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蓓：着眼于“环境”的生态批评——劳伦斯·布伊尔的研究特色及其启示

着眼于“环境”的生态批评

——劳伦斯·布伊尔的研究特色及其启示

刘 蓓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济南 250014）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美国权威生态批评家布伊尔的三部代表作，指出其研究均以“环境”为焦点，却始终保持着对人与环境密切关系的关照，这是一种充满生态情怀的“环境”研究，启发我们应当更加明确生态批评的文学研究特征、扩展文本对象，拓宽理论视野、借鉴跨学科知识,以增强生态批评的学术深度和现实意义。

劳伦斯·布伊尔是美国生态批评的领军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就环境问题作学术报告并撰写文章。1995年、2001年和2005年,他相继发表了三部生态批评著作，而且其研究独树一帜——均以“环境”而非“生态”为主题和着眼点。但这组“三部曲” 对生态批评的理论探索和贡献却受到学界的普遍公认，为推进生态批评的研究深度、提高生态批评的学界关注度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布伊尔主张的“环境”焦点的文学批评是否与一般认识中的生态批评有所分歧？强调“环境性”是否在抛弃“生态主义立场”？是否体现了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本文拟从其三部著作的研究内容入手进行初步探索，希望从中找出对国内生态批评的启示。

一 聚焦于“环境”的生态批评

劳伦斯·布伊尔是哈佛大学资深美国文学教授，曾获“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和“美国文学团体”(American Literary Group)授予的“杰·胡贝尔奖”(Jay Hubell Award)“美国文学研究终身成就”奖项。和很多因生态批评成名的学界“新锐”不同，布伊尔在生态批评于1990年代中期“正名”之前，就因美国超验主义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产生学术影响，撰写和编辑过很多关于爱默生、梭罗等经典作家的著作。1990年代中期，“生态的文学研究”（ecological literary study）和“文学与环境研究”（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已经开始显现出形成规模的势头之时，出现了一部对新生的生态批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著作，那就是布伊尔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写作与美国文化的形成》。用布伊尔的话来说，《环境的想象》试图为各种“以生态为中心的文学想象”的形式作出定义。他认为，文学史上的主流文学中已经大大丧失了“关于环境的想象”——为了避免使艺术成为教化的工具，艺术经常被研究者看作同现实的世界隔绝，而他之所以呼唤文学中保留关于环境的想象，是因为“艺术想象将读者与其他的人类和非人类的经验、挫折和苦难联系起来。它将读者和他们到过的地方重新相联系，并把他们送到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亲身前往的地方。它可将思想指引向不同的未来选择。它可以影响人对物质世界的感觉，使人或多或少地感到，世界或是宝贵的，或面临危险，或可任意处置。所有这些都会落在一个适当留意的读者头上，这个读者阅读的世界，是被珍爱的、被虐待的或者陷于危险境地的。[1]保持这种想象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就是“具有环境取向的文学”（environment-oriented literature），梭罗的自然写作就是这种文学最重要的代表。

以这样的观点，布伊尔以梭罗作品为坐标，广泛地阅读英美自工业化开始以来出现的“环境写作”，甚至还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那样一般不被看作“文学”的文本。作者当时认为，“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是最能体现生态中心思想的文学形式，他的探索也是围绕这个散文体裁进行的。该书的第一部分深入探索了“环境文本”中包含的生态中心思想模式。第二部分则系统地研究了许多环境取向的文本。作者认为，这些“环境文本”担负了生态中心思想的承载者和原动力的作用，作品中可以体现人对自然环境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布伊尔对环境文本的着眼点，不仅是“文学中的自然”，而且同时注意文本中如何安排“人”，又如何安排“世界”。比如，他研究文本中的“个人在场的意识”（sense of personal presence）时，从文本中如何对待人类主体，又如何对待非人类的方式中，他发现了一个悖论：文学生态中心观的表现，既包括对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惟一合法存在的观念的批判(第五章《退隐美学》)，也包括揭示人类在面对自然时对自己主体性的重视(第六章《自然的人化》)。在《自然之面/心灵之眼：感受季节》、《地方》、《环境启示录》等三章中，他探究了作家感知自然的结构和运动的一些基本方式，试图发现这些特定的表达方法为何能够打动读者。

