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自觉与当代社会发展
——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孟凡行
（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与服装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江南大学主办,《民族艺术》杂志社协办的“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在无锡举行。会议围绕着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主题展开，来自国内外艺术人类学领域的近200余位专家就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人类学的当代使命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新时期的艺术人类学通过充分的艺术自觉，从实求艺，完成艺术人类学的本土化，一方面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承担起自己的国家民族使命，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自主转型，和谐社会心态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艺术自觉；当代社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使命
2013年是世界转折之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了工业4.0概念，预示着世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前夕。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新常态经济国内战略和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并在2015年提出了“互联网+”的战略规划。这些新生事物是我国审时度势，赢得世界经济转型自主权的重要举措，也是应对我国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转变的经济战略准备。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必将掀起转型高峰，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界应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从各自学科出发，高度自觉，承担起自己的时代使命。在此背景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江南大学、《民族艺术》杂志社于2015年10月24日至26日，在无锡召开“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本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时代使命。来自国内外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200余位专家围绕着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造型与设计艺术、民俗与表演艺术、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颁发了第二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这一主题有两方面的涵义：第一，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倡导理论和实践互动，既注重学科理论建构又注重“理论下乡”，从而完成对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知行合一”精神之继成和发扬；第二，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强调时代意识，注重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艺术和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特别通过艺术对人的精神之浸润作用的研究，完成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和谐”感受之关照，承担起自己的时代责任。正如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研究员在开幕式发言所论：“‘文化资本’、‘知识资本’、‘象征资本’、‘身体资本’等新概念的出现，表示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社会’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的生活需求已逐渐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发展。这一发展趋势使艺术从社会建构的边缘向中心靠拢，从而为艺术参与社会改造、社会重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艺术化的生活是未来人类生活更高层次的走向。因此，转型中的社会不仅可以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还可以称之为‘审美化的社会’，‘审美现代性’研究对当代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为期两天半的会议中，参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经过论文发表和分组讨论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议题大致可区分为艺术人类学理论反思和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研究两部分，以下简要分述之。
一、艺术人类学理论反思和建构
虽然目前艺术人类学更多被看做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还不是一个制度性的学科。但学科性的理论、方法建设和反思对它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不断强化、系统化学科性理论和方法才能使艺术人类学不断产生维护其学术共同体的想象力，吸引、团结更多学者投身这门学术事业，使其发扬光大。在历年的艺术人类学国际会议中，这一部分也是讨论最热烈、最引人注目的。
在这一部分的发言和讨论中，众位学者就学科视域拓展、学科立场、研究方法创新、学科理论批判和反思等话题进行了较深入地讨论。
