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达慕：蒙古族古老而现代的节日
张曙光
（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100081）
摘要：那达慕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目前在那达慕的学术认识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和模糊性。那达慕或单独举办，或集合在其他集会、节日或庆典活动中，逐步发展成为蒙古族重要的节日文化符号。那达慕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其节日形态得以不断显现和逐步完整，并已衍化为具有相对固定周期、相对稳定内容、相对明确功能和专有名称的独立的节日。
关键词：蒙古族；节日；那达慕；文化符号
分类号：C9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838（2011）03-0010-8
一、那达慕的多样化存在及不同的文化界定>
虽然那达慕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代那达慕也在草原和其他地区被广泛地、经常性地举办，但目前在那达慕的学术认识上，尤其是文化界定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和模糊性，而一般蒙古族民众对那达慕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
在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那达慕被收录在“民俗”分类下，并被界定为“蒙古族传统群众性盛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将那达慕定义为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1](221)>而在“民族卷”中将它解释为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盛会”。[2](344)>2009年第二版中又将其统一为“蒙古族传统节日，又称蒙古游戏节”。[3](328)>
在现有学术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对那达慕进行了不同的学科分类和学术界定，这些界定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将其作为“传统节日集会”进行研究；[4]>二是从文化层面上将其概括地界定为“文化活动”[5]>三是从体育、教育入手，将那达慕作为“民族体育活动”[6]>进行研究；另有一些研究者把那达慕界定为“综合性社会活动”。[7]>而关于那达慕作为节日或者节庆活动的存在，则无论是在文献中，还是在蒙古族民众对那达慕的主观认知上，则都存在明显的不一致。
在几乎所有蒙古文写成的民俗类书籍中，一般都将“那达慕”分类于体育、竞技或游戏、娱乐项中，而未将此列入节日范畴和类目下。目前，学者们一般将蒙古族节庆分为传统节日和公共集会活动两类。“蒙古族传统节日包括新年、清明、五月五、腊月二十三、除夕等外还有成吉思汗祭典、宗教活动相关的节日。”[8](672)>“公共集会活动可分为与生产劳动相关的耐亦日和敖包祭祀为主的耐亦日。”[8](687-688)>
对于那达慕的节日性质，在蒙古族民众中也并不存在高度一致的认知。根据笔者2006年7月20日在西乌珠穆沁旗王盖敖包那达慕大会上的现场随机问卷调查，现场蒙古族受访者中有87.4%认为那达慕是蒙古族的节日，82.8%的蒙古族受访者认为古已有之；2006年7月26-27日，对于同样的问题，在东乌珠穆沁旗庆50周年那达慕大会上，83.5%的蒙古族受访者也认为这是蒙古族特有的节日，81.4%的蒙古族受访者认为古已有之；在2006年12月23日对在京那达慕的现场问卷调查中，则平均只有大约76.4%的蒙古族受访者认为那达慕是蒙族的节日，68.2%的受访者认为古已有之。
从那达慕的实际发生看，那达慕虽然具有相对固定的形式和制式，主要包括“男儿三艺”为核心的娱乐竞技活动。但是，那达慕的举办却表现出在周期上的不精确性、举办频次上的多发性以及活动目的的多样性。这和一般岁时节日的认知也不一致。在理论上，一般认为，节日“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9](131)>在这个论述中，节日概念强调的是“时日”，该时日的限定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成俗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因此，就其定义而言，节日民俗的两大要素是相对固定的时间周期，以及在此相对固定的时间内特定的民俗活动。一些西方学者在论及节日的时候，也大多强调节日之“日”的特定性。利奇认为节庆有各种功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安排时间。根据杜尔干学派的定义，节庆是一种社会时间的制度性安排，以区隔出日常的生活作息。
