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彬华：移植性民俗文化创建与原生文化保护耦合思考

移植性民俗文化创建与原生文化保护耦合思考

田彬华[①]

（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越来越引起来人们的关注。陕西凤县在原有矿产资源枯竭的严峻形势下，主动转型，试图开展以羌文化为核心的旅游产业，在全县开展了羌族化的一系列活动。对于凤县而言，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动选择，是一种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而对于羌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而言，涉及到羌族原生文化传统的保护和传承、推广。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真实性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也是凤县发展羌族文化旅游中的最大障碍，而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观点直接影响到旅游的成败。营造游客的“体验真实”就成为凤县羌族文化旅游的重点所在。而羌族原生文化在促进凤县旅游的同时，也由于文化的备受重视和强势传播，进而获得在现代社会强势文化冲击下生存发展的全新动力。期待凤县的主动转型和羌文化传承保护二者能成为文化保护、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双赢耦合效应典范。

关键词：凤县 羌族 文化保护 旅游 真实性 耦合

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少数民族旅游越来越引起来人们的关注。一般来说，国内外的少数民族民俗旅游都是在原有的民族文化基础上进行扶持、保护、开发。“原生自然式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方式,是直接利用原生的民族村落来开发,有村民的介入,是一座活生生的民族露天博物馆,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②][1]。国内现在的民俗文化旅游，大多为此，笔者得地利之变，多次奔赴平武白马藏族这一独特少数民族区域进行考察，发现白马藏族所进行的一系列旅游开发，完全符合上文所述。此外如羌族文化旅游，四川茂县、理县、北川等地的羌族旅游都是在原有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利用当地的羌族文化进行旅游开发。

这种旅游开发方式对当地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原生自然式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是一种自杀式的开发方式。[③]” [1](P75)随着国内外游客的大量光临，使原住地居民承受巨大的文化震撼所产生的文化冲击,极大地干扰、破坏了原有的社区生活秩序与民俗文化的自然状态,而原住地居民对外来文化的盲目仿效与追随势必淡化原有的民俗文化的特点与韵味。如平武白马藏族的旅游开发中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原本具有极强民族特色的歌舞文化，在旅游经济不断繁荣的同时，原生态的歌舞文化已经逐渐发生了异化现象，而且白马人的许多传统观念、传统习俗也随着与外界的大量接触而发生了变化。

在世界迅速正变成“地球村”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看到追求文化价值多元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何去何存？在对这种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复杂情况进行调查、思索的同时，笔者无意间被另一个独特的现象所吸引——“凤县现象”！

陕西凤县，一个秦岭山沟里极为不起眼的小县城，他的成功尝试则是另外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在矿产资源逐渐枯竭的严峻现实面前，凤县主动出击，积极应对，大力发展旅游业，采取多管齐下的方针，如大力美化县区景色，实施了一系列的政府投资，投巨资建造了喷射高度达186米的喷泉，号称亚洲最高音乐喷泉；建成万亩牡丹园和万亩郁金香园，号称西部唯一的高山空中花园，在嘉陵江上筑坝蓄水形成30万平方米的景观水面，打造中国西部山区的“威尼斯”，在国道两侧建成数十公里长的江南民居景观，打造“水韵江南”……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在发现凤县历史上与羌族有联系后，请羌族专家考察、鼓励本县居民改换民族，主动营造羌族民族文化氛围，试图以此来拉动全县旅游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全县经济的主动转型，被媒体披露后，引起人们的热烈争论。

凤县的做法是当地经济发展态势中的一种主动选择，制造人为景观、开发自然旅游资源，并试图借助羌族这一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来打造有人文内涵的旅游品牌，从促进当地经济而言，无疑是极为积极且具有战略眼光的举措。

但是从当地现今实际情况、社会各界对这一事件的反映都看出，对于凤县而言，原有区区几百已经汉化的羌族居民、历史上凤县与羌族的联系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如今凤县强调羌文化、进行羌文化的传承保护，以此来带动整体旅游品牌的提升，只能属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尽管与羌族有历史渊源，但是从现状来看，羌族文化可以认为完全是是一种“移植性民俗文化”。如何成功的将这一移植性民俗文化移植到凤县？如何与凤县现有的旅游资源相结合？