费孝通先生名著《江村经济》之所以被现代人类学之父马林诺夫斯基称为世界人类学田野研究历史上的里程碑，除了赞赏费先生对中国问题的敏锐认识，更重要的是费先生开启了世界人类学由相对封闭的无文字后进族群、小型社会的研究向如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献丰富的文明古国、巨型社会转向之门。研究视域的开拓如同研究方法的创新，每次都能大大推进学科的基本理论进展。近些年，方李莉团队在完成了中国西北、西南的大规模田野研究之后，挥师城市艺术区，在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开拓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北京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景德镇陶瓷文化区①以及在此基础生开展的国际艺术区比较研究，为中国本土艺术人类学的城市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为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创新打下了新的基础。本次会议方李莉提交的论文《城市艺术区的人类学研究：798艺术区探讨所带来的思考》，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个案，分析讨论当今社会正在进行的文化再生产和社会重构问题。她认为中国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类似798大型工厂这样的工业时代都市典型象征空间面临退场的局面。然而因其所具有的租金优势、特别是遗留的工业时代的符号形象赢得了艺术家的青睐。艺术家独有的审美趣味使原来的工厂空间保留的历史印记与时尚、前卫的当代艺术巧妙地融合为一个崭新的文化空间，从而打开了国家单位“非公莫入”的大门，因其公共性大大提升了艺术区的商业价值。经济神经灵敏的各类画廊、餐饮店、工艺品店迅速进入并完成布局，也迎来了北京市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招牌。上下互动、左右逢源，798艺术区、艺术家、画廊经纪人、商家、游客一同完成了这一巨大的活态艺术作品，每个人既在参观作品，也是作品的一部分。至此，798艺术区经历了工厂——艺术空间——艺术、消费、休闲等混合空间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人、物，艺术、经济、政治、社会交缠在一起，形成一张有意味的意义之网，798以艺术的名义完成了文化和社会的重构。
研究视域的扩展不仅表现在文野之别，城乡之间，也表现在艺术分类、分科和艺术家分层所带来的认识局限方面。恰逢其时出现的艺术人类学不仅给艺术研究带来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更重要带给我们文化整体论的视野和眼光，使我们能够将“大传统”和“小传统”、艺术和文化、国家和社会结合起来看待整个文化系统，从而对以前习以为常的艺术视野进行反思，打破人为所设之界限，还原艺术之整体。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论走会表演场域下北方秧歌的类型化区分及其文化变迁》通过学界对北方秧歌由注重艺术本体到关注艺术行为，由脱离具体语境的“纯艺术”研究，到将艺术还原到具体语境中的全息性研究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之分析，并结合学科分化导致的传统秧歌艺术形态的裂变，以及在国家文艺政策影响下秧歌向地方戏曲、曲艺、歌舞等单一艺术品类的转变的实际情况。综合不同学科的分析思维和方法，从走会表演这一秧歌艺术的母体艺术场域的角度，对秧歌艺术具有的文化原型意义及性质进行了还原，并对这一艺术形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变迁轨迹做了描述和阐释。东京大学菅丰《试论“异端的民间艺术论”》指出传统的民间艺术研究，往往习惯于以专业化或正统化的民间艺术家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处于上述民间艺术家外围，技术不成体系、也没有艺术家身份的“异端艺术家”群体同样以民间艺术为营生，并乐在其中。民间艺术研究有必要将这一群体及其所创造的艺术纳入研究视野，也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民间艺术生态的整体认识。西方审美人类学大多将研究的焦点对准非洲，而对非洲文化的研究，又通常集中于对面具和雕像所体现出来的美的观念的探讨。与此不同的是，少数学者注意到了非洲艺术中的“有意之丑”（‘intentionalugliness’）。荷兰莱顿大学范丹姆《非洲面具中的“有意之丑”》以面具为主要例证，讨论了丑面具的三种功能和语境。一是表达对不道德的品行或自私行为的谴责，二是引起恐惧，威慑旁观者，三是刻画小丑形象，娱乐民众。
民族志、跨文化研究和批判性反思是人类学的三大方法论，而“他者的眼光”则是贯穿其中的灵魂，但回顾以往的研究，无论是传统的地域上的他者，还是近些年有些学者倡导的时间上的他者，都是在人类的范围内言事，因此难以批判造成地球生态灾难的“人类中心论”。人类学研究有必要跳出人界，展开对“物”这一人之他者的研究，从而在新一轮的批判中，获得新的见解和认识。天津工业大学孟凡行《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梳理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物质文化研究理论和视角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田野研究实践，认为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综合多学科理论的集成研究是较为可靠的研究路数，并通过分析从功能、形态到行为的物质文化研究转向，提出了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的研究路径。
人类学研究从封闭无文字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向的过程中，共时田野与历时文献迎面相遇，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次会议有多篇文章涉及此项论题，河北师范大学赵书峰《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再思考》一文，指出西方研究范式下的民族音乐学注重当下音乐事象的共时性研究，缺失了历史学历时性研究的维度。呼吁民族音乐学，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历史国度开展民族音乐研究，应该将历史和当下接通，在历史的厚重维度中审视当下民族音乐样态的鲜活，在历史眼光和人类学眼光的双重审视下，完成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洛秦《音乐田野中的城市思维与历史维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通过对音乐和音乐学以及音乐研究的反思，认为长期以来，音乐界习惯于把音乐作为一种技术、一种可资欣赏和审美的形态看待。实际上，如果联系音乐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以及与人的关系来看，它作为文化之一方面，在人类历史进程和生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洛秦团队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将上海音乐家的作品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审视其动因以及这些作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在此研究理念基础上完成的民俗音乐史，便是对历史——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成功尝试。
