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说唱艺术乌春的价值与保护建议
安 英
(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乌春是达斡尔民族创造的古老的说唱艺术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乌春的传承与保护要体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要进一步做好更深层次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应当建立乌春传承人档案，有计划地提供资助；要加强乌春传习人才的培养和强化学术研究工作。
关键词：达斡尔族；乌春；说唱艺术；价值；保护；建议
分类号： I29.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838 (2011)02-0026-06
乌春 (黑龙江地区称“乌钦”)是达斡尔民族创造的古老的说唱艺术形式，是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乌春作为达斡尔族的说唱艺术，流行于中国达斡尔族聚居地的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牙克石市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富拉尔基区、富裕县和龙江县，以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塔城地区。2006年，达斡尔族乌春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至此，达斡尔族的说唱艺术乌春的价值，才逐渐被人们认知。它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文化特色，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产生，都离不开它所依附的民族的历史及文化背景。乌春作为达斡尔族的古老说唱艺术，其产生与达斡尔族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达斡尔族原始神话、民间故事、英雄史诗、原始宗教文化等，都对乌春的起源与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纵观乌春作品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初创时期、清代、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重要创作时期。乌春以口头说唱的方式相传，被誉为达斡尔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通过探究乌春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展示蕴藏在其内部的民族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挖掘其历史传承价值与科学认识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保护及传承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具体举措。
一、乌春的价值
1.乌春的认识价值
高尔基曾经说过：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纵观乌春作品的全貌，其现实性特征极为明显，可以说是达斡尔民族历史文化的全方位写照，它形象地传递着本民族社会发展的诸多信息。
就我们现在收集到的乌春作品来看，无论是文人创作的乌春作品还是民间集体创作的乌春，都具有展示民俗心理、民俗观念的功能，实录民俗活动与主题事件的叙述常常结合在一起，让乌春作品更加生动，形象更加丰满。玛玛格其 (约清同治年间～光绪年间)创作的乌春作品《赴甘珠尔庙会》，讲述了达斡尔人赶庙会的情景，由此可知，达斡尔族人赶庙会之风俗由来已久。作品中尽显庙会热闹的场面，无论是宗教活动，还是游艺、交易场面，均形象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另一乌春作品《少郎与岱夫》①，虽说涉及的是现实题材的作品，但其中也多有反映达斡尔族民俗风情的描述。特别是描写萨满盛典时的唱段，充分展现了其时其地典型的风土人情画卷。
西莫乎屯办起萨满会，
男女老少多欢畅。
东屋玩起“嘎拉哈”
西屋的纸牌打三丈。
老老少少跳“罕伯”，
一片欢腾的好景象。
老人拉起四弦琴，
罕伯曲儿高声唱……[1](1214)
乌春作品中反映传统伦理关系的内容，对于认识达斡尔族社会结构及伦理道德观念具有独特的价值。乌春作品《宴歌》，描写了两个部落之间的生存状态和相互关系，反映出达斡尔族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其职能，其婚姻形式也是和所处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父母之命、宗法制度、封建门第观念、伦理道德等，都从不同程度上对达斡尔人的婚姻起决定作用，造成不同的婚姻结局。因此，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婚姻制度，揭露包办婚姻给年轻人带来的不幸和悲哀，追求美好自由爱情的乌春作品大量出现，如《色博尔章京的孙媳妇》《雅里西翁》《啊呀，妈妈呀》等吴春作品都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达斡尔族著名诗人敖拉·昌兴虽然也生活在严格的封建礼教的时代，但他创作的爱情题材的乌春作品，却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禁锢，凸显了对于美好爱情生活的由衷赞美和无畏追求。其中，《可爱的五色花》以对比的手法，大胆表白了作者的感情，在当时的达斡尔社会激起了对于婚姻道德观念论争的波澜，一度成为轰动一时的乌春佳作，被达斡尔族男女青年私下手抄口传，传唱至今。且看乌春作品《可爱的五色花》：
