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托噶文献考
额尔敦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 雅托噶是蒙古族弹拨弦鸣乐器 (汉族称“蒙古筝”)。以有限的文献资料考究其起源，最初形制、流变以及古瑟与汉族筝之渊源、并借助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描述，认为，蒙古族弹拨弦乐器雅托噶曾经历过六弦、七弦、八弦、十弦、十二弦、十三弦、十四弦、十六弦和如今十九弦的流变过程。蒙恬根据匈奴筝 (雅托噶)把原是“五弦、筑身”的筝改作“如瑟”形制是完全有可能的。蒙古族传统雅托噶在结构、定弦法、演奏风格和民俗等方面均有别于汉族筝。
关键词：蒙古族弹拨弦鸣乐器；雅托噶；起源；形制；演奏民俗；古瑟；筝
分类号： J607.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9838 (2011)02-0059-07
一
雅托噶是蒙古族弹拨弦鸣乐器 (汉族称“蒙古筝”)，曾流行于俄国伏尔加河下游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蒙古国，中国内蒙古、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和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等蒙古族聚居区。
关于雅托噶起源曾有过奇妙的传说：在很久以前，蒙古草原上有一位牧马青年，他每天清晨起来打水饮马。这一天早晨，天气格外晴朗，小伙子从井里打出一桶水倒入饮马的小竹槽时，突然发出了非常柔美的声音。好奇的他打出第二桶水再次倒入水槽时，发出的声音与前次不同。如此，牧马青年连忙打出五桶水，一次又一次倒进水槽，而每次所发出的声音都有所不同。听到如此不同声音的牧马青年心情激荡，立刻停止了饮马。他把那个小竹槽翻过来，再把套马鞭子拆开，当做琴弦安在小槽上开始弹奏起来。悦耳动听的乐音使马群竖起耳朵聆听，并引来远处山林中的各种鸟儿伴唱。从此，蒙古族弹拨弦鸣乐器雅托噶便产生了。①这是雅托噶起源最早的一种民间传说，也是“天籁之音”之称的由来。虽然如今无法考证其出处，但它所提供的“雅托噶创作之初是能够发声七音的七弦乐器”的信息值得进一步探讨。
传说中的七弦雅托噶虽未能流传至今，而由蒙古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用八弦雅托噶弹唱《江格尔》却有记载。例如1910年在卡尔梅克出版的十三部《江格尔》，其中一幅“描绘史诗绝世美男子明颜端坐雅托噶前尽情演奏场景”的彩色插图，记载了曾经流传于卡尔梅克草原的八弦雅托噶基本轮廓，即“由两排码子组成，八弦，琴体两侧画有两匹骏马”。[1] (150)美国学者A·保尔曼什诺夫在卡尔梅克的调查报告也进一步证实了八弦雅托噶曾经的存在，例如“在以前，演唱《江格尔》的艺人们是在胡琴或 (八弦)雅托噶的伴奏下演唱的”。[2](153)
在蒙古文文献记载中，雅托噶弹奏首先见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如：
“……江格尔夫人阿盖·莎布塔拉所弹的银制胡琴，有九十一根琴弦；弹奏出十二支曲调，琴声悦耳悠扬；好似苇丛中生蛋的天鹅在欢唱，好似湖畔生蛋的绒鸭在欢唱。”②“马群奔腾扬起漫天埃尘，那埃尘又把马群惊动；惊动的马群急奔，马鬃马尾铮铮响鸣；好像弹奏着巴德玛雅托噶，铿锵动听……”[1](278)
雅托噶弹奏出现在史诗《江格尔》的情节描述，说明了其历史悠久。另外，史诗中提到的“十二支曲调”可能指的是《天之十二歌曲》。③因为《天之十二歌曲》是元朝时的创作，且只在祭祀成吉思汗陵时用雅托噶伴唱，所以显得特别神圣。如果史诗中弹奏的“十二支曲调”和祭祀成吉思汗陵时用雅托噶伴唱的《天之十二歌曲》是属同一歌曲，那么用九十一根弦琴弹奏“十二支曲调”的阿盖·莎布塔拉和弹唱《江格尔》的雅托噶沁或许是祭祀成吉思汗陵时弹奏雅托噶的传人。因为“雅托噶流传过程中雅托噶沁一直遵循着弹奏技巧只传于同族人的传统”。[3] (97)
其次，雅托噶弹奏见于蒙古汗国时期的汉文文献。据南宋赵珙撰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燕聚舞乐》记载：“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其低其舞甚。”[4](44)赵珙所记“国王”是当时的蒙古汗国国王木华黎，而“出师”指的是出兵攻打女真族建立的金国。这里的十四弦就是蒙古人尊称的雅托噶，此时弦数已增至十四弦。这与蒙古国释迦编著《蒙古语详解词典》所释：“雅托噶，比阿贵亦合雅托噶 (瑟)小，十四弦，有柱，是弹拨弦乐器”[5](569)相同。