传统民族音乐研究本、主体二分造成的学术困境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反思。在以往有关民歌的研究中，往往有本体和主体分裂研究的习惯，音乐学注重本体研究，也就是研究“民之歌”，民俗学、人类学等注重主体研究，也就是研究“歌之民”，学科取向不同造成的二分使民歌研究脱离了原生语境，从而很难得到完整的认识，借助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可较好的将本体和主体弥合，通过语境还原，达到对民歌从艺术到文化层面的认识。广西民族大学范秀娟《“民之歌”与“歌之民”：民歌研究的双重维度》一文，认为当下的民歌研究完全可以且应该混合“民之歌”即“人的音乐”研究与“歌之民”即“音乐的人”研究的两种音乐人类学，从而使“歌”“人”互证、“人”“歌”互通，达到对音乐文化的完整理解。并以广西壮族的民歌研究为例，以这种视角探讨了壮人和壮歌之间的互构关系。
艺术人类学的繁荣不仅表现在学科视域拓展和总体理论建构上，也体现在分支学科的建设自觉上，比如已有相当积累的音乐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等等，即便如起步较晚的舞蹈人类学也大有奋起直追之势。近年中国舞蹈艺术学界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兴趣越来越大，特别是2014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舞蹈学院的召开，吸引更多学者加入到舞蹈人类学的行列中来。在中国舞蹈人类学即将迈向康庄大道之际，对国际学界目前使用的相关概念和方法进行梳理、辨析和探究就成为紧要的基础学科理论建设工作。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辨析与讨论》通过对“关于舞蹈的人类学”、“舞蹈的人类学”、“舞蹈民族学”、“民族舞蹈学”、“舞蹈民族志”等概念的内涵与使用、所涉及的相关范畴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舞蹈人类学的学术定位及研究路径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王阳文《舞蹈民族志：舞蹈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指出在舞蹈研究向舞蹈文化研究的转型中，针对舞蹈艺术客体主体化的特点，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立舞蹈民族志的切入点和方法有其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舞蹈人类学的实践过程中，也要关注民族舞蹈的历史变迁和传统嬗变。所谓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发展和演变，也只有这样，传统才能保持生命力而不逝。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借、互融、互通所形成的生命力倍增关系甚大。这本是常规，但随着文化遗产运动的兴起，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加强，遗产从而变成可开发利用的资源，伴随而来的是各民族强调民族文化纯洁性的文化占名和资源争夺。在这方面，南京艺术学院叶笛《传统”的与“发明”的边界：羌族舞蹈文本的嬗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印证的可靠文本。该文通过对羌族舞蹈文化的原型性分析，看到了羌族文化所受汉、藏之影响，羌之传统正是在僭越和发明中传承和演变，从而完整了我们对“羌在汉藏之间”的认识。
在学科理论建构的道路上，贯穿始终的批判性反思，不但能够对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做适当修正，也为新的理论建构夯实了基础。内蒙古师范大学董波《换一种视角：基于“艺术学立场”的艺术人类学寻问与探究》以自己的研究经历为例论证指出现有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存在重人类学立场轻艺术学立场的问题，而坚持艺术学立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助于这门学科的理论结构更新和知识增长。云南大学向丽《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认为当代艺术人类学反思当引入意识形态批评和日常生活批评两个人类学的主要批评向度，一方面通过对西方审美制度的批评，激发弱势群体艺术的政治潜能，另一方面阐释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艺术的独有话语和意义，从而开启艺术人类学研究诗学和政治学两个维度。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一种跨人文、艺术、经济、法学、工程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吸收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又因其为非遗保护工程提供理论支撑甚至直接参与非遗保护的特性，需要理论和应用研究并重，这是参与本部分讨论的学者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诸位学者就生产性保护、公众参与、非遗保护制度对传承人的影响、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播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有理论，有方法，有应用对策研究，较好地体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关注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建设的学科特点。
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宇《对“洋风建筑”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实施保护的思考》，研究视角独特，认为“洋风建筑”是中国近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例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洋风建筑保护遭遇的矛盾，并结合欧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中国保护“洋风建筑”类文化遗产的措施。上海大学陈志勤《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参与》一文指出现阶段的文化遗产保护，政府主导的强势压制了公众参与的自律性和能动性。需要重新平衡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促进公众参与的现代转向，更好地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中山大学熊寰《空间生产视域下的乡土建筑遗产研究——以广东上长岭围龙屋为中心》，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从宗族制度及所依附的宗法社会角度对广东上长岭村的围龙屋建筑展开研究，分析建筑空间的文化属性，提出以共有空间为主要特征的围龙屋一类的社会性文化遗产能不可能存在实质性传承和复苏的观点，并提出如要对社会性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可将保护重点放在其物质性方面，如乡土建筑实体。四川师范大学钟玮《地域手工艺本土性与现代生活产品活用设计——基于对汶川羌绣手工艺实地调查》以汶川羌绣手工艺的田野研究为例，通过对羌绣的文化特征、价值流变、典型图案、时代变化等的梳理，寻找羌绣手工艺的“本土价值”。并通过对汶川羌绣现代生活产品活用设计的个案分析，认识到羌绣“本土价值”在现代生活设计中有其用武之地，可以用于创新生活文化的多元需求，同时在此过程中羌绣也可以找到发展空间，从而在创新和发展中得到真正传承和保护。
