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特乐图：蒙古族长调的传承与保护

蒙古族长调的传承与保护

博特乐图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 内蒙古各地长调民歌曲目的传承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其传承情况因地而“异”。长调民歌的式微，不仅表现在曲目的流失和歌手的减少等方面，而且表现在与牧民现实生活的脱离、社会观念与价值观的改变、技艺与风格的变异等一系列问题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动态因素十分复杂。长调民歌相关研究工作的滞后是目前保护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将保护工作当成纯行政行为而忽视科学研究在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意义，是目前一些部门制定措施以及工作实施中的一个误区；另一个误区是将蒙古族各地长调看作是铁板一块，而不注意其内部各地分支系统的多样性。

关键词：蒙古族长调；传承情况；问题；建议

分类号： J61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9838 (2011)02-0042-11

一、长调民歌的传承情况

2008年开始，笔者对内蒙古各地长调民歌进行了多次调查，在调查报告和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蒙古族长调区域分布及其生存现状》^①和本文。

我们将目前收集到的各种民歌集 (包括正式出版和内部资料)中的长调民歌进行统计，按部落和地区进行编目，再与当前的调查结果相比较，发现有三个特点十分突出：一是目前各地长调民歌传承生存状况并不平衡；二是曲目的流失情况相当严重；三是发现一些过去未发现的新的地方性体裁和曲目。

内蒙古各地长调民歌曲目的传承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其传承情况因地而“异”。总的来看，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传承较好的地区。如，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阿拉善盟，呼伦贝尔市巴尔虎等地区，这些地区长调民歌资源历来丰厚，而且目前这些地区长调民歌传承状况良好；二是传承大量萎缩却仍有活态传承的地区。如，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察哈尔，巴彦淖尔市乌拉特，通辽市扎鲁特，赤峰市阿鲁科尔沁、巴林、翁牛特，鄂尔多斯等地区属于这种类型；三是长调民歌基本消亡的地区。如，科尔沁、喀喇沁、敖汉等地区。笔者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锡林郭勒、科尔沁、鄂尔多斯为例，讨论蒙古族长调民歌在不同地区的传承情况。

(一)锡林郭勒长调的传承情况

2007年笔者主持的“锡林郭勒长调民歌现状调查组”一行五人分两个小组，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阿巴嘎旗、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正白旗、正蓝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之前，我们对《集成》和其他相关民歌集中的锡林郭勒长调民歌进行了统计编目，并在调查中我们对所有调查对象所唱的歌曲数量进行了统计，最后将二者进行比较。从结果来看，目前锡林郭勒长调曲目的流失情况相当严重，至少有近一半的曲目已无人传承。

首先，我们对《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①、《蒙古民歌丛书——锡林郭勒盟集》^②、《蒙古民歌五百首》^③、《乌珠穆沁民歌》^④《蒙古族民歌集成 (1～5卷)》 (1993a，1993b，1995a，1995b)、《蒙古民歌一千首 (1～5卷)》^⑤ (1981，1982，1984a，1984b)^[2]、《苏尼特民歌》^⑥等民歌集中的锡林郭勒长调进行统计，将重复曲目统一，保留同一首歌曲的不同变体后编出《锡林郭勒长调民歌目录》 (以下简称《目录》)，共收录长调歌目199首 (其中潮尔道10首，长调189首)。调查当中，我们一方面通过问卷或访谈的方式来统计歌手掌握的长调的数量以及名称，并与《目录》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考虑到一些采访对象由于多年不唱而无法想起歌名，从而我们将《目录》发给他们，让他们从《目录》里辨认出自己会唱的曲目，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补充。以下是部分传承人所掌握曲目数量的统计。

表1锡林郭勒长调部分传承人所掌握长调曲目数量统计表

从以上统计数据的分析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大量曲目正在或已经失传。以上统计的歌曲里，除去重复曲目后，共计147首，少于我们所编《目录》52首；各民歌集中未收录的歌曲有9首，其中《集成》未收录曲目156首，占全部曲目的60%。这一数据表明，锡林郭勒长调民歌活态传承情况，整体上是呈下降趋势的。但一些新曲目的发现也表明，民间长调民歌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发掘和搜集整理。而且，随着调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可能会有更多曲目被发现。

2.传承人所掌握的曲目量正在减少。以上所举均为各地区重要传承人，他们人均掌握的曲目是28首/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40岁以下传承人所掌握的曲目量偏少，为25首/人；二是年长的传承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正在遗忘自己过去所唱的曲目。例如，著名长调歌手莫德格是《集成》中锡林郭勒长调歌曲的主要提供者，《集成》中她演唱的长调共27首。但是调查中发现，由于她目前已年过七旬，加之长年不唱，有不少歌曲已经遗忘。另外，舞台演唱与民俗演唱有不同之处，前者强调“精”，而后者强调“多”。对于当代长调专业歌手来说，求“精”而忽略“多”，从而使得所掌握的曲目数量变得少。

