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几点思考
周•特古斯
（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四川乐山614000）
摘要:首先从民族音乐学的主位与客位视角出发，对川滇边界聚居的独特族群“纳日”进行诠释，并在四川纳日人音乐田野考察资料基础上，力图呈现民族学、文化学意义上“纳日”人的文化特点及文化认同。其次，对“纳日”人的传统音乐从民族志研究的意义、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思考，继而提出了如何实施“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整体路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纳日人;音乐民族志;蒙古族;叙述模式
一、从“纳日”词义说起：主客位视角
主位与客位这一概念，自从语言学延伸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以及民族音乐学以来受到了不同学科与学者的关注。在民族志研究中，主位研究是指文化学者尽可能的从当地人的概念术语出发深层次理解、描述以及阐释其文化局内人的文化现象及其意义。客位研究是指文化学者以“他者的目光”（主要以学界研究基本标准）来观察、解析当地人的文化，继而在理论和方法上，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系统的知识来深层次阐释其当地人文化的诸多面。对民族音乐学研究而言，主位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承担者内部的世界观乃至其超自然的感知方式。而客位代表的是一种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以一种外来的观念来认知与解析异己的文化过程。
在川滇边界聚居着独有文化特征的族群。学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其“纳日”（或“纳日人”）的历史渊源、族群归属以及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概言之，关于他的族群归属基本包括：一是纳日人属于纳西族的支系，二是纳日人是蒙古族后裔。另外，有的学者认为纳日人是摩梭族。“纳日人，自称Nazi，‘纳日’即其自称的汉语对音。这支少数民族大约有四万五千人,主要分布于四川省西南部及其相比邻的云南省北部的数县，计：四川省的盐源县有一万余人,木里藏族自治县有一万余人，渡口市郊区以及盐边县各有一千余人；云南省的宁蒗彝族自治县有二万余人”[1]（96-101）譬如，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大部分学学者将“纳日”置于“家屋”研究语境中作为摩梭族文化来加以阐释。然而，有一部分学者将纳日人作为蒙古人来进行研究。其中《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中解释为：“盐源县、木里藏族自治县自称‘纳日’的蒙古族使用‘纳日’语，保留着称‘阿注’（朋友）的对偶婚习惯和与其相适应的母系家庭的‘一杜’（意为一幢房子的亲人）形态”。[2](1489)
民族音乐家们很早以来，对一个族群的音乐概念进行了探讨。他们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个案研究，对当地人的音乐概念的探讨中建构了一种学术共识：把主位音乐概念及术语的挖掘和阐释过程视为更深层、更加全面的研究音乐文化的重要途径。纵观国外与国内研究民族音乐学，在其音乐概念的探讨中无论是梅里亚姆的“概念-行为-声音”的研究模式，还是在梅氏观点基础上完善的“赖斯模式”（再加个人创造、社会维护）；无论是梅氏所提出的“文化中的音乐”，还是布莱金的研究“音乐中的文化”等代表性模式，将文化局内人的主位概念的阐释始终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正因如此，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看似简单的称呼或任何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将把它们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加以分析时就会发现他给我们带来诸多研究信息与思路。
笔者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木里县四川蒙古族田野考察中获悉，他们对“纳日”有着自己独特的解释。根据当地学者和老人的口述，以前（当地人认为元代）将蒙古人称之为“nazi”（纳支），意为“打仗的人”。盐源县蒙古人阿学祥，在笔者采访中这样讲到：“‘nazi’是以前对蒙古人的另一种称呼，意思是‘打仗的人’。古代蒙古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打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边防和社会治安。蒙古人平时工作就是训练兵，不参加生产劳动，其他民族通过日常劳动来满足蒙古人的经济需求，但一旦要打仗，蒙古人参加战斗，其他人就不参与战斗”。通过调查发现，学界认为的四川纳日人虽然所使用语言、服饰等方面与当代蒙古族相比差别较大，但她们对蒙古族与文化的认同极其深厚与强烈。尤其在田野考察时，他们认为笔者是从内蒙古来的蒙古人，所以更加热情，这让笔者感到无比亲切。
图1 笔者与盐源县古柏树日民间艺人交流图2 盐源县阿学祥①
二、关于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之思考：
叙述模式与研究框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民族学学者一直注重和强调音乐民族志的重要性。民族音乐志，或称音乐民族志，通常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标准工作方法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当今，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已形成了基本的共识：“音乐民族志与音乐人类学并非对应关系，因为民族志并不以学科的线条和理论的框架作为定义依据，而是运用一种音乐的描述性方法”。[3](76)换言之，“音乐民族志也不同于音乐人类学，不是从理论上探讨音乐文化，而是具体描述音乐文化，包括声音的构思、创造、欣赏、影响个人、群体、社会的过程。是在田野工作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对事件-人类的音乐活动而非仅仅对声音作分析性的记录描述”。[4](228)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民族志方法和思潮的变迁而言，高丙中在《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一文已归纳为“业余—科学—实验（后现代）”的三阶段说，并阐释了民族志发展的阶段和学术背景。