此后，元代诗人顾瑛所赋《玉山璞稿·斯歌二首》 (“锦筝 (雅托噶)弹尽鸳鸯曲，都在秋风十四弦。”④)，明代宋濂等撰《元史·礼乐志·宴乐之器》 (“筝，如瑟，两头微垂，有柱，十三弦。”)，[6] (1175)明代著名律学家朱载育所撰《明郑氏子瑟谱》 (“今官筝十五弦，而世多用十四弦。”⑤)，清代《清史稿》 (“筝似瑟而小，十四弦，各随宫调设柱和弦，以谐律吕，通体用桐木金漆，梁及尾边用紫檀，弦孔用象牙为饰，唐书言十三弦或十二弦制不可考，今十四弦则五声二变为七，倍之故为十四也。”[7] (2999))相继记载了雅托噶形制特征和弦数。
在元代，蒙古族各阶层使用雅托噶是有区别的。宫廷用十三弦，军队 (用于出征、战斗和凯旋等军事活动或战争胜利)和民间用十四弦。例如上述宋濂等撰《元史》、顾瑛赋《玉山璞稿·斯歌二首》、朱载育撰《明郑氏子瑟谱》都记录了十四弦筝 (雅托噶)在民间的流传和十三弦筝成为官筝的过程 (在明代十五弦筝成为“官筝”，今十五弦筝在山东民间仍见流行。其弦的配置俗称为“七老八少”，即七根老弦配用于中低音区，八根子弦装配于中高音区)。
北元时期，因元朝汗庭退出中原重回草原，汗宫乐队规模和演奏乐器发生了变化。在汗宫乐队中出现了六弦雅托噶，据《清史稿校注》“太宗平察哈尔 (察哈尔是北元蒙古汗宫所在地)，获其乐，列於宴乐，是为蒙古乐曲。有笳吹、有番部合奏，皆为掇尔多密之乐。掌於什帮处。笳吹用胡笳一、筝 (雅托噶)一、胡琴一、口琴一。筝 (雅托噶)与乐舞筝 (雅托噶)类同，有六弦”。[8](3067)
事实上，清朝宫廷乐器多为蒙古族传统乐器。据史料记载“清代进入宫廷的蒙古西邦乐中有冒顿潮尔、管笛、琵琶、弦乐、三弦、筝 (雅托噶)、好必斯。……而大的节日所奏乐曲为蒙古乐曲，填词。所填歌词乃蒙古林丹汗时已有之。乾隆朝译为满、汉语。例如《牧马歌》、《乌日图照日格》、《忽兰昭饶》、《其格其宝都拉》、《卢耀娘》等十几首歌乃属译作。现存放于吏部。……”[3](97)
清朝末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内蒙古各地流传的雅托噶弦数仍各异，例如“在伊克昭盟流传十弦、十二弦、十三弦 (在十二弦上加一低音弦)雅托噶；在乌兰察布盟流传十三弦、十四弦雅托噶；在锡林郭勒盟流传十二弦、十三弦和近代十六弦雅托噶；在昭乌达盟流传十二弦和十三弦雅托噶等”。究其原因虽有多种，但据传“清朝初期，朝廷听到蒙古民间欢宴弹奏十二弦雅托噶时曾下令禁止。理由是十二弦雅托噶乃宫廷十二兽之代表，王宫贵族之外百姓不得使用。此后在蒙古民间广为流传十弦和十三弦雅托噶”。[3] (110)另外，据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鸟居龙藏1926年所著《从民族学角度观察蒙古》一书记载：“喀喇沁王府乐队中仍有十三弦雅托噶。”[9](27)这说明直至20世纪20年代，元代十三弦官筝 (雅托噶)仍在王府中使用。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蒙古族弹拨弦乐器雅托噶曾经历过六弦、七弦、八弦、十弦、十二弦、十三弦、十四弦、十六弦和如今十九弦 (如图1)的流变过程。
图1 蒙古族弹拨弦乐器雅托噶
二
有关筝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著《史记·李斯列传》，宰相李斯闻秦宗室大臣皆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谏言，上书进言秦始皇放弃“不用客卿张本”时首次提到了筝。如：“夫击瓮叩缶 ( 秦民间音乐)弹筝 ( 秦宫廷音乐)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 (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10](522)
之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中相继出现筝的记载。如：
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11](46)
唐代魏徵等撰《隋书·音乐志》：“……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作者也。”[12] (375)
唐杜佑撰《通典·乐四》：“筝，秦声也。晋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并附注：‘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⑥
