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乌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几点感悟
乌兰杰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论文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回信，论述红色文艺轻骑兵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回顾乌兰牧骑队伍6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和巨大贡献。提出乌兰牧骑宝贵经验对当前文艺体制改革的意义。社会主义新时代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对乌兰牧骑的未来前景做出展望。
关键词：乌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普及与提高;特殊学校;历史经验
乌兰牧骑队伍成立已经60周年了，整整走过了一个甲子。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全体队员受到“十九大”精神鼓舞，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情况。2017年1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中给乌兰牧骑队员们写了回信。总书记在信中说：“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骑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乌兰牧骑队员们诵读总书记的回信，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作为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骑，他们自然不会忘记，几代乌兰牧骑队员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接见乌兰牧骑队员，指引乌兰牧骑前进的方向。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乌兰牧骑队员们写回信，体现了党中央对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关怀。回顾乌兰牧骑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六十年来的经验，对于乌兰牧骑今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乌兰牧骑产生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尽艰辛，充满坎坷。据我所知，乌兰牧骑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几乎都存在着不同观点，并且产生争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概括起来说，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是以下四个问题：其一，乌兰牧骑队伍的产生，究竟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还是社会落后的产物？其二，乌兰牧骑队伍的产生，与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有何联系？其三，乌兰牧骑队伍的产生，与新时代民族艺术的关系是怎样的？其四，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乌兰牧骑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为此，我打算围绕着上述四个问题，讲一讲自己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乌兰牧骑——社会进步的产物
乌兰牧骑队伍的产生，究竟是进步的产物还是落后的产物？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在谈论乌兰牧骑产生的社会根源时，往往过多地强调当时内蒙古草原的负面因素。诸如，地广人稀、交通闭塞、信息不通、文化落后等。如此说来，乌兰牧骑队伍之所以产生，似乎是内蒙古草原经济文化落后的产物。当然，上述现象确实是客观存在，但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只看到不利因素，而忽视了有利条件，尤其忽视了乌兰牧骑创造者的主观能动性。
乌兰牧骑队伍的诞生，乃是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产物，体现着草原生活的正能量。发展当然是好事，但发展也能打破原有事物的平衡，带来新的困难和问题。乌兰牧骑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要解决文化艺术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回顾一下上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环境。上世纪40年代，内蒙古实行民主改革，结束落后腐朽的封建王公统治制度，蒙古族人民翻身得到解放。民主改革运动中，一度出现“左”的错误做法，造成社会动荡，牧业生产遭到损失。乌兰夫主席及时提出“三不两利”政策，很快扭转了局面，维护了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社会生产力。
难忘的50年代，内蒙古艺术界发生了两件大事：1957年6月，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诞生。同年7月，内蒙古艺术学校在呼和浩特成立。乌兰牧骑和内蒙古艺术学校同时产生，这是内蒙古党委、乌兰夫主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为发展内蒙古文化艺术事业而采取的两步重要棋子。其共同目标是：解决内蒙古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以上两件大事，我们可以观察到，和平建设时期内蒙古艺术事业发展的基本特点。
