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峰：“东方主义的幽灵来到了彩云之南”——读杨民康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

“东方主义的幽灵来到了彩云之南”

——读杨民康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

最近有幸拜读了杨民康先生的新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该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出版发行，全书共分十四章，四十五万字，主要是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理论研究和田野个案的详细考察两大部分内容，该书被杨先生称其为对云南宗教音乐研究的第“三部曲”，^[①]经过笔者的多次阅读，触发一些感想，愿与读者共勉。

一、我国第一部丰富、详实地记录和研究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专著

在我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有关少数民族宗教学的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但是结合音乐学的相关理论展开对我国宗教学的研究，以往被归为我国传统音乐学科的范畴。 这些研究，多是停留在宗教音乐的“文本”层面的研究上，甚少把其置入其“上下文”的特殊语境里来观照和审视。即使上述两方面都加以兼顾也被学术界视为“两张皮”现象^[②]的研究。而该著除了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本体规律进行考察之外，“同时把仪式音乐置入其人文环境中，探求理解音乐是如何展现并运用在仪式之中，以及阐释信仰、仪式、仪式音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模式，^[③]正是弥补了这一常见的学术研究缺憾。

另外，该书中介绍，在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中，特别是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研究，成果很少，仅有聊聊几篇论文和专著中，“不同程度地涉及不同少数民族赞美诗的问题，但迄今尚无人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此类状况进行较系统的整体研究。”^[④]因此，其学术意义正如书中“结语”部分所说：“本课题研究着重在于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及保存的民族志研究层面上具有补白的意义作用”。 笔者认为，特别是以“仪式”的眼光来关注和考察基督教音乐在云南整体的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功能和涵义，此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因此彰显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着重运用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系统、多维地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进行深层剖析与解读

纵观全书，笔者认为作者的研究架构主要细分为三个层次：史料的分析、理论的建构和解读、田野个案的音乐民族志实录。在该文的研究结构中，作者结合第一手文献史料，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发展历史做了一个历时性的梳理与考证。在“基督教仪式音乐文化丛系统”研究中，作者提倡一种“结构分类法的观念”，将云南基督教仪式音乐看作是“信仰体系、仪式（行为）与仪式音乐三者（缺一不可）构成的整体”，将其由里及表的分为三个层次因素：即核心层次—封闭型仪式；中介层次—开放型仪式；外围层次—宗教节庆期间举行的公众仪典及歌舞音乐活动。^[⑤]笔者认为，此种结构分类方法，避免了以往单纯地对宗教音乐形态的纯“文本”性的结构分析，却对其文化制约属性视而不见的弊病。这种注重“文化语境”的分析模式，更好地体现出基督教仪式音乐在其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宗教性（核心因素）与世俗性（表层因素）的一个纵横聚合的时空延展关系。通过这种分类，更能折射出仪式音乐所承载的宗教功能、社会功能、象征功能和文化功能，以及每一个结构层次音乐的整体观念。

在“当代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播观念及目的”在其“传播面临的特殊文化语境” 中，“基督教文化观及音乐观中体现的‘排斥—认同’双重标准”的二元对立观念与模式问题的研究中。作者结合民族音乐学的“局内人—主位观”与“局外人—客位观”两极变量分析方法，以传教士为研究对象，以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为“文化支点”展开研究，在借鉴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描述。认为该宗教文化观及音乐观所体现出了“排斥—认同”的双重认知标准。^[⑥]据笔者理解，这种所谓的“双重认知标准”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文化局外人在面临“异文化”境地时，被所谓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文化本位”思想的影响与束缚下，经历着一种文化之间的强烈反差与震撼过程，以及随后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磨合，传教士当初的那种强烈的“主位观念”已随着时光的流逝，潜移默化地转型为一种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一种“文化适应”的心理态势。笔者认为，传教士这种“排斥—认同”的双重认知观念的转变也正是实现了一个“局外人”向“局内人”角色的互补，拉近了“近经验”的距离。 这种圆融的角色关系在两种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基督教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实现了一种被认为是“双赢”与“互利”的思想目的。

另外，笔者认为，在该著的研究中，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搞音乐学闭口不谈音乐”的错误观念。作者在基督教音乐本体研究中，着实耗费了大量笔墨。结合音乐形态学的理论，对其艺术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条理性的分析研究。^[⑦]比如对“基督教赞美诗的文字记谱法”特点的研究中认为：“从对西方基督教音乐乃至西方音乐文化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些文字谱中包含了从西方早期的梭发谱开始至今的多种文字记谱法的因素，它对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较具体而新鲜的素材，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同时重点介绍了“‘波拉德’苗文字母谱和景颇族地区使用的‘来嘎努’字母谱”。 并对“波拉德”苗文记谱法与西方梭发记谱法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⑧]以笔者之见，作者的这种对基督教赞美诗记谱法的精细研究，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的保护和广泛传承，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音乐的记谱法是音乐文化传播和传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

三、一部凝聚着作者数年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的厚重之作

在民族音乐学界或文化人类学学界，大家一致认为有两种学者：一种是“书斋型”的。 此类学者整日呆在书斋里构建自己抽象的理论体系，时而也下到“田野”，走马观花似地搜集一手或二手资料，来填充并认证自己的理论价值所在；另一类是“田野实干家”，他们以“田野在场”工作为基础，通过搜集大量的第一手“田野资料”，对具体的音乐文化事象进行音乐民族志考察分析与描述，从中悟出并建构出体系化的、系统化的学科理论。而杨民康先生正是第二类学者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典型的“田野工作”实干家，为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仪式音乐研究，创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术贡献。

