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视域下的蒙古族长调
刘新和
（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 蒙古族长调的抢救与保护是一项规模宏大、内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对文化环境与传承环境的保护是基础性工作。长调保护应该建立在民俗地理、民俗文献和民俗生活基础之上。“学院式”的研究与保护非常重要，而支撑学院式研究的基础是田野与传统。
关键词： 蒙古族长调；遗产保护；民俗文化；视域
分类号：J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1）03-0044-6
蒙古族长调民歌(以下简称“长调”)是跨境分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贯穿于草原先民漫长的游牧生产与社会生活。2005年11月，长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至今日已近6年。本文所关注的是民俗文化视域下的蒙古族长调。
一、 民俗地理视域
“民俗地理”是一个使用频率并不很高的概念。它是研究“特定范围内的民俗文化地域系统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 [1](2)的学科，也称民俗地理学，属于民俗学的一个分支。
长调与民俗地理存在着颇为紧密的联系。我们知道，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传承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事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民俗文化的存在，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所独具的文化特质。也就是说，诸如长调其产生与发展必然依存于特定的文化土壤，这也是不同民族与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文所说的“特定的文化土壤”，其中就包括民俗地理。换言之，就是要将长调置于民俗地理视域加以关照。
包括长调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存在的，从民俗地理的角度看，蕴含区域文化特征和区域文化差异。如果说民俗地理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研究我国及一定区域范围内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布规律、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1](2)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将长调置于民俗地理视域之内，研究其形成、发展、演变、空间分布等规律。
言长调必先言蒙古和蒙古族。“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音译始于唐代，《旧唐书》作“蒙兀”，《新唐书》则称“蒙瓦”，当时属于室韦－鞑靼部落的一支，一般通称“蒙兀室韦”。在宋、辽、金时期的汉文典籍中还有萌古、萌古斯、萌骨、蒙古等诸多音译。蒙兀室韦原住在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公元7世纪前后，逐渐部分西迁到达鄂嫩河（斡难河）、克鲁伦河（怯绿连河）和土拉（剌）河的上源地区，分成尼鲁温蒙古和迭尔列斤蒙古两大支及诸多部落。至此，蒙古各部落在西起三河之源，东至兴安岭一带的广阔草原上游牧。随着蒙古的扩张，其势力逐步扩展到整个漠南、漠北和漠西草原，蒙古族逐渐形成。长调所覆盖的是这一广阔的区域。
经民族音乐研究者们多年的研究认定，蒙古族的音乐文化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2](3-8)其一，“山林狩猎文化时期”，时间大体在《蒙古秘史》之前，其代表性的音乐体裁为萨满教歌舞、狩猎歌舞等。其二，“草原游牧文化初期”，时间大体在元及元代以后，正是在漫长的游牧生活中，蒙古人创造出具有浓郁特色的草原音乐文化，此时的歌曲具有“音调悠扬、节奏自由、曲式庞大、腔多词少等特点”，并“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胡琴、马头琴、火不思等民间乐器，大抵也是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和定型，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5)其三，“半农半牧音乐文化时期”，时间大体在清代中后期以来。此时短调歌曲、长篇叙事歌曲，以及说唱形式乌力格尔等大量出现，此“与草原长调牧歌不同。其特点是曲式短小，节奏规整，音调简洁，音域适中，同语言音调密切结合，从而形成了新的叙事性音乐风格”。[2](8)
纵观上文不难看出，促使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音乐文化发生转型与变化的内在动力是民俗地理环境的生成及其变化。与三河之源和兴安岭相比，日后蒙古族活动的大漠草原才是真正的大舞台，长调就是在这一大舞台上呈现的大作品。而清代中叶以后短调歌曲、长篇叙事歌曲，以及说唱形式乌力格尔的出现的首要原因并不仅仅来自艺术本身，是取决于在漫长的、“不经意间”形成的民俗地理的变化。乌兰杰先生对这一变化的表述可谓翔实而紧扣实质：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便是草原游牧音乐文化形态，与部分地区的半农半牧音乐文化形态同时并存，迎来了音乐风格的多元化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生活在内蒙古南部边缘地带的蒙古人，受到中原地区汉族的影响，逐渐脱离原先的游牧生活方式，转而改事农耕生产，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纯农业区。他们走出穹庐，筑屋而居，形成村落，过着半农半牧生活。[2](9)
“筑屋而居”所带来的并非仅仅是居住民俗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型。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型，又在推动蒙古族音乐的体裁与风格的转型，也就是“从萨满教歌舞、集体踏歌为代表的乐舞阶段，推进到以草原长调牧歌为代表的抒情音乐阶段；经过数百年的稳定发展，进一步发展到以短调歌曲、长篇叙事歌为代表的叙事音乐阶段”，[2](9)其时，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体裁叙事民歌和蒙古说书应运而生。
我们知道，长调民歌正是蒙古草原游牧社会和游牧文化在步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和经典性的精美的音乐文化形态之一。而现存的这种音乐文化形态是与清代蒙古地区“纯牧地、半农半牧地、纯农业地、森林” [3](3)基本土地存在形式相契合的，上述所述基本土地存在形式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民俗文化形态。民俗文化形态决定了包括长调在内的蒙古族音乐文化发展与演变成为必然。
在历史的传承中，由于蒙古高原地域辽阔、自然生态复杂，且各个部族在语言、风俗习惯、社会历史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因而长调也形成了部族化、地区化、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诸多风格系统。它们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从总体上看，“蒙古高原上长调风格的分布，以中国内蒙古地区的锡林郭勒草原为中心，从东部的呼伦贝尔、科尔沁草原，经过蒙古国（喀尔喀），再到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大漠草原，直至青海、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马蹄形风格圈”。①
“巨大的马蹄形风格圈”是一个涵盖面极为宽阔，又很形象的说法。解析这一风格圈，我们不难看出，就大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而言，其同属漠南、漠北和漠西草原，但“每种民俗都有其形成、发展、演化和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是千差万别的，这就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特有的区别于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民俗特点，形成了民俗文化的地域差异，而且这种地域差异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1](2)