一、移植性民俗文化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是指在旅游园区内，通过模拟异域民俗环境、表演民俗节目或生产、生活民俗中的某些活动，形成规模展示，从多角度反映不同民族文化的旅游景区。”[1](P74)这一定义是指类似于深圳万国博览一类的多文化展览，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单一民俗文化的移植性开发。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在设计手法上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景观观赏型、表演欣赏型、主体参与型。”[1](P75)在这三种旅游产品的层面中，可以看到一个旅游产品设计由浅入深的，一个由外在客体存在逐渐转化为主体积极参与的过程，是游客对对民族文化、民俗体验越来越深刻的过程。反映在羌族旅游设计中，景观观赏主要以羌族建筑为主，羌族独特的碉楼文化让人们叹为观止。表演欣赏主要是羌族民族歌舞表演，而主体参与型则可以多种多样，歌舞活动的参与、节日庆贺的参与、民俗仪式的参与等等多种形式。

真实性是民俗旅游的关键所在，“尽管真实性并不是决定游客对某一旅游产品总体满意度的唯一方面,但它与游客的满意度之间却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某些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景区,其真实性是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原因。”[2](P67)在研究者对九寨沟藏族村寨、理县桃坪羌寨、盐源泸沽湖摩梭村寨三处旅游景点所做的对比性研究中，九寨沟主打自然风光，其民族文化真实性的“舞台化”较为严重；桃坪羌寨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其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真实性，然而旅游开发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渐露端倪；盐源泸沽湖的摩梭村寨远比对岸云南的“原始”、“真实”，研究人员通过比较发现：“真实性与游客满意度之间存在正比关系，即文化景观越接近真实的传统文化，游客的满意度越高” [2](P67)。

以上研究的结论对于羌族旅游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游客而言，除了专门的民俗旅游以外，其他的民俗旅游可能只是附带产品，但是又是必不可少的。在自然环境旅游资源丰富的旅游区（如九寨沟）尚且需要民俗文化的支持，羌族旅游这一主打原生文化的旅游项目就更是重头戏，在现有的羌族文化旅游中，民俗性旅游占据了主导地位，“求新”、“求异”是民俗旅游者基本的旅游需求。而民俗文化的“真实性”程度就成为了民俗旅游者的首要关注对象。

如今，凤县的旅游以羌族民俗旅游、人文旅游作为核心推动力（或者文化内涵），“真实性”这一民俗文化旅游的关键所在势必成为发展瓶颈。

二、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成功关键：旅游产品的本真性

在旅游真实性问题的研究中, 西方学者主要从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四种视角对“真实性”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与剖析：客观主义研究视角把真实性当作旅游客体固有的一种特性，可以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测量；建构主义者认为旅游者追求的并不是客观的真实性，而是象征的真实性。旅游客体被旅游者体验为真实时，并不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就这样，而是因为它们被当作了真实性的符号或象征；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模拟变得如此真实，比真实还真，已达到一种“超真实”的完美境界。迪斯尼乐园等主题公园被用作说明超真实的极佳例子。后现代的许多游客已不大关心真实性。只要所游览的景观能给人以享受、娱乐就满足了；存在主义者则认为：即使旅游客体完全是假的，游客可能还是在追求一种真实性，即旅游者的主观真实性体验。

根据上文对西方旅游真实性研究的简要评述可以看出，除了绝对的客观主义者以外，旅游者对旅游客体的绝对真实性看法并不是绝对的，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真实，或者是一种舞台化的真实或者主体内心中的真实感。也就是说，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则可以通过规划设计者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提炼和保护,通过对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来起到示范效应,使其展示的民族文化原汁原味,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旅游产品真实与否并不能完全由东道主或旅游产品的生产者来判断，旅游者的欣赏趣味和感受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

反观凤县羌族风情旅游的开展，就会发现许多人慕名而去的恰恰就是被媒体认为不属于绝对真实的羌族歌舞等，也就是说，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凤县在实际的操作中，已经成功的营造出了一种被游客接受的“体验真实”。从凤县政府的举措中我们看到，凤县政府开展的相关旅游活动中突出游客的参与性，尽可能的营造文化的真实性和本土认同感，以羌族歌舞文化为核心，以其独特的魅力来吸引普通群众的参与，有了这样的基础，积极构建游客参与的旅游项目就成为凤县羌族旅游中的“真实性”。这可能就是凤县“羌族风情旅游”这一移植性文化旅游的成功之处。

