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为了做西部的文化考察，我有机会来到了陕西省一个叫陈炉的地方，距这里不远的黄堡镇曾经是宋代举国闻名的耀州窑所在地，金元以后，由于战乱而衰败了。从此，陈炉镇代替黄堡镇，成为了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
那天我们乘车到陈炉镇，一路上我们都在上坡，陈炉镇的地势很高，从这里就开始进入黄土高原了，车开到山顶，朝下看去，陈炉镇竟然坐落在一个山窝里，从窝底到山顶，一层一层的住满了人家。在这些住家户之间还夹杂着做坯的坯房和烧瓷的窑房，一律都是窑洞式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窑洞就是古人从烧陶的窑炉中得到灵感，而建造出了冬暖夏凉的陶窑式的居所。因此，在这里住家的窑和烧瓷的窑倒是和谐的融为一体了。不同的是烧瓷的窑顶上的烟囱更粗更高，而住家的窑顶上的烟囱则要细矮一点。看着四处林立的烟囱就知道这里瓷窑的密度。
陪我一起去陈炉的是铜川市陶瓷研究所的所长孟树峰，他是陈炉人，他家从爷爷的爷爷一直往上数都是做瓷的人。他1980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是他们家读书最多和最有出息的人。他告诉我，陈炉镇被人称为“炉山不夜”，所谓的“炉山不夜”，就是说，这里的窑火是昼夜兼程，这座窑刚熄了火，另一座窑又在燃起。即使是晚上这里也照样是窑火通明。
陈炉镇共有十一个自然村，二千多户人家，一万多人口。我们远远就看到了镇子里，到处都是用烧瓷废弃了的匣钵垒成的院墙，最初只是为了废物利用，久而久之，就自然形成了一道别有趣味的风景线。孟所长说，这里的瓷器昔日做完后就用牲口驮出山，运到耀县，然后将耀县当中转站运往各地。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着历史感的陶瓷手工业古镇，在这块土地上一定记录着许多有意思的手艺人的故事。
孟所长告诉我，他父亲、哥哥都是当地有名的做瓷师傅，不过都已经去世了。他父亲要是还健在的话都该一百多岁了，他哥哥去世时也八十几了。孟所长才五十岁出头，父亲就一百岁出头了，我觉得很奇怪。他告诉我说，他是家里的碎子（即最小的儿子），父亲五十几岁才有了他。所以他的姐姐、姐夫今年也是八十多岁了。如果我想知道镇子里做陶的陈年旧事，可以去拜访他的姐姐、姐夫。
在陈炉镇几乎没有平地，不是下山就是爬坡。我们刚从山顶下了山窝，现在又在爬上一座山腰，孟所长的姐姐就住在山腰上。我们远远的看到一位老者正在用脸盆装了满满的一盆雪，我正在奇怪为什么要用脸盆装雪，孟所长就高兴的叫了起来，他指着那老者说，那就是他的姐夫。因为这里缺水，用脸盆装雪是为了将雪化成水用。
孟所长的姐夫叫任魁智，今年82岁，祖祖辈辈都是陈炉的做陶人。他身体很硬朗，做陶的手艺远近闻名，孩子们都大了，离开家乡出外打工了，家里只有两位老人。他们家的窑洞很宽敞，也是炕头连着锅台，很有特色。老人不善言谈，很木呐，但提起陈年往事，老人的心就像一下子被激活，眼睛里闪着愉快的光芒，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他告诉我们说，陈炉的窑户分三种，一种是专门做碗的窑户，当地称为碗窑；还有一种是专门做大缸盆罐的，当地人称为瓮窑；另外一种是专门做茶壶、花瓶、尊钵等杂器的，被称之为黑窑。做黑窑的难度较大，技术水平也要求比较高。这三行互不相扰，各自世代相传，当地称之为三行不乱。任智魁家祖祖辈辈都是做黑窑的，民国时期曾是当地做黑窑的大户。
任智魁老师傅家一共有兄弟俩，哥哥曾被父亲送到西安读书。当时在陈炉能上西安读书的人很少，全镇才十几个。这里的老陶工们大多数不识字，包括任智魁在内，所以，他不知道他哥哥在西安什么学校读书，学的是什么专业。哥哥从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中，父亲就将家业交给了他。陈炉人叫老板为掌柜的，从此他哥哥就成了这家黑窑的掌柜。而父亲退下来后就带领家中的女眷们种地。
这里的窑户，从挖泥、淘洗、成型到彩绘、烧成所有的工序全部自己完成。也有规模较小，资金较薄弱的窑户，往往是几家合作，有的是全部工序合作，有的是局部合作，比如合在一起烧窑，或合在一起挖土。一般来说，当地的窑户都是家庭作坊，技术活自家人做，杂活则是请人做，做杂活的大多是外乡到这里来打工的农民。任家的作坊在民国时期，连家里人共有二十多位工人，当时在村里可以排在第二位，说明当时每户的家庭作坊都很小。在这里陶瓷业既是主业，也是农村的副业。
