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在场”视角看侗族大歌的符号特征
肖金香1包龙源2
（1，2.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侗族大歌是其人民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运用自身劳作智慧创造出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它不仅呈现出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自侗族大歌成功申遗以来，其常以一种独特的符号形式在各种场域频繁出现，并因此被世人熟知。在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投入下，不仅使其增多一些生存空间，而且其价值和意义也得到新的诠释。
关键词：“国家在场”；侗族大歌；符号特征；主体性
侗族，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是我国古代越人的后裔，也是现今百越民族中的一支。从当前侗族人民生活的区域来看，其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即贵州的黔东南、广西的三江、龙胜以及湖南湘西等地。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运用自身劳作智慧创造出来的优秀民族文化。目前，其唱域主要盛行于贵州的黎平、从江、榕江以及广西的三江等地。侗族大歌无论是音律结构、演唱技艺、演唱方式和演唱场合，均与一般民间歌曲不同，它是一领众和，分高低音多声部谐唱的合唱种类，属于民间支声复调音乐歌曲。侗族大歌因其独具民族特色和人类文化价值，于2005年进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作为中国“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侯选项目”。于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开幕，经过大会讨论，侗族大歌也在此次大会上顺利通过审议，并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大歌从此广为世人熟知。
一、“国家在场”与侗族大歌态势演变
侗族大歌的产生、演变以及发展过程，均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得以催生，这种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社会人文环境。侗族是一个具有传统农耕稻作文化特点的民族，当然，在以传统稻作文化为基础的同时，又添增了一些现代商业文化元素。侗族人民大多生活在沿河沿江地带，或者地势相对较低、土壤比较开阔的地方。这不仅体现在侗族人民的房屋建筑文化，同时也体现在其稻作文化上。一般而言，侗族人民往往喜欢寻找地势比较开阔、水源相对较好的地方修建房屋和良田。在侗族人民生活的大多区域内，可以看到成群的吊脚楼、鼓楼、风雨桥等建筑物，以及肥美的良田，侗族大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侗族大歌在新的时代里，不断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和新的血液。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不断加强对民族聚居地区建设，在政策、以及各种资源配置上予以大力扶持，使少数民族地区健康快速发展。在政策上，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另外，国家还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并在法律层面上提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尊重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这是我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重大举措。侗族大歌在这种和谐发展的浪潮中，不断得到健康快速发展，这也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思想的引导。侗族大歌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中，不仅成长了自我，而且还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因此，可以说“国家在场”①为侗族大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生存空间，国家为侗族大歌设立了各种场域，旨在于帮助其健康有序的发展，同时也是一种传承保护路径。
（一）从申遗角度设场与把关
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经典著作《人论》中言到：“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1](44)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符号存在于民间，历史悠久，年代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前，侗族大歌常以民间自发的形式盛行于其主要生活区域，少为外人所知。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民族政策，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和壮大自我。在贵州省各届、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侗族大歌于2005年进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作为中国“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侯选项目”。随后，在国家政府的大力帮助下，其于2009年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侗族大歌成功申遗的角度上来看，当然离不开侗族人民自身的努力和投入，但要从整个申遗程序和规则上来看，如果没有国家作为后盾支撑，为其设场，侗族大歌很难走出国门，即使能走出去，也将遇到更多的困难。申遗成功过后，侗族大歌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来回展演，并广为人知。其实，在这过程中，侗族大歌的许多展演场域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参与，并为其把关，以确保各种展演顺利进行。因此，侗族大歌成功申遗后，多了一种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土壤。
（二）推行民族文化进校园
随着侗族大歌的申遗成功，为了使这种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下去，国家政府在侗族人民生活聚居区，以及侗族大歌盛行的区域内建立相关的民族学校，以培养新一代侗族大歌接班人。笔者在黎平岩洞调查期间，走访了几所小学，目睹了当地学生们在学侗语，说侗话，唱侗歌，跳侗舞。民族文化进校园在这里不断呈现，侗族大歌在这里不断展演，几乎人人能说会唱，这里成为了侗族大歌的另一种生境，并在此获得更多的新鲜血液。随后，笔者又走访了当地的县文化局，并与当地文化部门的决策者们进行交流和学习，在为侗族大歌成功申遗高兴之余，大家又似乎多了几份担忧。最近有学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侗族大歌，谁在唱谁在听》②其主要探讨了黎平、榕江、从江三地部分民族村寨侗族大歌演唱情况，并为其生境以及未来发展走向感到担忧。这篇文章不仅让我们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重新深思侗族大歌这张世界名片的未来发展走向问题。为此，贵州省委、省政府还做了特别指示，呼吁各界力量参与传承保护行动。据黎平县相关文化部门领导介绍了解到，当前该县正在加大民族教育投入力度，增加民族教育示范点，尤其是学前教育，来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以确保侗族大歌后继有人。
（三）创建民间保护协会
