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丽哲：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2014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艺术人类学研究场域的拓展与转换——从乡间到都市

在往年的艺术人类学田野个案里，研究的场域较多的出现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汉族农村。乡村是我国数千年来传统文化孕育的土壤，生活在在这里各种地方性的文化构成了传统农业文明主体，随着我国都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大片农田变成工厂，大批村民搬入楼房变成市民。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民间文化的原有生存土壤随着农村的消失也面临着重大的考验，是消失还是能够顺利转型扎根于城市民众土壤呢？成为当前非遗工作者及艺术人类学研究者急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此次会议中的城市艺术田野也聚焦于产生于城市中的一些艺术门类或者现象，例如对于景德镇陶瓷业，茶社剧种以及艺术区的研究，此类城市艺术田野有着一个自身研究的延续性，在全球化进程里，城市中的这些艺术或者技艺所面临的情况同样非常的急切的需要探讨。

在这次会议发言者中，有十余位研究者不约而同的将视角切入了城市艺术人类学范畴。来自河北大学的齐易以城中村——霸州市南头村的民间乐社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彻底转型的个案，探讨了农耕文明下产生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城市化背景下延续、发展和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途径与方法。日本爱知大学周星则通过对比中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三个时期秧歌舞、忠字舞、广场舞三种不同大众舞蹈的变迁过程，以从历史文献到现实田野纵向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大众舞蹈的所有形式在现代中国常难以超越为纯粹的艺术，大众舞蹈总是它所处时代的社会主流走向的脉动。这篇文章的研究视域从乡土到城市，从村头坎间、舞台再到广场的切换，也展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迅猛的都市化进程为大众文化建设所提出的众多课题。鲁东大学王晓东则通过对胶东剪纸的田野考察，揭示随着都市化、现代化的迅速扩张，乡土剪纸走向消亡；且在经济利益和名誉利益的驱使下，商品化的剪纸专门生产适应各类需求的剪纸产品，从而趋于繁荣。由此揭示出剪纸作为“民俗生活用品”变得“有名无实”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适应新环境和新需求。

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以传统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田野为研究个案，来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在传统手工业城市中，非遗传承人和传承者也出现国际化多样化趋势。她指出在人类知识世界化的今天，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和互动将会是人类世界未来发展的大趋势。首都师范大学史红从北京市现代舞种的产生与演变的角度出发，谈到北京现代舞种发展的舞蹈生态环境的外部“他律性因素”，即西方思潮与观念的迅速涌入及中国舞蹈世界化的需求等；内部“自律性因素”，即中国本土舞蹈相对封闭状态打破，和北京舞蹈群落“教育—演出”结构体系亟待完善的需要，揭示了“北京舞蹈群落”的形成与面临的困境。青海民族大学苏娟通过对西宁市城南新区“园丁园小区”曲艺茶社的田野调查，揭示其音乐文化主要以西宁民间曲艺茶社和正规社团，组织的各类曲艺音乐活动为主要生存环境，现在已成为青海省地方民间传统曲艺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要载体，并对其发展现状存在资金支持不够、参与面不广、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南昌大学的喻琴通过对南丰、婺源、乐安、萍乡等地“赣傩”的考察发现，在快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中，“赣傩”面临着生存土壤的消失、多重话语权下文化表征的混乱、措施不力等多重现实困境，这迫切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中重新思考其生产性保护的依据和条件。广东财经大学李雨婷通过对广东顺德伦教的远发晒莨厂香云纱的田野调查，揭示出城市传统工艺品牌在新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保护和品牌开发等现实问题进行了阐述。西华师范大学李浥从从经济，政治，文化理念等高度的视角出发，理论探究和研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都市化氛围中生存模式与生存状态。她认为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乡野民间文化形态，作为当代可持续的文化资源和本土文化象征开始进入了国家发展的视野。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通过对北京宋庄艺术区艺术的田野调查，揭示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网络与微信等APP软件平台的兴盛所对原有当代艺术生态所造成的巨大冲击，首先是使得艺术家分层日益明显，其次是艺术家自媒体的形成，使得策展人、画廊与美术馆等当代艺术生态的构成主要部分的功能和作用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最终将促进大众艺术市场的形成。此外，还有中国传媒大学陆苇《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昆剧创新——以江苏省昆剧院为思考主题》等所涉及到城市艺术田野的论文出现。在2006年召开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方李莉会长曾经提到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的未来研究不仅会继续关注艺术的发生学研究和民族、民间艺术研究，而且还要关注都市的现代艺术研究，它关注的是艺术的全球性和全人类性[1]。时至今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做城市田野的研究者以爆发式发展。