然而，那达慕虽然多在夏季，草原水草丰美，牧人闲暇有余的季节举行。但其具体的日期、内容、主题、规模、形式、举办者、参加者都没有特定的规制，因地域而不同，因内容而各异。而且，同一季节内，相邻地区那达慕举行的频次也不是一次。仅就东乌珠穆沁旗一个地区而言，其传统的敖包那达慕，从每年的4月份到8月份都在进行。大多时候还与其他庆典活动密切相联，具有很强的依附性。那达慕可为敖包祭祀、为牧人超过“千头羊”、为政府特殊庆典、为商贸、物品交易而举行。其内容、形式、作用和意义都存在着多样性和地方性特点。
那达慕作为一个民俗事象，在学术上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文化界定呢？笔者认同学者关于那达慕为蒙古族节日集会活动的看法，但进一步认为那达慕属于不同于一般岁时节日的草原游牧文化的节庆类型。因游牧文化的时间概念、游牧生产的逐水草而居的非定居性、草原空间的广袤性与社区的分散性等因素使得那达慕具有了独特的草原游牧文化节庆特征。
二、那达慕草原游牧节庆特征>
首先，那达慕具有一般岁时节日的时间特征，但作为游牧节日，那达慕更重“节（庆）”而非“日”。
现有传统节日大多指农业生产方式下的节日，而这些节日的周期参照多以天文农历计时为参照，以农历节气为准，而不是以物候的循环周期，或者生态地理环境下物种的周期变化为参照。相对于游牧生产，农业生产要求准确地掌握农时季节，因而相对准确的天文知识成为必备。在中原农耕地区，殷墟甲骨卜辞、商代金文以及先秦的诸多典籍中都有对日月五星及二十八宿的观察记录。“对天象的观察及记录，使人们对天象周期性变化的规律有了认识。日月运行的规律，形成了人们对时间的量度观念：日出日落，是为一天；月圆月缺，是为一月；日远日近，寒来暑往，谷物由播种到成熟，是为一年。”[10](122-117)>历法建立以后，为了更精确地反映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古人把黄道附近的一周天分为二十四等份。根据太阳在黄道上这个二十四个不同的视位制定出二十四节气。“反映四季中天候、物候的变化，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社会安排生产活动的主要依据。节气虽然并不等于‘节日’，但节气是一批‘常日’被特别地突出出来，为节日的产生准备了条件。”[10](112-117)>
北方以牧业为主的民族，创造了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和畜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区别于农耕文化的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比，游牧文化的时间概念并不完全以天文周期为依据，而更多以物候的轮换更替为参照。游牧生产对于时间的要求不同于农业生产，加之北方地区气候的特点，他们对于时间更多的时候是以季节为单位，而非时、日。“我们那时最远都到阿巴嘎、阿巴嘎纳尔旗游牧，一走700多里。春、秋几乎都在路上度过。冬季、夏季游到自己的故乡，过新年，祭祀自己的敖包。”①>“过去都是游牧的，十几天就得搬家。随着牲畜而游动。哪儿水草好，适合牲畜就往那儿开始游动。10-20里才一户人家。”②>
古时，蒙古人把草青一次看作是一年。宋•赵珙撰《蒙鞑备录》所记：“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亦尝问彼生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记其春与秋也。”[11](1-2)>作为游牧民族而言，畜群是其生产生活的根本，“每日跟着畜群跑”，“一切以五畜的需要出发”。其对草原的依赖性非常强，注重水草的选择，并依季节特性，四季转场，“逐水草而迁徙”是其生活的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下产生了“向夏季游牧地前进的时间，住在夏季游牧驻地的时间”、“离开夏季游牧驻地的时间”等等时间观念。对于一年，从游牧生产生活出发，按照游牧生产生活特性分配了十二月的生产和生活：“正月为白月，二月为水草月，三月为乳牛月，四月为青翠月，五月为打猎月，六月为日光月，七月为红色月，八月为完全月，九月为今羊月，十月为杀牲月，十一月为吃食月，十二月为蔚蓝月。从学者的研究而言，古代蒙古人的白月，即正月并非是我们现在所知一月，而是在夏季水草丰美，乳制品大量生产之际。”[12](25-26)>
因此，和一般节日相比，那达慕不具有节气性和蒙古族的游牧民族特性有很大关联，也与其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按季节来流动的生活方式，确定了游牧民族节日文化的时空边界。空间上，它是流动的、迁移的；时间上，它是季节性的、大刻度的。游牧生活使得其对于时间仍是游牧的，非精确的界定。时间的存在不以日、时，更多时候是以月、季来存在。因此，如果强调时间特性的话，我们也只能说某些类型的那达慕强调的是季节性而非日期性。因此，在游牧文化中，像那达慕这样的节庆活动更重要的是其活动本身，而并非是活动所发生的精确时间和日子。
其次，那达慕具有节日所应有的仪式过程、完整的组织形态和典型的节庆活动内容。