3.地方性曲目正在流失。根据调查情况来看，过去锡林郭勒各地都曾有自己地方性曲目，而目前这些地方性曲目正在大量流失，尤其在察哈尔、苏尼特地区，很少有人会唱或知道家乡的长调民歌。在西苏旗采访时我们了解到，不少苏尼特地方长调，目前已无人知晓。而苏尼特地方长调的传承人乌云其其格、斯日吉米都格、央金策玛等，都已年过七旬，由于尚无传人，这些曲目正处于失传的边缘。

4.一些曲目的传唱范围扩大。由于大众对著名歌手的认同和喜爱，使得这些歌手演唱的曲目在民众当中十分盛行。在锡林郭勒，人们纷纷学唱哈扎布、莫德格、扎格达苏荣、乌云毕力格、查干呼等著名歌手的代表曲目，从而使得一些曲目在更广泛的范围里传唱。

5.长调歌曲的产生机制基本消失。调查中了解到，过去长调除了自古传承下来的、未知作者的曲目外，有不少曲目是由当地民众创编演唱。例如，《都仍扎那》产生的传说，拉布杰呼图克图编作《老雁》的记载，《钟赫尔老吉草原》产生的传说等，说明了一些长调歌曲是有具体编唱者的。调查中还了解到，哈扎布曾改编潮尔道《孔雀》的唱词，并编唱长调《丰收》；阿巴嘎旗著名马头琴家、长调歌唱家马希巴图，曾编唱《山一样高大》 (agula metü)、《蓬松大树》 (büdügün modu)、《玛拉金黄色马》 (malzin saral mori)等不少长短调歌曲，说明过去长调民歌的“编唱——传播”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机制，这是无法用所谓“集体创作”的笼统认识所能够涵盖的。而我们在调查中仅发现两例民众编唱长调的例子：一是东苏旗哈斯瓦其尔老人为纪念自己两匹心爱的马而编唱的长调歌曲《坠标印记的红马》；另一个是马希巴图老人的弟子胡日查巴特尔编唱的《搏克别力古岱》。说明长调编唱的机制正在消失。

6.潮尔道的传承情况堪忧。调查中了解到，过去除了在阿巴嘎旗、阿巴哈纳尔旗以外，在苏尼特王府、乌珠穆沁王府里也唱潮尔道。但目前，苏尼特和乌珠穆沁地区的潮尔道演唱传统已经消亡，而在阿巴嘎旗和锡林浩特有少数人在演唱潮尔道。《集成》中收录的潮尔道共10首，分别是《旭日般升腾》《珍贵的诃子》《孔雀》《大地》《晴朗》《旷野》《前世积德》《星星和月亮》《强壮的栗色马》《圣主成吉思汗》 (收录有两个演唱本，一首为哈扎布演唱，一首为特木丁演唱)。根据拉苏荣《人民的歌唱家哈扎布》中的统计，哈扎布演唱的潮尔道除了《集成》中收录的十首曲目外，还有《雨水甘露》《修长的黄马》《乌那根洪古尔》《金黄色》《神奇》等5首。根据对芒来、扎格达苏荣、哈斯宝力道、道日淖、额尔敦达赉、孟克等潮尔道传承人的调查情况来看，他们目前所传承的仅为《集成》中的10首，其余5首已失传。

7.特殊体裁长调处于失传、异化的边缘。锡林郭勒特殊体裁长调中有“马日仔” (marzai)、“摔跤号” (buhe in uriya)、“赞马号” (morin nu uriya “劝奶歌” (golunghai in daduu)等。“马日仔”是赛马儿童演唱的特定歌曲，目前基本失传。“摔跤号”是摔跤比赛上搏克 (摔跤手)入场时演唱的特定歌曲。目前，虽然在一些地区摔跤比赛上能够听到“摔跤号”，但多数是在播放已录好的录音，而一般不再用现场演唱的形式，说明其演唱形式的异化。“赞马号”的情况与之相似。由于畜牧劳动的需要，目前锡林郭勒牧区仍有不少人演唱“劝奶歌”。劝奶歌既有固定曲目，也可以在任何一首现有曲调上即兴演唱。因此，目前许多牧民，不再用过去的长调曲调演唱劝奶歌，而是在自己熟悉的曲调上演唱。例如，东苏旗的敖特根给我们唱的“劝奶歌”，是在创作歌曲《美丽的锡林郭勒》的曲调上演唱的。这表明了“劝奶歌”的原生形态正在发生异化。