二、关于非遗保护中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阶段调查

由于我国各个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区域性，其文化自觉意识所处的阶段和层次也各不相同。研究者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每个民族文化传承者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直接关系到其文化遗产是否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冲击下顺利的转型。针对每个地方传承者对于自己民族文化认同的程度的不同阶段，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对的保护的策略和方法。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曾华美通过对岭南地区民间舞蹈的走访调查与研究，首先总结出岭南民间舞蹈分布状况与演变的特点与问题。其次非遗保护的角度对岭南民间舞蹈的现状进行分析，阐明当前其民族“文化自觉”状况不太乐观，急需引导。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曾金华通过云南省镇雄县小米多村彝族丧葬舞蹈“喀红呗”田野调查的特殊案例，阐述了当地村干部以身作则，带头保护、传承、发展彝族传统文化的行为举措，阐明“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内在意蕴。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文化的自觉，本民族精英力量的提倡和带动是非常必要的。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罗俊杰通过对贵州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考察发现，当地村民在经过旅游开发后，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提高后，开始希望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个了解，有些老人也自发的有意识的的开始对民族文化进行搜集和整理，并由此带动青年人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可以说这一个民族在清醒的认识自己的文化，爱护自己的文化，发扬自己文化，必然能够在全球一体化冲击下维持本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云南财经大学熊术新以哈尼族棕扇舞为例，对其从文化自觉到自我现代性建构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从中提炼、总结而出了一条脉络，即由初期原始祭祀舞蹈到丧葬民俗舞蹈，再到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自娱舞蹈和商业展演舞蹈，直到当前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拓展至现代民俗生活之的广场舞与中小学教育当中的广播操。谈到棕扇舞从过去传统宗教观念向当代世俗社会的转变过程，并非被动，而是哈尼族族群在一定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一种主动适应。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将云南与东南亚南传的孔雀舞进行了历史沿承的说明和纵向与横向的分类阐释，讨论南传佛教文化圈语境下传统民间舞乐的当代存活状况及其族群文化认同问题。赣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吴绍良以景颇族目瑙纵歌为个案提出应将民间乐舞视为一种文化符号来强化民族的身份认同，以鲜明的教育功能来保障民族文化认同，以独具的艺术魅力参与文化认同建构。并对如景颇族这样的跨界民族，究竟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国家、地域之中确立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及维持自身的文化认同感，从而抵挡“异我”文化对“自我”文化削弱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见解。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卢芳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观察——以塔吉克民间音乐传承为例》以塔吉克民间音乐传承为例，讲述了普米族服装再度恢复的问题，这也是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一种体现，这帮助少数民族重拾对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的意识与珍视。其次，塔吉克民间音乐的文化传承主要呈现为以家族传承为主，师徒传承、学校教育共存、旅游开发为辅的现状。湖北民族学院石庆秘对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传承的生态空间进行了探讨，他提出土家人对吊脚楼建造技艺和文化的群体认同，这是吊脚楼技艺得以传承与发展的生态空间，吊脚楼的仪式传承与习惯是维持吊脚楼营造技艺生存的土壤。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曾慧通过对13个满族自治县民族服饰的田野考察，归纳出满族服饰的色彩以及演变特性，并以文化创意产品“服满天下”为实例进行了民族服饰现代化的尝试，她认为广泛的群众心理的需求即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需要成为其继承吸收和创新发展的动力。

