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秦：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上海音乐学院 洛 秦

摘要：文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音乐文化的研究受整个人类学历史发展的影响，音乐不再是娱乐、物理、技术和形式，而成为了文化。第二部分：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期，体现为对音乐传统的审视、历史梳理、分类及民间素材的研究与创作、形态分析、文化认知几个阶段。其中，1980年以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音乐在文化中的研究”、“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到“音乐即文化”三个过程。这些发展不是替代的转型，而是交替，甚至并置进行的，是思想发展、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第三部分：音乐人类学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以明确的学术理念为核心、优秀的人才团队学科为动力，以及良好的运行方式为保障的学科建设基础构架上。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围绕“中国视野中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将从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声像行为研究、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三个层面进行实施。

关键词：学科建设、音乐文化、音乐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音乐和文化并不是新名词，但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探讨和认识却是近50年以来的论题，是人类音乐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促使这个思想或观念转折的动力并不是来自音乐领域本身，而是人类学。事实上，这一转折是几个世纪以来人文思朝的不断发展、更新和完善的产物。人类学关注事物的思维、研究事物的方式、解读事物的角度、分析事物的手段、审视事物的立场，最终认识事物的目的和宗旨，极大地影响了从事音乐活动的人们开始觉醒。

音乐与文化合为一个词语成为“音乐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复合行为，而事实上是体现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回归自我”的过程。虽然“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出现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这个“质”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产生，在这个“量”的积累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不断地自我斗争、否定，再斗争、再否定，一个接着一个理论和思潮的出现和被重新审视，正是如此，量变达到了质变，音乐不再是娱乐、不再是物理、不再是技术和形式，也不仅仅是审美或教化，而成为了文化，成为了我们人类精神和物质总和中的重要部分。[1]

反思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历史发展，分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历史轨迹，将有利于促进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一、 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历史发展

1、十九世纪前

欧洲探险家们对非欧洲民族和文化的记载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特别是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民族志的资料。尽管在早期殖民主义的文字中，我们看到有些记载将非欧洲的文化视为潜在平等的竞争者，有些甚至比欧洲更为有优势（诸如对中国文化的叙述等），但从那时起，欧洲文化优越感已经开始滋生。殖民主义有两重性，它在占据他国、他民族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在获取知识，包括那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音乐。音乐在早期旅行者的记载中是一种附带品，只是在进行文化不同性或相似性的全景概观叙述中作为一个点缀的部分。随着不断了解，欧洲逐渐加深对异国音乐的认识，开始进行比较详尽、体系化的考察，并采取“科学性”的中立态度，继之发展了“社会文化进化论理论等。

随着在探索实践中的新发现（包括异国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在欧洲兴起了知识“复兴”的运动，人们从理论上构想返回到古典主义，强调那些体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学识、理智和艺术。在达尔文的自然法则的影响下，科学成为了宗教的一种有效的美化性的附属品。知识复兴刺激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思索。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知识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索，学者的类型非常广泛，例如致力于自然科学、民族志和音乐的研究，对中国和埃及的音乐进行了民族学的考察，将埃及以及古埃及科普特人的音乐与古希腊音乐理论相关联，还研究音乐声学和物理学，包括探究巫术和音乐生理治疗的关系等。

人类的完美意识通过理性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促使产生了人的进步是由狩猎、采集经过农业和文明而发展起来的文化进化理论，从而构想出了一个不断上升“进步”的等级制度。知识的世俗化使得达尔文理论不只是一种补充，而成为了自然法则。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强调促使发展了和谐的普遍性理论，同时也促进了对某些非西方音乐理论在数理逻辑上的探究。语言学的研究对许多跨文化研究的音乐理论家们产生了影响，学者们提出“音乐是一种自然的和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的理论，出版有关印度、波斯和希腊之间关系的音乐专著，以及法国百科全书中的音乐论文，强调非西方的音乐是文化多样性的见证，而并非只是物理的普遍规则中的现象。18世纪40年代，持“音乐历史的普遍性”观点的学者们进一步发展了比较音乐的民族学方法，认为人类所有音乐都是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特别是按照和声频率的物理声学原则所构成的。这种理论企图为西方古典音乐的和声提供基础，而且该理论还认为，按照音之间的关系，或者按照西方音乐的和声关系，所有音乐都是可以被测定的。

2、十九世纪

民族学的兴起与19世纪早期（1820—60年）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学者不仅反对奴隶主义，而且掀起保护土著文化的运动。以科学的基础来强调人类的人种特性，多少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和政治色彩。通过综合生理的、建筑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哲学的各个方面的人类学方法的研究，强调对民族的精神、思维研究的重要性。民族学从语言、家族和哲学意义的考察，来界定人种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18世纪在一些人文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借助了各种思想和方法来说明民族与文化的关系。

在民族学派的研究中，音乐成分不断地增长，以研究音乐文化的交叉性和不同性来说明人类的统一性。音乐的研究开始不断接近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人们开始关注从音阶、节奏等物理因素到语言、习俗等文化因素来说明音乐问题方方面面，其中包括“部落”音乐、西方流行音乐及古典音乐等，将这些不同方面综合起来考虑相互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学者仍然依靠“Armchair”的方式，仅仅与“当地”学者稍有接触但主要依赖引用他们的材料进行研究，或者在乐器博物馆中对音乐现象从理论进行分析，而不是亲自深入田野进行考察，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