节日的英文对应词是festival，而这个英文词本身来自拉丁文festivitas，意思是为庆贺或者感恩而发生的社会集会活动。[13](259)>“庆典起源于对图腾的崇拜，其最原始的形式是祭礼”，“祭祀庆典主要是表现人类对主宰自己命运、对于主宰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超自然力所表示的尊重、崇敬和惧怕”。[14](3)>对于节庆“festivals”，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界定。Stoeltje认为“节庆多在年历的固定时期发生，具有公共性的本质，参与的精神，复杂的结构，多元化的声音、情景与目的。节庆是集体性的现象，其目标根植于群体生活。”[15](261)>Falssi将节庆定义为“定期重复发生的社会状况，透过多样性的形态及一系列具协同性的活动，经由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性的参与，使整个社区的所有成员在族群、语言、宗教、历史等方面融合情感，并分享共同的世界观。”[16](1-2)>皮柏认为“在节庆时在平常日子得不到的东西或无法做的事情，都可以达成心愿。因此，节庆节日的意义是指为某个特殊场合并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对整个世界表达出普遍赞同的生活”。[17](7-31)>
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庆祝节日或者度过节日，形成了各种在特定时空中举行的特定仪式。范•根纳普在《通过仪式》中指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通过将这些转变行为划为一种专门的礼仪种类，便可从中分析出一个共同的仪式进程，统称为“过渡礼仪”。它包括三个阶段：分隔礼仪、边缘礼仪，以及聚合礼仪。人们在经历了这样的过渡仪式后，就实现了新旧不同性质的转化。
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The Ritual Process：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中着重分析了范•根内普三阶段中的中间阶段——转换阶段。他认为过渡仪式不仅可以在受文化规定的人生转折点上举行，也可以用于部落出征、年度性的节庆、政治职位的获得等社会性活动上。他将人的社会关系状态分为两种类型：日常状态和仪式状态。日常状态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保持相对固定或稳定的结构模式。仪式状态与日常状态相反，是一种处于稳定结构之间的“反结构”现象，它是仪式前后两个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特纳把仪式过程的这一阶段称作“阈限期”。
可见，关于节日的本质，现有理论在强调其社会时间功能的同时，更强调这种时间功能所记录的社会生活状态的变更。这种生活状态的转换以及转换中的仪式本身构成了节日的文化本质。就那达慕的举办而言，在传统的敖包祭祀中，那达慕本身作为敖包祭祀的组成，其仪式过程预备包括在敖包祭祀的过程之中。以白音敖包祭祀那达慕为例，在祭祀前，敖包长及其家人提前一周进入到准备阶段：装饰敖包，喇嘛诵经，准备祭品等；之后进入到正式祭祀阶段：先祭祀额吉敖包，之后祭祀白音敖包；祭祀结束即进入到娱乐阶段：开始那达慕，进行赛马、搏克比赛；其间，举行敖包祭祀的转权仪式，最后以搏克手冠亚军的决出而结束整个仪式过程。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祭祀、娱乐、竞技表演的礼仪过程，经历了进入-阈限-通过的过程，并完成了世俗-神圣-世俗的转化。
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中将仪式称作是一种“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s)，把宗教仪式看作是宗教表演。和敖包祭祀相联系的传统那达慕作为敖包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应该说也属于某种形式的“文化表演”。程式化的仪式表演，支撑着节日的有序进行。现代那达慕具有独立完整的仪式表演过程，每年不断重复着既定的内容。不论是敖包祭祀那达慕还是政府举办的那达慕，其仪式化的表演，使得那达慕得以承继，并传递着社会和历史的集体记忆，成为蒙古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敖包祭祀那达慕大体的仪式有装饰敖包、准备祭祀物、喇嘛诵经、祭献奶食、顺时针方向绕敖包三圈、招福，洒风马、分享祭品、“男儿三艺”比赛、奖励胜者等。政府举办那达慕的仪式主要包括入场式、宣布开幕、奏国歌，升国旗、领导讲话、运动员宣誓、歌舞表演、“男儿三艺”为主的比赛、闭幕式等。每年的那达慕，都遵循这些基本的仪式进行操作，从而保证了那达慕的稳定、有序和持久。
再次，在活动功能上，那达慕具有一般节日所共有的功能。
那达慕期间，族群成员进入不同于日常的非常态之中。在这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时间内，那达慕发挥着创造公共时间的功能。
那达慕通常在水草丰美的夏秋季举行，在牧业时间的安排上属于相对闲暇期。这时大大小小的那达慕随着敖包祭祀而此起彼伏，官方的、私人的各种名目的那达慕也纷纷开展起来。这个期间，人们从日常的以一个个家庭为单位的相对独立和单一的生活状态中进入到公共的、集体的、狂欢的非常态的“阈限”状态。人们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身份高低，从四面八方向那达慕举办的地点聚集，暂时告别日常的常态，融入到身心愉悦的节日过渡礼中。