蒙古族新时代的艺术事业，由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两个部分所构成。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互为依托，彼此促进，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诚然，乌兰牧骑并不是群众业余文艺队伍，而是属于专业文艺队伍。然而，乌兰牧骑所承担的基本任务，却是从事群众艺术，为广大基层农牧民群众服务。40年代中期，随着内蒙古文工团的成立，蒙古族专业艺术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并且牢牢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群众艺术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并且没有找到适合内蒙古实际情况的组织形式。然而，单有专业艺术队伍，而缺少群众艺术队伍，非但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就连民族艺术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普及和提高，究竟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寻求合理的平衡点呢？这是当时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必须加以正确解决。
乌兰牧骑——草原文艺轻骑兵，堪称是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当内蒙古的民族艺术发展进入转折期，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的发展失去平衡，遇到瓶颈问题时，乌兰牧骑队伍在苏尼特右旗宣告成立，可谓应运而生，恰逢其时。令人欣慰的是，内蒙古文化局布赫局长及时发现了这支新的文艺队伍，并且予以高度重视。经过派人调查，组织大家讨论，艺术处处长阿日鲧将其概括为“乌兰牧骑”，向党委宣传部呈报材料。内蒙古党委、乌兰夫主席十分重视乌兰牧骑队伍，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在全区加以推广。从此，一支新兴的艺术队伍——乌兰牧骑，在草原上正式诞生了。
乌兰牧骑的产生，是群众首创精神与领导顶层设计的完美统一，两者缺一不可。确实如此，几个苏尼特右旗的蒙古族青年，发扬主体意识，敢想敢干，有所作为，大胆创造出适合于草原社会的艺术形式——乌兰牧骑。自从有了乌兰牧骑队伍，专业艺术和群众艺术比翼双飞，健康发展，顺利解决了内蒙古民族艺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认为，这才是乌兰牧骑队伍诞生的本质所在。
二、乌兰牧骑——继承和发展草原传统艺术形式的产物
乌兰牧骑队伍的诞生，一开始就是以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传统艺术形式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蒙古族传统表演艺术存在着“大、中、小”三种形式。宫廷艺术和宗教艺术，采取大、中型表演形式。例如，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宫廷艺术，演员人数多达数百人，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表演艺术阵容。“北元”时代的宫廷艺术，其规模大大缩小，《番部合奏》的乐队由16人所构成，不能和元代宫廷艺术同日而语。蒙古族藏传佛教艺术，依旧保持着大型和中型表演形式。解放前的内蒙古地区，大凡规模较大的寺庙，其庙会广场舞蹈“查玛”，表演人数多达120人、60人、30人不等。至于民间萨满教歌舞，则采取中小型表演形式。以萨满巫师“博”为首，带领数名徒弟，构成“行巫班子”，走村串户，为村民表演萨满教歌舞和杂技魔术。
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宗教艺术不同，其表演形式以个人或少数人表演为主。“以人为本，以小见大”是蒙古族艺术的基本特点。如英雄史诗、长调民歌、呼麦、马头琴等，一般都是采取单人表演方式。然而，单人或少数人所表演的传统艺术，却是内容浩瀚、规模宏大，往往连续表演数日乃至数十日。从其艺术风格来看，则善于表现宏伟壮阔的历史画卷，金戈铁马，气吞山河，营造出诡谲绮丽的艺术想象空间。总之，通过短小精悍的表演队伍，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蒙古族传统艺术的鲜明特点，同时也是突出的优点。
蒙古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草原牧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且缺少中心城市，商品经济不发达，历史上没有形成稳固的市民阶层，几乎没有“他娱性”的艺术表演队伍。除了王府乐班之外，传统艺术以“自娱性”的单人表演为主。之所以如此，便是由草原游牧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一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难发现，乌兰牧骑队伍短小精悍，灵活机动的特点，以及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艺术风格，恰恰是继承了蒙古族传统艺术的特点，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的结果。