明宋濂等撰《元史·礼乐·宴乐之器》：“筝，如瑟，两头微垂，有柱，十三弦。”[6] (1175)
清朱骏声撰《说文通训定声》：“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于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加十三弦”⑦等。
另外，有的文献还记录了“分瑟为筝”的传说。如：
唐赵磷《因话录》：“筝，秦乐也，乃琴之流。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至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筝之名自此始。”⑧
唐刘贶《大乐令壁记》：“蒙恬 (将瑟)中分之；令各取半，因名秦筝然。”⑨
宋《集韵》：“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此为名。筝十二弦，盖破二十五而为之也。”[13](29)
回看上述文献就会发现，最初“一种五弦形式的类似筑形状的乐器”筝演变为“如瑟”是与蒙恬所造 (所改)有关。那么蒙恬乃何许人也，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东辽，延袤万馀里。于中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10](531)蒙恬是“因家世得” “威震匈奴”“居外十余载”的秦将，是“尝书狱典文学”的文武全才。其次，蒙恬所造 (所改)筝与瑟制有关。那么瑟乃何种乐器何时流行？据文献记载，“瑟是古代一种弹奏板箱体弦鸣乐器，先秦便极为盛行，汉代亦流行很广，魏晋南北朝时代常用于相和歌的伴奏。隋唐时期，运用之广。以后则在音乐中逐渐少用。”据传古代瑟“有五十弦”，因“黄帝令素女鼓瑟悲不止”破为“二十五弦”，后又因秦国“兄弟之争，又破为二。筝之名自此始”。其三，蒙恬是否有制筝改筝之举？对此从唐代起一直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如唐杜佑虽然记载了“蒙恬所造”传闻，但却提出了“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⑩的疑问。后晋刘昫也在《旧唐书·音乐志》中提出过：“筝，秦声也，相传蒙恬所造，非也！”[14](1076)的质疑。在当代，著名古筝演奏家曹正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古筝已在秦地广为流传，并已有悠久的历史。因此‘蒙恬所造’传闻不实，‘分瑟为筝’更不符合乐器发展规律”。[15](40)金建民也以“如此重要举措司马迁《史记》未曾记载”[16](51)为由否定了传闻。而赵曼琴认为“蒙恬造筝”是“蒙恬造筆”之笔误，而“分瑟为筝”只是传说，没有确切的证据。[13]
但郭沫若先生在其《历史人物·隋代音乐家万宝常》一文中曾提出“秦朝筝是从西方传来的”[13]观点。对此虽然有人提出过异议，但事实证明郭沫若先生并非杜撰。据香港古筝演奏家陈雷士先生所著《由瑟演化而来的秦筝》一文：“最古老的筝是竹身，三尺余长，几寸宽，便于携带。要细细思忖，筝有可能首先由游牧民族所创，之后传到汉民族聚居区。因为在古代，汉民族沿黄河而居，发展农业。因定居生活多有保障，故创造了大型的乐器——瑟。而黄河以北或以西游牧的少数民族创造了便于携带的、轻便的乐器——筝。在古代，筝从黄河以北或以西传入秦属之地，逐渐发展变化，最终成为秦国宫廷乐器。”[17](67)在秦朝时期，与其对峙的北方游牧民族是剽悍的匈奴。它们曾建立过强大的“骑马民族国家”，音乐文化比较发达。蒙恬为确保北疆安全，刺探敌情，狩猎或接触长城以北游牧民应是常事；在战场上打败匈奴，俘获其“随军乐队”或乐人应是常事；亲眼目睹或欣赏悦耳悠扬的战利品——匈奴弹拨弦乐器雅托噶演奏应是常事。况且蒙恬是尝书狱典文学的文武全才，“有制筝或改筝的才华”。因此可以说，蒙恬根据匈奴筝 (雅托噶)把原是“五弦、筑身”的筝改作“如瑟”形制是完全有可能的。
筝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由最初的五根弦发展到秦筝十二弦和隋唐的十三弦筝。元、明、清后发展成十四弦、十五弦、十六弦及现代的十八弦、十九弦、二十一弦和二十五弦筝。
三
蒙古族传统雅托噶的结构、定弦法、演奏风格和民俗等方面均有别于汉族筝 (如图2传统雅托噶，图3汉族筝)。