因那达慕的多样性和多类型化，其节日表现方式略有不同。传统的敖包祭祀那达慕，是附着于蒙古族的古老民间信仰，与每个敖包祭祀的神圣时间相联系，将人们从世俗的日常生活带入到神圣的节日时空中。敖包祭祀多在农历五六月，按照北方草原节气正是进入夏季的节段。敖包祭祀那达慕以年为周期，具有固定的日期和仪式化的表演。每到祭祀日子，牧人们全家出动，带着祭品，盛装前往祭祀地，祭拜敖包神灵后，参加或观赏那达慕。而敖包那达慕内容一般也都是固定化和模式化的。以乌珠穆沁地区而言，一般只有赛马、搏克两种。赛马通常在祭祀后即开始，而搏克比赛占据主会场，几轮争夺，决出冠亚军后整个祭祀活动结束，人们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敖包祭祀那达慕围绕着祭祀社区公共的神祗，将社区成员从日常的生活中带入到一个仪式化的非日常的场域中，在经过神圣的阈限期后，再转换到日常的常态中。敖包祭祀那达慕也是社区公共的神圣时间，社区的每个成员都以组织者或祭祀者的身份参与其间，共同来庆祝凝聚和强化社区联结的时节。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敖包那达慕的神圣性有所减弱，其娱乐性得到扩展，节日化特征更加明显。虽然敖包祭祀只有一日，但每个嘎查、苏木、家庭，各种名目的敖包其祭祀日期各有不同。“进入到了五月，就进入了敖包祭祀的时节，而敖包祭祀又都伴随着那达慕”③>，因而形成一个节日簇，贯穿整个夏季。
那达慕通过不断的重复和通过仪礼，进入到不同于日常的非常态的节日状态中，让每个成员参与其中，共同创造一个为本社区所拥有的公共时间，起到整合社区的功能。对于草原那达慕而言，人们的居住相对较远，平常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游牧。每个家庭之间的联络并不十分紧密，而各种各样的那达慕正是欢聚相会的时机。人们在享受闲暇，欣赏传统比赛项目之外，借此机会，以各种身份和角色进行聚会欢庆。朋友、同学、亲戚、同乡等各种名目的小型的聚会和联欢是那达慕期间不可或缺的内容。人们进入到公共的社交场域，交流信息，互通有无，寻求不同于日常的心灵慰藉。在现代那达慕中，这种公共性的节庆功能得到了更多的彰显。民间家庭那达慕的活跃和扩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那达慕为社区成员共享公共时间，创造共同价值，增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是一种努力发展和发挥自身记忆的动物，能够在以往的历史沿革中，借日历记下一些重要的文明路口，而后又在民风民俗的化成之中，基于这种难忘的历史转折，针对特定的文明历法，发展出对特定人群具有特定涵义的节日，使之从集体记忆的深处周期性地涌现，……由此才渐次形成了后世沿袭的节庆。由此可以说，节庆的特点之一确在其‘无中生有’。”[18](87-94)>那达慕确是在蒙古族草原生活中发生、发展、传承的，在蒙古族经历的历史过程中，在年复一年的重复和扩布中，“无中生有”，形成了固定的仪式“表演”，具有特定的功能表现，“传习着特定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构造”，衍化为蒙古族游牧文化特点的草原节庆。
三、那达慕节日形态的强化与未来趋势>
那达慕是游牧文化下的节庆类型，具有一般节日的周期性，在内容上具有一般节日的庆典活动和仪式表演，在功能上具有一般节日的生活状态的分隔。那达慕可以被明确地认为是蒙古族的传统节庆。但是从历史发展过程看，那达慕的节日形态是一个逐渐显现，不断突出，不断发展的过程。那达慕的节日特性逐步从附属在其他节庆中的活动形式，发展成当下独立的节日。这期间，那达慕的节日化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那达慕在其起源之初虽然就是作为节庆活动存在于其他节日当中，但并不是独立的节日。
那达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民俗事象。从其起源来看，那达慕更多是指附着于宗教祭祀中“娱神娱己”的活动，后来逐渐成为专项娱乐竞技活动，并担负示教的功能。直到明清之后，那达慕才成为社交活动、社会集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那达慕活动本身虽然作为活动内容之一出现在敖包祭祀当中，出现在“忽力勒台”、“诈马宴”或“木兰围”当中，但这些包含有那达慕的社会集会活动本身就是节庆活动，因此那达慕活动本身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就是节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那达慕显然是作为节庆活动出现在其他名称的节日当中。换言之，那达慕实际上从脱离实用技能那一刻起就成为了娱乐竞技的节庆活动。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那达慕仅仅是节庆活动，而其本身并没有成为具有独立名称、独立周期和独立仪式的节日。