除了民众精英提倡或者民族认同感增强两种促进民族文化自觉的方式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一些多民族地区，文化自觉产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数年来的交流与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自觉逐渐形成，能够抵御外来文化的函化，而可以做到遵循自己的演变规律。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牛乐以临夏砖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提出多种文化基因的交流与变异既是一种文化传统保证其自身延续的方式，也是一种新文化产生的内在条件。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而言，尊重其自我选择与自适应调整是保持其“活态”传承的有效方式。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王蕙以大理白族佛教法舞为个案研究，对大理白族佛教法舞的形式内容、风格特点，以及历史变迁过程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并提出大理白族佛教法舞是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兼容并蓄，是在与周边民族艺术的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的。

三、关于民族文化再生产与重构的问题

从2006年我国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政府、学者，传承者，市场经济对民族文化保护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在此次会议中，学者们从各自的个案出发，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当地民族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不同力量所起到的作用。

南京艺术学院李立新以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象山竹根雕、企业性特征的桐城景泰蓝、以及个人性特征的重庆柯愈勄三项新工艺为例，论证工艺物种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不再延续并不意味彻底的断裂消亡，而可能会通过间歇性传承、工艺移植以及非线性跳跃性升华的方式进行传承。这种民族文化的再生与重构与政府保护和引导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工艺自身的一种发展规律，也就是当出现合适的土壤，已经消亡的工艺能够再生。中南民族大学肖屏通过对海南黎族制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与变迁现状的考察，揭示了随着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黎族制陶现状濒危，对黎族制陶的保护迫在眉睫，急需建立“政府引导、民间主导”的传承模式。内蒙古师范大学董波通过对政府参与建构敖包祭祀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官方敖包祭祀仪式中，通过国家代理人与国家符号的嵌入与村民的“共同在场”，充分展现出国家意志与民族民间文化重新建构整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政府参与保护的案例。井冈山大学王龙生主要通过对赣南宁都中村傩舞的实地考察，有感于当地群众对科学规划，系统保护，传承发展本民族傩舞的无能为力，由此寄希望于政府，提出了包括利用网络电视媒体进行宣传，加大对传承人的资金保障，聘对专家学者对其制定相对的保护开发方案等建议。

如果说上面4位研究者探讨了政府力量与文化遗产再生关系的话，后面几位研究者则是探讨了市场经济与文化遗产重构之间的关系。三峡大学的张玉玲通过对土家族丧葬仪式乐舞“撒叶儿嗬”的考察，认为当下“撒叶儿嗬”的发展逐渐脱离仪式本身，而投向市场。这一方面是拓宽了“撒叶儿嗬”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在转型中步入了“转型困惑期”或“转型阵痛期”。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邢楠楠通过对山东省巨野县五个传统农民画村落进行田野调查，分析传统手工艺良好传承村落和手工业濒临灭绝村落的共性因素和特征，旨在探索城镇化进程中如何运用经济等多种手段引导民间手工艺者继续传承。西安美术学院王宁宇运用众多的考古及历史文献，说明陕西传统木版年画已成为社会联通和大众“自传播”的文化媒体，但广大农村经济及乡村市场发展迟滞的因素长期制约着传播的“全社会性”，造成很长时间内我国乡土木版年画历史资料普遍短缺的窘境。因此需要深入追溯历史文化语境，打破木版图画技术的孤立线性传播观，方能观察其中复杂多重的系统机制。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所王翼祥《彝族“三笙”的当代演变与传承：以老虎笙为中心》介绍了新时期彝族“三笙”恢复后，在表演时间、仪式具体程序、宗教娱乐色彩三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三笙在传承过程中表现出延续性、建有较稳定的乡村表演队伍、有不同定位的表演方式和团队等九项特点，然而恢复后的三笙也仍然存在经费欠缺、主体流失、缺乏传承新手段和新思想的问题。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民族文化生产的如何重构是需要多方面合力的结果，清华大学在读博士杨柳通过对云南鹤庆新华村银饰锻制技艺的详尽阐述，阐述了政府对手工艺的尊重，民俗传统以及旅游银饰市场的开发为技艺得以传承的主要原因。