每一种优秀的人类文化都应加以继承和弘扬。侗族大歌是其人民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智慧劳作的结晶，为使这种优秀民族文化世代传承下去。在国家政府的引导下，在侗族民族文化浓厚区域设立相关侗族文化研究协会，主要探讨和研究侗族大歌未来发展走向问题。在黎平岩洞等地开始设立相关的侗族文化研究协会，并建立专门的文化传承研究室，培养了一些民族文化传承者。从参与的形式上来看，国家政府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思想引导者，政策扶持的推动者。当然，侗族人民才是侗族大歌传承保护的真正担当者和传承者，他们才是侗族文化的精英，并长期掌握着侗族的历史文化。因此，他们在整个侗族生活区域内，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名望，同时也被国家政府列为重点关心的文化群体。在这些侗族文化精英层的积极影响下，不断形成一种良好的民族文化自觉，从老到幼、从男到女，不断参与到侗族大歌的传承保护队伍中来。这种现象，在黎平岩洞等地可以找到例证。笔者在黎平岩洞调查期间，亲身体验了这种文化活动。当地侗族人民白天干活，夜里唱侗族大歌，有时他们还相聚于侗族鼓楼，男女老少放声歌唱，甚至通宵达旦。这是一种良好的文化自觉，它有利于侗族子孙后代深刻认识自身文化的历史地位及作用，并正确的把握侗族文化的发展规律，从而勇于做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担当者。
（四）政策导向提供保障
国家政策的推进及深入，使侗族大歌有了政策后盾力量，便得到长足的发展。仅黎平县侗族大歌传承保护工作而言，该县不仅在政策资金投入上加大力度，还建立了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侗族大歌，为其提供法律保障，并将其纳入国家体制范围之内，这是许多民族文化少有的“待遇”。在黎平调查期间，通过与侗族人民的面对面交谈了解到一些国家的奖励机制，例如有外来游客，村民只要参与演唱都会得到一些补助，当然这些补助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加强他们自身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并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和勇气。国家奖励机制的推进，以及法律措施的有力保障，为侗族文化的催生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场域，即新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环境与以往的传统生境有重大区别，但两者并非对立分离，而是更加密切结合在一起，在前者的基础上，努力构造有利的政策氛围生境，为侗族大歌营造一种新的生存环境，即以传统生境为依托，国家政策为导向的生存模式。
二、现代化视域中的侗族大歌符号性特征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符号象征意义，以及社会价值。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民族符号文化，在千百年来，其不仅作为侗族人民的一种精神符号，同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在侗族人民生活的区域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独特的文化一直影响着侗族人民的生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随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政策的落实，这种传统文化被赋予了一些新的符号象征意义和社会价值。侗族大歌的价值和意义不断以各种独特的形式在世人面前展演。
（一）经济价值的呈现
著名人类学家，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文化论》中曾有言：“一个物品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是其有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需要导致文化产生，文化反过来满足需要。”[2](16)由此可以看出，每一种文化的催生都有其理由和功能。文化往往伴随着人类的需要而产生、发展以及演变，有时在一定时空内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当然，任何文化都有相对局限性，并非一成不变，永远引领人类社会。因此，在社会发展进程的浪潮中，一些文化不断被涤荡、冲刷、洗礼，甚至革新，那么其文化价值本身也随之发生改变。侗族大歌在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其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侗族人民的精神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其价值和作用在侗族人民的经济生活领域不断得到体现，尤其是侗族大歌成功申遗后更为凸显。在黎平调查期间，据部分侗族村民及地方官员反应了解到，自从侗族大歌成功申遗后，国家政府更加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自身文化的改造和创新，将文化资源优势不断进行整合，并转化为经济资源优势，使民族文化资本化，从而增加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收入，不断提高其物资生活水平。另外，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也给国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国家旅游行业财政收入上。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二）政治意义的展演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文化往往被打上政治的烙印和标签。当然，文化也可以利用这种符号和标签来寻找新的土壤和生存地。文化可以催生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可以摧毁一个国家，在宗教文化世界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例证。同样，在政治的作用下可以催生许多文化事项，也可以消灭一些文化，例如战争。尽管文化和政治在一些层面上出现对立，但它们始终是统一的共同体，密不可分，并相辅相成。良好的政治制度可以催生出优秀的文化，优秀的文化可以带来良好的政治意义。就侗族大歌成功申遗而言，充分体现了国家政治的开明性。同时侗族大歌这一民族文化又给侗族自身乃至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政治意义。侗族在我国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政治符号，侗族人民可以通过侗族大歌这一符号来增强民族自信心，寻找民族心理认同。同样，侗族大歌在国家政治生活，尤其是国际社会事务中，不断凸显其政治意义。例如侗族大歌在世界各地巡演，尤其是陪同国家领导人外出，它的展演有时更能促进国家各项事务在国际社会中顺利进行，其政治意义，效果非同一般。
（三）民族形象的代言
在人类社会生活里，符号往往具有象征意义。侗族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在文化上和生物性里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们共同体。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符号，是侗族人民特有的一种符号。面对其他人们共同体时，侗族人民可以向他们展演侗族大歌，呈现自己的优秀民族文化，展示独特的民族魅力和风采，提高整体民族形象。在侗族人民生活的聚居区内，时有外国游客来访，当然也有国内的一些官员和游客，当地人民常以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接待礼仪。不仅在音乐魅力上独具民族特色，更体现出在这种文化生境中所衍生出来的人格魅力，他们那种好客，热情的民族性格给外来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就地展演以外，近年来侗族大歌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巡演，并不断被世人熟知。作为一张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片，侗族大歌不仅为其民族本身代言，有时还代表中华民族的一种形象。这种音乐具有独特的功能，正如威廉•A•哈维兰在其《文化人类学》中提到：“音乐还是强有力的身份标志。很多边缘群体使用音乐是为了自我认识，而在许多情况下，则是针对一种强势文化的冲击而提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形式，或者是为了表达社会和政治评论的需要。”[3](374)