从那达慕的节日特性上看，根据前面那达慕的发展历史的分析，可以从其历史发展中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对那些包含有那达慕的节庆活动而言，无论是宗教的或者社交集会的或者集体游乐的节庆活动，无论他们本身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多么重要，如果没有那达慕，这些节日活动便不是完整的，也就是说在其他名称下的节日当中、节庆活动当中，那达慕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内容。这充分说明了那达慕本身是游牧民族表达崇尚英雄审美情趣的最重要的载体；其次是那达慕的历史持续性和稳定性远远超过其他节日形态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忽力勒台”不再了，“诈马宴”不举行了，“木兰围”消失了，可是那达慕还在，虽然当初并没有明确的独立名称，但作为一项民俗活动，它却始终存在着。这充分说明在蒙古族民众生活中，那达慕本身作为蒙古族重要的社会性活动，其对蒙古族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保持和传递具有重要功能。
第二阶段，随着蒙古族生产方式的转变，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变迁，那达慕逐渐从附属于其他节庆活动的集会当中不断独立出来。
清代是那达慕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那达慕的娱乐功能和商贸功能得到强化。随着盟旗制度的建立，衍化出了名目繁多，具有地方特色的那达慕类型。不仅各个旗县为各种目的举办那达慕，而且不同盟旗为加强联络和交流也举行“联合”的那达慕。在喀尔喀地区，定期举行“七旗”、“十札萨克”的那达慕，即相邻的七个旗和十个盟之间举行那达慕，商讨大事的同时进行“男儿三艺”那达慕比赛，决出快马、神箭手、大力士。这时那达慕的内容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即商业贸易成为那达慕的重要内容。不论是当时“六月庙会”还是呼伦贝尔的甘珠尔庙会都是蒙古族对外物资交流，进行商业贸易的重要渠道。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将那达慕与之前的“忽力勒台”或者“诈马宴”上出现的赛马、射箭、摔跤竞技娱乐相比，可以发现当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那达慕所能依附的社会集会活动已经发生了很大扩展，已经从宗教活动、纯粹的节庆活动，发展到各种名目的社会集会活动。这个时期的那达慕可以成为多种不同形态社会集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节庆活动，那达慕实际上已经开始显现出相对的独立性。这些名目不同的社会集会活动本身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节日特点，但因为具有那达慕活动，其节日的色彩也因此浓重起来。但这个时期，那达慕本身，或者以那达慕为主要娱乐竞技活动，兼顾其他社会交往功能的集会活动也未完全采用独立的那达慕名称，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
第三阶段，随着新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尤其是随着新的媒体传播方式的出现，那达慕以完全独立的节日形态承载着古老的活动内容出现在文本和现实当中。
那达慕作为具有自己独立名称、独立仪式内容和相对稳定举行周期的出现，是在“那达慕”这个名称正式成为一个民俗符号传播于当代媒体之时，而这一切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本文认为，这与“那达慕”一词进入汉语语境有很大关系。“那达慕”是在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确定的蒙古族草原集会。可以说，“那达慕”这一名称的沿用以及被外界所认知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紧密相关。是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对一个少数族群文化的“认定”和“凸现”。也可以说是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的一种“共谋”，是国家与民族相互接力，共同“形塑”的文化载体。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那达慕更多的是指由政府主导的庆祝、宣传等为目的不定期举办的集会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民间为主体的“敖包耐亦日”开始复苏，以苏木嘎查，甚至个人举办的服务于各种目的的“耐亦日•那达慕”也广泛开展起来，成为民众重要的聚会和娱乐方式。而由政府组办的“那达慕大会”也成为了旗/县、盟、自治区文化品牌，成为政府宣传本地区，吸引外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平台。“那达慕”从而也成为了蒙古族民众群体性的体育、娱乐、物资交流盛会的专有名称，也被外界所认知为“蒙古族的传统节日盛会”。
