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一席谈
——安东尼·西格尔给亨利·金斯伯里①的复函②
安东尼·西格尔（Anthony Seeger）著 周丽青 译 罗易扉 校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90024)
摘 要：民族音乐学学科的设立与否一直是学界的争论？设立此学科或许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民族音乐学不应该被音乐社会学(sociomusicology)所取代。多年以来，关于民族音乐学，我最喜欢的一点便是各类关于民族音乐的会议。因为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带着他们各类关于音乐表演以及方法论问题集聚一地，盛况空前地讨论问题。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语言学；学科领域
在1968年那年，正值我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做为期六个月博士后期间，亨利·金斯伯里(Henry Kingsbury)也恰好是那里的一名研究生。在这所校园，我们一起共度了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我们促膝谈心，彼此心心相印而走过了那段岁月。亨利一直维系着他一贯的作风，他极具问题意识，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绵延的问题。在这有限的方寸之内，我不知从何开始。或许我可以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问题开始吧，然后再过渡到下一个语言学问题。
民族音乐学学科的设立与否一直是学界的争论？设立此学科或许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民族音乐学不应该被音乐社会学(sociomusicology)所取代。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这不仅仅限于民族音乐学这一门学科。我曾经一度被提名为系主任候选人，实话实说我对系部的设立一直不太赞成，我认为学科只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总是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克服“跨学科”的藩篱。在很多大学，各院系均多少扮演着既竞争性又保守的角色。因此，如果有朋友还力荐我担任系主任的话，我可能会主张打破系部结构之间的边界。因为我认为学术只和问题有关，而与学科无关。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各类学术问题讨论中来。例如，音乐表演、宇宙学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时，研究群体也是宽泛的，可以涵盖各式各样的人群，而不仅仅限于是民族音乐学家(ethnomusicologists)。同时，交流形式也是灵活多样的，我们可以以多种多样的超越学科边界的形式参与到学术讨论，例如，非正式的未发布的谈话，或者电子邮件等形式。
当一个问题不再能引发趣味的时候，我们甚至应该转向其他问题。或许在每所大学可以设立一个类似“转向”日，师生们可以选择一个时间的节点去成立新的“问题小组”。
在十九世纪，那个时期的学科边界不像当今如此细化，因此，那个时期的学科结构更能激发学术问题的提出。而当前我们设立的学科仅仅将学术问题局限于所谓的各自的学科之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问题的解决便固守在此学科的清规戒律之中，这便是金斯伯里(Kingsbury)所指出的不利因素。然而，在现存的大学体制之内，各自独立的系部与界限分明的学科各行其责，各自提供形形色色的经济奖励与组织资助。虽然在封建时代，他们可能没有设立类似于当今权责分明的体制，但在那个时代，那种体制仍然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我看来，在当今大学体系中，为了充分激发音乐体制与表演的鲜活性，我甚至主张将民族音乐学具体转化为一个打破学科藩篱的部门——不仅仅限定一个学科，而是一个跨越学科界限，不限定学科的学术领域。
当然，无论我们是否设立学科，我们最终要解决的是我们所思与所想，我们最终需要的是跨学科之间的互相借鉴与互通有无。事实上，比起晦涩的学科语言来说，清晰的交流则更重要。而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语言往往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词语对于每个受众具有不同的指向意义。譬如“文化”“音乐”，或者“曲子”这类基本的概念均在不同的人群那里有不同的定义与用法。当然，往往我们会有几种方法去解决语言问题。
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首先传授子学科语言，然后是语言的运用。这种理念会引发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你的言语没有产生兴趣，他们或许也就没有欲望去学习语言本身。他们通常在一年时间内对于要学习五六个子学科语言而感到受挫。这是学习音谱过程中将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同时，这也将是不愿意学习“专业术语”的学习者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便是采用“通用”语言。通常，这些“通用”语言被误认为是不准确与陈腐的。但是，一旦你采用通用语言吸引住你的学生和读者，这样你便可以导引他们去思考问题。然后，他们便可以独立思考问题。之后他们才会形成他们的观点，于是便有了评论。如果他们不进入问题便没有思考的机会。他们也不会说，棒极了，亨利（Henry）。
在这两种方法中，我更喜欢后者。我更愿意我书写的方式能使各种英语背景的人能阅读。我期待的效果是：当我在说“一首曲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时，其中的“我们”所指的是我自己和普通的读者，而不仅仅限定于二十世纪的作曲家群体。如果我想特指某一群体作曲家，所用的词语一定是不同的。事实也是如此，采用特定的技巧来呈现的音乐被称为“曲子”。我相信约翰·凯奇(John Cage)与亨利·考埃尔(Henry Cowell)会理解我所说的这一点（或许感觉些微的阳春白雪，因为他们不属于我所指的“我们”此类人群之中），此外，他们会饶有兴趣地解读音乐表演的定义，以及苏瓦(Suva)音乐表演中表演者的身份问题。
采用“通用”语言（往往被误认为是过时而被忽视的语言）对于特定学科，往往更利于沟通。我往往不能苟同某些一知半解的教科书。我认为如果他们能成功激发学生的兴趣，他们便最终能在必要的时候循序渐进地掌握并创造一门更加精确的语言。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用再在关于民族音乐学的问题上纠结。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设立与否，我们都不能把其看做是一块“蛋糕”。我们不应该将之囫囵吞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民族音乐学是实际存在的，这是一个问题丛，等待各路人马的各式研究。这亦是一个开放的领域，社会科学，物理科学以及其他的学科领域均可涉猎其中。取之所需，弃之所不需，这决定于你如何去解决老问题而开启新问题的方式。
多年以来，关于民族音乐学，我最喜欢的一点便是各类关于民族音乐的会议。因为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带着他们各类关于音乐表演以及方法论问题集聚一地，盛况空前地讨论问题。这种学术方式应该持续下去，同时，我们采用的语言，在激发我们自我兴趣的同时，也同时激发他人对问题的兴趣。
注释：
①亨利·金斯伯里（Henry Kingsbury）: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著名作品《音乐，天赋与表演》（Music, Talent, and Performance: A Conservatory Cultural System,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作者。
②安东尼·西格尔给亨利·金斯伯里的复函.见《民族音乐学》 Vol. 41, No. 2.特刊：民族音乐学论题（春-夏刊，1997）.P250-252.题目是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