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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杰:蒙古三弦史料札记

[日期:2013-02-12] 来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  作者:乌兰杰 [字体: ]

蒙古三弦史料札记

乌兰杰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关键词: 蒙古三弦;“胡不儿”;蒙古文史料;汉文史料

本文内容不涉及三弦的起源问题,也不涉及蒙古三弦的分布问题,只是对蒙古三弦作一初步考证。方法是将蒙古文和汉文史料中有关蒙古三弦的记载,按照年代顺序排列起来,并作些必要的说明。

1.琵琶与三弦

公元1221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子扎兰丁,直抵印度河畔,他的行帐中有一支随军乐队。《世界征服者史》云:“酒瓶喉中哽咽,琵琶和三弦在合奏。”[1] (163)显然,这是“汗·斡耳朵”中的宿卫军“忽儿赤”在为他们的君主成吉思汗奏乐。由此可知,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军中就已有了琵琶和三弦。

2“胡不儿”

“胡不儿”,最早见于《蒙古译语·译语军器门》。元代的辞书或文章诗歌中,有不少关于三弦的记载。诸如,元初编撰的汉语与蒙古语词对照词书《蒙古译语》,亦称《至元译语》,其中收有“三弦子”词条,标注为“胡不儿”。 [2] (99)《至元译语》收于元代刊印的《事林广记》一书续集卷八。该词书共分22门,收录词汇500余条,在汉语词汇之下以汉字音写蒙古语,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3.“三尺檀龙”

有元一代,三弦得到普及,并出现了杰出的演奏家,李卿就是其中之一。杨维桢(公元1296-1370)《李卿琵琶引》诗云:

李卿李卿乐中仙,玉京侍宴三十年。

自言弦声绝人世,乐谱亲向钧天传。

今年东游到吴下,三尺檀龙为余把。

胸中自有天际意,眼中独恨知音寡。

一声如裂帛,再拨清冰拆。

蛮娃作歌语突兀,李卿之音更明白。

玉连琐,《郁轮流袍》,吕家池榭弹清宵。

花前快倒长生瓢,坐看青天移斗杓。

铁笛道人酒未醺,烦君展铁拨,再轧鹍鸡筋。

我闻仁庙十年春,驾前乐师张老淳。

赐筝岳柱金龙龈,仪凤少卿三品恩。

张后复有李,国工须致身。

酒酣奉砚呼南春,为卿作歌惊鬼神。

问题在于,杨维桢诗中所说的是琵琶,为什么将其解读为三弦呢?原来,元代文人的诗词中,琵琶往往成为弹拨乐器的统称。如所谓“马上琵琶”并非是通常所说的琵琶,而是指蒙古人的火不思。另外,从其演奏法方面来看,诗中提到“铁拨”,显然是用来弹奏三弦,而不是琵琶。

《李卿琵琶引》这首诗告诉我们,琵琶高手李卿与杨维桢是同代人,生活于元代末期。所谓“三尺檀龙为余把”,指的是李卿为“余”——该诗作者杨维桢即席演奏三弦。从“玉京侍宴三十年”、“国工须致身”等诗句来看,李卿应该是一名资深宫廷乐手,为蒙古宫廷服务30年。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还提到了三弦的演奏法:“烦君展铁拨,再轧鹍鸡筋。”李卿弹奏琵琶是用铁拨子,而不是用手指拨弦。由此可知,蒙古人用兽骨拨子弹奏三弦,保留着元代的古老传统。

4、元墓壁画三弦图

1969年10月,辽宁凌源县富家屯元代墓葬被发掘,墓壁上绘有精美的壁画:一位身着便服的蒙古官员正在举行家宴,端坐在椅子上,意趣盎然地弹奏着三弦。从其乐器形制来看,几乎与现今的三弦没有什么区别,为我们提供了元代琵琶的真实形象,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3] (55)


5.“三弦弹出分明语”

明代以来,文人学士的诗词文章中,也提到元代的三弦。1406年,明宗室周宪王朱有燉作《元宫词百章》,其中第三十首提到三弦这件弹拨乐器。其词云: 二十余年备掖庭,

红颜消歇每伤情。

三弦弹处分明语,

不是欢声是怨声。[4] (38)

6.“今之三弦,始于元时”

明人杨慎(公元1488~1559)《升庵外集》云:“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小山词云,‘三弦玉指,双钩草字,赠题玉鹅儿’”。元张可久,号小山,约1317年前后在世。(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725页)通过文物考古资料、元明文献史料,我们大体可以断定:三弦这件弹拨乐器,发展到元代已趋于完善,广泛流传于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流入元朝宫廷。

7.“司三弦”

