结插在破坏之处，以示警告，或是把遭受毁坏的农作物用草打成草结，悬挂于路边或是村边，让村民知道，稻田边插的野菠萝叶告诫肇事者不要再搞破坏，或是看管好自家的家禽家畜。对于瓜菜之类被偷摘，失主就用剩下的瓜菜象征性地用木条挂在路口上，让“天地看见”，预兆偷窃之人总有一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假如“插星”警告后，破坏情况仍然存在，那么就要水落石出，处罚此人，所以村民们非常尊重这种“插星”所显示的意义。
黎族过去都是靠天吃饭，水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生产资料，人们常会有争水的摩擦，于是便制定出了带有针对性的话语“插星”。在干旱无雨时，为了取到干净的水喝，人们在浑浊的河水边挖一个坑引水沉淀，但又担心别人把水弄脏，于是斜砍一根芒草，把叶子折到茎部打结，插在水坑旁边，这是告诉大家，此水人可以喝，但不要把水弄脏。笔者在昌江县七叉镇机告村见过此情形（图4）。图4 示意不要把水弄脏
还有一些有着特殊意义的“警示语”，比如不想让别人议论自己水稻的长势，尤其是在水稻抽穗时，田边就会出现一些特意做成的标记，用木棍和竹子扎成支架，在上倒挂2束稻穗，别人见后便会有意识地悄声经过。
3.宗教法事：悬挂的符咒
黎族宗教上的“插星”形式各异，内容与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是宗教主持人“道公”常用的法事之物，主要表示法事顺利、病人好转、家人平安等，但民间将此类插星逐渐引申到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驱鬼辟邪，保佑祈福，也是黎族宗法观的一种体现。大家看到此类物品便知其意，自觉遵守，不犯忌讳。
宗教所用“插星”之物以法事的要求而定。每当家人或是家禽家畜生病时，他们会找“道公”做各式各样的法事来驱鬼治病，其间各种“插星”便是法事的道具。法事离不开献祭，献给鬼神的祭品视鬼的大小而定，大鬼用牛，小鬼献鸡。法事做完后，门口及屋角一定挂上“插星”物。五指山、保亭和琼中地区的杞黎，一般在门口多挂白藤刺叶、刺蒌叶等，意思是作法使污物已清除干净，防止鬼魂重新进来。门后则挂上“道公”的符篆以保家，其文采用道家文字，故此，本文不再细说。哈黎的“罗活人”在法事上如用黑狗作为祭品，那是针对“非正常死亡”之鬼魂的作祟，这种祭品威力最大，杀黑狗取血洒在房屋四周以驱邪，有的地方还用黑狗血涂在患者的衣服上，最后将狗的下颚骨作为“插星”悬挂于门上，不让鬼魂再来骚扰（图5）。黎族宗教法事多种，做法不同，“插星”之物也有多样，比如门上插一个蜂巢，屋顶插一束茅草，门梁上挂饱满的大酸豆等，但此时的意义都是相似的。
图5 狗牙驱邪
这些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插星”，虽然各地的做法和形式不甚相同，但都表现出鬼魂观念在黎族人的思维中占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他们眼里，鬼魂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决定着人们的生老病死、生产收成、家宅平安，因而民间产生了许多为避免鬼魂作祟的习俗文化。正是基于这种原始宗教观，“插星”看似驱鬼符和行动忌讳的标语，实则代表着黎族人民用草物的方式表达对生活生产的祈愿，呈现形式虽然不像汉族宗教的字符那样明确具体，但也是黎族人民的情感文化与宗教心理的体现。图6 黎族砖瓦房前的祭鬼竹篓那些白藤刺叶、刺蒌叶和野菠萝叶等带刺的草，其形状上的锯齿，就是被人们直观地理解为可以勾住鬼魂的符咒，把鬼魂挡在家门之外，以一种单纯的形象思维消除了他们对鬼魂惧怕的紧张与不安。如今，海南岛的黎族已住进了砖瓦房，但这些“插星”标记仍然存在，门前或窗户上还挂着野菠萝叶。可以看出，黎族“插星”习俗已经变成一种精神的物化，不论其生产、生活的方式如何改变，它的意义依然存在（图6）。
二、“禁星”——无言的禁令
“禁星”之“禁”字来源于汉语，是禁止的意思，与黎语发音的“禁鬼”之“禁”并无关系，主要为某些禁忌的标记。如果看到村寨的路口或黎家门口吊挂树叶，则表示村里或家中有不便之事，外人禁止入内，这个树叶符号即是“禁星”。
过去，有妇人生孩子，家中老人都会摘来一些树叶，挂于屋外，比如杞黎，生男孩挂棕榈叶或菠萝叶，生女孩则挂野生树叶（图7）。同时这也是告知大家此屋有妇人“坐月子”，按照黎族传统历法，12天为一个月，其间外人不可随意闯入，否则小孩的魂魄会被吓走而患病。
图7 生子禁星
这是五指山太平村的习惯，而保亭县加茂镇的赛黎，人们会在屋外立一根木棍，木棍上挂一枝荔枝树叶或龙眼树叶，说明这家生女孩，男孩一般挂棵露兜叶，也暗示外人不要进入产妇的屋子。如今，虽然所挂树叶已没有严格规定，但不同地区所挂树叶还是有整体差别的，实际上，外来的人是看不出这些树叶的差别，但是对于黎族人内部的小环境里，语义是约定俗成的，不同的事情挂不同的树叶，代代相传。在一次昌江县王下乡的采风中，笔者的学生闹出了笑话，他看见屋外禁止入内的树叶，以为此屋生了孩子，便自鸣得意叫起来，结果令屋主愤怒，原来，这家人还沉浸在孩子夭折的悲伤中，屋前挂的是丧子树叶。虽然学生看到了禁星，知道不该进屋，但是对语义的理解还不够准确，造成了尴尬，这恰恰也是我们研究工作值得注意的地方。
每当插秧苗和下谷种时，亩头也要采摘带有绿叶的小树枝挂在自家门口，表示稻魂已来我家，大家看到这个标记后便不会去亩头家中，否则惊动了稻魂，庄稼会被野兽践踏。倘若家里猪生仔或酿米酒，门前也会出现禁星，怕外人惊扰了母猪，可能没有奶水，也怕酿酒时外人的打扰，米酒不会甘醇。
外地发生瘟疫时，为了防止瘟疫扩散到本村，人们就在村寨路口挂上厚皮树叶，表示禁止外地人进入本村。如果全村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挂树叶，说明这个村寨发生了瘟疫，虽然各地挂的树叶不尽相同，但都表示禁止外人入村，以免被传染。若村寨前后都挂上厚皮树叶，则表示全村人集体参加宗教活动，此时一般禁止陌生人入寨。有时人们外出劳动，挂上翠绿山藤叶告知来访的人们，主人不在家。家里有人得病，屋门口要挂上青树叶，这是提醒外人不能进入，否则病人会加重病情。
凡是有“禁星”的地方，人人都要遵守，违者会被谴责为不懂情理的人。
三、局限——未完成的语义系统