Taalerdugw taawun justii ilgaa 可爱的五色花
Tarisen hwainaa eluunee saihen 花开万朵放光彩
Tanij wqirsen xiimini aatgaiq 邂逅相爱的你呀
Talaaraa terees bas saihenkee 神采比花更娇美
Eiqirdegw emen gajirei bitgii kuu 令人羡慕的南国才女
Eitendee gub mergen aatgaiq 人才双全最贤惠
Ejri waqirsen xiimini 追求相爱的你呀
Erdemeeree terees bas garenkee[2](100) 才学比她更拔萃[3](107)
在乌春早期作品中，也有反映达斡尔族民族的宗教信仰——萨满教的，其中主要表现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萨满教长期以来渗透在达斡尔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乌春作品也不例外，许多达斡尔族人传唱已久的乌春作品都带有浓重的萨满教色彩。在达斡尔族早期的说唱艺术作品——“莫日根”系列中，更是以离奇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充分展示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 的萨满教观念，不乏灵魂互战、死而复苏等细节的描写。如乌春作品《阿勒坦噶乐布日特》中，英雄在诞生时前胸后背的闪闪发光的痣的描写，即与达斡尔族萨满教日月崇拜有关。
Atirkaan eterkeen hoyool 两口儿
Aiduwu higeer baisaar 特别的高兴
Arbur serbur hiiteleini 看见儿子动弹
Ameini ojij sanajaawdaa 又是高兴又亲吻
Arkan erquu hoirdoo 看见小孩前胸后背
Ayag adili belegeeseini 都有碗大的痣
Alt ilaan garjaaweini ujier 正在闪闪发光
Amaa angiij gaigsen[4](7) 故起了“闪闪发光”的名字[5](49)
乌春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以赞美达斡尔族人的勤劳、善良、淳朴的优良品德为内容，以表达人们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并以鼓舞劳动热情为主题。这些作品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力，向人们描述捕鱼、种地、打柴、采集，以及读书、节日生活等种种生活情境。钦同普的《渔歌》《伐木歌》《耕田赋》等乌春作品，艺术地再现了达斡尔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对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无疑有着珍贵的文本意义。例如孟希舜的乌春作品《养马篇》等详尽介绍了养马的用途：
Adusaa ert horiej 清晨早起将牲畜聚拢
Aolei jabkad adoolan 放牧于山脚下
Orie ert dalij 日暮及早赶回来
Osei keqid uslaan 饮水于江边
Tarie tariw boloosoo 到了种田时
Taod togoj takuran 可套犁役使
Tergul yaow boloosoo 若遇出门赶路
Terged kueelj yawon 可套车役使
Aolaaj bataj yaowdaa 若是上山打猎
Atie tonoroo arqoon 可驮带行装杂提
Yaaran benden yaowod 若遇急事驰骋
Yaodaltii morii yalgaj onon[4](281) 可选带走的马乘骑[3](306)
很多乌春作品具有日常生活中启迪民智、劝善弃恶的教益性，揭示不少人生哲理。钦同普的《财戒》《气戒》《酒戒》等乌春作品，均是反映教诲自律、遵守传统道德的作品。如《财戒》中唱到：
Batwei buu helen yee 一切经营谋利事
Bolgo terguleereini beijee 均应以其道行事
Eriwei uwei aobeijee 一切寻求财帛事
Eur uwei aobeijee 应取无弊财为是
Ulinei targaabuuw usugui 反复戒财之劝述
Urxie huu uqeek kagoo 遵循者古今少传
Aixiiyi hemel helwei 满篇限利之叙述
Aniiqig yebelj sonson yee 闻着会不以为然
Bolon helj sonsoos 若能领悟其中理
Bas needee tuastiigoo 或者得益另眼看
Uqun jaandaalqig aatgai 所说只是一诗赋
Unun giaan beigoo[4](504) 或有真理在其间[3](280)
2. 乌春的艺术价值