任老师傅说，陈炉的男孩一般长到十二、三岁，就开始跟做父亲干窑里的活，长年累月不用学徒也就自然会了。所以在陈炉很少有师傅和徒弟的概念。陈炉人很恋家，一般不离开家乡，也很少出去读书，基本从小一直到老都呆在本乡本土做陶。这里离西安不远，大约一百多公里，坐长途车不到两小时。但任老师傅跟我说，他直到解放后才第一次上西安，到西安后发现街上瓷器店里卖的瓷器都是陈炉瓷。他在那里不仅看到了自己做的瓷器，还看到了村里许多他熟悉的人做的瓷器，他感到新奇极了。
在这之前，他只知道瓷器做好后，就由从附近富平县来的发客买走。这里的发客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贩户。当时陈炉镇没有旅社，发客们来了，买谁家的瓷器就吃住在谁家。吃住几天后，选好瓷器，雇专门的脚户用几十匹骡子驮出山去。运瓷器的当时是不付钱的，一直到年终才结账，平时要是窑户没钱做瓷器了，发客也会给个三五百元钱，到年终时再一起算。那个时候的人们做生意不签合同，凭的就是信誉。
任老师傅说，由于陈炉人除种庄稼之外，还会做陶瓷，所以在这一带农村是属于比较富裕的地方。周围一些比较苦的农村人，在家穷得讨不上媳妇，就到陈炉来打工。前面已经说过了，技术活一般都是陈炉人自己干，这些外地人来后就跟在旁边干杂活。陈炉人将有技术的人称为师傅，将干杂活的人叫做工作。而外地人到陈炉来打工就叫到陈炉来工作。那些外地到陈炉来工作的人，一般都是做几年，一旦挣够钱后就回家娶媳妇，不再来了。每年农闲时节从富平来的贩户、发客，从四周各县来的脚户、脚夫，聚集在陈炉等待着将窑户们作好的瓷器，运到山外，一队队的骡子，一框框捆扎好的瓷器堵塞在陈炉狭窄的山道上。同时从山西来的石匠，铁匠也纷纷来此揽活，因为此时窑户们的石辘轳车可能要修理，窑户们修坯的铁刀，铲煤的铁锹要更换。所以那时的陈炉镇除有陶匠之外，还有不少石匠、铁匠和木匠，那是一个以匠人为中心的农业时代。
陈炉人虽说从金元时期就开始做瓷器销往周围县市，但这里的窑业一直是自生自灭没人管理。自到民国三十年，国民党政府要来收税，当地窑工从来没有纳税的概念，因此，在情绪上非常抵制。大家一边逃税，一边组织起来抗税。后来陈炉有位在外地学法律又当了律师的人，帮忙大家打官司，最后打赢了，大家不用较税了。从此陈炉人很尊敬读书人，所以，任老师傅的哥哥到西安读了书，回来后他父亲就让他当了掌柜的。但任老师傅并不以为然，觉得哥哥虽然读了书，但瓷器并不比别人做的好，也未必会谈生意。孟所长的姐姐也说，他大哥也曾被父亲送到西安读书，回来后一事无成。
我感到奇怪的是，凡是做陶瓷的地方都是依山傍水的地方，因为只有山上才有烧陶瓷的燃料，而有水的地方才能淘洗瓷土，甚至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只有水路运输做好的瓷器，才最安全最便捷。陈炉是在山里，这里盛产烧瓷的煤炭，但我没见到这里有河流。任老师傅告诉我，在山窝底下就有一条河，叫凡河。孟所长提醒我，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路过了一条河吗？他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们是路过一条河，但那哪是河呀，简直就是一条小水沟，如果赤脚踩进去，水还没不过脚背。任老师傅说，那是现在水干枯了，在以前这河里的水还是很深，上面还能映出蓝天白云。听后我感叹的在想，时间不但在改变社会，也在改变自然。
任老师傅好多年都已经不做瓷器了，由于我们谈得很高兴很投机，他搬出了他以前做的一些坛坛罐罐给我们参观，从碗、盘子、杯子、菜盒到装东西的坛子、罐子，还有陈设用的花瓶、帽盒等。这些瓷器大多是青花瓷，景德镇的青花瓷是直接画在瓷胎上，然后在罩上一层透明釉烧制成的。而陈炉的青花瓷，则因为瓷胎颜色深而且也粗糙，所以要先在瓷胎上上一层白色的化妆土，然后再画青花。颜色没有景德镇青花瓷剔透，装饰手法上也远不如景德镇那么多样化，那么讲究。在景德镇陶瓷行业的分工是很细的，一般做坯的师傅是不修坯的，而画坯则又有专人，烧窑就更不用说了，各个工序都有专门的师傅。而在陈炉一个陶工可能从做坯到画坯烧窑都是自己包干，所以这里陶工的技术不像景德镇那么专精，做出来的瓷器也大都是供给附近农村县城的平民们用的，并不远销。