[5](58-62)笔者认为，音乐民族志的书写离不开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它的表述和方法与人类学的民族志关联紧密，并融合在这一大的范式中。当然，在音乐民族志中一定要注重和强调音乐这一主题。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沈洽、洛秦、陈铭道、萧梅、杨民康、杨红、周楷模、杨殿斛等，从不同研究视角分析了音乐民族志的学理和实践问题。例如，杨民康的《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周楷模的《“仪式音声民族志”文本建构》（《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3期）、杨殿斛《音乐民族志：音乐学研究的人类学路径》（《黄钟》，2010年，第1期）等研究成果基本上从学理层面探讨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历史与方法问题。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不多见，主要成果有乌兰杰的《科尔沁萨满教诗歌译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沈洽的《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以及萧梅的《唱在巫路上》（载于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
学界对纳日人的族群归属虽有争议，但纳日人传统音乐的活态形式的存在，对纳日人音乐文化的调查与研究提供了难得契机。因此本课题通过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纳日音乐文化进行音乐民族志研究，并系统的描述与研究四川纳日人传统音乐的内容、形式及其文化功能等诸多方面，并且从音乐视角有力的回应纳日人族群识别、文化认同及其归属等学界颇有争议的学术话题。四川纳日人传统音乐研究而言，在其《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中，以蒙古族民歌的名称来记录了《阿哈巴拉》《无路可进来》《打粮歌》《不像老虎在追赶》《在我们金色村寨》《摩梭姑娘去赶街》《拍手歌》《情似流水长》《屋基已安稳》等十余首。这些资料虽不是学理性的研究，但了解四川纳日人传统音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关于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而言，其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音乐民族志的描述，可以系统的描述、梳理纳日人的婚俗音乐的族群文化网络中的意义和功能，并阐释纳日人婚俗音乐形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够深入了解纳日人的山歌音乐的音乐形态、演唱形式以及传承模式等诸多面，并通过本课的研究，对四川纳日民间艺人资料库的建设提供扎实的基础；第三，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既能深入掌握和分析纳日足族群音乐文化的变迁与交融问题，也能对纳日族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合理开发等层面提出有效的应用操作模式；第四，此课题的研究属于少数民族音乐现象，但从研究的内容、视角和具体方法上而言，则有助于拓展我国当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模式，并且为我国音乐民族志多样化的写作方法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模式与个案实践文本。尤其此课题为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和宗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除此之外，音乐民族志是民族志整体叙述模式下衍生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属于比较前沿的课题。诚然，音乐民族志的方法，既包括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叙述模式特点，也蕴含着音乐学特有的学科特征。对于民族志的叙述模式而言，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比较成熟，并构成了“业余、科学、实验（后现代）”等叙述模式。然而，在音乐学研究领域中音乐民族志叙述模式还未成熟，仍属于研究范式中薄弱一个环节。无论是对叙述模式的学理层面的探讨，还是音乐现象的个案化实践，则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完善，所以此课题蕴含着学术创新的空间。毫无疑问，怎样认知以往的民族志写作和不同文本架构，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纳日人音乐民族志叙述模式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学术话题。其中，对注重、强调其文化局内人的音乐概念是音乐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整体趋势。
关于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内容来讲，主要目的是通过田野考察发现问题，从而探索和发现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具体途径。具体来讲包括如下几点：（一）通过音乐民族志的描述，主要对四川纳日人传统音乐的仪式音乐与山歌进行较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传统音乐在纳日人文化网络中的意义及其功能；（二）纳日人传统音乐所流布与集中的文化去加以深入的了解，并进一步探寻其音乐文化所构成的缘由。换言之，对四川纳日人传统音乐的“共时-历时”进行较全面地分析研究；（三）对纳日人的音乐习俗、音乐观念以及音乐认同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其纳日人族群文化认同等问题，并从传统音乐视角对纳日人族群归属、识别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观点与理论；（四）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对四川纳日人传统音乐与其他族群的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问题加以分析。