三、“国家在场”与侗族大歌的良性互动
侗族大歌能够发展到今天这种境地，当然离不开侗族人民自身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帮扶。侗族大歌在这两个共同体的共同努力下，成功申遗，并不断被世人熟知和喜爱。然而，尽管侗族大歌得到了一些发展生存空间。但近些年来，侗族大歌也面临了不少问题，开始引发了人们对侗族大歌的一些思考以及担忧，尤其是侗族大歌发展的生境问题。如2013年有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侗族大歌，谁在唱谁在听”③的文章。这不仅引起了学界对侗族大歌的思考，同时也引起了地方政府对侗族大歌的高度重视，大家都在反思侗族大歌的未来发展问题，并在不同层面上努力为侗族大歌探索传承保护以及发展路径。人类是一种对世界万物变化十分敏感的动物，具有动物界其他生命个体无法比拟的洞察力，他们往往都是新事物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这好比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所言：“人类不是消极的住在世界各地，而是改变环境的积极因素。”[4](33)尽管当前侗族大歌的生境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使这种局面向好的方向转变成为可能。笔者认为协调好“国家在场”与侗族大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对侗族大歌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因此，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思和把握。
（一）适度的“国家在场”
在政治经济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国家力量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作用重大。国家的参与力度，往往促成一些格局的产生。侗族大歌在国家的参与下，成功申遗，并顺利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人类优秀的文化，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参与和努力，才能使其世代健康发展下去。然而，一定要权衡好各方面的参与形式和力度。就侗族大歌的未来发展规划而言，笔者认为“国家在场”一定要适度，不能激进。更多的是扮演引导者，主要为其提供政策投入和服务，在许多方面应该让渡于侗族人民自身，使他们自觉参其中。当然不能忽视国家在场的作用和意义，也不能因“国家在场”而冲淡了这种民族文化符号的本身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国家在场”始终要适度。
（二）侗族大歌的主体性
侗族作为侗族大歌这一文化符号的持有者。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始终是侗族大歌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担当者。倘若抛开侗族民族自身，来谈论和发展侗族大歌，一切将变成无稽之谈，虚无缥缈。侗族大歌应该通过侗族这一个人们共同体来展现，正如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所言：“使存在从存在者中崭露出来，解说存在本身。”[5](32)因此，在传承与保护和发展侗族大歌时，侗族这一人们共同体不仅不能退场，更不应离场。他们既是侗族大歌的展演者，又是这个文化舞台的主角。只有侗族人民的积极参与，这场文化展演才更具魅力和意义，同时侗族大歌才能获得新生和动力，这好比水和鱼的生存关系，有了水，鱼才能衍生。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智慧劳作的结果，侗族这一人们共同体不仅是其创造者、持有者，更是其传承者、发扬者。无论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不应放弃自身的优秀民族文化，时刻勇于做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担当者。
四、结语
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长期智慧劳作的结晶，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侗族人民自身努力和国家政策投入帮扶下，侗族大歌不仅成功申遗，而且还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这张世界名片的光环下，侗族大歌不断被世人熟知，并获得了一些新的生境，其价值和意义更加深远，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在场”和侗族大歌这一文化符号持有者之间良好协作的结果。在参与侗族大歌传承与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国家在场”始终要适度，文化符号持有者的主体性不能动。
注释：
①“国家在场”理论源于西方的场域理论，其泛指国家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主要探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建设；国家法制建设与民间社会秩序建设等一系列互动关系。
②郝迎灿：《侗族大歌，谁在唱谁在听》，《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7日12版。
③同“注释②”。
参考文献：
[1]（德国）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2]（英国）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
[3]（美国）威廉.A.哈维兰著，瞿铁鹏等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4]（英国）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文化类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5]（德国）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2.
To Understand Symbol Feature of the Kam Grand Choirs
by the View of “State Presence”
XIAO Jin-xiang1 Bao Long-yuan2
(1,2.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chool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 )
Abstract:The Kam Grand Choirs is an excellent national culture of Dong nationality.It is created by their work and wisdom in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It is not only present the unique charm of Dong nationality’s culture,but also embody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Since the Kam Grand Choirs has successfully applied for the list of world heritage.It always frequently appear in many occasions as a particular symbol.So,it is coming to be known.Under the powerful national policy support,the Kam Grand Choirs has more living spaces,and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has been newly annotate.
Key words:“State Presence”;the Kam Grand Choirs;Symbol Feature;Subje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