也正因为如此，陈炉瓷是属于那种粗瓷大碗，上面的装饰也简单奔放，有山水人物，但更多的还是花鸟动物。任老师傅的瓷器都是自己从做坯到画坯到烧成一手包干的，我觉得他的风格既有磁州窑的影响，也有景德镇窑的影响，但更多的是陈炉人自创的风格。尤其是花卉很有特点，看得出是受了当地刺绣的影响，花瓣上画满了排线，好像是绣花时留下的针脚线，使画面既丰富又耐看。在题材上各种花卉中以荷花居多，还有一种常见到的花纹，这是当地人爱吃的苜蓿菜，寥寥几笔，简单潇洒，又豪放自如。
自古以来陈炉镇上的人大都是亦陶亦农，这里的每家人，除了有自己的窑之外，还有自己的地。也就是说，在农闲时，他们是陶民，在农忙时，他们就成了农民。他们种下的农作物都是自产自消，并不出售，主要是解决自家人的吃饭问题。其他的开销则是靠做陶挣来的钱支配。
解放后众多的个体的作坊合并成了一个大的陶瓷厂，村头的耕地也被国家分给了其他镇
子里的人们，从此陈炉镇十一个自然村的村民们，大多数都由以前亦陶亦农的农村手艺人变成了国营瓷厂的正式工人。在这里一个车间的人又往往是一个村，一个宗族的人，每个人不是沾亲带故就是姻亲连襟。解放后陈炉镇修起了通往铜川市的公路，交通方便了，又加上计划经济，陈炉镇发展成为西北地区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孟所长告诉我，他不到二十岁就进了陈炉瓷厂当工人，他说，在他所熟悉的七、八十年代，厂里的规模很大，除有许多的传统的煤窑之外，有两座烧柴油的大的隧道窑，每天不停地烧瓷器，在厂门口也每天都有大卡车来不停地装运瓷器。那个时候的陈炉镇也是窑火不断，“炉山不夜”。当地人回忆说，当时瓷厂的厂长比镇长都神气，财大气粗嘛。
如今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瓷厂生产的传统的粗瓷大碗，农村家庭用的坛坛罐罐，渐渐的没有了市场。而镇子里的年轻人们也纷纷外打工，我在陈炉镇住了几天，很少看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常见的只有老人和孩子。陈炉镇的窑火已经萧条了，在镇子里，我们看到许多的窑顶上已长满了青草，燃烧着的窑顶是不可能长草的，说明这些窑都已经很久不烧了。我们路过昔日瓷厂的厂房，很多地方也都被锁上了锈迹斑斑的大锁，说明已经很久没有人上班了。
有一两个车间还有人上班，听说是在生产酒瓶子，全厂大约还有一两百工人，但全是妇女，年龄都在二十八就到三、四十岁之间。里面的一些妇女也曾在外面打工，后来结婚了，生了孩子，就留在了家乡，边在厂里干活，边照顾孩子和家庭。
陈炉的窑火不再红火，晚上的炉山静悄悄。看着漆黑的夜，我的眼前浮现用骡驮用马车拉瓷器出山时的陈炉镇，在那农闲的季节，镇子里人欢马叫，南来北往的脚夫、贩户、发客穿梭于当地窑户的作坊中，搬运和捆扎着瓷器，那是何等的热闹，何等的火红。还有七、八十年代，骡子、马车变成了拖拉机、汽车，那一车车运往各地的瓷器，让陈炉的做瓷人感到何等的骄傲何等的自豪。
但现在历史又翻过了重重的一页，陈炉镇安静了，昔日的许多陶工们都老了，但陈炉昔日的辉煌还清楚的留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共同守护着一段历史的记忆。当然历史的痕迹也不会完全随风而去，留下的也许是最精彩的，陈炉镇生产的粗瓷大碗、坛坛罐罐由于没有市场停产了，昔日统管全镇陶工的瓷厂也萧条了。但少数个体的窑户作坊又开始恢复，但他们不再生产传统的粗瓷大碗、坛坛罐罐，而是精细的工艺瓷和宋耀州窑的仿古瓷。虽然这样的作坊现在并不多，但它却足以使陈炉镇的制瓷工艺保留下来，并继续发展，当然，那是一个通向未来的故事，未来的情节与结尾我们是很难预料的。
离开任老师傅家后，我在陈炉呆了几天，又采访了不少当年的老艺人，做了不少有关陈炉镇做瓷的历史的笔记。不久我离开了那儿，我还没来得及回北京，在路上就接到了孟所长的电话，说他的姐夫在我们离开的当晚就因心脏病的突发去世了。还说他姐夫平时很少说话，那天我去了他特别高兴，打开了话匣子，说了许多连孟所长都不知道的陈年往事。那是一段值得纪录的珍贵的历史，有许多地方的历史，民众的历史并不是写在书里，也不是纪录在文献中，而是留存在当地老人们的心中，留存在当地老人们的脑海里，他们是当地历史的见证人，没有了他们的叙述，没有了他们的记忆，许多精彩的历史也就烟消云散了。我庆幸自己又记录了一段地方历史的一个小片断，这种机会并不常有，因为等到我下次再来时，将不只是任老师傅，也许其他我采访过的师傅们也都不在了。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被创造，又不断的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