虽然霍恩波斯特尔用“比较方法”来表达其最终目的是对比较理论的关注，但事实上，该学派的同行们在与博厄斯长期合作中所进行的具体研究受到了“历史文化理论”的深远影响。他们的主要工作体现在对民族志的详尽描述和对特定文化中的音乐分析。虽然霍恩波斯特尔也同样提出进行田野考察的方法论框架和对音乐观察进行实地参与的观念，也有极少量的对音乐活动实地采访，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研究是依靠他人录音的那种“Armchair”方式完成的，并且以西方文化的背景作为参照系来对非西方的音乐现象进行分析。

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建立了音响档案馆，体系化地对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了比较性地描述和分析研究。他们之间的合作，学术思想上的交流，直接到影响了之后的民族音乐学中的美国人类学传统的建立。另一方面，欧洲比较音乐学发展了欧洲民歌研究的田野工作传统。然而，一部分学者开始转向新兴的“传播主义”理念，另一些与博厄斯学派合作，关注于功能主义学说。荷兰学者Kunst建立了大规模的印度尼西亚“佳美兰”音乐的田野考察的民族志框架，以此强调其“本土”音乐观念。之后，其弟子Hood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对非欧洲音乐的演奏进行研究的传统，为美国各学校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和专业培养了一批中流砥柱式的人物。

3、二十世纪初期

“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以“博厄斯”学派或“美国学派”为特征，其为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进化论思想为核心的学派，为避免“Armchair”式的人类学方式，该学派非常强调“田野工作”的实践，以细致和谨慎的比较方式采集资料，偏好于理论的预见性。注重于从自身环境中来审视文化的价值和特性，以“历史特殊论”将不同文化作为各自独立的体系来考察，它们相互间的价值是平等的，认为每一种文化自身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整体，并且与其相邻的文化连接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传承，批判文化的传承具有普遍或一般性。

博厄斯对其传人在音乐研究上给予了重要的指导，使得他们后来在“音乐文化区域研究”和“音乐文化理论研究”中起到了率先作用，之后成为了美国民族音乐学派的重要力量。

田野工作和参与地观察

受人类学的重要影响，美国学者在博厄斯的带领下，在方法上强调直接参与田野工作，不再依赖“Armchair”的手段。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建立了“参与观察”的理论和方法。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Villoteau、Alice Fletcher、Frances Densmore。当然，个人化的田野工作构造了人类学家成为“英雄”形象，夸大了学者对文化的解释权及在拯救文化中所起到的个人作用。

之后出现了“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研究思潮，从较大的地理范围来考察文化的相似和不同，而不是以个别独立的，或者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学派在“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研究中，强调文化内部中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文化因素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和承接。Wissler以生态学理论来描绘美国印第安的文化区域范畴，Kroeber不仅强调生态学基础，而且还加入了更复杂的“数量统计分析”来勾勒地区文化分布特征，提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极点”地区。该理论在音乐上的运用，主要体现在Herzog、Roberts和Nettl对北美音乐文化区域，以及Merriam对非洲音乐文化区域的界定和研究中。最典型的成果体现在Lomax的“Cantometric”理论中，其综合了“文化区域”、心理分析和行为学的研究。虽然地区之间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要进行明确的文化区域的界定是困难的，而且以个别归纳为一般的方法也遭到了学者的批评。

人们开始从外部文化影响的角度来探讨文化之间影响的现象，提出人类的本质是保守而非创新的，因此一旦一种新型文化出现，它将从其发源地向外延伸。为此，美国的“Heliocentric”传播主义认为，任何重要的文化产生和传播都源自于埃及文明，以及德国“文化圈”理论阐述文化的传播都是从其源头按照不同“文化圈”进行的。柏林学派的代表人物Sachs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充分体现了该理论运用。

然而，许多事实显示文化发明的独立性，而且学者批评“人类的本质为保守而非创新”理论是欧洲对其他文化的偏见。之后，人们注重文化和社会各类不同部分所具有的特殊功能的研究。这种“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正是由于各部分相互作用保持了整个文化或社会的运作，每一个部分具有其与整体产生相关的独特功能，如同生物机体中的各个部分所承担的功能。因此，音乐也如同社会机制中的每一部件，其担负着诸如在特定权力、统治阶层、社会团体、宗教力量，以及族群联姻中的特殊作用。但是，功能主义的非历史观和“超稳定”结构模式，同样也受到了指责。

学者又将目光转向了人本身，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关注考察文化与个人意识和情绪之间的关系，诸如古典心理学派Roheim、Devereux、LaBarre的分析强调“性”在文化中的象征作用，以示复杂性体现在一般性之中。这方面的研究Lomax在其Cantometrics中略有所涉及，其他还有Rouget进行了音乐与巫术和意识的有关研究。

行为主义理念始于19世纪30年代，兴盛于50年代，其受心理学和其他社会“行为主义”科学影响，企图建立一个严谨客观的科学人类学。音乐成果中的著名贡献集中体现在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以及他的民族志著作《Ethnomusicology of the Flethead Indians》，Lomax的Cantometrics研究项目中综合了文化区域、心理分析和行为主义，以及数量统计的方法。

4、二十世纪晚期

进入20世纪晚期，学者从静态模式转向动态过程研究，排斥文化作为稳定或者趋于“功能结构机制”的理论，以文化中的变迁现象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将着眼点安置在各种文化变迁现象之中，诸如西方文化接触、城市化现象、大众流行文化市场等。民族音乐学早期在该领域主要关注“古典”音乐的变迁，诸如Becker对Java的研究，以及博厄斯、Wachsmann的考察，之后的兴趣大量转向流行音乐文化，如Waterman、Coplan、Manuel及其他学者。然而，这只是研究领域的转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方法问题。