四、关于艺术人类学理论与田野的梳理与建构

荷兰莱顿大学的范丹姆《论人类学史上的艺术家研究》从历史人类学角度阐述了1900年以来的西方人类学家对于艺术家关注及其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复旦大学纳日碧力戈认为艺术生活是普世与特殊相统一的过程，艺术不仅仅是“走表”的娱乐，它还是诗学创造和和睦共生的“大道”，能够通过形物体验、精神升华和美韵交流，把普世与特殊中和起来，达到生存交互性和互属性。深入生活，体验生存，这是避免极端普世主义与极端特殊主义的不二选择。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从“器”与“道”的关系角度切入，站立在艺术人类学的立场进行重新讨论。通过阐明易学中“道”要靠形而下，即“器”的部分进行呈现，说明“器”与“道”相互联结的重要性，进而指明现今学科的边界成为了阻断“器”与“道”关系联结的篱笆。他强调：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应当重新链接以往被割裂的“器”与“道”关系的知识脉络，不仅关注人们如何生产器物， 更应重视在现实场景中器物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再生产。要克服将彼此相割裂的倾向，实现“器”与“道”的紧密联系。北京舞蹈学院王昕提出将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纳入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建设之中的重要原因，并对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范式进行了探讨。南京农业大学季中扬从美学与艺术学角度出发，反思了艺术人类学本土化过程中，研究对象的拓展。首先是重视中国艺术与中国经验的同时，还应该有大批专家对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艺术进行深入探究。其次是要重视人类艺术相互关系的研究，最后是将学术视野拓展到当代艺术乃至当代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浙江财经大学罗亦扉选取西方历史中的文艺复兴工作室制度及艺术生命制度，论证了历史过往的价值判断对于原住民绘画原真性的不适配性。河南师范大学中原非遗研究中心的丁永祥以怀邦的“哼小车”艺术形态为例，从时效性、信息获取手段及复杂性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田野调查的特点。

以上是此次会议讨论最为集中的几个焦点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文化阐释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艺术人类学个案研究，如北京舞蹈学院邓佑玲从美学、人类学视角阐释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探讨了经典舞剧的人类文化遗产价值。海南大学艺术学院袁晓莉通过对黎族的考察，探讨了从蚺蛇与甘工鸟两种图腾发展和进化、并解析了图腾背后的文化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赘述。

立足田野，一直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宗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研究的时效性及对本民族文化的指导性，也才能保持我们研究的普世式价值，就像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在此次会议闭幕式中提到的，我们的研究从实践中得出理论，又用我们的理论来支持实践。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无论对于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乃至各个艺术门类自身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此次会议递交的论文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完善，首先是方李莉会长在闭幕式中提到的有的研究者仍然处在自说自话的研究境地中，不注重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与其他研究者展开讨论，只是闷头进行自己的调研，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港台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建会开始就提到艺术人类学田野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除了“以人为本”之外，一定要有整体的观念，还要有跨文化的研究[2]。其实这个跨文化的研究就是希望研究者能够站在一个高度上，能够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这个多元平台上，能和其它文化的交流比较是非常方便的。其次是只见艺术作品不见艺术人的情况仍然存在。艺术人类学研究需要人本位方向，因为我们的研究逃不开艺术的主体，艺术作品并不与主体所产生的时代，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直接发生关系，周围的一切必须通过对主体的作用来对艺术作品的产生及其传承发生影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