乌春是达斡尔民族集体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是民族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它具有鲜明的文学及艺术性。从达斡尔族早期说唱艺术的萌芽阶段到最后到以乌春命名，这一达斡尔族说唱艺术形式进入了非常成熟的时期。对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少的达斡尔族来说，创作了数量如此之多、内涵如此深刻、文学艺术水平如此之高的乌春说唱艺术作品，并以此推动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不能不说其民族文化积淀的深厚。乌春是达斡尔社会的一个特殊的文艺现象，在它长期的发展中，以不同篇幅的韵体文学表现了达斡尔社会悠久壮阔的历史，可以说乌春奠定了在达斡尔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乌春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成熟的说唱艺术形式。其艺术特征更加鲜明。“对于绝大多数的曲艺品种来说，文学、音乐和表演是必不可少的艺术构成要素。”[6](32)乌春具备了曲艺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虽然乌春的表演因素相对于它的文学和音乐因素要薄弱一些，但还是必须通过演唱才能将文学文本和民族音乐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达斡尔族独树一帜的艺术样式。
乌春的文学文本创作有严格规范。要求有严谨的韵律，由四句或更多的句子组成一个韵调。一般讲究押头韵，也有讲究押腹韵，甚至是押脚韵的。乌春以行数不等的几十行、几百行、上千行而分为短篇、中篇、长篇乌春作品。无论篇幅长短，其语言的华美、凝练都令人读后难忘。每篇乌春作品传达出的信息、反映出的内容十分丰富，但绝没有繁冗的赘语。经过达斡尔语的唱诵，朗朗上口，节奏感极强。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乌春的演唱音乐逐步成熟，成为表现作品文学性必不可少的艺术元素之一。其音乐是在萨满祭祀乐“乌其勒” (祈祷词)的基础上，吸收了达斡尔民间歌曲发展而来的。曲式短小，旋律简单，音乐结构为单曲体和多曲体两种，或在一部乌春作品中兼而有之。乌春音乐绝大部分是专曲专用。一般分为三部分，即序曲，叙事曲，尾声。序曲通常用简单的旋律在几分钟奏完，接着就进入叙述故事的部分，其旋律的表现手法一般以故事的内容为主，充分为故事的内容服务。乌春演唱早期用木库连 (口簧)伴奏，清代后一般用四胡伴奏。
3. 乌春的史料价值
乌春说唱艺术是达斡尔族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而研究了解乌春，则能更加直接深入地进入达斡尔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达斡尔族的乌春说唱艺术所反映出的内容，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各个不同时代的作品，明显地带有各个不同时代的烙印。
乌春对历史重大事件的记录，反映在诸多乌春作品中。敖拉·昌兴创作的《巡查额尔古纳，格尔必齐河流域》是他作为呼伦贝尔地方的佐领，随从黑龙江将军英隆巡查边界时创作的乌春。中俄两国在雅克萨之战后，于1689年9月7日 (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正式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作品详细记载了巡边的过程，描绘了边界沿途的景貌，赞美了两岸宜人的风光，以及曾经居住的故乡和不同的民俗风情，并缅怀了达斡尔族先人抗击沙皇俄国入侵的英勇精神。作品以鸿篇铺排描述了当时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广阔地域曾是中国领土的这一事实，是记录清政府的巡边制度及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历史见证。
反映兵役题材的民间乌春作品，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产生的。清初，达斡尔族所在的索伦部成为清政府征服的对象，达斡尔人民因此蒙受了沉重的灾难。17世纪40年代始，达斡尔族又开始了抵御沙皇俄国入侵的战斗。可以说在清代的二百多年间的这段历史，是达斡尔族为抵御外患内扰、保卫祖国的疆土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的历史。达斡尔族民间艺人面对战争的残酷，怀着悲愤的心情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兵役题材的乌春作品，如《薄坤绰》《在兵营》《思念远戍伊犁之亲人》《送夫从军》等。《薄坤绰》是“士兵歌”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用隐喻的手法描述了主人公额日克力战死异乡和从军者白骨盈野的悲惨命运。
著名的长篇乌春作品《少郎和岱夫》则取材于1914年至1916年间发生在龙江县 (今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罕伯岱屯的一段史实，它是一起以少郎和岱夫为首的达斡尔族农民反封建压迫武装起义真实事件的实录。作品用艺术的手法对起义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
4.乌春的语言价值
不同时期创作的乌春保留了各个时期不同的语汇，是研究达斡尔族历史及语言发展史的材料。
纵观不同时期乌春的创作，可以对不同时期，尤其是古代的达斡尔语的语言特点、语言词汇有一定的认识，通过语言也为达斡尔族族源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如达斡尔族早期历史中，主要的社会生产活动方式为狩猎、养殖，达斡尔语的词汇在这方面自然就十分丰富，如有关马的词汇就有花马、银白马、赤红马、青云骏、追风骏等等。达斡尔族乌春作品《少郎岱夫》中，即有一段关于几位英雄的坐骑的描写。
Xiarga mortii Xaolan
Daaqig mortii Daifu
Qokor mortii Qomboo
Jiroo mortii Juilian
Saaral mortii Sampal[4](231)
其中Xiarga mortii译作黄膘马，Daaqig mortii译作枣红马，Qokor mortii译作花斑马，Jiroo mortii译作走马，Saaral mortii译作灰白马。