总而言之，锡林郭勒长调民歌正在迅速流失。这种流失既有曲目数量上的减少，又有风格上的趋同和形式上的异化。大量流传于民间的长调曲目因无人演唱而消失，而目前尚存的一些珍贵曲目也因传承人的年龄过高而濒临失传。

(二)鄂尔多斯长调的传承情况

2005年来，笔者在鄂尔多斯进行多次调查，发现目前鄂尔多斯地区长调民歌虽有活态传承，却衰微状况不容忽视。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是成吉思汗陵园所在之地，这里长调民歌资源历来十分丰富。近年来随着当地采矿业和旅游业的飞速发展，经济能力不断得到提高，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经济发展较快的县 (旗)之一。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这里歌舞音乐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地方音乐的传承和繁荣。而且随着近年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农牧民经济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传统音乐在民众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高涨，富有一片繁荣的景象。我们同时也看到，这里除了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长调民歌之外，草原歌曲、蒙古国流行歌曲等非本地性音乐大量涌入民众生活当中，正在对鄂尔多斯传统民歌形成冲击。进一步讲，在传统音乐中，轻快活泼、优美动听的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更受民众尤其外地旅游者的喜爱和推崇，相反，委婉缠绵、朴实无华的长调民歌，却正在悄然淡出现代人的视野。

根据笔者的调查，乌审旗是鄂尔多斯地区传统文化保留最好的一个地区。我们在当地采访了乌仁陶格斯、娜仁高娃、色日布吉日嘎拉、额尔敦珠拉、斯日吉日嘎、巴德玛等歌手，他们传承着《圣主的两匹骏马》《豹花白驼羔》《六十棵榆树》《洁白的毡房》《六十个美好》《乌森柴达木》《平矮的山梁》《三匹枣骝马》《叁其道尔基》《班禅庙》等二十余首当地长调民歌。而当地长调民歌手多为50岁以上老人，40岁以下很少人会唱长调，尤其青少年一代当中更是无人学唱。

2008年，我们在鄂尔多斯杭锦旗沿黄河一带的牧区发现一种叫“古日道”的歌种。“古日道” (gürü daguu)，蒙古语“古日”意为“国度”或“朝政”，“道”为歌，是一种古老的民歌体裁。相传，此类歌曲源于宫廷，后蒙古王权衰微之后，流传于寺院，并在后来的时间里逐渐流入民间，成为一种民间音乐体裁。古日道一般都在盛大隆重的民俗仪式“乃日”上演唱。在鄂尔多斯杭锦旗，每到逢年过节、祝寿贺生、亲朋聚会、庆祝丰收时，牧民们聚集在一起，宴筵唱起古日道歌曲。

古日道的内容为歌颂朝政和佛法，感恩父母，歌唱家乡亲人或赞美骏马等；音乐属于长调体裁，其节奏自由舒展，音域宽广，音调辽阔悠长、高亢激越，乐段由上下两个大乐句构成，乐句内部的变化十分丰富。古日道的风格高贵典雅、博大恢弘、庄严肃穆。主要曲目有《高贵的阿斯尔》《嘉庆皇帝》《高高的吉米山梁》《宝日套海之花》《天马之驹》《沙日召赞》《香柏树梁》《道劳代以北》《金鬃银合马》《初升的太阳》《初雪》《高高的沙梁》《搭起银白色的蒙古包》《泉水》等。古日道所存曲目有百余首，但会唱者寥寥无几，且多为老年人。我们在杭锦旗5个苏木找到29名古日道传承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52岁，平均年龄66岁，传承状况令人堪忧。

另外，据一些地方学者的介绍，目前在达拉特旗的一些偏远地区发现了一种叫“希鲁克道”的歌种，其体裁特征与“古日道”相似，多为长调形态，目前所发现曲目有数十首，也是一种濒临消失的歌种。

综上所述，鄂尔多斯长调民歌的生存状况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虽然仍有活态传承，但传承范围日渐萎缩。目前，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长调民歌已经失去活态传承，只有偏远地区少部分人当中仍有些承传。

其二，根据调查情况来看，鄂尔多斯长调民歌的传承者主要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60岁以下中年传承人所掌握曲目的数量已比起老歌手大大减少，而40岁以下民众基本不会唱当地长调。

其三，地方性歌种的新发现。前面所述杭锦旗的“古日道”和达拉特旗的“希鲁克道”，其形态以长调为主，却是过去未曾发现过的地方性歌种。这对于蒙古族长调文化来说意义重大。