公元1634年,蒙古林丹汗抗清失败,走死青海黄草滩。次年,其皇后(可敦)和太子归降皇太极。清朝鹵获林丹汗宫廷音乐,将其引入清朝宫廷音乐,命名为《蒙古乐曲》。其中《番部合奏》为器乐曲,内含31首乐曲。所用乐器中即有三弦。“番部合奏:用司管、司笙、司笛、司箫、司云璈、司筝、司琵琶、司三弦、司火不思、司轧筝、司胡琴、司月琴、司二弦、司提琴(四胡)、司拍。凡十五人,为三班,与笳吹一班同入,一叩,跪一膝奏曲”。

8.“硕德尔古”

乾隆年间编撰的辞书《五体清文鉴·乐部》中,收录有“三弦”词条,汉字标注为“硕德尔古”[5] (772),显然,13世纪《至元译语》中的“胡不儿”,至此已发生根本变化。现在,蒙古人把三弦称之为“硕都尔古”,就是以《五体清文鉴》为依据的。元初,蒙古人将三弦称为“胡不儿”,其词根类似于“火不思”,带有突厥语的色彩。但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蒙古人将三弦称之为“硕德尔古”,变成纯粹的蒙古语。由此说来,13世纪以前的三弦,是不是从突厥语部落那里传入蒙古的呢?由于没有确切资料,难以下结论,只是提出一个假设而已。

9.喀喇沁右旗王府乐队中的三弦

20世纪初,日本蒙古学家鸟居龙藏之女鸟居君子,曾经游历内蒙古,并撰写了《从土俗学的角度看蒙古》一书。她在这部著作的第64、65两章中,详细记录了在喀喇沁王府所见到的一套蒙古乐队。从照片上看,有胡笳、火不思、奚琴、胡琴、提琴(四胡)、筝、琵琶、三弦等乐器。值得注意的是,王府乐队中的这些乐器,与清朝宫廷中所用《番部合奏》、《笳吹乐章》中的乐器基本相同,说明两者有某种内在联系。然而,不无遗憾的是,鸟居君子虽然留下了有关记载,以及一张珍贵的王府乐队照片,却未言及所演奏的曲目,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10.东蒙女子乐队

清代中叶,原哲里木盟(科尔沁草原)、卓索图盟(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蒙古人中,盛行一种民间合奏形式。蒙古语谓之“呼格吉木·塔如拉呼”,意为对乐、合乐。对此,罗卜桑悫丹(公元1875 ~ ?)在其《蒙古风俗鉴》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入夜,常备酒肴,十、二十人不等,相聚饮酒唱歌,亦奏乐曲。且有喜好音声之家,其媳妇少女擅长横笛、筝、琵琶、伊奇里[胡琴]、捧笙、冒顿·潮尔[原注为‘虎拍’,应为胡笳]、硕都尔古[三弦]、特木尔·胡尔[口琴]诸乐器者,合乐奏曲,协以美妙歌谣。当此之际,众人聆听之余无不为之动容,每有放歌者,亦有哭泣者,欢饮至醉,尽兴而罢。”[6] (335)

东蒙女子乐队所使用的八件乐器中,既有蒙古族传统的民间乐器,诸如胡笳、口琴、筝、胡琴、三弦之类,又有传入蒙古地区的汉族乐器,如琵琶、笛、笙等。耐人寻味的是,女子乐队所使用的这些乐器,与清宫《番部合奏》《笳吹乐章》中所用的乐器,有不少是相同的。显然,直至清朝末年,元明以来的某些蒙古族乐器仍旧在民间流传,并没有彻底失传。

民国时期的东蒙民间器乐合奏,所使用的乐器有以下几件:高音四胡(领衔)、中音四胡、抄儿、三弦、笛子、箫等。然而,清末还在流行的一些古老乐器,诸如火不思、筝、胡笳、口琴之类,则已从民间乐队中消失,并且最终走向彻底失传,无疑是蒙古族音乐的重大损失。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东蒙民间器乐合奏形式依旧存在,并且有了很大发展。若与清朝末年相比,此时大都是业余或半职业性的男子乐队,女子乐队已不多见。例如,蒙古族著名抄儿艺人色拉西、四胡艺人孙良,以及三弦艺人仁钦莫德格等,便是东蒙民间器乐合奏乐队中的几位主要成员。

 

注 释:

①(元)杨维桢:《铁崖乐府注》卷二。

②《清会典》卷四十二。

 

参考文献:

[1](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2]乌·满都夫整理校注.蒙古译语[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3]冯永谦 韩宝兴. 凌元富家屯元墓[J].文物,1985,(6).

[4]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5]五体清文鉴·乐部[C].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6]罗卜桑悫丹.蒙古风俗鉴[M].哈·丹碧扎拉桑批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The Reading Not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 of Mongolian Thre-stringed Musical Instrument

Ulaanjee

(Central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Key words: Mongol three-stringed instrument; "Hubur"; Mongolian historical data;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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