从地理民俗的视域关注长调的目的就在于寻觅其中的“一定规律”。所谓一定规律，不仅包括精神层面的内容，也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民俗地理视域内的长调兼具民间的精神生活和民间的物质生活的双重属性；并具有民俗的区域特征、区域差异。它的形成、发展、演变和空间分布规律不仅有规律可循，而且与地理环境密不可分。
在研究其区域特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时，人们就会想到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斯的名言：“任何一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4](32)人们只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恪守，农耕人如此，游牧人亦然；适用于域外，同样适用于中国，具有普世性。
二、 民俗文献视域
从历史文献中寻找与草原音乐文化（含长调）的相关记载，一直被此领域研究者孜孜以求，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时甚至有些令人失望。音乐属于听觉艺术，在工业文明没有产生、确立之前，其形态是无法连续实录的，即使有“古谱”存世，其解读与破译也非易事。我们的研究面对的另一个困难是，尽管古代遗存至今的文献瀚如烟海，而涉及研究主体的记载难觅。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往往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诘难：你的依据在哪里？
笔者在本文中试图阐述的观点是，在进行文献研究时，是否可以转换思路与切入点，进而从民俗文献的视域关注长调。
一千多年前，蒙古人的祖先走出额尔古纳河两岸山林地带，向蒙古高原迁徙以来，随着狩猎业转变为畜牧业生产劳动，其民俗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所说之“很大”，其立论的依据一方面来自与后世仍生活在大兴安岭森林中民族的民俗生活的比对，另一方面则要从文献中寻找依据，尽管窥到的只是“一鳞半爪”，诸如：
匈奴以马背为家，随畜牧而转移（以下述《史记•匈奴列传》，略）鞑靼此俗历千数年而不衰……鞑靼民族中亦复战伐不绝，唯古纪蒙昧，难得其概。[5](142-143)
鞑靼与蒙古渊源深刻，“在中国，达达是蒙古的同义语。明代的蒙古，被称为鞑靼”。[6](174)由此可见，匈奴和蒙古具有相同的生产方式，二者在民俗文化上具有相同性或近似性，同样与当下“蒙古集草原文化之大成”的说法相契合。
说长调集中地体现了蒙古游牧文化的特色与特征，并与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心理、世界观、生态观、人生观、风俗习惯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贯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历史和社会生活中，不乏来自文献资料的支持，以下文字便可理解为是对上述文字的诠释：
……俗语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二女，安可配人，将以與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于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與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之。其姐大惊曰： “此是畜生，无乃侮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有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7](2307)
学界重视此段文字，然时有对其中的“美女嫁狼”与“又似狼嗥”一类的记述提出非议或批评，其实这是对“俗语云”三个字有所忽视所致。从民俗地理与文化的角度看，《魏书》中的这段记载实属难得。尽管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据此推断文中提到的“长歌”与长调具有何种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二者生长于同一民俗文化土壤。
事实上，在农耕文化区域也不乏类似的记载：
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蹈。[8]
古越与草原民俗文化环境截然不同，是否具有可比性？回答是肯定的。“其有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选取的角度是声乐，而“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则属于器乐的范畴；在以上两段文字中，均有一个核心词“嗥”。在今日语境中，“嗥”并不讨人喜欢，甚至会被理解为具有贬义。而置于当时的语境之中，则属于客观的描述。
长调是蒙古族民歌中最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长调产生和发展于中国北方草原，其历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古代。据《元史译文证补》记载，早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前，草原上就有一位酷爱歌唱“蒙兀歌曲”的传奇英雄，称其“声音洪大，隔七岭犹闻之，力能折人为两截，食能尽一羊”，[2](18)此英雄便是成古思汗的曾祖忽图剌汗。文献没有明确记述“蒙兀歌曲”的详情，但其歌唱时声音强大的穿透力与长调在草原上演唱时的情景具有一致性，二者在文化传承上的关系十分明确。“食能尽一羊”其表达也是从民俗切入，因为食是重要的民俗文化事象，此类表达难以出现在内地或农耕文化区域。
长调与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在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鄂尔多斯、乌兰察布、乌拉特和阿拉善草原，知名的长调歌手比比皆是，并具有明确的传承谱系。分布区域就和草原一样广阔，蒙古族牧民将长调称之为唱给“苍天的歌”，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则称其是“天籁之音”。
由此可知，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研究与长调相关的文献，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就是说，其中的宝藏我们并没有穷尽。
三、民俗生活视域
所谓民俗生活视域指的是现实的或当下存在的民俗生活，就长调而言，专指上文所说的“纯牧地”、“半农半牧地”及其与之相对应的民俗文化环境。其中有历史的延续，也有现实的状态：
仅仅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传统的游牧社会，但是在今天，在日常生活方面，即使像阿来乌苏这样比较“纯”的牧区，游牧文化的影子也已经所剩无几了。[9](213)
说这段话的学者是阿拉腾先生，他曾选择乌兰察布市的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苏木阿达日嘎查进行个案研究。文中所说的纯牧区消亡，必然导致与之相关的牧区民俗生活、民俗文化的消亡或变异，长调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与土壤，这是毋庸质疑的现实。
面对如此状况，人们不无忧虑。而生活在这一区域中的人们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选择之中：“人们虽然对当今物质生活的改善表示肯定，但又无不赞叹过去自然环境的美好”。[9](214)
有学者认为，在传统的游牧社会中，“蒙古独具游牧传统的潮尔、胡尔和民歌俗称蒙古族的三个始源艺术”，[10](245)蒙古人将其称为毡房炉灶的三个支架，“它们是支撑着游牧音乐歌舞的三根支柱”。始源艺术，足引人瞩目，始源艺术的消亡或变异，其损失难以弥补；而三个支架则说的更为形象，如果其中之一出现问题，整个结构是无法维系的。