其四，长调民歌正在脱离于民众生活，脱离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过去，鄂尔多斯长调民歌与当地民众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岁时节庆、人生仪礼、民俗活动及各种宴会仪式上演唱，依附于民风乡俗而生存继续。然而，随着民众生活方式以及传统观念、审美习惯的改变，长调民歌与其固有的民俗语境相分离，其民俗符号意义和文化功能逐渐丧失或异化。

其五，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长调民歌被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正在被外来的和现代的东西所挤压和边缘化。近年来，鄂尔多斯各地政府加大力度发现和发掘当地长调民歌资源，搜集整理、进行理论研究，同时纷纷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以上所述古日道和希鲁克道已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而，此类工作目前还是起步层面上的，濒危体裁的抢救和保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工程。对于正在迅速消失的鄂尔多斯长调来说，这些工作无法改变长调民歌走向衰微的现实，无法挽回其脱离于生态环境的实际。真实情况是，长调民歌作为一种遗产被“保存”和“保留”下来的同时，它在民俗生活中的位置却也因被短调民歌以及外来的、新生的各种音乐形式所取代的现实而缺乏了生命力。

(三)科尔沁长调的传承情况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科尔沁无长调。据了解，过去科尔沁地区有着丰富而独特的长调民歌，有大批长调歌手。而根据笔者自2002年来对兴安盟、通辽市等地进行的十余次调查来看，该风格区长调民歌已经基本失去活态传承。

科尔沁长调民歌的衰微，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首先，作为全民共享的文化形式，长调民歌曾经流传于整个蒙古地区。然而，不同部落和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区域传统。长期位于蒙古东部边陲的科尔沁部，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与中部中心文化带不尽相同的民间音乐资源和生态。就长调民歌而言，其曲目、形态和风格都与中部和北部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长调民歌在整个民间音乐中的比重和民众生活中的地位，都不及中部和北部地区。也就是说，科尔沁地区特定的音乐生态和人文特征，使得当地长调民歌传统历来不及中部和北部地区丰富。

其次，清代以来，东蒙地区发生了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这种变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从传统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方式转型；二是，生活方式从“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向村落定居生活改变；三是，社区构成从过去单纯蒙古族，变成蒙汉杂居的社区结构转变；四是，在蒙古族文化当中出现了大量汉族文化成分，在民间音乐领域中出现了胡仁·乌力格尔、四胡音乐、东蒙合奏等以蒙汉民族文化交融为特点的新文化形式。清代以来，蒙古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文化构成的变异，使得科尔沁音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深刻的变化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叙事民歌、四胡音乐、东蒙合奏等新体裁产生并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长调、英雄史诗等传统体裁衰微。就长调而言，其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语境的变异，使得长调民歌从民众生活世界里退居次位，而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形成，使得新兴体裁得到迅速发展，并很快取代长调民歌固有的地位。

第三，解放以来，科尔沁民间音乐的现代化境遇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首先，在建国初期根据社会主义新文艺建设的需要，国家将一些优秀民间音乐体裁引入到专业舞台、艺术院校，主要有长调、马头琴、说书、好来宝、四胡等。其中，长调民歌主要是以莫德格、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昭那斯图为代表的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风格为主，而包括科尔沁长调在内的其他地方性传统，未能进入到专业长调领域。随着后来专业长调的发展，

图2当代科尔沁民众音乐生活锡林郭勒风格和呼伦贝尔风格逐渐成为整个内蒙古专业长调领域中的典范，文艺团体专业长调歌手，纷纷演唱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等名家的演唱，技艺、风格、曲目等方面出现了全区趋同的景象。而且这种趋势反过来影响民间，这对生态状况较差的科尔沁长调的生存传承尤其构成了威胁。我们看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科尔沁长调传人日益减少。虽然各地乌兰牧骑中也有专业长调演员，当地民众当中也有一些演唱长调者，但我们发现，他们的演唱已经与当地长调相去甚远，而是成为了锡林郭勒长调或呼伦贝尔长调风格的学唱者。