布伊尔于2001年发表了《为一个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等地的文学、文化与环境》。此书延续了《环境的想象》中的基本立场：人类应当通过加强对非人类世界的伦理关怀来重新调整自己的关注点和价值观，惟有如此，才能拥有一个对人类和非人类来说都更加美好的世界。他用的“濒危”（endangered）一词，在英语中是被动形式，强调了“因人为因素而陷入危险境地”的涵义，意在指出当今地球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不过，此书的学术观点与《环境的想象》相比，也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转变：作者已经不再把非虚构性的自然写作作为传达“环境想象”信息的主要文类。布伊尔认为，虽然过去的生态批评从原则上来说也会延伸到人类想象与物质世界的互动上，但它们其实只是集中关注“自然的”环境，所以才会局限于“自然写作”式散文、田园诗歌、荒野传奇，而忽略了具有自然倾向的小说、批判反生态思想的新闻作品和关于城市流浪汉的作品等等。“不全面考虑具有历史意义的景观、关于景观的文类、有关环境的（和环境主义的）话语，就谈不上完整的环境想象研究”。[2]他赞成这样的观点：面临生态灾难威胁的人不应只从健康、安全和食物等方面来考虑环境问题的解决，上述条件需要对公民进行政治和经济“解放”（enfranchisement）来保障，而激进环境主义思想是有助于完成改革目标的。[3]

布伊尔也在此书中明确提出，单纯依靠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也无法保障自己的生存。因为自然环境至上的所谓的生态中心主义也会打击处世界上其他的“生态系统人”(ecosystem people)——少数族裔、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等等，当我们鼓励所有的人都投入环境关注的时候，会看到这些人对家庭和自我生存的担忧会远远超过那种自我牺牲式的对“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的“关怀”。即使是环境主义“圣人”梭罗也会首先承认，人类有四种基本物质需求：食物、燃料、衣服、房屋。因此，布伊尔的研究试图把符合生态主义理想的“绿色景观”和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塑造的“棕色景观”两者置于“对话”中。这样，才能真正扩大生态批评的批判性实践，因为环境危机已经威胁了一切景观——荒野、村庄、城市郊区、城市中心……。“南波士顿与瓦尔登湖是同样的自然（和野性）”，因为“它们同样处于温室效应造成的危险中”，也因为人对它们遭遇的这些危险有着一样的“作为”（实际上是“不作为”）。[4]因此，布伊尔认为，文学和环境研究应当充分考虑到城市景观与偏远地区景观的相互依赖，充分考虑对两种景观是如何想象的文学传统，以便让这种传统保持下去，而不是只作为昙花一现的时尚出现在作品中。

从布伊尔对文学再现环境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再现中，自然的和人工的环境是同时被作者“发现”和“建构”的。文学中对这些环境的想象既是发现，也是创造，很多作品中想象的景观，是城市与乡村复合的景观。因此这部著作并列地研究纯粹自然背景和城市背景的文学形象。比如，他吸收了利奥马克斯的“复杂田园文学”概念，以“毒物污染话语”（toxic discourse）为例，分析田园文学从“绿洲幻想”到愤怒呐喊的变化。布伊尔提出，描写“毒物污染”的文本中，展现了现代城市环境的对人类和大自然的双重侵害，一个“中毒”的伊甸园里田园风光不再，这样的文本能警醒长期处于“环境无意识”的人们，使其认识到人为的毒物正在严重威胁着自己的家园地方，拯救濒危的环境已是迫在眉睫。布伊尔在此书中的研究视野和高度，显然超过了以往的生态批评，让我们看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与对人类自身的关注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2005年发表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一书，是布伊尔最为理论化的一部生态批评著作。书中力求公允地评价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成就与不足；阐释其趋向、重点和内部分歧；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将“环境”概念扩展到超越纯自然的范围，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绿色文学研究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作者从纷繁的理论观点中挖掘生态批评与后结构主义、地方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环境正义等理论的关系；结合大量文本范例，阐释生态批评家如何言说和实践对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物的双重责任。本书展现出生态批评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强的语境中与多种科学及批判性理论相结合的可行性，再一次发挥了推进生态批评的理论深度、拓宽文本视野的重要作用。