这些标记，无论是标识禁忌的“禁星”，还是表示占有、宗教性的“插星”，无论是广告启事，还是代表所有关系，一旦约定俗成，不需他人解释，即可直接表意。从这点说，它是一种比较成功的原始记事方法，但是，标记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插星”与“禁星”表意的情境性、随意性，通常只能对口头语言起提示、补充、证实作用，尚不能成为独立表意的书面语言，除了当事人和知情者，其他人很难仅凭标记便能准确、完整地了解其内容。例如，看见地边插草为记，知道已有人占有，但不知是谁占，因此，用这种方法仅能记录或表达一些简单的笼统的事情，而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并且，作标必须准确，否则，会出现相反的效果，甚至造成惨剧。在1935年，<?费孝通先生与爱妻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东南乡进行瑶族社会调查时，就是因为标物的信息错误酿成了悲剧。此地山高路险、荒无人烟，于是向导在前，费孝通与王同惠搀扶其后。他们翻山越岭到达罗运乡，行至五指山冲口处时，已有身孕的王同惠因为稍作歇息，夫妻二人便与向导失去了联系。原本约定以木叶作路标，凡放有木叶之路则示意不能通行，但因为路标的错误，他们迷失了方向。不巧，费孝通误触瑶族的猎兽陷阱，木石俱下，双脚被压，妻子奔走救夫，不慎坠落深渊而亡。第二日傍晚，猎户见陷阱的标记下落，才发现了受重伤的费孝通先生。这场悲剧的发生与费先生的被救，都与设置标记有关，因为作标不准确而酿成的后果却是无法挽回的。这种恶剧的事例过去在黎族民间也是时有发生。
四、内在的秩序——诚信的表意
虽然“插星”与“禁星”表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黎族人恪守信用，说一不二的性格使这些标记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在黎族社会中，人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带有原始风貌的淳朴的“信”道德观，正如《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黎族人若是路有拾遗，必拾起放在显处，以便失主寻找；耕牛野牧，不会丢失；谷仓建在村外，不上锁也不怕偷窃；欠债还钱，卖妻鬻子亦不足惜。图8 财富和荣耀的标记黎族谚语常常有这样的表述：“宁愿洁身而死，不愿污身而生”，“人生乜贵器，品德最值钱”，“莫玩人家放的木，不动人家放的竹”，“贫不行盗，富不行暴”。[2](156)所以“插星”与“禁星”是黎族人诚信的物化标记，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公正平等的内在秩序，增强了黎族间的凝聚力与安定团结。当然，黎族传递信息的物化标记不仅仅是“禁星”与“插星”，还有许许多多语义符号。比如在深山里，树干上用刀砍下的一横或放在路口的断枝，那是指路标记；过去村与村之间械斗，村口挂起对方的头发和遗物，表明本村胜利了，这是获胜的标记；三石灶的顶梁上悬挂着一排排的野猪下颌骨，说明这家有个好猎手，那是财富和荣耀的标记（图8）。标记作为人类直观联系的特殊符号，是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不同的一种记事方式，它对于黎族社会、个人的根本利益显示着其极重要的价值。之所以对“禁星” 与“插星”做了篇幅较多的语义研究，主要因为这类特殊的标记是黎族人民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最直接、最广泛的表达形式，集中反映了黎族社会的道德法制、宗教观念、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同时，也是黎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结果，其延续至今，成为黎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The Semantic Markers: Li people's " Inserted Star " and "Ban Star "
YUAN Xiao-li
( Art Institute of Hainan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HainanProvince )
Abstract: There was a kind of special marker used in the method by Li people to take note, they were " inserted star " on the field ridge and "ban star" in front of the house or village. Such markers were quite common in five Li branches, and they were the customary rules that everyone of Li society must abide by. The" insert star" and "ban star" had a strong semantic function to the affairs such as producing ad, advertisement, ban things. They reflects the moral, religious beliefs, habits and custom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Li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the survival results to adapt to the natural social environment, so far, have become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Li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Li people; markers; " inserted star "; "ban star"; semantic meanings; traditional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