第四，作为蒙古族草原文化最具标志性的音乐体裁，2005年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非遗”保护的大背景下，在国家、自治区以及各地的有力推动下，内蒙古各地长调民歌的保护、传承工作轰轰烈烈展开。其中除了锡林郭勒、阿拉善、呼伦贝尔等长调民歌资源丰厚的盟市加强当地长调民歌的申报、展示、保护、弘扬之外，其他地区也开始了当地长调民歌的寻找、挖掘、确认、抢救、保护、恢复工作。其中，通辽市和兴安盟各旗开始寻找和重新整理本地区长调。然而，在活态传承基本断流的情况下，这项工作有许多困难。就目前看来，兴安盟科右旗、扎赉特旗、通辽市扎鲁特等地区，已找到一些科尔沁长调的残遗。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科尔沁籍民族音乐学家乌兰杰根据自己多年的调查和学习所整理的《科尔沁长调民歌》^[3]一书的出版。该书收录科尔沁长调民歌91首，并有72名科尔沁长调歌手的相关记载。应该说，这本歌集不仅说明了科尔沁地区曾经有丰富的长调民歌资源，同时它所提供的珍贵资料是科尔沁长调民歌得以恢复重建的重要依据。

以上，我们对锡林郭勒、鄂尔多斯、科尔沁地区长调民歌的生存情况进行了概括描述，并对造成区域差异的各种因素及其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总结。总体上看，锡林郭勒长调民歌的生存状况相对良好，然而锡林郭勒盟内部察哈尔、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乌珠穆沁等地长调民歌的历史传统和生存现状均有很大差异，出现地域内部各地方传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鄂尔多斯地区过去曾经有着丰富的长调民歌资源和区域因内部不同和地区不同所形成的风格多样传统。建国以来，鄂尔多斯长调民歌的民间生态呈现出式微态势，而且由于受到科研工作滞后之影响，许多地方性长调民歌传统至今不为外界所知。因此，对鄂尔多斯长调的保护和传承来说，首先要进行的应该是长调资源的发掘和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从鄂尔多斯杭锦旗所发现的古日道、达拉特旗发现的希鲁克道等地方性民歌体裁中，保留着大量长调曲目和独特的地方性演唱技艺，而在过去，这些并未引起学界和文化部门的足够重视。对于鄂尔多斯长调来说，目前对其蕴藏和分布状况了解不够，对其形态和本质尚不明晰，对其生态情况和生存规律尚不把握，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根据目前状况来看，鄂尔多斯长调的挖掘、抢救工作是当务之急，并且有很大的推广空间。尤其近年来鄂尔多斯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鄂尔多斯地区传统文化得到更加充分的恢复，濒危歌种的保护也就有了更好的保障。因此，鄂尔多斯长调民歌的保护工作比较乐观。相较锡林郭勒长调生态模式和鄂尔多斯长调生态模式而言，科尔沁长调的前景相当迷茫。

通过前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近百年来科尔沁长调经过了一个“衰微——异化——失传”的历史过程。导致这一过程的原因，不仅是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而且有着许多历史的原因。具体来讲，如果说锡林郭勒长调和鄂尔多斯长调的变迁，主要是由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话，那么科尔沁民歌的变迁除了这一原因以外，它还经历了一个自清朝以来的地方音乐风格变迁的漫长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在“现代化”之前，科尔沁长调经历了一个“近代化”过程。而且在“近代化”过程中，长调民歌受到新兴体裁的挤压而呈现出衰微的态势，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本衰微的科尔沁长调的生存状况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异化甚至从人们的现实生活里消失。因此，对于科尔沁长调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首先是发现，目前有没有传承人？有没有活态传承？其次是抢救，如果有活态传承应尽快进行抢救。最后是恢复和重建。在扎赉特、科右前旗的一些地区，科尔沁长调在民众生活中失去活态传承也不过几十年，而且有些传人仍然在世。另外，解放后一些地方性民歌集中收录不少科尔沁长调民歌。而且我们看到，兴安盟扎赉特旗、通辽市扎鲁特旗等地区，已经找到一些科尔沁长调传承人，近年来积极申报“非遗”项目。利用现存的传承人以及现有的乐谱对已经失传遗产进行恢复，借助当前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全面恢复的良好契机，对长调民歌的生存环境进行重建是完全可行的。我们欣慰地看到，2011年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将“科尔沁民歌”作为本科专业方向开始招收学生，而且将著名学者、科尔沁长调重要传承人乌兰杰聘请为授课教师，通过学校平台将这一珍贵的遗产进行保护传承的举措，对于科尔沁长调这一极度濒危体裁的保护和传承来说其意义非同一般。

二、长调传承工作中的问题及建议

长调民歌的式微，不仅表现在曲目的流失和歌手的减少等方面，而且表现在与牧民现实生活的脱离、社会观念与价值观的改变、技艺与风格的变异等一系列问题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动态因素十分复杂。根据上述传承情况的描述和分析，对锡林郭勒长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总结，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反思目前保护工作中的得与失。