因为，任何理论建构都是以扎实的“田野工作”为依托，只有获取第一手详实可靠的田野资料，才能为系统、体系化的理论研究提供极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为全方位地对云南基督教仪式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作者历时数十年，亲历了极其艰苦的田野考察环境，对处于“封闭性”极强的云南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发展状况及仪式音乐的“本文”和“上下文”进行了多维的全息性考察研究。据笔者了解，杨民康先生是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界，田野工作最扎实、最富有经验的一个中青年专家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师从田联韬教授读硕士开始，就深受田先生扎实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影响。因此，他经常放弃节假日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数次深入到云南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对云南少数民族宗教音乐，进行大量的田野考察与实录。因此该著也是他多年辛勤劳动的系统总结。笔者认为，杨先生这种勤奋、朴实的学者风范，应是我们年轻民族音乐学者学习的楷模。

四、研究方法之新

任何一门学科，只有不断更新研究观念，随时捕捉与跟踪最新的研究动向，才有益于其研究向深度、广度发展。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充分体现出以上特点。首先，在“赞美诗音乐的文化模式特征”研究中，作者运用了的“本位文化模式”分析法，^[⑨]对少数民族赞美诗的创作思维进行了考察分析。 作者认为，在新编基督教赞美诗的创作思维中，“那些本土原存乡土音乐元素在种种西方风格的音乐元素在‘被觉察到’并‘形成复合音调’之前，其‘动机音调已经全部全部进入自觉的状态中了。换言之，如今的赞美诗音乐元素里，已经包含了那些在云南本地民族圣歌创作者的头脑中预先存储的，本族人有关本土文化的‘感觉、听觉，以及对音乐的不同理解方式’。”^[⑩]近年来这种分析法，在现代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是一种新的思维，特别是在我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成为一股重要的学术潮流。比如，赵如兰在对我国京剧《西皮流水填词研究》中，运用了此种考察分析法，并认为，京剧虽剧本很多，但是在音乐上只运用了少量的曲调，这些曲调在同一出京剧中重复出现。每一位演员和听众都熟知其曲牌名称。在传统的传授过程中并不用曲谱，剧本上只有曲牌名称和相应的歌词。赵氏的理论前提是，京剧的唱者和听者早就确定并熟知了这种旋律的家族关系，由此而在表演和口头传承过程中形成了种种旋律上的变化。因此，有人认为她的研究方法为“文化本位法”分析模式。^[11]这种音乐民族志的考察分析法，是运用结构主义、认知民族音乐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分析以及申克的简化还原分析法，达到一个对音乐深层分析到简化还原的抽象认知过程（即申克分析法中的背景、 中景到前景的认知过程）。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好处在于，它把一种看似复杂的表象内容，通过抽取其规律性、共性，到达一种更直观的认知。

其次，以“后现代语境”的全新视角，展开对音乐文化的变迁研究是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的动向。特别是近年来，国内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机构广泛吸纳了音乐学各学科的学术精英（如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广泛吸纳音乐美学、音乐律学等学科的教师开展音乐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以“客位观”的学术知识结构和研究理念，来透析音乐文化事象隐喻的符号学意义及文化内涵。笔者认为，这种研究趋势，拓展了民族音乐学及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空间和纬度，使其力求在一个更广阔的研究层面上，寻求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对所要研究的音乐文化事象做一个多角度“异样”的分析研究。比如在该书中，把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放置在其“后现代语境中”，结合其仪式音乐的传播与社会变迁过程，来考察与审视其“本土化与现代性”的“整合”与“适融”过程。^[12]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方法之新、研究视域之广。特别是在宗教文化这个形而上的学科研究中，别具有创新性、思辨性、动态性的学术内涵。

五、在研究思路上，针对有争议的问题，不是主观臆断，而是给读者留有一定的思维空间

作者在云南基督教音乐的打击乐“标点”用法的研究中认为，所谓‘标点’节奏主要是借用国外学者描述甘美兰音乐中，一些关键的结构部位使用的“标点乐器”点击，以取得某种重要的音乐“语法”效果。 但是此种用法，却常见于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仪式

活动中，“至于在不同宗教文化之间，这类表演手段的使用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存在某些互相借鉴或传播的史实，对此还有待于展开进一步的研究。”^[13]笔者认为，作者的这种富有引导性的研究思路，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学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也为学科理论研究向纵深、多元的方向发展，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 因为，任何一本好的学术专著，不是轻易的对某种学说主观、刚性的下结论，而是留有争论的余地，给读者或研究者创造一个延展的思维空间。

结 语

最后，美中不足之处，有的问题表述过于简单，如作者认为，阿细人弥撒仪式中的“旋律、节奏及润腔方式，明显带有汉族佛经音乐的演唱风格”，^[14]对于以上存在的共性因素没有进一步阐述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是瑕不掩玉，该著仍不愧为一部“田野工作”的力作。它将基督教音乐放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语境中，借助文献史料和音乐民族志的理论方法并结合实地的“田野考察”和条理性的案头分析，从其“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创造与体验”^[15]三个维度做了一个整体性的考察与研究。笔者深信，在民族音乐学学界，任何具有学术含量的著作，都是建立在踏踏实实的“田野工作”和系统扎实的理论思域基础上，这“两条腿”缺一不可。因此，该著问世的意义在于，给我们年轻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提了一个“醒”。 那就是，“做扶手椅式的学者”不是我们最终的“生存之道”，走进“田野”呼吸新鲜的空气，去感受大自然独特的艺术和人文魅力，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本文原载《交响》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