作为学派，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将文化的变化视为以技术适应环境为基础的发展过程，强调社会机制和文化发展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的新形式来维系变迁的有效性，把技术环境因素作为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继续发展的动力。White和Harris的文化物质主义认同马克思的观点，提倡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把文化分阶段发展视为通向“高级”文化形式的过程。在西方学者中，较少有从典型文化生态学来涉足音乐的研究，而中国学者由于受“过时”的进化论影响，曾出现一些探讨，以从低级到高级的生物发展链试图解释音乐形态或乐器发展的过程。但是，新进化论与古典社会进化论相似，主观臆想代替了客观事实，文化和社会的因素才是趋势技术环境变化的动力，而不是相反。

城市人类学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并非理论学派，为补充20世纪早期研究仅关注乡村民族志工作，该领域主要集中于城市的人类学研究，强调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民族性、社会机构及其变迁，以及城市环境等问题。音乐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化”城市中流行音乐的发展、音乐中的亚文化族群、移民音乐“飞地”问题，以及西方化接触在城市音乐文化中的作用等，例如Nettl的《八个城市音乐文化》，以及Keil、Waterman、Coplan等学者的研究。虽然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学科理论的价值并未显现。

基于对人类普遍经历，结构主义考察思维的结构问题，它不是一个具有相对集中研究对象的哲学派别，而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思潮。其有着从方法形成、方法传播、社会及文化背景中的运用，到自我批判的后结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主要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他把结构主义运用于语言学和宗族关系研究。结构主义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诸如：

主要认识事物的内在结构，事物的结构是一个自足整体，结构是普遍存在，以及社会与人即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其立场和方法极大地影响现代哲学，解释学、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都吸收了结构主义的思想。在音乐上，最好的例证是Feld对Kaluli神话与音乐之间关系的分析与解读。如同功能主义，由于结构主义的研究大多仅限于局部或狭小范围内的“静态结构”观察，其忽略文化之间的交叉影响和文化整体而受到批评。

认知人类学企图从文化“局内人”观点来建立更高层面的体系研究，以创建一整套术语来分析特殊的概念范畴，将这些内容以“分枝”关系排列来说明相互之间的关联。例如著名学者Tyler，包括Lounsbury的宗族关系研究中，涉及了对相同范围以不同方式分类研究来体现夸文化的比较。在音乐上，Hugo Zemp对 ’Are’are音乐的分类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也被称作为“民族科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学者作为观察者的作用，误导人们强调用“体系”来解读现实的客观性。

以象征主义作为关键研究手段来理解文化，象征主义的人类学家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以不同的方法诸如心理分析、社会功能解释，以及经验主义理论等来研究文化活动中的象征意义和作用。Saussure的语言符号理论和Peirce的象征哲学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思想，对社会文化人类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Clifford Geertz认为，人类学并不是寻求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一种意义的解释。在象征主义的影响中，音乐学的研究不具有“音乐自律”的传统价值，van Gulik的研究使用了大量的象征主义原则，诸如在乐器研究中所反映的各种象征性，以及其他学者研究音乐仪式中的各种音响、行为符号意义和象征作用。

另一种与之相似的学者，从演奏、经验和勾通的解释人类学角度来阐述社会、文化和人格关系，诸如韦伯认为，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和他们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构成的。格尔茨与韦伯一脉相承，为了建构社会、文化与个人关系理论，他极其强调田野工作对于人类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意义。他认为，人类学者对异文化和当事人的观点的了解有“经验接近”于“经验远离”的程度差异，只有两种“经验”的并置才有可能对文化当事人的全面描述。因此，在音乐表演方面，学者必须通过个体、集体和整体的“经验”和“沟通”，才能获得表演所具有的完整的文化意义诠释。Chernoff的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解释学的方式进行了《非洲节奏和非洲感觉》的研究；Friedson对马里民族的治疗音乐仪式研究中，也采用了以现象学的哲学理念进行经验主义的学理解释。其他学者诸如Qureshi和Stone则注重解释学中的沟通与意义的研究。

20世纪晚期，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理论基础来分析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其中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决定人们的意识。从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个方面，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从摩尔根、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各种分支学派诸如重要的“法兰克福学派”等。著名学者阿多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代表，他强烈批评资本主义商品条件下的流行音乐。阿多诺指出，社会语境，包括生产方式和接触音乐方式，是决定音乐的重要性和观众反应的重要因素，因为摇滚乐群体并不把音乐视为音乐，而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方式。他在其《美学理论》中指出，艺术品的结构——包括娱乐——总是其“周围社会进程”的结构的反映，那么摇滚乐作为“艺术品”就是这种结构反映的典型例证。Charles Keil属于“民间马克思主义者”（“folk Marxist”），以心理学的特质研究的方法，时而将流行音乐视为低级生产物和消费品，时而又认为其具有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品质。近来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研究中，不再关注流行音乐工业问题，而注重生产者和消费群，例如Waterman的Juju研究便是如此。也可以听到一些批评，诸如，一般而言，古典马克思主义只是进化论的一个变体，而新马克思主义又被批评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随着人们不断寻求更新的视角来解释各种文化和社会问题，人类学中产生了一类以反思观点作为研究基础的学派，集中研究人类学家与被研究的对象之间的交往经验，主要关注文化对话和感知中的相互影响。一些学者从狭义的角度比较关心田野工作过程所产生的相互作用，而另一些学者则更注重于民族志编撰者与被研究的对象对研究结果的反应的反思分析，例如文化被表达和被接受的各种不同方面。Ruby的《镜中裂缝》（A Crack in The Mirror）和Stocking的《观察者的被观察》（Observer Observed）都是这类研究的典范。20世纪最后的十年中，反思哲学的观念极大地反映在民族志研究之中。早年Villoteau的田野过程研究已经具有某种反思理论的意味，之后在20世纪初，主要的研究成果体现在Colin McPhee的《巴厘小屋》（A House in Bali）。Fled的研究也体现了民族音乐学在该领域的成果。[2]