早期作品中还保留许多古代达斡尔语词汇，如holondaag (神马驹)、ongon deelbur (马的胎鬃)、haan gardii (大鹏)等。掌握满文后，乌春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借助满语词汇更准确地表达时，就很自然地交替使用达斡尔语和满语词汇，以达到特殊的效果。清代布特哈②诗人玛玛格奇的著名乌春作品《在齐齐哈尔城看戏》，出现的Zhuan zhuechi anin (同治十二年)、Zhebele dashuun (右翼、左翼)、Tugi talman (云雾之意)等词汇都是借用满语词汇而进行创作的。
二、乌春的现状及保护的几点建议
乌春作为达斡尔族本民族说唱艺术的典型，具有地域文化的特征，是该民族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达斡尔民族相对稳定、封闭的生存环境，多种经济方式共存的生活方式，骁勇善战、不畏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类型和民族心理。达斡尔族的说唱艺术乌春的创作和传承，也始终没有脱离本民族的审美取向。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达斡尔族社会的开放格局逐渐形成。多元文化，甚至强势文化的渗透，必将导致民族文化心理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新兴的、快捷的、更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现代传媒艺术形式迅速占据了艺术的舞台，乌春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随着老一辈著名的乌春艺人——如吴占高、雅尼伟、博约、那音太、鄂金山、额伊和等，或年岁已高，或相继离世，使作为活态文化的达斡尔族说唱艺术乌春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由于文化生态的变化，青少年除语言退化外，对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了无兴致，导致民间文化后继乏人。达斡尔族以往以渔猎、农业为主的经济文化载体的丧失，严重阻碍了其文化遗产的传承，致使乌春这种说唱艺术形式走入极为尴尬的境地。乌春是无形的、活态的艺术形式，它的承载者是人，传承人的缺失势必导致这种艺术形式的断流，更为严重的是民族文化、民族个性的渐渐丧失。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乌春同时也是达斡尔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妥善地保护乌春这个达斡尔族说唱艺术形式，对于客观地认识达斡尔民族历史、开展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达斡尔族的这种说唱艺术形式，要体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在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主导作用下，艺术科研机构、民间组织共同携手，形成一种合力，来抢救乌春艺术，这才是此项工作开展的保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05]18号)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可作为乌春传承保护的思路。
其次，当前深入开展乌春普查工作，是保护传承乌春这种达斡尔族说唱艺术形式最为紧要的工作。对乌春流行地区，要进一步做好更深层次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其现存数量、地区差异、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等问题。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其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还可适当建立乌春文化生态保护区。用科学手段记录，抢救乌春，对传承人的演唱技艺进行全方位的记录、整理，完整恒久地保存乌春的活态传承。用多媒体等技术手段抓紧对原有的、濒危的乌春艺术进行科学采集文本记录。“科学的采集本应该是民族语、汉语直译、汉语意译三结合的完备形式，这样既保留了活态的达斡尔语，又有直译和意译材料，便于科学研究，国内外学者可以充分利用，这就具有广泛的语言、文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③
再次，乌春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口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保护和激励达斡尔族民间乌春传承人显得尤为迫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传，必须依托于具体的人的传承，才得以存在和发展，要想使乌春永远处在活态的状态中，关键是要保护传承人。应当建立乌春传承人档案，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习活动，努力做到乌春的“活态”传承。目前，黑龙江省对乌春民间艺人采取政府补贴的工作已经落到实处，应当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最后，要加强乌春传习人才的培养和强化学术研究工作。采取多种方式，培养熟练掌握达斡尔语、满语，具备民间文学和说唱艺术素养的专业人才，同时，要充分依靠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为乌春的保护提供科学保证。在此基础上，可积极开拓乌春说唱艺术的创新工作。