首先，在定弦方面，雅托噶虽然也是五声音阶定弦范畴 (fa、si两个音在mi、la上按出)，但因码子是由长短不同的两行排列而成，故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定弦法。而且“四种调 (查干调—— D调， 哈格斯调—— G调， 黑勒调——C调，递格力木调——F调)是雅托噶固有的调名，是历代雅托噶沁经过无数次实践、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演奏理论”。[3](97)
<额尔敦2.TIF>,图2传统雅托噶
其次，在演奏民俗方面，雅托噶被创之日起受到蒙古人的尊敬。据资料记载，“雅托噶被蒙古人认为是长生天赋予的‘天籁之音’，因此弹奏之前不仅要‘烧香净身’，还要遵守《六忌》和《七禁》之传统。并且制作时还要选择‘风和日丽，让出身高贵的工匠’‘在清静的寺院或宫廷’制做。”B11不仅如此，因雅托噶是高雅乐器，“只在汗宫、寺庙、祭祀成吉思汗陵或特殊活动时才能弹奏”。[3](74) 这与上述汉文献中记载的“兄弟”“父子”和“姐妹”相互争夺而得名的汉族筝是有区别的。
汉族筝
其三，在演奏风格方面，雅托噶弹奏遵循自弹自唱的传统，因此每位雅托噶沁几乎都是歌手。
其四，在演奏曲调方面，雅托噶一直保留着草原特色。例如在元代雅托噶虽然进入宫廷，但仍保持着原有曲调特色。据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乐曲》记载：“达达乐器，如筝 (雅托噶)、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大曲：哈八儿图、口温、也葛倘兀、畏兀儿、闵古里、起土苦里、跋四土魯海、舍舍弼、摇落四、蒙古摇落四、闪弹摇落四、阿耶儿虎、桑哥儿苦不丁 (江南谓之孔雀，双手弹)、答剌 (谓之白翎雀，双手弹)、阿斯阑扯弼 (回盏曲，双手弹)、苦只把共 (吕弦)。小曲：哈儿火失哈赤 (黑雀叫)、阿林捺 (花红)、曲律买、者归、洞洞伯、牦畴兀儿、把担葛失、削浪沙、马吞、相公、仙鹤、阿丁水花。”[18](332)近代或现代流传于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以及乌兰察布盟和昭乌达盟的雅托噶仍然适合于蒙古族民歌的演奏、伴奏或自弹自唱。这说明雅托噶演奏的独特性或民族特色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传统雅托噶的形制和弹奏技巧类似古瑟。例如：
五十弦古瑟
古代的瑟，用整块木料雕凿而成，有五十根弦。瑟面稍隆起，体中空，体下嵌底板。瑟面首端有一长岳山，尾端有三个短岳山。尾端装有四个系弦的枘。首尾岳山外侧各有相对应的弦孔 (如图4)。1979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张古瑟是战国初期 (公元前433年以前)楚国的诸侯曾国制作的，尾端有龙的形象雕塑，共鸣箱侧面有彩绘的凤凰图案。而根据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瑟复制而成的瑟码很低，二十五根弦，由两排组成，演奏时左右手交替配合，可以在不变色码的情况下转多个音调，十分方便。高音区清脆、中音区明亮、低音区浑厚，饱满是瑟的特征之一。瑟音域宽广，可独奏、合奏 (如图5)。如今所见的瑟，通
常按其长度和弦数分大小两种。大瑟长180～190图5二十五弦瑟厘米，二十五弦；小瑟长120厘米左右，十六弦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藏清代早期瑟一张，长207厘米、宽43厘米，二十五弦，通体髹黑漆，描绘金色花卉图案)。[19] (56)
蒙古族传统雅托噶，共鸣箱多用一整块厚桐木板挖制成槽形，长130厘米～160厘米、宽20厘米～24厘米，上面蒙以桐木薄板而成，两端微下垂，也有琴尾稍长的。底板的左、右两端和中央，分别开有一个圆形或一字形的出音孔。通体髹深棕色漆，琴首、琴尾表面和琴箱四周镶嵌或描绘金龙图像或云卷图案。有十弦或十二弦，张以丝弦或肠衣弦，弦下设有两组码 (柱)子，码子可移动以调节音高。有的在琴尾还接有长20厘米的折叠琴架。演奏时，多采用坐姿，奏者席地盘腿而坐，将琴体平置于奏者前腿，或将琴首置于奏者右腿上部，琴尾触地，也可将琴平置于木架或高台上。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戴骨制指甲拨子弹拨琴弦，左手以食指、中指为主辅以拇指、无名指按弦取音。右手有托、劈、勾、挑、抹、扣、轮、连托、连抹、双剔、双扣等指法；左手按法有虚、实、空、滑、揉、颤、抹、点等技巧。左手食指也可戴骨制指甲拨子与右手交替弹奏，发音洪亮，音色粗犷。雅托噶可用于独奏、合奏或伴奏 (如图1)。[3](97)在由“整块木料雕凿而成”“两排码子组成”的“九十一根”B12或“五十根”琴弦、“音色粗犷、音域宽广、发音洪亮”“演奏时左右手交替配合”“可独奏、合奏或伴奏”等方面雅托噶与古瑟几乎一致。由此可以说，雅托噶在创作之初也许受到瑟的影响，或者说它们有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乐器。