二、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历史轨迹

从20世纪前后的大格局来讲，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阶段。20世纪之前，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全部，体现为戏曲、说唱、歌舞、民间歌曲、传统器乐合奏、民间乐社，以及仪式信仰音乐活动等。20世纪开始，中国音乐的格局开始了变化，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间与城市、流行与经典等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下，音乐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体现为以下几个阶段：

1）音乐传统的审视：萧友梅、王光祈为代表，本着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但从西方视角返回来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这一学科的开端。

萧友梅留学德国，于1916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以论文《十七世纪前之的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发展》获得了博士学位，萧友梅成为了中国在欧洲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该论文不仅对尚属于空白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整理，梳理出一条中国传统乐器发展的脉络，而且其撰写此论文的目的非常清楚，希望通过他在欧洲学习获得的比较音乐学德知识，分析出中国传统乐器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他论述到，历代皇朝对于音乐的统治和社会动荡的干扰，“保守的伦理学家的排拒”，“根本没有促进音乐的学院教育的发展”，以及缺乏先进的音响学、记谱法和复音音乐作曲技术。最后他指出，“中国人民是非常富于音乐性的，中国乐器如果依照欧洲技术加以完善，也是具备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的”，“我希望将来有一天给中国音乐将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在保留中国情思的前提下获得古乐的新生，这种音乐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成为一笔财产而且要永远成为一笔财产。”[3]

真正意义上中国学者学习西方比较音乐学方法并付诸实践研究的是王光祈。20世纪20年代，王光祈留学德国，师从 “柏林学派”的重要人物霍恩波斯特尔，受比较音乐学的影响，1925年在德国撰写了《东方民族之音乐》。王光祈在该著作向国人介绍了他认为的“世界三大乐系”，即中国、希腊和波斯音乐体系，他通过大量乐律学的数据对此三大乐系进行了比较研究。[4]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使用比较的方法，将中国音乐安放在世界音乐范围中进行审视，其目的不同于“柏林学派”主张“进化”思想，而是期待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方法，让国人充分了解中国音乐的特点和与其他民族音乐之间的差别，从而达到振兴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这样的理念在其于1924年撰写的《东西乐制之研究》的“序言”中阐明得非常清楚，他说：“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2）音乐传统历史的梳理：刘天华、杨荫浏为代表，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众多传统音乐形式进行历史性梳理，建立了初步的学科建设意识。

学界公认王光祈为中国学者借鉴比较音乐方法的第一人，他的知识和努力是否对当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起到作用，是否当时的学者应该承接他的努力，接受西方比较音乐学的方法来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5]其一，萧友梅、王光祈当年赴欧洲留学，在很程度上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王光祈是因为“少年中国”之梦的政治理想的失败，不能说是逃避，至少也是回避了严峻的政治现实而转为艺术的学习，希望能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借鉴西方大炮和枪弹的同时，也借鉴西方的音乐理念，来达到“救国济民”的理想。因此，在这样的观念和政治理想指导下的比较音乐学借鉴不完全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的。其二，从萧友梅和王光祈的学习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位并非音乐出身，更不是中国传统音乐环境中走出来的音乐学者，因此，他们在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上的贡献更多是理想上的“救国济民”政治诉求，西方比较音乐学方法上的传递者。更重要的是，留学在外的学子，身处异国从感情更是加剧了热爱祖国文化的心态，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国外，相对更容易从“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音乐的得失。其三，对于王光祈作为中国比较音乐学先驱的认定和评价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是Ethnomusicology即民族音乐学理念和方法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获得一定程度认可以后发生的。所以，从客观历史和学术传统本身来看，在当时要承接王光祈的“学术传统”是不现实的。其四，如果当时的历史条件允许我们顺利地接受西方音乐学的思想，具有了完整地学科建设的概念，将比较音乐方法从王光祈手中承接了下来，这将会改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轨迹吗？如果是，这将是一条什么样的轨迹吗？它将有利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吗？

另外还有一点，中国传统音乐虽然在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中处于“冷冻”状态，西方音乐文化随着大炮枪弹伴随下的殖民文化涌入中国，似乎传统音乐前景岌岌可危，然而，两千年积累的传统是历史的积淀，对于浩如烟海的音乐传统的发展问题，并不是一两个人的学说或观念能够承担得了的。学科的建设需要集体的力量。

事实上，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展开，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的。之前，刘天华等筹办了“国乐改进社”，着力于对传统乐器二胡的改革，乔建中认为：“刘天华在1915年以《病中吟》为开端的二胡音乐创作及其在此后17年中完成的‘十大二胡名曲’，不仅为这门艺术在新世纪的全面、迅速、高水平的发展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而且，还带动了其他民族乐器，诸如琵琶、古筝、笛子等的创作、表演、教育传承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更为中国民族器乐艺术迎接文化变革、寻求发展之道、开辟新天地举行了奠基礼。”[6]与此同时，由蔡元培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于1922年成立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办学方针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授西洋音乐，包括理论和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

