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遗产的认同：我们能将它抛弃于偏远地带吗？博物馆机构不可预知的作用

对文化遗产的认同：我们能将它抛弃于偏远地带吗？博物馆机构不可预知的作用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委员会

M. K. 高塔姆[i] 著

关祎 译

引言

197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九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期间，索尔·塔克斯（Sol Tax）教授和L. P. 维德亚尔塔（L. P. Vidyarthi）教授都感觉到一种建立博物馆委员会的迫切需要。于是，1978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期间，大会主席维德亚尔塔教授同博物馆学家P. H. 波特（P. H. Pott）和文化人类学家M. K. 高塔姆（M. K. Gautam）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经商议决定，新成立的“博物馆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将由莱顿（荷兰）的学者担任。然而，1983年在魁北克和温哥华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期间，该委员会被更名为“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Commission on Museums and Cultural Heritage，简称COMACH），由高塔姆博士担任主席。从那以后，“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组织了许多地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会议，并推出了若干人类学-博物馆学项目。“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曾经同国家政府以及地区博物馆合作过。在过去的30多年里，在文化遗产及其认同问题成为当今手首要论题的大背景下，该委员会见证了外界对博物馆机构态度的转变。新近博物馆的数字化设备和全球化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藏品收集工作更加平稳高效。然而，它们仍然在破坏和务实区域特征及其文化。极为有限的资金是的满腔热情的博物馆学专家和人类学家们寸步难行。我们共同期望，对一些尚未被博物馆机构收藏的地方性文化遗产，各种基金会能够积极地给予资助，开展研究、记录及发表研究报告。

一、认同与遗产

依据文化遗产的概念，“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委员会”试图强调对区域认同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如今全球化已经成为形成理想化一元地球村的一种必要参数，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区域认同看作是对我们世界遗产的一种反映。它们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应当被忽略。被关注群体的认同由一些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如语言，交流方式，手势，宗教仪式，行为准则及其价值观念，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础构架，招募新兵的方式，婚姻和亲属关系，生活危机，父系制与母系制下的同族通婚和居住形式，对姻亲、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的期望及其继承关系（Gautam, 1977）。认同（identity）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适用于一些次级认同的形式（Parsons, 1951, 1967）。换句话说，认同（identity）和遗产（heritage）是一对同义词。由于人们的观念是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得以保存、维持，以及被实际的使用和解释，因此，它们便成为了文化遗产的神经系统。这些观念通过抽象的、有形的和象征的等多种可能的形式发挥作用。故事、民间传说、背诵、交流和言语等形式的口头传统，它们不论是否已被记录成文字，都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心理学所谓的遮阳伞搬的保护。它们通过抽象的形式产生了感性认识、意象和具体的表现方式，借助神话的构成体系转变成了实体的外形，并划清了不同群体认同的文化界限。

二、博物馆的发展

在西方通过殖民化不断扩张的时期，欧洲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和行政官员被那些鲜为人知的群体及其文化所深深吸引。对他们来说，这些群体的一切物质存在都是具有异国情调传统的东西。他们将之收集起来布置在私人房间里，或者是送到一些公共博物馆中。这种收藏行动的持续进行促进了民族志和人类学的发展（Gautam, 1969, 1972）。

在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殖民化、资源开发和贸易扩张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私人收藏者，并且他们在收藏者的圈子里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他远游四方，有许多故事对你讲”（Wie verre reizen maakt, kan veel verhalen）（Pott, 1962）。他们的收藏很不系统，由于他们不了解那些偏远地区的人们及其文化，因而，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看法，即认为他们是低等的。在欧洲，那些被称作是“未开化的”、“野蛮的”、“没有信仰的”、“原始的”人（Locher, 1954）。与西方文明相比，非西方文明被看作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将非西方文明打上了“未开化”的烙印，潜在的包含了某种种族歧视。这种观念没有持续很久，人类学观念就发展了起来；然而，这些物质收藏和受人关注的文化仍然被划分到与西方文明不等同的其他体系中。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私人收藏还是官方收藏都该向公众开放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欧洲博物馆发展的开端。在欧洲，许多博物馆纷纷建立起来了：大英博物馆建立于1753年，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41年，布鲁塞尔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35年，莱顿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37年，哥廷根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737年，莱比锡国立博物馆建立于1871年。这些博物馆都是在一些先驱学者如Blumaenback（哥廷根）、Jomards（巴黎）、Von Siebold（莱顿）、Thomsen（哥本哈根）、Gustav Klemn（莱比锡）等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Gautam, 1969, 1972）。因此，在19世纪的前25年里，“人们在异国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成了民族志博物馆研究的主题（Pott, 1962）。

博物馆在美国和英国也同样有着显著的发展。在美国，巴斯蒂安（Bastian）、巴霍芬（Bachofen）、梅因（Maine）、摩尔根（Morgan）和泰勒（Tylor）等学者领导着整个学术潮流。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于1818年在圣路易斯建立了第一个印第安博物馆；紧随其后的是亨利·摩尔根（Henry Morgan）于1843年在纽约对外开放了自己的私人收藏；在芝加哥1893年建立起了第一家田野博物馆。

