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学的诱惑（外八章）
刘锡诚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有自己的特点，常常不把要表达的真正意思直接说出来或显示出来，只说出或显示出能代表或暗喻这个意思的表象，而把真正的意思遮蔽起来。如在房屋的砖墙上常常见到的那些蝙蝠装饰画，春节时在室内贴着的那些蝙蝠年画，画面寓有的意思是：“五福（五蝠）临门”或“福（蝠）从天降”。蝙蝠这个在民间故事里并不讨人喜欢的“骑墙”派，在民间绘画上却成为人们祈求的“福祉”的象征。在婚礼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看似无意的事象，如新娘要乘花轿、要跨马鞍、要踏传席、要顶红盖头、要点红蜡烛、要在洞房的新床上撒枣栗子、要先让男人在新床上滚过等等，这类表象所暗喻的，几乎全是新婚夫妇要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的祈望。一整套繁褥的婚礼仪式，从头到尾都浸透着象征的文化意象，而且这些象征意象又是不言自明、约定俗成的。宋·罗愿撰《尔雅翼》说：“古者有蜼彝，画蜼于彝，谓之宗彝。又施之象服，夫服器必取象，此等者非特以其智而已，盖皆有所表焉。夫八卦六子之中，日月星辰可以象指者也，云雷风雨难以象指者也。故画龙以表云，画雉以表雷，画虎以表风，画蜼以表雨。凡此皆形著于此，而义表于彼，非为是物也。”可谓象征无处不在。这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或特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文化学家们和哲学家们发表过许多种意见，但我以为这种象征的思维方式，似乎称得上是最为重要的一端吧。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象征思维的方式，一般人由于习以为常，也就熟视无睹，不以为奇，不以为怪，不以为然。而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或研究中国文化时，却很容易就会发现或感觉到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进而会引诱他深究下去，并探讨和追寻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民族性格。无怪乎外国的汉学家们在19世纪就注意研究中国文化的象征了。
号称国学家的我国自己的学者们，反倒很少有人注意、更少有人花功夫去研究我国本土文化的这一规律和特点，他们把眼光只放在儒家思想家们留下来的经典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上层文化上，认为只有这些才称得上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而把作为亿万普通人思维方式的象征文化，仅仅看成是贩夫走卒、村夫农妇们的不登大雅的把戏而已。象征文化固然在下层老百姓中保留得比较完整比较丰富，至今仍然是民间文化或下层文化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但细究起来，上层文化由于与下层文化同源而异流，其中不仅同样保留着、活跃着、甚至也发展着固有的象征文化。只要研究一下属于宫廷文化的建筑、器物、衣饰、诗联、文物、礼仪等就会确信无疑了。
笔者曾在《三足乌文丛》总序《整合：岁首纪感》（《中华读书报》2001年2月28日）一文中提出了对“文化整合”的一种理解：只有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整合起来，才称得上是完整的统一的中华文化。所惜者，我们对本土的从原始文化到下层文化这条血脉的关注和研究甚为薄弱，可以肯定的是，仅仅着眼于儒家文化，是无法完整地发掘和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精华和特点的。象征研究正是从表层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规律的一条通道。
在我国，文化象征的研究开始甚早，但现代中断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起步。近十年来，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翻译出版了德国汉学家艾伯哈德的《中国文化象征词典》（陈建宪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第一部《中国象征辞典》（刘锡诚、王文宝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此后，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如：王铭铭、潘忠党主编的《象征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周星著《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白庚胜著《东巴神话象征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吴裕成著《中国的门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汪玢玲著《中国虎文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杨昌+鸟国著《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居阅时、瞿明安主编《中国象征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吕微著《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学苑出版社2000年）、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刘锡诚著《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吴裕成著《中国的井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这是个不完全的名单。象征研究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而且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里渐成气候。但毕竟是初步的，仅仅是打破了传统的“国学”的大一统局面而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现在的成绩不过是九牛一毛，21世纪有望逐步把中国文化的象征学或符号学这门学科建立起来，更多的学者参与中华文化的整合。
2002年4月12日
（原载天津《今晚报·副刊》2002年月4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