使达斡尔族古老的说唱艺术在新形势下得到发展，不断创新，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课题。或许摒弃以往单一的演唱形式，适应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把握时代脉搏，乌春的文化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有关乌春的创新，老一辈民间艺人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博约、额伊和等乌春民间艺人，曾改编古老乌春，将《邀请美人赴宴》《欢乐》《蛤蟆乌春》等搬上舞台演出，增强了表演性因素。“达斡尔族文艺工作者对乌春乐器伴奏做了新的尝试，在一人自拉自唱或一人说唱一人伴奏的基础上，试用以三弦、四胡、扬琴等多种乐器伴奏，丰富了艺术表现力”。[7](68)
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将过去由一人用一个调式演唱的乌春《放排》，充分运用舞台美术效果，结合声像技术，并配以男群舞的伴舞，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视听艺术享受，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乌春艺术的创新发展也离不开对演唱技巧的提高以及优秀曲目的创编，只有让更多的反映民族性格、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乌春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视野中，乌春的保护才不会只是一句空话。
注 释：
①《少郎岱夫》之版本，由达斡尔族群众集体翻译，刘兴业、李福忠根据达斡尔民间歌手、故事员十多人的演唱和讲述整理而成。
②布特哈亦作“布特罕”，满语音译，意为“虞猎”或“打牲”，引申为“打牲部落”。乃清初对居于嫩江流域及大、小兴安岭一带的索伦 (今称鄂温克)、达呼尔 (今称达斡尔)、鄂伦春、锡伯等渔猎民族的总称。
③吴刚《达斡尔族“乌钦”的保护、发展与研究》，见2008年中国民俗学年会论文。
参考文献：
[1]达斡尔资料集编辑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编.达斡尔资料集 (第七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碧力德，索娅，碧力格搜集整理.达斡尔族传统文学[M]. 奥登挂校，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7.
[3]奥登挂，呼思乐.达斡尔传统诗歌选译[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4] 孟志东.中国达斡尔语韵文体文学作品选集 (上)[C].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
[5]赛音塔娜，托娅.达斡尔族文学史略[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6]吴文科.中国曲艺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7]刘新和.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和满族曲种述略 (中国曲艺志·内蒙古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0.
【责任编辑 徐英】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安 英(1965)，女，达斡尔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The Value and Protection Suggestions of Daur Rap Art Wu Chun
AN Ying
(Inner Mongolia Art Institute, Hohhot 010010,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Wu Chun is an ancient rap art form created by the Daur ethnic group, and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artistic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The heritage Wu Chun and protection should reflect the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leadership, social participatio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deeper survey, identif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the file of the inheritors of Wu chu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provide funding;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talents and academic research of Wu Chun.
Key words: Daur; Wu Chun; rap art; value; protection; sugges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