三、乌兰牧骑——新时代民族艺术哺育下茁壮成长的产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内蒙古歌舞团不断发展壮大，艺术上逐步走向成熟。首先，经过十年的努力，内蒙古歌舞团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确立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诸如《鄂尔多斯舞》《盅碗舞》《挤奶员舞》《驯马手》；《草原晨曲》《银河》《上海出的半导体》等，至今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其次，该团培养出一批著名艺术家，形成本团的核心力量。如舞蹈家贾作光、斯琴塔日哈、查干朝鲁；长调歌唱家哈扎布、莫德格、宝音德力格尔；女高音歌唱家敖登高娃、男低音歌唱家朝鲁；马头琴演奏家桑都仍、小号演奏家特木齐勒等，堪称群星璀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再次，内蒙古歌舞团开始走出大草原，登上全国和世界舞台，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1955年秋，波兰华沙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贾作光创作的《鄂尔多斯舞》、宝音德力格尔的长调民歌演唱，双双荣获金牌，为祖国和内蒙古赢得了荣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60年的历史，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不能把前30年和后30年分割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确实如此，乌兰牧骑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内蒙古歌舞团和内蒙古艺术学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乌兰牧骑艺术事业，其实是在新时代民族艺术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当年，为了提高乌兰牧骑队伍的专业水平，内蒙古文化局派遣内蒙古歌舞团的艺术家，前往乌兰牧骑进行辅导。例如，作曲家辛沪光辅导达茂旗乌兰牧骑，舞蹈家斯琴塔日哈曾先后赴鄂托克旗乌兰牧骑、镶黄旗乌兰牧骑和直属乌兰牧骑进行辅导，使得上述几个乌兰牧骑队员的整体业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内蒙古艺术学校是综合性艺术教育机构，为乌兰牧骑培养和输送了大批艺术人才。如德德玛、拉苏荣、敖德木勒、乌日彩湖、达丽玛、娅伦格日勒等著名艺术家，都毕业于内蒙古艺术学校，成为乌兰牧骑队伍中的骨干力量。除此之外，各地乌兰牧骑队伍中的不少独唱、独舞演员，先后被派到内蒙古艺术学校进行短期培训，收到良好效果。例如，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的独唱演员牧兰、东乌旗乌兰牧骑的独唱演员查干夫、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独唱演员斯琴高娃，曾拜著名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为师。东苏旗乌兰牧骑独唱演员扎克达苏荣，向昭那斯图学习锡林郭勒长调民歌。
1957年至1966年，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内蒙古艺术学校三足鼎立，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内蒙古的专业艺术与群众艺术，得到均衡协调的发展，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内蒙古党委、乌兰夫主席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正确处理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艺术教育与艺术实践的关系，使得内蒙古文艺界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
四、乌兰牧骑——培养优秀艺术人才的特殊学校
乌兰牧骑是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同时也是一座培养高端艺术人才的学校。十年时间内，从乌兰牧骑队伍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青年艺术家。例如，歌唱家牧兰、拉苏荣、德德玛、阿拉坦其其格、扎克达苏荣、查干夫、斯琴高娃、乌日彩湖、达丽玛、那顺；曲艺、笑科表演艺术家乌国政、冈噶牧仁、金巴扎木苏、道尔吉仁钦；马头琴演奏家达日玛、桑杰、吉木颜苏荣、扎丹巴；作曲家图力古尔、宝贵、巴图朝鲁、宝音、道尔吉、乌嫩齐；编导巴德玛、道尔吉；舞蹈家巴德玛、杨秀梅、朱朝霞等人。
总体上看，这些艺术家的个人学历并不高、大多数人没有上过高等艺术院校，充其量受过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艺术学校的短期培训。然而，乌兰牧骑文艺队伍的成材率，却是非常高的。从人才学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规律性。首先，乌兰牧骑队伍的方向正确，经常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大多数队员来自基层，熟悉和热爱民间音乐，同草原游牧文化有着天然联系。他们的书面文化水平并不高，但草原游牧文化水平却很高，这一点对青年艺术家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乌兰牧骑队员熟悉和掌握了内蒙古歌舞团的现代民族艺术经典之作，从而使普及和提高建立起良性循环。实践出真知，乌兰牧骑队员在长期演出活动中得到磨练，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终于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什么是客观规律？相同条件下不断再现，就是所谓客观规律。乌兰牧骑所走的道路，其实就是十年前内蒙古文工团的老一辈艺术家所走过的道路。难怪，乌兰牧骑队员的个人状况和成才模式，也和老一辈艺术家基本相同或相似。十年之后，同样的现象在乌兰牧骑队员身上得以再现，说明是遵循了同一条客观规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革命文艺的普遍规律，集中体现了党的文艺方针。正确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艺术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以及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乌兰牧骑队伍恰恰正确处理了上述几个重要关系，遵循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青年艺术家。