国外学者“他者的眼光”独特，往往能启发我们的思考。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狄野昌弘《保护的年代：为何今天需要世界遗产》，以日本福冈制丝厂、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法国博物馆、巴西巴西利亚城以及法国里昂城等文化遗产为例，对世界文化遗产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同存在多种可能，一些不名一钱的地方，因为被列入文化遗产的名单而招来大量游客，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起到了社会建构的作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的世界文化遗产运动基于其认同的普世价值，但这种普世价值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居民所认同的地方价值之间仍有不少隔阂，由此造成重文化遗产而轻视人的现象。好在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是与时俱进的，这在巴西利亚和里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有较好的体现。世界遗产看中的并非仅仅是不可再生的过去之价值，也允许现代因素穿插其中。像在法国里昂，过去和现在、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融于一市，共成城市文化遗产空间。城中居民需要适应遗产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游客能够体验到过去和现在的交融，以及受到遗产空间中的“活遗产”——居民的服务，两种人共同体验遗产保护时代过去和现在的双重世界（dualworld）。可以说，文化遗产之所以在今天得到我们的重视，是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文化遗产也展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基于全球普世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多样化文正是我们所希求的。
除了得到大家关注的上述问题外，非遗保护方法以及学者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等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非遗保护不能也无法回避经济问题，非遗资源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一般经济条件欠佳。如果将非遗保护和非遗主体的生活和经济诉求分离，那非遗保护就是外人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得到持续开展。而在非遗保护的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记录、建档、研究式保护值得提倡。方李莉研究员认为在非遗保护中，学者们的主要工作应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记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中国农民出路”式的非遗考察、记录和研究。一方面利用这些记录资料建立中华文化遗产基因数据库，为后世文化复兴留足材料。另一方面，也更重要是接下来学者们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化描述和理论提升，经过将“默会知识”升华为“明确知识”的过程，把地方性知识纳入主流话语，从而完成对非遗主体文化价值的体认，促进其文化自觉，最终完成非遗主体对自己文化遗产的自然淘汰式传承和保护。此外，可能还要考虑的是，有必要引入非遗的分类保护机制，探讨哪一类非遗，需要国家投入资金保护，哪一类非遗保护可以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方式进行。
三、结语
以上议题，诸如开启艺术人类学城市转向的城市艺术区田野研究、有关人和艺术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有关艺术如何参与后工业时代城市及乡村的再造与重构等方面的研究；有关艺术民族志撰写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有关非遗保护策略和学者角色的反思性研究、有关后非遗时代的民族艺术的反思性研究等议题，不但取得了初步的讨论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基于田野研究提出的，并不断生长的问题既有本土价值，又有国际性，为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艺术人类学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上述问题之所以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体现了与会学者面对“共同的田野”得出的学术共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问题恰好反应了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性理论、方法和反思性研究三大方面，这说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经过近10年的发展，艺术人类学这一学术共同体所体现出来的学科自觉。
有了学科自觉这一重要基础，学科建设研究自然浮出水面。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通过引入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思想所形成的“艺术自觉”理念，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艺术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1]（216）因此，中国艺术人类学的自觉有三个面向：一是面向历史，二是面向当下，其最终目的是面向未来，“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216）面向历史，需要在全球史观的关照下，在大量田野材料的支撑下，以历史人类学之眼光重新撰写中国艺术史；面向当下，需要借鉴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并结合中国艺术田野的特点创新“艺术民族志”，两者的研究应有机结合进行，文献需要拿到田野中解读，田野研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具体历史情境。最终形成的立体交叉网络便是坐落在全球时空中的中国艺术的“差序格局”。