都市那达慕的出现可以说就是很好的例证，也是那达慕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衍生。从1981年北京蒙古族那达慕为起点，各大城市陆续举办了那达慕，并成为一年一度的都市蒙古族的节日和盛宴。20世纪80年代初，高考恢复后的在北京的第一届蒙古族大学生，主要集中在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现在的蒙古语言文学系）。他们看到别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如藏族的藏历年，彝族的火把节等，1980年朝鲜族的“传统体育运动会”也得以召开，但作为人数甚多的蒙古族却没有一个自己名义上的节日。这种情况在多民族聚集的中央民族学院显得格外突出。为此，当时1977届的学生干部提出了将“那达慕”作为蒙古族的节日，在北京进行庆祝的倡议。他们从1980年10月开始，筹措举办那达慕事宜。召集了其他蒙古族较集中的民族出版社、民族翻译局、民族团结杂志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印刷厂、民族歌舞团、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热心者，具体研究此事，从组织机构上作了初步的准备，成立了由中央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干训部、汉语系六位学生组成的“北京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筹备组”。并以这些单位蒙古族同胞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在京蒙古族举行那达慕大会申请活动经费的请示报告”[19](11-12)>上报了北京市民委。但申请并没有马上得到批复。当时对方的回复一是那达慕并没有被明文规定为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二是那达慕如何在城市举办。并认为作为传统节日必须由国家来承认才可进行庆祝。④>因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社会方方面面的工作仍处于恢复期，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仍是较为敏感和谨慎处理的问题。策划者们为此又三番五次地申明那达慕作为都市蒙古族节日的可行性，最终申请得以批复，作为都市蒙古族节日的那达慕也从此在北京扎下了根。
第一届在京蒙古族那达慕的成功举办，使那达慕以蒙古族“节日”的名义，成为在京蒙古族联络感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媒介，更是成为都市蒙古族“想象的舞台”。北京那达慕的成功举办，使得那达慕，不仅在牧区，而且在城市也可举办成为可能。北京那达慕成为城市那达慕的表率，此后，天津、沈阳、乌鲁木齐、赤峰等城市以及云南等蒙古族散居区也相继举行了那达慕。
在京蒙古族那达慕从1981年第一届至2010年共举办了30届。从它的发生、发展来看，完全是由知识阶层“制造”出来的“节日”，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其最初动因就是“确定属于蒙古族的节日；加强北京的蒙古族同胞彼此间的联络；增强民族自信心，发扬民族传统文化。”④>在都市，远离草原和主体文化的情境下，在融入城市主流文化的同时，在心理上，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寻求文化的归属感和精神的慰藉，是那达慕成为在京蒙古族欢庆节日的内在动力。
由此，我们可以说就那达慕作为节日活动内容而言是传统的，古老的，就明确称谓的那达慕节日则是现代的。
那达慕逐渐从附属于其他节庆活动中的活动内容发展成为独立的节日，其外在的动力固然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时代的变迁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与那达慕内在的发展动力机制有直接关联。笔者认为，促使那达慕节日特性不断显现的力量，除了那达慕本身内在的节庆性本质之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力量在推动那达慕节日的发展。第一是时代的需要，近年来文化热潮对那达慕的推动，这一点最为典型的是云南那达慕的“恢复”；第二是传统的适应与妥协，在建国后的发展中，那达慕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集会的节日化发展；第三是精英、民间与政治的共谋，不同主体对那达慕节日特性的凸现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个主要表现在城市那达慕当中。