《环境批评的未来》呈现出学术态度公允、问题意识强烈、理论基础扎实、文本视野广阔的特点。与一些强调将环境主义实践形式融入学术研究、尽力扩大“运动”规模的学者相比，布伊尔的研究出发点显然是同样的——他再次强调自己和广大同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一个生态意义上“濒危的世界”，坚信“努力思考地球濒危的状况与生命的未卜命运之涵义”、“转变环境价值观、环境感知和环境意愿”（见《环境批评的未来》序言）是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的责任所在。难能可贵的是，他更为冷静地直面生态批评当前存在的不足，努力提高“文学与环境研究”的学术化程度——通过加强学术深度而获得学界对其“合法性”的公认；探索其作为一种新型文学研究而非“运动”的操作规范；探讨在文本与世界关系等文学理论视野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将文化地理学尤其是地方（place）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伦理、环境正义等（广义的）“生态理论”运用于文本分析的具体模式；探究超越自然环境题材和非虚构体裁的局限、普遍适用于生态批评研究的“环境文本”的内涵。从布伊尔多年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兼具研究者、教育者和公民三种身份的生态批评家将职业化研究与生态/社会责任感有效结合的道路。在他看来，“环境批评”在“未来”阶段的真正成熟与成功，不能依靠参与者规模的扩大，而需要学界公认的“合法”地位、“界定批评研究的特有模式”并“在学院以外确立其重要地位”等三个方面长足的进步，在学术性和思想性方面达到一定高度，才能赢得“文学和其他领域的人文主义者对环境性的持久关注”（《环境批评的未来》第五章），从而实现绿色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布伊尔用“环境批评”代替“生态批评”作为未来该项研究名称的良苦用心，更不会因其使用“环境”视角而否定其生态主义情怀。使用“环境”而不是“生态”作为词缀，不仅是为了确定这种研究的学术范畴，或者体现其跨学科性，更是理性而全面地审视现实“环境状况”的结果，因为“一切‘环境’实际上都融合了‘自然的’与‘建构的’元素”；城市等人为环境的问题和环境平等之类的社会问题，都已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生态问题（《环境批评的未来》序言和第四章等对此作出阐述）。有鉴于此，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和其他著述中多次用“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概念来强调人类从身体到精神与环境不可须臾分离的特性，主张环境批评应当着眼于此来探讨词语世界与实在世界/环境的关系，并探讨感知这种关系的方式（如《环境批评的未来》第二章的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体现了一种富有学术建设意义的绿色情怀，不仅没有违背“生态”精神，而且更加符合“生态”精神。

二、布伊尔“环境批评”的启示

劳伦斯·布伊尔的研究特色，也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带来启示。

首先，我们应当对“生态批评”这个术语进行更明确的界定。众所周知，生态视角的学术研究是当今国内外人文学科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学术热点之一。国内外的“绿色研究”均呈多元化发展态势。近年来，“生态批评”这个来自美英文学界的术语逐渐为国内文学研究者接受和使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文学研究新范式、发展中国文艺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国外相对成熟的研究模式和近年来的研究趋势来看，尽管“生态批评”这个词有时也被用来涵盖一切生态视角的文学和美学研究，但作为特定术语的“生态批评”是与“生态美学”或“环境美学”研究平行的文学研究，主要包括文学批评性实践以及批评理论研究。

应当看到，诞生于美国的生态批评既是富有美英特色的绿色文学和批评传统的延续，也具有特定的当代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研究兴起于环境运动获得较为广泛的公众文化基础、环境主义思想在一大批学术研究者中取得认同的20世纪90年代，因此，参与者有着强烈的文学行动主义动机——“以文学研究拯救地球环境”，或者说“为一个濒危的世界”而进行文学研究。所以说，生态批评不是泛义的“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也不仅是“在一个环境危机的时代”进行的文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在当前这个环境危机的时代，“以致力于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进行的关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布伊尔语）。从过去十余年的研究状况来看，生态批评是一个“总括性术语”，它涵盖了所有“具有环境倾向的文学与艺术研究（艺术研究相对少见），也指为这种批评性实践提供支持的理论。”[5]具体说来，它可以指“通过任何学术方式对自然写作的研究”，也可以是“对任何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内涵和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细察，即使这些文本[初看上去]显然与非人类世界无关”。[6]因为“生态批评和环境文学一定存在于社会性语境之中”。[7]