一代国乐大师杨荫浏从1936年开始涉足传统音乐的实地调查研究，考察苏南民间吹打乐“十番锣鼓”。40年代初杨荫浏完成了巨著《中国音乐史纲》，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他于1953年撰写的专论《国乐前途及其研究》，被学界认为是当时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有关中国传统器乐艺术研究的论文，直到之后的数十年间，依然产生广泛影响。

3）传统音乐的分类，民间素材的研究与创作：与此同时，以延安“左联”音乐家为主体的如吕骥、安波、冼星海，以及沈知白等，对传统音乐进行分类，研究民间音乐并从中寻找素材进行音乐创作，扩展了传统音乐功能。

30年代末，在延安聚集了一批音乐家，1938年在吕骥倡导下成立了“民歌研究会”、三年后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许多音乐家深入生活，调查采集民间音乐素材，从而产生了许多有关民间音乐研究的文章，诸如冼星海的《论民歌的研究》、《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钱仁康的《论民歌》、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和《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安波撰写了专著《秦腔论》，安波和许直编辑了《东蒙民歌选》。另一位重要音乐家沈知白发表了《中国近世歌谣叙录》、《民间音乐与民族音乐的建立》、《中国戏剧中的歌舞与演技》、《论昆腔》等[7]。这些研究的着重点主要在民间音乐的音阶、调式和曲调构成研究，民间音乐的曲式、体裁和节奏的研究，民间器乐曲的流传历史和演奏方法和流派的考察，以及民间音乐的演唱和表演等探讨，归结这些研究，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音乐作品的创作，从这些民间音乐中寻找一定的规律、素材和特征。而且，除了沈知白是理论家，其他研究人员都主要是作曲家，从他们当时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民间传统音乐的研究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正如吕骥在其重要文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中叙述的那样：“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以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参考”，以及“形式问题与技术问题”、“不应该与音乐实践分离”、“不应把西洋近代音乐科学中的某些法则和公式当作唯一的准绳或神圣的法则”、“既不应该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也不应该认定中国民间音乐只有落后性、原始性，否定其作为民族音乐遗产的优秀传统的意义和价值。”这篇文章在当时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所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价值。

刘再生论述道：“在近代音乐史上，重视民间音乐研究和接受民间音乐熏陶的音乐家不乏其人。刘天华、黎锦晖、赵元任、黄自、聂耳、任光、安娥、冼星海、江文也、贺绿汀、丁善德、谭小麟等音乐家或则深入民间进行田野采风，收集与整理民谣与民间音乐，或者从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进行创作。这和他们重视音乐创作和民间音乐关系的思想有着密切关联。40年代，延安“鲁艺”的音乐家们则在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8]

4）音乐形态的分析：同样以杨荫浏、沈知白为学科带头人，以及于会泳等为主体的学术群体，之后受到西方比较音乐学的影响，注重于音乐形态的分析研究，包括高厚永、沈洽、廖乃雄等，将学科的发展体现为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及技术性的学术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传统音乐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首先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民族音乐理论”的概念，并且中央音乐学院及上海音乐学院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都先后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室（部）”这一专门学术机构，将研究与教学结合在一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其一，建立了专门研究传统音乐的高等学府中国音乐学院，培养和造就从事传统音乐的专门人才，其二，出版了《民族音乐概论》，为促进传统音乐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构建了理论和范畴的框架。在之后的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不仅在各地相继成立了不同规模和功能的音乐研究所从事传统音乐的研究，各大音乐学院开始设立传统音乐的教学课程，在研究和教学构成的一批相当规模的学术队伍的努力下，产生了大量的传统音乐研究成果，诸如之前提及的学者们共同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夏野的《戏曲音乐研究》、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的《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中国民歌》、《湖南民间音乐普查报告》、《十二木卡姆》、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稿》、赵宋光的《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高厚永的《民族器乐概论》、叶栋的《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袁静芳的《民族器乐》、武俊达的《昆曲唱腔研究》、刘国杰的《西皮二黄音乐概论》等。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于会泳在其《民族民间音乐的腔词关系研究》提出了“腔词关系”是民族声乐的关键所在，并且提出民族音乐的研究要注重纵横两个方向的体系化研究，他曾欲建立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润腔学”。

正如沈洽总结的那样，那一时段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两种传统音乐研究的概念，其一是“乐种学”，其功能和目的是建立传统音乐的分类体系；另一是“形态学”，主要的作用是对传统音乐的本体音结构和体系的分析，带有浓厚的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的烙印。[9]

在进行典型的“形态”研究的同时，传统音乐研究也向纵横方向扩展。一方面“田野实地”考察已经成为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手段，收集第一手资料已经成为了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开始关注中国音乐之外的东方音乐乃至亚非拉音乐的介绍和普及教育工作。由于受到这两方面的学术新动态的影响，传统音乐研究出现了一些希望不仅仅停留音乐形态现象的分析，而挖掘音乐与之相关的环境的关系研究的动向。这为之后的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打起到了一些启蒙作用。

5）音乐文化的认知：在以上学者的带动下，一些年轻学者随着音乐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认知的层面，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人类学思想不断影响下，20世纪中叶Ethnomusicology诞生。在这之后的历程中，依然紧紧地沿着人类学的观念的变化而一直在完善和发展自身。1964年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出版给予Ethnomusicology这一学科明确的性质和特征，人类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成为了音乐文化研究的根本基础。随着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思想的普遍接受，其不仅推动了这一分支学科本身的完善，而且极大地影响了音乐学大学科的成熟。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所发生的。[10]