以上是雅托噶起源、最初形制、流变以及古瑟与汉族筝渊源关系的文献考，因有限的文献资料不足以说明本论题，只能借助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加以补充。这也正巧符合了著名古筝演奏家曹正先生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弹拨乐器——筝的时候，既要重视正史的记载和古典文艺作品中的描写；也要重视民间故事传说和稗官野史的叙述，因为它是从各个不同角度，在各个历史时期客观的反映了人们对筝的看法。”[15](41)
注 释：
①著名雅托噶演奏家、雅托噶传人娜仁格日乐 (1939-)口述。时间：2010年9月9日下午5：30，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区光华街昭君新村秭归苑其寓所。
②旦布尔加甫校注卡尔梅克《江格尔》 (鄂利扬·奥夫拉演唱的十三部《江格尔》序曲词)，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96、304页。
③ 青格勒图、娜仁格日乐等编著《火布斯雅托噶 三弦 马头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98页：《天之十二歌曲》有《大蒙古》《小蒙古》《阿珠胡》《乌云必力格》《阿鲁鲁》《维兰初黑》《伊里雅鲁》《慧》《扎巴》《哲尔格》《西拉吉勒》《耶和大谷》等。
④ 顾瑛 (1310～1369)，元代文学家。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自号金粟道人。昆山正仪人 (今属江苏)。著作有《玉山名胜集》《草堂雅集》 (又名《玉山璞稿》)等。
⑤ 明代乐律家朱载育(1536～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九峰山人，又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卒谥端清，河南省怀庆府(今焦作沁阳市)人，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藩第六代世子。朱载育19岁开始专心攻读音律，24岁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瑟谱》。之后又相继写出了《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辩惑》等一系列音乐理论著作。
⑥ ⑩ (唐) 杜佑《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四·乐四》，“筝，秦声也。晋傅玄《筝赋》序曰：‘代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能关思哉！’”，光绪丙申浙江书局刻武英殿本。转引自邱大成《谈筝》，中国音乐，1985年第四期，第68页。
⑦ (清)朱骏声撰《说文通训定声》：“古筝五弦，施于竹如筑，秦蒙恬改于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于木，唐以后加十三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6月。转引自赵曼琴《筝史浅析》，《音乐研究》，1981年第四期，第66页。
⑧ 《因话录》是唐代笔记小说，撰者赵璘，字泽章，平原 (今属山东)人，生卒年不详。大和八年 (834)进士及第。开成三年 (838)，博学鸿词登科。大中七年 (853)为左补阙，后官衢州刺史。本书所记皆唐代事，共6卷，分为5部。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卷二、卷三商部为臣，记公卿；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者，并附以谐戏；卷五征部为事，多记典故；卷六羽部为物，记无所归附的见闻杂事。本文转引自曹正《关于古筝历史的探讨》，《中国音乐》，1981年第一期，第41页。