1964年，内蒙古文化局举办全区群众文艺汇演，展示了群众艺术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会演中涌现出一批来自乌兰牧骑和基层业余宣传队的优秀演员，如斯琴高娃、阿尤尔、祁·达林太等人，陆续被调入内蒙古歌舞团。换言之，早在“十年动乱”开始前，乌兰牧骑就已经向内蒙古歌舞团输送优秀人才了。
1976年秋，“十年动乱”宣告结束。各地文艺团体随之恢复演出活动，艺术家们重新获得登台演出的自由。然而，由于长期处于瘫痪状态，文艺团体已经难以展开正常的艺术活动，需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恢复时期。但内蒙古文艺团体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十年动乱”后，内蒙古文化厅做出决策：从乌兰牧骑队伍中抽调优秀的青年艺术家，补充到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广播艺术团和各盟市歌舞团中去。由于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内蒙古歌舞团为首的各个文艺团体，便很快恢复了生机，进入正常的演出活动,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一度走在全国文艺团体的前列。1982年夏天，北京举行全国声乐比赛，内蒙古代表团的阿拉坦其其格、扎克达苏荣、乌日彩湖等人，荣获5块各类金牌，一律都是乌兰牧骑出身的青年艺术家。
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人们当时未必能够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回过头来再进行观察和思考，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重大意义。经历“十年动乱”的考验后，我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乌兰牧骑队伍是内蒙古文艺界的强大后盾。如果没有乌兰牧骑人才库的支撑，内蒙古文艺事业的发展恐怕不会那样顺利。吃水不忘打井人，当年内蒙古文化局发现和扶植乌兰牧骑，内蒙古党委、乌兰夫主席决定推广乌兰牧骑，该是多么正确，多么重要的战略决策！
五、“三起三落”：乌兰牧骑提供的历史经验
自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化为导向的形势下，有关乌兰牧骑的前途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引起文艺界的普遍关注。换言之，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乌兰牧骑这支队伍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呢？回顾乌兰牧骑所走过的道路，60年内大体经历了“三起三落”。每当乌兰牧骑遇到生存危机之时，都是在蒙古族人民的呵护下，党中央的关怀下，度过了一次次难关。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遇到严重自然灾害，财政陷入困境。内蒙古同全国各地一样，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精炼机构，下放人员。1961年春和1962年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曾两度停止活动，队员转业到其他单位。1962年冬天，全国形势趋于好转，乌兰牧骑度过了最困难的岁，开始恢复演出活动，此后，乌兰牧骑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引来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三篇评论员文章，号召全国文艺界向乌兰牧骑学习。1965年，内蒙蒙古组织乌兰牧骑代表团，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产生巨大反响，被誉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1962年，内蒙古几个直属文艺团体曾进行合并，成立了内蒙古艺术剧院。经过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化局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样的管理体制并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于是，决定撤销艺术剧院，恢复原来的管理体制，从而避免了决策失当所造成的损失。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化局，推广小型的乌兰牧骑文艺队伍，取得了成功。反之，撤销大型的内蒙古艺术剧院，同样取得了成功。之所以如此，盖在于尊重艺术规律，按照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办事。调查研究、顶层设计，做出正确决策，显示出高超的领导艺术，为后人提供了良好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界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乌兰牧骑队伍同全国文艺团体一样，一度思想混乱，队伍松散，难以开展正常的演出活动，进入了低潮时期。当时，文化部已下达文件，决定全国旗县一级文艺团体一律解散。当时，内蒙古宣传部的相关领导，面临着艰难地抉择：究竟是保留乌兰牧骑，还是解散乌兰牧骑，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紧要关头！为此，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派人调查乌兰牧骑队伍的现状。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从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应当保留乌兰牧骑队伍。于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立即向文化部呈递报告，建议保留乌兰牧骑队伍。同时，提出改进乌兰牧骑工作，与时俱进，使之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幸运的是，文化部最终采纳了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建议，决定保留保留乌兰牧骑队伍。