关于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在田野考察与案头研究中的总体方法上：调查、记录、描述与阐释相结合，既要全面了解已有四川纳日人传统音乐的研究资料，又要通过田野和文献互证的基础上厘清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尽可能的达到资料链条的完整性。第一，将田野考察作为研究方法论的基石，主要对四川木里县和盐源县纳日人聚居区的音乐生活进行深入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活态资料，为音乐民族志叙述模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奠定扎实的基础。第二，本课题对纳日人传统音乐的民族志研究中，始终强调音乐文化的诸多因素的关联性特征，并重点关照音乐形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合理运用跨学科整合，即要加强研究视角的多维度特性，也要丰富研究视角和理论视野，从而对纳日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合理的开发提供有效的理论建议和实际操作模式。第四，通过影视人类学的记录方法来，记录和保存仪式音乐的活态资料，并对提出相对应的保护的对策，为今后对这些口头表演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有效的建议。
关于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内容概括起来讲，此课题主要内容包括田野考察与案头写作两个部分。首先，在原有的田野考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田野资料的工作，从而尽可能的丰富和完善有关四川纳日人传统音乐的活态资料。其次，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上分析、阐释其四川纳日人传统音乐，从而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其中，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基本包括如下两点：其一，如何选择与确定实地调查的民间艺人、音乐习俗及其仪式等因素，并怎样深入和拓宽调查的内容与范围问题；其二，通过对传统音乐的活态资料的调查的基础上，如何才能够较清晰地分类传统音乐的体裁、题材内容，并怎样呈现建构纳日人传统音乐的鲜活的民族志文本，从而进一步递进分析与阐释的目的。
纳日人音乐民族志研究框架
诚然，音乐民族志的叙述方式能够鲜活地呈现出纳日人传统音乐的多维度及其族群文化的独特性。笔者认为，在纳日人民族志研究中，无论是整体叙述为主的“科学”民族志，还是“实验民族志”都可以尝试以。尤其民族志书写过程中应合理处理“近经验”与“远经验”的关系。因为，“近经验”（或经验接近）的表述可以弥补“远经验”（或经验远离）表述的不足之处。若想合理使用“近经验”方法，那就应该采用当地人的语言、概念、表述习惯来加以描述，并且这也是更加合理而有趣的民族志方法。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认为的那样，意义离不开现存的社会关系，创造意义的语言和文化的实践积累成历史，成为现存社会关系得以继承的遗产。语言习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并在传承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继续创造意义。诚然，无论采用何种民族志叙述模式，即“经验性的、解释性的、对话性的、复调性的----对于所有西方和非西方的民族志文本写作者都是适用的。没有一种是过时的，没有一种是纯粹的；在每一范式之内都有可供创新的空间”。[6](296-297)
注释：
①阿学祥（1953-），男，盐源县原教育局局长。笔者在2014年1月盐源县田野考察的主要文化报道人。
参考文献：
[1]李绍明.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别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1983（1）.
[2]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3]安东尼·西格.音乐民族志理论[A].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C].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4]汤亚汀.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5]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广西民族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6]（美国）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Reflections on Naze Music Ethnography Research
ZHOU Te Gu Si
(College of Music,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14000 )
Abstract: First, from the Thematic ethnomusicology and etic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unique ethnic groups "Naze", inhabited by the boundary of Sichuan and Yunnan. Based on the fieldwork data of Sichuan Naze music, it tries to render “Naz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identity from ethnology, cultural significance.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ons on “Naze” traditional music in terms of significance and content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t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implement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Naze" music ethnographic research.
Key words: Naze; Music ethnography; Mongolian; Narrative 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