本文并不主张一定要用“环境批评”来代替“生态批评”为当前文学研究的绿色潮流定名。目前的生态批评已经发展到具有全球性的文学研究潮流。环境运动始于美英等国，又已广泛扩展，正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文学研究中的绿色思潮也是如此。对这一潮流予以冠名时，我们完全可以延续“生态批评”的名称，因为这一术语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认可，连布伊尔本人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书中在评价“环境倾向的文学研究”时，也没有回避“生态批评”这个词。

但“环境批评”一词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它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应当重视“环境”这个重要的批评范畴，更不必避讳使用“环境”一词。在决定用“环境-”还是用“生态-”为“文学”、“文学批评”做词头（prefix）的选择上，国外确实有些持激进态度的研究者反对使用“环境”这个词，理由是environment从词源上看有“环绕”的本意，暗示了人类是这个世界的核心，把地球上其他存在物置于“边缘”位置，违背了生态学揭示的整体、联系原则。他们更喜欢用“非人类世界”（non-human world）。在笔者看来，追究其词源中反映的错误认识并无不妥，但若因此而摒弃“环境”一词，这种“语忌”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今天应用的词语中，有太多都有其历史语境，又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当代对其只是进行习惯性的沿用，难以更换。即使“环境”一词在当时的命名有人类中心主义之嫌，今天的我们是否也可以对此作一新解：它暗示着把人类看作在地球母亲的臂膀“环绕”着的孩童，由此而生对地球、对大自然的归属感？

出于约定俗成的缘故，很多生态理论和批评圈中人还是按照固定的使用习惯，接受对“环境”一词的使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生态主义的立场。另外，虽然自然一词具有极其复杂的、多重层面的涵义。在表示自然环境的意思时，学者们也用“自然”（nature）一词，这一般是为了保留文学史上的一些习惯用法，避免表述和引典上的歧误。比如在分析浪漫主义文学时，他们就沿用以往评论家常用的“自然” (nature)这个词，一般特指“大自然”、“自然环境”之意。此外，由于近年生态批评家的文本解读在关注纯天然环境（“荒野”）之外，还开始关注融入了人工改造因素的环境，两种环境统称“物质环境”（physical enviroment），有时用“人工环境”（artificial environment）与“自然环境”区分。许多西方学者在用“nature”、“environment”和“non-human world”三个词时，经常表达的是相同的涵义——自然环境。为免除“人类中心主义”嫌疑而刻意回避“环境”一词是没有必要的。何况，以人类的身份做到绝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更像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精神目标，而很难在现实中实践，即使坚定的生态中心主义者也不例外。

再者，为发展具有文学研究特色的生态批评，加强其专业性，今后的研究中应当突出“批评”的特质，加强文本研究方向的理论建设和解读实践探索。

为使生态批评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研究形式，应当开拓其文本视野。正如布伊尔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生态批评的文本对象不应也不必局限于纯自然题材的文学，而应扩大到面向一切题材的文学。[8]由于非自然题材在现有生态批评研究中还是个薄弱环节，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尤其应更多地关注那些注入了人为因素的“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因为后工业社会人类生活的环境已经很难完全排除人为因素，非自然的环境对人类生活影响更加直接和显著，研究人与这种环境的相互影响，更能启发人们的生态思考。

而且，为了更加深入地探索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挖掘环境对人类文化的重要影响，生态批评不仅应当继续从中国古代和西方生态哲学中吸取营养，还应突破泛化的生态思想框架，研究和吸收一些与当代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的生态理论，如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论、文化地理学的地方(place)理论、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理论、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理论、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理论等，更深入地言说和实践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对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双重责任。

国内生态批评还可以借鉴西方学者的做法，加强与其他相关学术领域的沟通，发展具有跨学科特征的批评研究。本着生态关联性和整体性等基本原则，可以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地理学、化学、气象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认识文学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依靠一个多学科的生态理论体系，为文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思路。结合文学文本和创作活动的个案，在一个全球化、后工业化程度日益加强的语境中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探索生态批评与多种理论相结合的可行性，对推进生态批评的学术深度、拓宽其学术视野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