Ethnomusicology的理论传入中国大约是70年代末。当年王光祈倡导的比较音乐学没有进入中国是必然的。一是建立在“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基础上的比较音乐学与当时中国民族音乐研究者们为整理和发扬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是相悖的，二是虽然比较音乐学重视音乐本体的研究，诸如音阶、调式和结构等研究，但其宗旨不在于形态分析本身，而是比较优劣和高低。其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全面展开的基础“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以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参考。”因此，并不是为了构建传统音乐研究学科，而是为创作“现代中国新音乐”积累素材和用以参考。所以，水不到、渠不成，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无论在学科观念的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实施的手段上都不可能直接踏上王光祈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为我们开辟的道路。一直要到Ethnomusicology建立后约30年，人们才有了接受新的学科理论的觉醒、要求和可能。

70年代末，由上海音乐学院的廖乃雄、罗传开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油印期刊“上音译报”上刊登有关民族音乐学的翻译文章，介绍民族音乐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1980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们正式倡导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采纳民族音乐学称谓、理念和方法。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对Ethnomusicology译名、学科范畴和方法及目的等界定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

自80年代至90年初，相当一批学者对音乐人类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诸如廖乃雄、罗传开翻译了大量论著，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和国情，许多学者提出了真知灼见，高厚永撰写了文章《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态和发展》、董维松、沈洽合作的《民族音乐学问题》、沈洽撰写了《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导论》、《音乐文化的双视角观照——民族音乐学的一种新定位》、管建华提出《比较音乐学的重建》、王耀华撰写了《中国音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杜亚雄撰文《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目的》。除了以上这些有关学科方法论的论述之外，其他有很多论述涉及民族音乐志、文化地理学、文化史、跨文化比较、中国以外非欧洲传统音乐的研究，[11]以及90年代之后受到文化人类学思潮影响，新兴研究视角诸如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民族学思想、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分支——民俗音乐学、音乐人类学替代音乐民族学等文论相继出现，[12]开启了一个多元音乐文化研究的局面。

换一个角度，以音乐与文化关系来分析和理解，自1980年以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大约经历了梅里亚姆论述的三个阶段：

1）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即“音乐在文化中的研究”，体现为音乐¹文化

2）The study of music as culture，将“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体现为音乐»文化

3）Music is culture，视“音乐即文化”，体现为音乐=文化

与此相对应：

1）1980—80年代中期：“音乐在文化中的研究”

反映为《民族音乐学翻译资料汇编》、《民族音乐学译文集》、《音乐词典词条汇集——民族音乐学》，以及“音乐文化双视角关照”以上提及地大量有关学科的命名、学科方法论的讨论，以及音乐民族志工作的展开、文化地域性研究、跨文化比较、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等。

2）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

许多文论借鉴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进行元理论探讨或结合当地民族音乐实际进行研究，诸如主要论著有：韩钟恩的《人类学—民族学笔记》、杜亚雄的《为建立民族音乐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奋斗》、罗艺峰的《中国西部音乐论》、杨民康的《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等，1995年《中国音乐》赠刊“民族音乐学专栏”，以及周楷模的《云南民族音乐论》（2000）、伍国栋《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2002）。

3）90年代中期—现在：“音乐即文化”

在学科理论建设上有新的发展，从观念、论题和方法上都有了深入和完善，诸如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的《民族音乐学概论》、萧梅、韩钟恩合著的《音乐文化人类学》、管建华的《音乐人类学导引》、洛秦的《音乐与文化》、洛秦著、罗艺峰导读的《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学科建设结合实际进行研究的论著有：乔建中的《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与地理历史背景研究》、沈洽的《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罗艺峰的《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萧梅的《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陈铭道的《黑皮肤的感觉——美国黑人音乐文化》、张振涛的《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以及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

除了以上这些专著，文论中出现的主要论题包括：

1）文化相对论：刘桂藤“论差距与差异”、罗艺峰“从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到文化全元论”、洛秦“音乐文化价值再关注：文化相对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意义的回顾”，等；

2、田野实地考察：萧梅“理论、方法、精神——实地考察与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述评”，等；

3、后现代思潮：杨沐“后现代理论与音乐研究”、宋瑾“西方后现代音乐思潮”等；

4、局内/局外人问题：沈洽“论‘双视角’研究法及其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践和意义”、杨民康“论民族音乐学双视角文化立场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向”、汤亚汀“民族音乐学主位-客位研究的理论问题”、洛秦“一个局外人如何看待美国街头音乐”，等；

5、城市音乐文化：李辛“城市中的纳西人”、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文化产业”及其对于上海音乐文化研究系列、汤亚汀“上海犹太音乐研究”，等；

6、民族音乐学的历时性研究：赵志安“民族音乐学历时性研究述见”、洛秦“民族音乐学作用于音乐历史研究”。

从以上归类和总结看，无疑这一时期的学科建设意识有了很大程度加强，随着音乐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认知的层面，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在这个转型期存在着潜在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轻视传统音乐基础和实践、轻视音乐本体与文化有机结合。[13]也出现了另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即由于音乐人类学以强大的人文关怀精神、思想和方法渗透于各个研究领域及教学实践之中，许多不甚明了该学科本质的一些“崇拜者”，凭着热情参与了这个领域的讨论，套用了“民族音乐学”词汇，其研究观念和方法完全与民族音乐学无关。其结果是：“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在一些较低水平的期刊上出现了较多文章，诸如“民族音乐学与我国的民族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框架中的朱熹研究”、“民族音乐学分析与音乐学分析的差异”、“[新翻羽调绿腰]的民族音乐学审视”、“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看民歌”、“学习民族音乐学理论，树立科学的音乐观”、“竹枝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土家族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国民族音乐学刍议”、“比较音乐学”、“比较及比较的内容与方法——关于民族音乐学之比较研究法的若干思考”。