在这种研究中，创新、实践艺术民族志是重头戏。中国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当是在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家提出的人类学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创新，是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和中国艺术学、历史学方法在充分融合基础上的贯通。诚如上文诸多学者所论，中国艺术民族志研究需要运用历史人类学之眼光，打通文献和田野，既要关注分科艺术之文化还原，又不能忽视原型艺术的多样化活态演变，并在充分体察艺术生活性和生活艺术性之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展开详实的田野作业。中国艺术民族志作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创新的主要基点，既承载着研究方法的创新任务，也肩负着书写方法的创新责任。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和学界同仁的不间断批判反思，所孕育出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就不再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艺术的一门学科”的简单表述，而是既有普世的科学价值又具有典型东方智慧和思考方式，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紧密结合的当代艺术人类学。全新的中国艺术人类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理论建构努力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贡献思想，另一方面也要承担起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时代使命，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和谐社会心态建设，解决中国社会“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贡献智慧。
这需要中国艺术人类学共同体联合国际学界同仁，一方面立足田野，踏实努力，加强研讨。另一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积极传承开发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老一辈人类学、艺术学家的理论和方法遗产资源。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自创立之初至今，始终秉承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类学家“从实求知”的治学理念。通过学术传习继承和创新和实践艺术民族志达到艺术人类学“从实求艺”的学术追求。这在本次研讨会上颁发的“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上也有很好的体现，获奖论文大部分是基于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而撰写的艺术民族志式的作品。
总之，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基于自己的长期实证研究，从美术、音乐、戏曲、舞蹈等不同门类艺术视角出发，较深入地探讨了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理论、有方法、有反思，或深化了认识，达成了共识，或促生了新的问题生长点。既反映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强的学科自觉，也体现了该共同体较强的社会担当意识。方李莉研究员最后的总结发言为学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艺术人类学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深入现实生活，从实求艺，在田野考察中发现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掌握人类文化洪流的新动向。从艺术的角度参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注释：
与其他艺术区的研究不同，方李莉对景德镇陶瓷艺术区的研究持续几十年，这一阶段的研究一方面是针对景德镇艺术区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做的新型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对以前研究的追踪研究，两方面结合更好地完成了历时和共时田野的融通，从而还原景德镇文化以整体。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A].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Art Consciousnes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Review on 2015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Anthropology
MengFanhang
(Institute of Art&Fashion,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qing District, TianJin, 300387)
Abstract:Co-sponsored by China Society for Anthropologies of Art, Jiangnan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Arts”, the “2015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 Art Anthropology” was held from 2015 November 24 to November 26 in Wuxi. This conference centered around one main themes: Artanthropology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Development. Nearly 200 experts from the field of artanthropology athome and abroad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artanthropology,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 of artanthropology. ArtAnthropology in the new period, on the one hand give the world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Chinese wisdom,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ake own national mission, contribute to independent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the building of harmonious society mentality.
Keywords:Artanthropology;Artconsciousness;Contemporarysocialdevelopment;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ime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