上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内蒙古文艺界流行全国、蜚声国外，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歌曲、舞蹈作品，几乎都是内蒙古歌舞团创作和表演的。诸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鄂尔多斯舞》《盅碗舞》等。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情况有了变化。大凡流行全国、蜚声国外，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歌曲、舞蹈作品，几乎都是直属乌兰牧骑和各个乌兰牧骑所创作和表演的。诸如，《牧民歌唱共产党》《彩虹》等。21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大凡流行全国、蜚声国外，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歌曲、舞蹈作品，几乎都是名列体制内，身在本团外的青年艺术家自发创作和表演，推向全国和世界舞台的。诸如，《天堂》《蓝色的蒙古高原》《吉祥三宝》《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苍天般的阿拉善》《我和草原有个约定》《鸿雁》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探讨。
乌兰牧骑“三起三落”的曲折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有关乌兰牧骑的兴衰存废问题，往往成为观察文艺界形势、文艺方针执行情况的晴雨表。每当我们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专业艺术与群众艺术之间的关系之时，“大、中、小”艺术队伍就能得到平衡发展，乌兰牧骑队伍便兴旺发达，文艺界也随之出现繁荣局面。反之，每当我们不能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专业艺术与群众艺术之间的关系之时，大、中、小文艺队伍就会比例失调，乌兰牧骑队伍便随之转入低潮。历史经验证明，乌兰牧骑队伍的兴衰存废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针，所谓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专业艺术与群众艺术的关系、“大、中、小”文艺队伍之间的关系，就能理得順，办得好，反之亦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传达出一项重要信息：文艺界体制改革将进入新阶段。乌兰牧骑将大行其道，乌兰牧骑精神得到弘扬。对所谓组建超大型演艺集团的路子，建议加以重新审视，适当调整和改变。
六、乌兰牧骑——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前途与命运
当今，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之下，乌兰牧骑队伍的前景究竟如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大凡属于少数民族艺术领域内的事情，切不可轻言“落后”或“过时”，更不要随意上马或取消。从理论上说，文艺队伍的“大、中、小”形式，不可能哪一样从历史上消失，而是长期共存，各得其所，相互补充，发挥其各自的独特作用。何况，内蒙古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实际情况和内地不一样。因此，乌兰牧骑队伍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犹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蒙古族人民对乌兰牧骑文艺队伍的需要依旧，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乌兰牧骑的历史使命未竟，路子还很漫长。当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纠缠等，迅速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老年人都需要使用电脑、互联网、手机等先进的东西，农牧民同样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乌兰牧骑是否可以向草原牧民宣传推广新时代的科普知识、传授新的技能呢？显然是完全有必要的。
民族文化艺术方面，同样需要乌兰牧骑去做大量的普及工作。近年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包括苏尼特右旗在内，许多非遗名录被审批通过。那么，乌兰牧骑是否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向牧民普及本旗的非遗项目、介绍著名非遗传承人呢？同样也是十分必要的。其实，就目前情况而论，蒙古族农牧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科普知识、卫生保健常识，以及电脑、手机使用技能。如果我们眼睛向下，看到群众的困难，了解他们的需求，仍有许多“综合服务”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事实告诉我们：内蒙古地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队伍，并不是产生与不产生的问题，而是已经产生的问题。近十年来，内蒙古文艺界的景观之一，便是小型文艺队伍遍地开花，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诸如，“安达组合”“杭盖组合”为代表的各类“组合”群体，其实就是新时代的乌兰牧骑式文艺队伍。我们只须稍加对比，即可发现当今的“安达组合”、“杭盖组合”，与当年的乌兰牧骑何其相似乃尔。