曲目的大量流失，传承人减少的趋势是蒙古族长调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及近十年来草原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了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种“背景的变迁”引发了赖其生存的长调民歌等蒙古族传统艺术本身的变迁。目前，在锡林郭勒地区，长调民歌在太仆寺旗、多伦县彻底消失，在察哈尔各旗也基本失去了民间传承。过去长调民歌相当发达的苏尼特、阿巴嘎、锡林浩特等地，长调曲目大量流失、传承群体大面积萎缩。由于长调民歌与传统社会环境和民俗生活语境的脱离，使其在民众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生存问题实在堪忧。位于锡林郭勒盟北部的东乌旗和西乌旗是目前长调民歌保存尚好的地区，其原生环境较为完整，曲目保存尚好，歌手较多，民众基础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近年来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社会文化环境和牧民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改变，其面临衰微的潜在危机是不容忽视的。

蒙古族长调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归根结底在于它如何融入到现代生活中的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讲，长调民歌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便是由半个多世纪以来内蒙古地区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所造成的。牧民生活的现代化是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互动中重新结构的过程。作为牧民生活的一个内容，长调民歌必须进行自身的调试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融入到新的文化结构当中，才可能进一步生存发展。这种过程，首先需要价值的转换以及功能的适应。传统社会中，长调是牧民用来自娱自乐的，它的传播和传承是非功利性的自然传承。而现代社会则要求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文化，要市场化、商品化。因此，长调这种非功利性的艺术形式，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市场化、商品化的要求？并在适应现代生活的同时，又如何尽可能地保持原来的面貌？也就是说，如何将这种非功利性的演唱，适应以功利、利益为目的的市场化社会，是目前长调的发展保护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矛盾，而这正是长调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境所在。

如何解决长调传承人日益减少的问题？如何改变长调曲目大量流失的现状？如何扭转长调民歌与其赖以生存的民俗语境相脱离的局面？是目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关键问题。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最终要通过传承人才得以存在，因此传承人的问题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广义上讲，由于历史上长调民歌传播群体的全民性，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是长调民歌的传承者。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社会性传播在绝大多数地区变成了个体性传播。也就是说，长调正从一个社会性的传播，逐渐演变为由少数个体传承人所承载的东西。民间社会里的民俗性自然传习方式，也正被现代制度性的“授——受”式传承方式所取代。毫无疑问，这种传承比起原来社会性传承来说，无论是传承者的数量，还是传播范围，都是很大的萎缩。反过来，这种萎缩也正在造成曲目的减少以及地方风格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长调民歌的全社会性的恢复和重建已无可能。而新的出路在哪里？如何去实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进入现代社会，传统长调已经失去了其自然传承的条件和可能，“他者”的介入已不可避免。这里所谓的“他者”，是指长调传承人以外的国家部门、文化工作者以及其他研究者。这些“他者”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把握着文化政策、措施的制定权力，把握着意识形态话语权，并有着依靠国家力量实施的条件，因此很大程度上他们在长调工作方面所起到的力量和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当事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部门对民族文化工作的介入是积极的,而且成效显著。自1949年长调歌手莫德格首次进入内蒙古文工团开始，将民间艺人请进专业文艺团体的脚步至今没有停下，这种工作的意义是重大的。60年期间超过百名的长调歌手，被吸收到了各级各地文艺团体当中，其中有哈扎布、宝音德格尔、莫德格、巴德玛、达瓦桑宝、扎格达苏荣、乌云毕力格、乌日彩湖等几代著名歌手。而正是由于这一举措，不但丰富了内蒙古专业音乐舞台，同时也使长调民歌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得以传播，为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建国初期民间艺人走进校园、走上舞台，更多是出于社会主义舞台艺术建设的需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号召下的一种艺术热情，而不是出于保护、传承的目的。也就是说，虽然建国以来的民间艺人走进课堂，走上专业舞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从学理上不能把它当作是保护工作本身。

问题在于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发展”而忽略了“保护”。或者说，我们一直以来把“发展”和“保护”混淆在一起，认为“发展”便是“保护”，“发展”了便是“保护”了。因此，我们只顾学校教学传承、舞台演员的推出，而忽略了对草根社区中长调传承的关注。正因为如此，我们长期以来沉浸在“长调在发展”的错觉里，殊不知“发展”的另一面是我们从未觉察到的丢失。

如果说目前长调的保护工作中最大的误区，那便是民众甚至相关文化部门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将“发展”和“保护”的混淆，用“发展”的思路来实施“保护”，甚至以所谓“发展”来代替“保护”。这种思路的具体表现，便是认为：发展舞台长调便可达到发展和保护双赢目的；发展长调的学校教学，便可达到传承的目的。当然，长调民歌的舞台化发展、教育渠道传承是无可厚非的工作方向，并且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长调的舞台化、课堂化实践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意义是积极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工作，这种做法本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生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的要求有很大距离，或者说这种舞台化、课堂化只是保护工作的一个方面、一项内容，但绝不能把它等同于保护或代替保护。