三、羌族文化孤岛传承保护的新途径？

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各民族交流愈加频繁、各文化体系密集影响， “由于这种文化互动主要是通过资本、技术、人才、知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流动与配置、商品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全球性流动以及不同文化主体的流动来实现的，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交融日益增强的趋势下，这种文化互动方式和途径往往会衍生出经济上的强势就意味着文化的强势”，因此，多向的民族间文化交流往往变成了处于经济、文化优势地位的民族的单向互动。对于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而言，除了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之外，其他强势文化如西方文化等对许多少数民族的原生文化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同样，处于经济、文化弱势地位的羌族社会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汉族文化、现代西方文明和科技同样在急剧改变羌族社会，在突如其来的5-12大地震中受到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量的人员伤亡、山川破损、建筑倒塌、道路损毁、大量羌族文物被破坏，使得羌族独特的民族文化雪上加霜。

地震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破坏使得人们的目光集中到了羌族文化的保护方面，国家对羌族文化极为重视，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护受到巨大损失的羌族文化：拨付大量的灾后重建款项、请相关专家献计献策、建立羌族数字博物馆、创作羌族主题的舞剧、音乐等等措施。客观来讲，这些措施的成效是显著的，羌族文化从来没有被人们如此集中而广泛的关注。但是从长远来看，国家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投入不可能长期维持，一种文化生态的传承、保护与传播也不可能一直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来进行，更为重要的文化传承需要有种族群体和社会的心理接受和承认，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固守传统，潜移默化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除了原有的保护措施外，新的保护传承渠道的拓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反观凤县开展的相关活动，如羌学会会长张善云接受邀请考察凤县，得出羌乡故里的结论，聘请羌族舞蹈老师到凤县教跳羌舞，举办盛大的羌历年活动、旅游局引进羌族大学生……相关的专家和羌族群众积极参与，这一切措施实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促进凤县旅游业地发展，但是，是否同时也在开辟着一条原生民族文化保护的新渠道？

四、凤县旅游——羌族保护：良性耦合

对于凤县经济而言，以羌族作为旅游文化的核心——这是一个突破口抑或是一个机遇，在大地震前已经开始的“羌族化”活动，借着灾后重建中国家对羌族文化的政策支持，凤县政府虽然备受争议而仍然初衷不改。除了旅游业的考虑外，凤县的做法当属一种体制内的主动出击——试图由此争取到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政策，以此争取更大、更多的国家财政支持力度——当然这一点最受人诟病，商业化目的和操作的模式能否与民族文化保护相互结合？从长远来看，凤县此举有战略眼光，从客观上而言，人们对凤县政府行为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事实上在为凤县做免费的宣传，在引起争议紧急叫停后，媒体的集中报到和争论，在客观上大大宣传了凤县。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凤县其实是赚足了人气，也为旅游项目的建设赚足了眼球。

随后的一系列行为如羌族相关专家的介入、羌历年的隆重举行、羌族研讨会的召开、请羌族网络红人天仙妹妹参加相关活动等等措施让所有关心羌族的人们振奋不已，从凤县政府网站的近一年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试图传达的信息：羌族音乐文化正在凤县被重视和广泛传播。这一切行为对于羌族文化的保护而言，则可能是一个契机。通过大量的羌族文化的表演、大量群众学习羌族音乐舞蹈文化，产生的实际文化、经济效应，必将推动或者说是激起羌族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视和乐观接受，引以为豪，增强对民族传统文化信心，从根本上获得传承文化的动力和环境。这样势必会对羌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产生一种反哺作用。

在群体心理学中，人们把群体中两个或以上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从而联合起来产生增力的现象，称之为耦合效应，也称之为互动效应，或联动效应。从以上对凤县和羌族文化保护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双方各取所需，正在形成一种双赢的良性互动耦合的经济文化现象。据此，笔者大胆乐观推论：原生文化保护和移植性文化创建可以形成一种相得益彰、惠及众生的互动耦合过程——当然，时间所限，凤县现象对羌族文化的反哺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参考文献

1、邵玲，对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再认识（J），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05

2、 李旭东、唐莉，真实性与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游客的观点——对四川羌族、藏族、摩梭族村寨的调查（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05/03

3、李祥林，地震灾变和遗产保护-为羌族民间戏剧呼吁，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年第3期

作者介绍：田彬华（1978-），男，汉族，硕士，讲师，邮箱：453000843@qq.com,

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邮编62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