1884年，人类学成了英国大学课程中的一门独立学科。早在1874年，在包括皮特-瑞弗斯（Pitt-Rivers）在内的许多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记录与查询》这本“科学家指南”手册就出版发行了。1893年，普特南（Putnam）和他的助手博厄斯（Boas）参与组织了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ii]。博厄斯强调内容准确具体的专题说明应该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旅行家和探险者的报道逐渐失去了科学价值。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田野调查者在墨西哥、美国西海岸、西伯利亚和南太平洋展开了有关的田野调查。

在欧洲，受杜尔干的影响，马凌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学术观点引领着人类学研究走上功能主义的道路。法国巴黎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就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他们在收集藏品的同时，强调对物质文化、文化传播和文化变迁等进行描述性的、功能性和比较性的研究。

正如博厄斯（1907）所说的“物质不仅仅只是物质，它还是思想的载体”，“在田野调查和博物馆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学这门学科已日渐成熟（Kroeber, 1954）。20世纪后半叶，人类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新思潮和来自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观点等都渗透到了人类学之中。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博物馆学者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他们应该跟上“民族志目录索引”的思路，这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与大学人类学系（Fenton, 1960）。博物馆藏品及其研究可以作为从各个方面“研究文化遗产”的物质资源（Gautam, 1969, 1972）。

三、博物馆机构作用的变化

通过观察收藏活动与博物馆的发展过程，人们可以这样说，早年间殖民时代猎奇性质的收藏如今已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威望。那些地方性的文物尽管已被收藏起来了，但从来没有获得平等的价值。一旦藏品被认为是具有科学价值的，那么向人们讲解远方文明的活动便开始了。有时候，例如在英国和荷兰，建立研究所是为了培训行政官员。在荷兰，热带研究所（KIT，阿姆斯特丹）成了收藏物品、研究报告、文献资料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象征的中心，它们都是些关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东西，从具有穆斯林风格的爪哇和苏门答腊，道具有印度特色的巴厘岛、住有部落民的婆罗门岛、新几内亚及其周边的大量环礁。

如今已进入21世纪。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许多博物馆还处于边缘状态。或许它们由于缺少资金，无法对许多地区性文物进行研究，并利用卫星照片复制等技术进行整理和分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藏品被挪放到角落并无限期封存，既不向公众开放，也不向科学研究者开放。这样，鲜活的藏品便不存在了。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了，然而，911双峰塔事件又给恐怖主义和种族仇恨增添了新的含义。各政党在对人进行分类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结果是，世界上许多地方性文化被忽视了。虽然人们给这些地方性文化贴上了新标签，但它们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现实中，博物馆机构的存在仅仅是名义上的，政府在政策上对它们的支持缺乏热情。博物馆及其藏品被认为是非盈利的，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博物馆无法赚钱，这是事实，但其中的藏品却可以为以情动人的游说活动创造条件，至少它们可以从文化旅游开始，逐渐形成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关系。

四、预警警报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曾经非常清楚的表示：掌握了方法与理论的人类学家此时此刻，应立即采取行动，加速对留存下来的社区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否则将会太迟。他在纪念史密森研究所成立200周年的庆典中讲了这样一番话：

“让我们假设，现在天文学家警告我们说，一个未知星球正向地球靠近并且将在近地轨道上停留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随后将永远消失。为了抓住这绝无仅有的机会，我们应当不遗余力的建造基地和卫星。直到最近大家才认识到：未知文明同已知文明是如此毗邻，除了缺乏人力物力以外对它们的研究不存在任何障碍，同样需要我们不遗余力的努力，尽管很快它们将大白于世，但这项工作却是无比的紧迫和无比的重要。土著文明比放射性物质衰竭的还要迅速，而且月球、火星、金星也都将用圆通地球保持亘古不变的距离，然而未知文明向我们举起的一面镜子却将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到那个时候即使再贵重再精准的仪器，也无法让我们再次辨识并研究我们自己的样子了。”（Levi-Strauss, 1966）

五、丰富的桑塔尔（Santhal）收藏

如今依然有许多藏品闲置在博物馆的仓库里。既然人们时常会对物质文化进行探讨和争论，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有多少家博物馆拥有保存完好且独一无二的藏品？如果他们拥有这样的藏品，难道我们不应该做点事吗？