正是蒙古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催生了那达慕的出现，敖包祭祀的宗教力量推动了那达慕的非实用功能化发展，蒙古族民族审美——英雄情结、“耐亦日”习性以及古老的历史记忆强化了那达慕作为蒙古族族群记忆载体的地位，使那达慕节日形态的成熟具有了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推动力。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彼此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如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与演说，就是为了强化作为“共同起源”而举行。比方说，每年7月4日的庆典仪式，就有助于强化人们对那些推动美国独立的时间的记忆。如果这些节日和纪念庆典中的个体参加者不会利用这样的纪录，那么把他们与其同伴连接起来的社会纽带就有可能松弛下来。在由公民参与的反复上演的戏剧中，周期性的庆典仪式发挥了一种焦点的作用。[20](59)>当代所有关于传统节日的理论探讨，无一不强调节日活动对一个特定族群历史记忆的保持以及传递的重要功能。从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出发，结合现有关于传统节日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可以在理论上做出一个反向的推论，即适当的社会活动形式是集体记忆或者群体历史记忆得以实现和保持的重要媒体，反之，能够与族群长期共存的特定的社会活动形式，一定承载着这个族群特定的历史记忆。虽然集体的记忆仍然也是通过个体的记忆才能得以实现，但是，集体的记忆，或者历史的记忆只有通过适当的社会活动或者集体活动才能得以存在、强化、存贮和传递，从而成为集体共同的可共享的资源。
那达慕既然经历各种社会组织形态变迁之后，依然活跃在蒙古族生活当中，那达慕就一定具有记载和传递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这种功能的表达形式就是节庆活动，庆典活动或者节日活动。因此，那达慕在其历史的传承中，在其所生成发展的历史动力机制里已经包含着推动那达慕成为独立节日的可能。这种可能在16、17世纪开始显现，到19、20世纪逐步实现。除了现在蒙古国的那达慕大会之外，经历了剧烈时代变迁的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也在20世纪初开始逐步形成独立的，明确称为那达慕的节庆活动。到了今天，以都市那达慕，散聚区那达慕、草原各类型那达慕为代表，那达慕终于从其他节日形式下的节庆活动独立发展出来，成为独立的节日。而那达慕节日形态还在不断发展当中，这应该是那达慕现代传承的一个重要趋势所在。
注释：>
①班达然奇，男，65岁，东乌旗敦达高毕苏木达布希拉图嘎查牧民，2007年5月5日访谈于其家中。
②德姆齐格，70岁，东乌旗道特诺尔镇牧民，访谈于2007年5月4日其家中。
③布和哈达，男，56岁，东乌旗文史委员会主任，2007年7月24日访谈于乌里亚斯太镇。
④王满达嘎，男，“在京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主席，2007年10月27日访谈于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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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英】
收稿日期：2011-05-17
作者简介：张曙光(1973-)，女，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中国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副研究馆员，博士。
Naadam: The Ancient and Modern Mongolian Holiday
ZHANG Shu-gua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Naadam has a long history, but in academic understanding, but there is a clear diversity and ambiguity for Naadam. Naadam is independently held, or with other meetings, festivals or celebrations,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festival of Mongolian cultural symbols. The more obvious trend of Naadam is that its holiday form has been gradually become complete and has been derived for a relatively fixed period, the content is relatively stable, relatively well-defined functions and proprietary names of independent festivals.
Key words: Mongolian; festival; Naadam; cultural 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