例如，两者都是青年人自发创建，没有任何背景。两者人数都很少，短小精干、灵活机动，应变能力极强。两者演出节目均小型多样，生动活泼，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两者演员都是多面手，一专多能，将创作、演出、舞台灯光、宣传造势统一起来，具有综合性功能。内蒙古地区小型文艺队伍的再次产生发展，有其音乐审美方面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音乐生活从多元化逐步走向趋同化。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各类媒体，同时观看相同的音乐节目，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受到严重削弱。例如，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那里生活着国内和世界上最多的蒙古族人口。然而，电视媒体和音乐界更多地关注西部地区的长调民歌、“潮尔·道”，以及呼麦、胡笳等音乐形式。相反，科尔沁地区的短调民歌则长期被忽视。“不平则鸣”，上世纪80年至90年代，民间歌手查干巴拉、青年女歌手白红梅挺身而出，大力演唱和推广科尔沁短调民歌，掀起“查干巴拉热”和“白红梅热”，一度席卷全内蒙古，初步扭转了科尔沁短调民歌被冷落的局面。
改革开放时期，国外的各类艺术流派纷纷传入国内，形成多元化格局，一度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主导地。这样的社会文化生态，必然对蒙古族音乐产生影响。1987年春天，蒙古族青年音乐家娅伦格日勒、胡日勒、色·恩克巴雅尔率先站出来，决心以此振兴蒙古族音乐，自发组织起“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幸运的是，莫尔吉夫、永儒布、辛沪光等老一辈作曲家，全力支持三位勇敢的年轻人，无代价地为他们创作无伴奏合唱。不久，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便推出一批优秀的无伴奏合唱作品，诸如，色·恩克巴雅尔的《八骏赞》《吉祥的那达慕》永儒布的《孤独的白驼羔》、莫尔吉夫的《旭日般升腾》等，成为蒙古族合唱艺术的经典之作。在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带动下，各地陆续出现许多无伴奏合唱团。同时，青年人自发性的“组合”形式也大量涌现出来，形成内蒙古乐坛上的一个新亮点。
本来，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文艺体制，以小型文艺队伍为主。从中央苏区战地宣传队、延安“秧歌队”起家，进入大城市后才逐渐发展为大型专业化文艺团体。目前，内蒙古地区的文化艺术生态，出现了新的变化：网络歌手、舞者—“组合”群体—乌兰牧骑—各盟市歌舞团—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形成五级文化艺术生态圈。既为大型艺术表演团体提供了鲜活的艺术灵感，同时也对主流文艺团体形成巨大压力和挑战。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趋势，及时改弦更张，谋划对策，大型文艺团体很有可能落在群众文化艺术生态圈后面，被新潮流所淹没。
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重温乌兰牧骑产生发展的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其目的是为了坚持乌兰牧骑道路，改进乌兰牧骑工作，把乌兰牧骑办得更好，为建设富有蒙古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贡献力量。对于新时期蒙古族文化艺术工作者而言，所谓“四个自信”，当然包括坚信乌兰牧骑道路，坚守“乌兰牧骑”关荣传统，弘扬乌兰牧骑文化。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实现蒙古族的草原绿色之梦、讲好中国故事，同样离不开讲好内蒙古的故事。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光辉的60年，便是一则美丽的故事，凝聚着几代艺术家的青春和梦想，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向大地和太阳述说，向全国和全世界述说。
AboutUlaanmöchir: Several Inspirations Concerning Red Light Cavalry of Arts and Literature
Ulaanji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
Abstract: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Red Light Cavalry of Arts and Literature formed anddeveloped, in regards to President Xi Jinping’s reply toUlaanmöchir of Sönid Right Banner. The author reviews thedevelopment of Ulaanmöchir in late 60 years, as well as its achievements and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then proposesreferential value of Ulaanmöchir experiences to current art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article also prospects the futuredevelopment of Ulaanmöchir in the information and networking new era of Socialism.
Key words:Ulaanmöchir ; Red Light Cavalry of Arts and Literature;To popularize and enhance; special school;Historical exper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