目前，长调已经被列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说明了全人类层面上对蒙古族长调价值的认同以及对其未来命运的关注。而国家层面上又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和自治区相关保护政策和保护措施也正在有力地实施。这种自上而下式的保护，自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各盟市、各旗县应该根据自己的本身情况，制定出符合本地区实情的保护措施。对锡林郭勒盟长调民歌进行调查后我们认为，察哈尔、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乌珠穆沁各地长调民歌，其历史发展不同，目前的生存状况也相异，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在制定保护方案时应该由各地各级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拿出相应的保护措施，而不是各地盖而充周地实施同一个方案。另外，保护不能停留在对部分优秀歌手的保护或是某些曲目的保存上，而将保护工作落实到嘎查社区、家族、家庭和个人诸层面上，进行全局性的整体保护，而这恰恰又是当前长调保护工作中所欠缺的。

长调民歌相关研究工作的滞后是目前保护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将保护工作当成纯行政行为而忽视科学研究在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意义，是目前一些部门制定措施以及工作实施中的一个误区。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了编纂《集成》，相关部门曾组织一大批优秀民间艺人到呼和浩特，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录音录像以及编辑整理工作。在《集成》之后的30余年里，我们再没有组织过一次系统的调研、普查工作，至今没有一例科研意义上的调查成果问世。这就是说，我们对长调民歌的目前状况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30年前的《集成》工作，是以整理、记录为主要目的，而非今天意义上的“保护”，再加上当时的学术准备、设施条件的限制，无论在资料学意义上，还是在研究意义上，均存在不足。因此，完全依靠《集成》来了解锡林郭勒长调民歌是不全面的。而对锡林郭勒长调目前的生存状况未能进行全观性的了解，对其意义、价值、功能、形式进行严谨科学的研究，对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得以展演的民俗语境未进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提出任何一项保护和传承方案，都有可能是不成功的。长期以来，我们对搜集整理、活态传承、理论研究等相关工作的忽视是造成这种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哈扎布、马希巴图等歌手在世时，我们并未进行有效的抢救、保护措施，从而承载于他们身上的大量潮尔道、王府仪式长调曲目，随着他们的去世而失传。这对长调遗产来说，不能不说是重大损失。

保护工作中的另一个误区，是将蒙古族各地长调看作是铁板一块，而不注意其内部各地分支系统的多样性。以锡林郭勒长调为例，可分为四个分支系统：苏尼特系、阿巴嘎—阿巴哈纳尔系、乌珠穆沁系和察哈尔系。这是在综合了不同地区长调民歌的曲目、风格、历史传统、部落渊源等各因素的基础上划分的。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四个地区长调民歌的生存状况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另外，根据调查情况来看，每个支系又可划分出若干个分支，例如东乌旗长调又可分为北部风格、东部风格和南部风格三种类型，而且它们目前的生存状况也各具特点。因此，如何对锡林郭勒长调民歌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区分层，并在此基础上充分了解其历史状况和生存现状，最后根据其各自特点而因地制宜，是保护工作必要的一步。

过去的录音录像资料，不仅具有资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而且对失传、濒危体裁的抢救、重建工作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资料依据。调查发现，目前锡林郭勒地区40岁以下绝大多数长调传承人中，至少有一半的曲目是通过磁带、广播来学唱的。如，2006年扎格达苏荣等人曾在中国音乐学院演唱录制了10首潮尔道。这是自哈扎布后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演唱潮尔道组歌，因而本次音乐会具有恢复、活化传统音乐遗产的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通过哈扎布生前留下的录音学唱的。此类例子有很多。尤其是优秀歌手的录音资料，对长调的历史传承和社会传播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内蒙古《集成》办组织了大量优秀民间艺人到呼和浩特进行录音，搜集到了大量珍贵资料。其中，很多歌手现已去世，大量曲目已经失传。但是，这些录音资料自《集成》完成后，一直积压在档案馆里无人问津，未能用于传播、传承的实践中。这种情况在各地电台也很普遍。长期以来，各级电台录制了大量长调节目，其中不乏具有较高价值者。但一段时间的播出结束后，这些资料大多被积压在库房，始终不能流入到社会传播流程当中。这种资料闲置情况，是一种浪费。相关部门应该组织专家，从现有的资料中不断挑选出有传承和传播价值的曲目，通过各种方式将其纳入到流通渠道当中，予以活化和传承。这对于当今长调民歌曲目传承工作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目前，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是长调保护工作最大的障碍之一。由于我国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主体民族为主的文化价值观，蒙古族长调民歌作为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几十年以来，尽管党的文艺政策以“推陈出新”的方针，但这种对象上强调“新”，方式上强调“创新”的做法，相对削弱了对民族文化中独特性和稀缺性的关注和 “保护”。从社会层面和直接影响上看，内蒙古汉族民众、城市蒙古族年轻一代，对长调民歌的了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识十分淡漠，更谈不上喜爱，这使得有关保护工作很难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而对于长调这样具有民族地区群众性的文化遗产来说，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是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这就需要相关部门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大力宣传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意义价值。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继续加强调查和研究工作。目前我们对蒙古族长调音乐学的学理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这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继续深入加强调查工作，在锡林郭勒盟全境作一次拉网式的、地毯式的普查，同时，深入到旗县、苏木乡镇、嘎查社区、家族家庭诸层面上，进行一系列民族音乐学意义上的个案调查。另一方面，对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历史、现状、本体形态、演唱技法、重要传承人、地方风格、语境、表演、传承、传播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为保护工作的深入做好学术准备。建议设立长调研究系列课题，配备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强调查和研究工作。