历史上曾经孕育了无数长调艺人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承载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固有土壤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气候等因素导致草原沙化和退化问题仍很严重，在一些地方甚至危及到传统游牧经济的基础；大漠草原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与日俱增，……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必然要导致区域外的观念与文化或多或少地渗入当地人的生活，域外文化对长调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与长调有关的原有社区人口及其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人口的自然流动很可能使长调固有的传承链环发生渐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对畜牧业经济的影响深刻……②
纵观上述文字，就内容而言，不乏“负面”。但笔者以为，它还是比较客观地体现了长调申报时期的基本生存状况。田野考察材料和保护实践已经证实，在长调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中国和蒙古国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保护计划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所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对此我们是不应回避的。
可以说，以上状况形成的主因是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必然要影响、甚至改变一定区域内人们原有生活，包括民俗生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它影响到世界每一个地区的所有的人”。[11](33)其表述与长调基本的生存环境具有对应性。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研究全球化或全球化进程加快背景下，草原民俗文化所呈现出的变化，研究这种变化对包括长调在内的传统民间艺术的影响，进而将视域转向当下民俗生活。
四、结 语
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流动，变化不息”。[12](265)变化决定了包括长调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复杂性。保护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从“始源保护”的重要性。既然民俗文化是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传承于后世的，那么变化也就必在其中。基于此，谈如下观点：
从总体上看，我们研究工作应该包括所有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有关的内容和形式，其中无论是导向性研究、指导性研究，还是成果性研究，都可以为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不至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变异或消亡，进而保持其原生文化形态。
长调的抢救与保护是一项规模宏大，内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对文化环境与传承环境的保护是基础性工作。文化环境与传承环境的保护至少要涉及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人口和生产方式转变等一系列问题。应该看到，即使是生活在草原深处的牧民，也在逐渐接受现代语境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心态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采取浮躁的行动或推出急功近利的做法，很难起到保护的作用。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应该也必须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要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保护，而文化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又可促进当地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良性循环。
未来的长调保护应该建立在民俗地理、民俗文献和民俗生活基础之上。“学院式”的研究与保护非常重要，而支撑学院式研究的基础是田野与传统。
“重建传统活动”[9](213)近年来在各地悄然兴起。对此，我们所听到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留住传统。这是值得欣慰的。
注 释：
①《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推荐项目——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国申报文本，呼和浩特：内蒙古艺术研究所，2005年中文文本。
②《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推荐项目——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国申报文本，呼和浩特：内蒙古艺术研究所，2005年中文文本。
参考文献：
［1］高曾伟．中国民俗地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
［2］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3］卢明辉．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4］雷蒙德•费斯．文化类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英国）巴克．鞑靼千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薄音湖．蒙古史词典［Z］．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
［7］魏收．魏书•卷一百三•高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阿拉腾．文化的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0］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11］（英国）戴维•赫尔德等著．驯服全球化［M］．童心耕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12］（英国）佩特．文艺复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徐英】
收稿日期： 2011—08—18
作者简介： 刘新和(1954—)，男，汉族，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人，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Mongolian long-tune under the Folk Culture Domain
LIU Xin-he
(Art Institute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ohhot 010010,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The rescue and protection of Mongolian long-tune is a large-scale, complexity system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 the foundation work. Prote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long-tune folk geography, folk literature and folk life basis. "School" type of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collegial support for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field and traditions.
Key words: Mongolian long-tune; heritage protection; folk culture; 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