针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有几点需要强调：

1）这几个阶段的发展不是替代的转型，而是交替，甚至并置进行的；

2）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不同视角的关系，音乐创作、形态分析和文化认知是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的不同层面和意义；

3）应该说这个转型是思想发展、学科成熟的自然进程。

笔者曾对“新世纪中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展望”提出过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建立学术国际化交流的概念和平台，以期达到学术思想接轨、规范学科理念、建立对话语境，以及促进交流学习。另一是，开创学术中国化产权的学科建设，诸如现代性的文字音像资料积累，个体性的实地考察经验积累，民族性的历史文化特性表达，以及学术性的人文理性思考建构，为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探求合理、有效和前瞻的学科建设道路。

三、 音乐人类学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经过了音乐传统的审视、音乐类种的整理、传统素材的吸取与创作、音乐形态的分析，以及音乐文化的认知这样的转型过程。这样的过程也反映了对传统音乐研究主要以个体行为转向为学科建设的发展过程。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扩大和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音乐人类学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以明确的学术理念为核心、优秀的人才团队学科为动力，以及良好的运行方式为保障的学科建设基础构架，以体现学科建设的合理、有效和前瞻作用，真正推动音乐人类学在纵横两方面在中国的发展。

1、学科建设的基础构架

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一个学科建设构架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直接影响到该学术发展的进程，包括其广度和深度。学科建设的所具备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将集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所组成的基础构架。

1）学术理念

学科是对某一个研究领域、方法和宗旨的总体称谓。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研究人群对于学科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因此，学科是变化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学术理念始终是核心，学术理念的发展推动着学科建设的前进。

2）人才团队

学术理念是一种思想的反映，而表达和产生思想的主体必然是人本身。一个有着共同的学术理念、相似的学术经验、共识的学术方法所组成的人才团队，将是实施学术理念、承担学科建设的重要动力。

3）运行方式

以学术理念为核心、人才团队为动力，学科建设的运行方式将是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如何将成熟且前瞻的学术理念通过优秀人才和合理的团队结构进行实施，这就是学科建设的运行方式问题。一种良好的运行机制将是充分带动学科建设不断发展的根本保障。

2、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

2005年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教委支持和领导下，建立了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我们的总体建设目标为，依托上海音乐学院的优秀学术传统，建立现代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该领域的著名学者联手，整合和优化有关的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市教委领导倡导的独立运营和组合的机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围绕“中国视野中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将“基础、原创和精品”为研究宗旨，通过“深入实地、创新观念、交流世界”学术理念，以及“扎实和敬业”的学术品格，形成以特聘研究员为核心、中青年学者为骨干构成的，以基础性研究为主导的新型、开放式的学术研究基地。期待通过10年的脚踏实地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一批在音乐人类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以“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主题，形成国内该领域的学科优势和品牌的学术群体，并且在国际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围内产生积极的影响。

1）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运行方式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依托上海音乐学院，整合和优化有关的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独立运营和组合的机制，学术上自主，运行上相对独立。在以特聘研究员为核心的学术群体基础上，以项目合作的方式，集合美国、英国、香港、台湾、北京、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一批成员，开展各项课题研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

其运行方式打破了以往传统科研机构的行政运行模式，而是以数字化、信息化、电子化为手段，以网络为工作平台。现已建立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网站，以此作为该研究院各研究员之间联络的途径，以及与国内外音乐人类学界交流与合作的媒介。同时，即将建立和逐步完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资料库，使之成为国内藏书数量最多、内容最完整、以及提供最好服务的资料库。

同时，E-研究院自身建立了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包括人才聘用和梯队培养，学术研讨和课题立项，成果出版和文论发表，田野实践和教学培训，交流互动和宣传报道，日常督促和节点考核，产权保护和合作拓展，经费管理和资助保障等。

通过由共同的学术理念、相似的学术经验、共识的学术方法所组成的团队，按照一整套相关制度的规范，以及通过E-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机构的监督，保证了学科建设的运行机制顺利进行。

2）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团队结构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以首席研究员为带头人，10位特聘研究员为核心，一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形成了一支良好的学术梯队。10位特聘研究员中，除所依托院校上海音乐学院的四位学者之外，还有一位复旦大学的艺术人类学专家；上海地区以外的特聘研究员，有来自中国大陆两所具有代表性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教授，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音乐人类学专家，以及美国UCLA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资深学者，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团体。期待经过10年的建设，形成一支以国内外学者组成的，在学术水平、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互为认同的学科带头人队伍，成为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群体。

3）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学术理念

我们认同这样的学术理念，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与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联系。正如国际最权威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音乐学”条目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音乐学的整个功能将应该是音乐人类学的。[14]因此，在音乐人类学的影响下，整个音乐学的功能和作用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型。音乐学的未来和前景不再以具体或狭义的音乐形态，特别是不再以研究西方古典音乐为主流，而将以整个人类的音乐文化背景为范围，以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作为其目的和意义。音乐人类学已经成为音乐研究领域的领衔和主导学科，改变着人们对音乐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3、学科建设的实施方案

以“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主题，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立足上海、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围绕“中国视野中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学科建设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实施：