⑨ (宋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六·经籍考十三》，《大乐令壁记》，唐协律郎刘贶撰。分《乐》《元正乐》《四夷乐》，合三篇。安赭著《纸上乐坊》记，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第34页。
B11青格勒图、娜仁格日乐等编著《火布斯 雅托噶 三弦 马头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96、97页。《六忌》：三九天不得弹奏；酷暑日不得弹奏；大风天不得弹奏；大雨天不得弹奏；打雷天不得弹奏；大雪天不得弹奏。《七禁》：苦难之时不得弹奏；遇喜之际不得弹奏；遇事之时不得弹奏；身不净时不得弹奏；衣帽不整不得弹奏；不懂乐者不得弹奏；不拿香者不得弹奏。
B12 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民族音乐团体——上海大同乐会 (郑觐文创办)，曾制作了五十弦庖牺瑟和百弦大瑟，并在增大音量、改善音色和方便演奏等方面都作了探索。庖牺瑟改传统单柱 (一弦一柱)为连柱 (七弦或八弦共用一柱)，并在岳山外采用活轸，调音非常方便。百弦大瑟显著地扩大了音域，它采用双排连柱交插支弦的方法，既不过分增宽共鸣箱，又方便了演奏。这与旦布尔加甫校注卡尔梅克《江格尔》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96页描述的“九十一根” 弦雅托噶类似。由此可以说，古代雅托噶弦数很可能接近九十一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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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彩娜】
基金项目： 2011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雅托噶与蒙古族雅文化” (项目批准号：NJSZ11291)阶段成果。
收稿日期： 2011-04-19
作者简介： 额尔敦 (1965)，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Yatog Literature Study
Erdun
(Art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University, Hohhot 010010,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Yatog is a Mongolian musical instrument playing plucked (Han Chinese call it , "Mongolian Zheng"). This article studies its origin, the initial shape, rheological, and ancient origin of Chinesemusical instrument zheng , and with the folklore and literature work with the limited literature documents. The Mongolian plucked stringed instruments Yatog has experienced six strings, seven-string, eight string, ten strings, twelve strings, thirteen strings, fourteen strings, sixteen strings and now nineteen strings. It is possible for Meng Tian to change Yatog to the form as”se” shape. Mongolian traditional Yatog is different from the Han Zheng in the structure, tuning method, playing style and folk, etc..
Key words: Mongolian plucked musical instrument; Yatog; origin; shape; playing folk; old Se; 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