2.根据蒙古族各地长调民歌，不同的历史和现况，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案和策略。以锡林郭勒长调为例，目前察哈尔 (黄旗、白旗、蓝旗、太仆寺旗)地区，长调民歌已经基本失传。因此，如何加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重建该地区长调演唱传统是首要任务。对于苏尼特 (西苏、东苏)、阿巴嘎—阿巴哈纳尔 (阿巴嘎旗、锡林浩特)地区来说，抢救工作要当先，及时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对现有歌手进行抢救性保护，立即着手统计工作，进行对地方性曲目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整体保护规划。乌珠穆沁长调目前的生存状况相对良好，而如何保持目前状况，如何协调传统长调保护、弘扬与牧区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3.根据目前蒙古族各地实际情况来看，立刻推动目前所提倡的整体保护、活动保护方案是有较大困难的。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需要采取传统的“保存”方案。即通过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将声音保存成“文本”，将优秀歌手的演唱以及相关信息保留下来。尤其是一些还健在的重要传承人，即刻组织人员对他们进行抢救性采录和研究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4.将保护长调的责任落实到基层，为牧区基层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必需的资金投入，提供相应的保护方法和技术支持；建立由“国家——自治区——盟市——旗县——苏木乡镇——嘎查社区”各级构成的保护网络，建立多层面、多领域、多渠道的保护工作体制。

5.加强国家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充分调动民间协会学会的积极性，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将长调保护工作社会化、民众化；进一步强化长调的舞台化、课堂化，在基层中小学开设地方性长调课程，在自治区各艺术院校则应加强长调教学的设置、计划、目标管理体系，切实落实长调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工作。

6.充分调动长调传承人和广大受众的积极性，注意社区保护的整体性和原生性，加强年轻一代传承人以及受众的引导和培养，不断推出优秀传承人、代表性歌手。

注 释：

①见拙作《蒙古族长调区域分布及其生存现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②达·桑宝、特木耳、桑杰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乌·那仁巴图、达·仁钦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④桑杰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⑤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丁守璞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⑥图·呼日勒巴特尔等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 ·内蒙古卷[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2]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内蒙古分卷编委会.蒙古族民歌集成(１～５)[C].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

[3]乌兰杰.科尔沁长调民歌(蒙文)[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彩娜】

基金项目：

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国家财政部经费资助项目《中国戏曲、民间舞蹈、民间音乐现状调查》 (06EA01)子课题“内蒙蒙古族锡林郭勒长调现状调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06jzd00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06JJD760005)。

收稿日期：2010.10.20

作者简介：博特乐图(1973)，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Mongolian Long-tune Music

Botolt

(Music Department of Art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University, Hohhot 010010,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The status of inheritance of the Mongolian long-tune folk songs in different parts of Inner Mongolia is not optimistic and with various situations. The decline of long-tune folk songs is not only in loss and reduction of singers, etc., but also in its break away from nomads real life, changes in social attitudes and values, skills and style variations in a series of issues.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complex and dynamic. Long-tune folk songs related research work is currently lagging behind in the protection of a serious problem. The neglec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Mongolian long-tune folk songs the issue to be solved.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to consider the work of protection as pure administrative activity and neglect its basic mean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other misunderstanding is to consider Mongolian long-tune as monolithic, but not pay attention to its internal diversity in the branch system.

Key words: Mongolian long-tune music; inheriting; issues; sugges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