1）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研究——建立国际交流和接轨平台。以此推动中国学者走入国际学术前沿队伍，建立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从而带动整个中国音乐学界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该研究主要把握新世纪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一些主流趋势，以及切合国内本学科发展实际，重点选择以下几个主要研究方面：

（1）音乐人类学的核心思想的阐释，即文化行为学的概念三角互动关系在音乐活动的作用：音乐观念—音乐行为—音乐作品。

（2）后现代音乐文化思想的解剖，对音乐认识价值的解构和重构，包括对音乐工业、大众媒介与流行音乐大众的主客观性认识，音乐中的亚文化研究，他者、族群性与认同研究，阶级与社会性别研究在新文化环境的意义，移民与音乐文化的流动所形成的多元音乐文化的新格局研究，以及音乐实践与多重文化背景研究等。

（3）音乐文化“本土化”研究的研究，包括重新立足“本土”思想的再度崛起和第二度走出“本土”理念的回归。

具体方式体现在：

（1）启蒙教育——翻译工程——远程；

（2）直面输入——讲习机制——中程；

（3）直接对话——会议交流——近程；

（4）中心任务——着力在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培养。

2）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声像行为研究——自身理论和知识产权的建树。声像音乐人类学的视角，是对人类发出或接纳的有目的的声音和在音乐活动中产生的行为进行研究：a）声音/作为结果、声音/作为过程：声音产生和接受的音响信息的瞬间性；b）图像/作为表达、图像/作为记载：声音产生过程和接受的形象信息的空间性；c）地理/作为声像文化场域：声音和图像在特定地域文化中的特殊形态。以这三方面的社会文化研究视角，将声像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框定在对于器乐及人声歌唱的歌曲及其行为方式总特性在中国不同文化地理范畴中进行研究，以及仪式音乐研究等方面。

已经实施的项目：

（1）“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建立

（2）中国传统仪式音乐音频视频资料数据化

（3）中国传统器乐数据库的建成

3）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地域性个案研究模式的尝试。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祥地，它不仅是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的港口，也是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发生、成长和发展的摇篮。二十世纪最后的10年期间，上海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它的音乐文化发展趋向，以及与之呈现出新的生机和面临的新的问题也成为了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该领域以音乐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为基础，立足上海，对上海城市音乐文化进行研究。研究将从两个方面展开：

（1）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拟从梳理上海音乐历史发展的轨迹着手，以一系列现实的上海城市音乐活动为具体个案研究，综合成“海派音乐”的文化特征，阐释音乐在上海城市进程中的意义，并通过历史文献与城市“田野”考察相整合的研究方法，拟建立一个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体系——产业化中的上海音乐文化，以及长江三角洲传统音乐文化研究——地域特征中的长三角音乐文化模式。

（2）上海音乐文化发展对策研究，以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为基础，建立以音乐专家、文化学者和政府领导为一体的研究群体，对新时期的上海的城市音乐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音乐文化政策对城市发展的得失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供政府文化决策参考。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研究构架，在与国际学界广泛交流的学术环境中，展开一系列相关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努力经过10年的建设，使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成为国内在音乐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最重要的基地，同时，也使之成为国际音乐人类学研究本土化趋势中活跃和成功的范例。

附录：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建设两年来，在上述宗旨和目标的建构下，已经从事的工作有如下几个方面：

1、学科理论

在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理念下从事相关项目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2、学术研讨

多次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如，“草原音乐文化声像行为研讨会”、“音乐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系列讲座”、“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理论与架构研讨会”、“城市音乐人类学论坛：世博会与上海城市音乐文化发展”、“多元文化视角下的黄土高原音乐文化考察”、“乐器学再思考：乐器研究的挑战与转机[当代乐器研究新途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3、中国传统器乐数据库的建成与扩充。

4、传统仪式音乐资料的数据化工程启动。

5、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网站建成开通。

6、已经和正在出版中的图书：

1）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音乐文化学术名著译丛

耐特尔：《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一个概念和论题》（最新版）（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31Concepts and Issues）/耐特尔：《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Eight Urban Musical Cultures: Tradition and Change）/西格：《苏亚人为什么歌唱》（Why Suya Sing, by Seeger ）/谢勒梅：《城市音乐景观》（Soundscapes）。

2）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西方文化视角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系列

魏诗曼：《聆听戏曲：京剧的听觉纬度》（Listening to Theater: The Aural Dimension of Beijing Opera）/施祥生：《阿炳及其音乐的意义》（Musical Creativity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bing, His Music, and Its Changing Meaning）/ 毕明辉：《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

3）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

莫尔吉胡：《胡笳踪迹追寻》/ 林晨：《古琴研究书目汇集》/ 萧梅：《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研究》/ 杨玉成：《口头诗学》/ 蔡良玉：《古琴艺术汉英英汉双语词典》/洛地、洛秦：《文与乐的结构》/ 张刚：《一曲多用——从现象到本质》

4）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丛书

洛秦：《海上回音》（文/图/像）/ 汪之成：《上海俄侨音乐生活研究》/ 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 齐琨：《上海南汇丝竹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 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韦兹朋：《江南丝竹在上海》/施祥生：《沪剧：现代上海中的传统戏曲》

7、学术合作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是一个开放性的机构，目前已与一些研究机构和单位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诸如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鄂伦春文化基金会”、东方卫士音乐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E－研究院、以及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音乐学系、音乐研究所、科研处等。希望通过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建设，联合当今学界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和机构共同来促进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之而努力。

（本文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e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