在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民族学博物馆中有一些非常珍贵的藏品，是关于印度贾坎德邦（Jharkhand）的桑塔尔-蒙达（Santhal-Munda）部落的。其他的藏品被存放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Lillehamer）和荷兰的莱顿。这些手工艺品是由斯克莱弗斯拉德（Skrefsrud）和博丁（Bodding）在19世纪下半叶以及高斯达尔（Gausdal）在后来的时间里收集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些收藏品散布在奥斯陆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各处，并被命名为桑塔里斯坦（Santhalistan， 指位于印度桑塔尔的一个被传教士神化了的、从未存在过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我开始着手整理记录这些藏品。在奥斯陆大学民族学博物馆重组的过程中，我听说收藏品被移送到了偏远地区并无法继续对其再进行研究。同样，20世纪60年代我在荷兰整理桑塔尔-蒙达部落的相关物品时，由于缺少资金我的研究也无法继续。一种乐观看法是：在波特指导下，桑塔尔的全貌将在布雷达博物馆（莱顿民族学博物馆的附属建筑）向世人展开。目前，藏品暂时被存放在其他地方，人类学家无法接触到这些藏品。

对待桑塔尔-蒙达部落的珍贵藏品，如果能够给予适当的关注，便是接受了五百万桑塔尔-蒙达人们的认同及其文化遗产。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藏品从来未被公众和科学家们所关注或加以适当的研究。这些较为完整的收藏品是这个部落民族150年历史的见证。这些藏品首先被斯克莱弗斯拉德于19世纪经由海上运送到欧洲的挪威，随后在1903年到1911年间又被博丁运送到了奥斯陆和莱顿。20世纪50年代，高斯达尔也收藏过一些物品并于1956年将之运送到奥斯陆。在莱顿，在波特的建议下，我在1968年和1972年前往桑塔尔-蒙达部落完成了藏品的收集。令人遗憾的是，继波特之后，荷兰国立民族博物馆对此收藏并不感兴趣。

存放在奥斯陆利勒哈默尔和荷兰莱顿的桑塔尔-蒙达收藏品非常珍贵，因为它非常完整（Gautam, 1969, 1972, 1973, 1977）。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家居生活。

2， 经济生活

1) 打猎、捕鱼和食物采集

2) 农业

3) 手工业

3， 社会宗教生活

1) 炊具与火炉

2) 服装与装饰品

3) 生命周期事件和Bonga（精神）仪式

4， 盛宴与节日

1) 乐器与舞蹈

2) 装扮与娱乐

3) 体现社会承认和社会关系的示意动作

5， 其他各种物品

总的来说，这些收藏品加上口头传统的描述让人们对桑塔尔的神秘形象有了感性认识，包括他们的起源、历史上的被迫迁移、与其他部落的纠纷、部落内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和平和与自然共存的认识。对该群体的研究将为研究周边地区及其民众的生态变化带来启示。这些部落在150年里所经历的社会文化转型，他们的技术和经济类型的改变，他们对行为准则的普遍认识以及民主价值观，还有他们的整个群体，都可以被看作是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模板。在现实中，文化遗产是被研究对象仅存的记忆。

桑塔尔-蒙达部落地区经历了75年的部落土地保卫战，如今它终于成为了印度共和国的一个新的省（Oraon, 2004）。

这些收藏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部落民是如何以及在何种历史政治背景下创造和重建他们的民主传统的；他们的新特征是怎么样的；他们又是如何在这样一个部落民通常遭到边缘化并通常被迫融入主流文化世界里保护新特质又维持旧传统的。情况变得令人担忧，或者说现存文化正在消亡。

许多地区的文化遭受着各自政府的博物馆政策的破坏，桑塔尔-蒙达部落就是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位于印度和缅甸边境（印度的东北部，缅甸的西北部）的纳嘎（Naga）部落。莱登博物馆（荷兰）、巴塞尔博物馆（瑞士）、维也纳博物馆（澳大利亚）均未收藏弗雷尔·冯·海曼朵夫（Furer von Haimendorf）教授的收藏品。偶尔维也纳博物馆和巴塞尔博物馆会在一些展出活动中陈列这些藏品，而莱登博物馆仅仅是对它们表示好奇。于是，许多部落文化被博物馆忽视。情况紧急，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警告过我们那样：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或者将那些珍贵的藏品还给收藏它的人们以及他们各自的国家。2004年位于印度新省贾坎德邦的省会兰契的部落研究中心组织了题为“印度新省贾坎德邦的部落的状况”国际大会，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文化遗产及其认同。当与会的学者、部落民积极分子和政府官员得知他们生活文化的重要部分正在被欧洲国家收藏着，他们便变得十分激动并要求印度政府将那些藏品召回家乡，归还给当地人们及其子孙后代。尽管奥斯陆大学民族志博物馆并未做任何科学研究，但是它也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将它带回家——奥斯陆大学民族志博物馆》（Bouquet, 1996）。本书的目录中确实提到了这些收藏品，题目是“传教士的严谨”，之后就对其缄口不言。

结语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已成立了许多委员会（Nas, 2006），他们共同的理念就是立即行动起来做一些刻不容缓的研究，然而由于缺少资金，我恐怕工作只能停留在纸上并且渐渐脱离我们所关注的草根群众。十分有必要让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坐在一起探讨出一个资金策略，不仅仅是为了收藏品、文化遗产以及保护其认同，还要鼓励年轻学者将他们的时间用于研究，公布他们的成果以及提出理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