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峰：历史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道教音乐研究——蒲亨强著《中国道教音乐之现状研究》读后感

历史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道教音乐研究

——蒲亨强著《中国道教音乐之现状研究》读后感

自上世纪90年代左右，蒲亨强先生在道教音乐的历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本文对他的《中国道教音乐之现状研究》（简称“蒲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这一专著的研究理念、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内容给予的分析与述评。笔者认为，“蒲著”主要是对道教经韵与仪式的现状与历史研究与全真道与正一道音乐的形态研究。作者依据《道藏》《藏外道书》等道教文献，以历时性研究方法，对自东晋南北朝时期以来的道教仪式及其音乐的“历史构成”给予的详细、深入的考据分析，同时借助全面、具体的田野考察，对道教仪式音乐给予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比较分析研究，或称之为一种“历史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道教仪式音乐研究。

众所周知，在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学者们积极主张将历史学方法贯穿于民族音乐学研究之中。如英国学者理查德·魏狄斯（RichardWiddess）所倡导的“历史民族音乐学”[①]研究。项阳研究员则主张从历史人类学理念指导下的田野调查、回到历史现场，从区域社会中把握历史脉络的实践展开辨析研讨，思考音乐史学与传统音乐相结合“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强调传统音乐接通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②]已故著名学者黄翔鹏认为：“如果要对高文化的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就必须从音乐本身的遗存、乐器的遗存，一直到有关文献资料、社会生活资料以至于乐律学的理论体系等方面全面地进行历史的研究。”[③]同时，齐琨研究员也曾提出“在历史过程中阐释音乐文化现象的观点”[④]。所以综观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学者们提倡不仅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微观、宏观的考察，还要以历时性研究方法对考察对象的历史发展与传承等问题给予纵横两维地分析探究。比如，当下国内相关研究的典型案例主要有

两篇博士论文：一是齐琨的《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是对在二十一世纪上海南汇区的民间丝竹乐社“清音班”和乐人的音乐行为给予的共时和历时性研究。在实地考察基础上，作者就音乐班社的生态环境的过去和现在来分析和讨论该地区丝竹乐的演变历程。[⑤]二是臧艺兵的《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是对湖北武当山地区吕家河歌师在其整体的社会、历史互动发展语境中的一种深度阐释。[⑥]作者将“口述史”引入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民间活态的音乐文本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⑦]可以看出，上述两篇文章的研究理念都是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方法，纳入到自己的民族音乐学个案考察之中，并结合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语境，对其给予的纵横两维的立体研究。所以，借此综观“蒲著”整体的研究框架，它充分体现了上述研究理念，即是一种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视域之下的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笔者认为，其具体特点表现如下：

一、道教音乐与仪式的历时性研究

对道教音乐做历时性研究最早涉足的学者当属陈国符先生，他在40年代编撰的《道乐

考略稿》，这是近现代研究道教音乐史的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著。[⑧]80年代以来，以王忠人、王小盾、甘绍成、蒲亨强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的研究。特别是是蒲亨强先生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本文所要评述的这部专著正是他多年来有关道教音乐史料研究的学术总结。综观“蒲著”的第一、二篇研究内容，主要针对道乐经韵与仪式的源流、形成、发展过程给予的历史献学考证分析。

（一）道教音乐的历时性研究（经韵的“历史构成”研究）

在道教音乐的史料研究中，作者主要考察经韵音乐与古代传统之关系，经韵音乐的产生问题，以及经韵音乐的历史沿革等目前需要解决的系列问题。比如，作者运用《道藏》文献资料，对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经韵（【澄清韵】【步虚】【八天】【卫灵咒】【三炷香】【三皈依】【举天尊】）、唐北宋时期的经韵（【大启请】【小启请】【忏悔文】【称职】【焚化赞】），以及南宋金元时期的经韵（【五厨经】【丰都咒】【破十八狱】【倒卷帘】【召请】）音乐的源流、形成、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历史文献学考证研究，最后作者认为：“现仍存活于道教宫观的经韵，是自东晋时期以来历代传统音乐材料的遗存物”。[⑨]还如作者以浙江温州燕窠洞全真道晚坛【步虚】音乐为例，对其产生的年代，结合《道藏》文献，进行了历史综合考察，最后证明此曲在东晋已运用于最早的道教仪式。[⑩]

（二）道教仪式的历时性研究（“施食”、“上表”、“课诵”仪式的历史构成研究）

“蒲著”的第二篇是对道教的“施食”、“上表”、“课诵”三种仪式的历时性分析研究。作者依据《道藏》、《藏外道书》等道教文献，对三种道教仪式源流、形成、发展、完善等问题给予的历史文献学分析研究。最后得出当下的道教科仪“多萌芽于南北朝时期，唐宋时代多已正式形成，明清时期则已发展定型”[11]的结论。所以看出，“蒲著”立足对道教音乐文化史料的考证与分析，依据历史遗存的道教文献，以及当下存续的道教仪式音乐，对道教仪式及其音乐的形成轨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正如历史民族音乐学者认为，为了恰当地解释传统音乐的乐谱及音乐现象，必须了解其原始资料的历史和它在音乐文化中的功能。[12]

因此，“蒲著”的上述研究特点启发我们：在关注道教音乐活态存续的同时，又注重其历史性层面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和观察到被表面艺术形态所遮掩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艺术形态衍变的规律。也就是说，在关注活态音乐的同时，以历时性研究理念观照和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时空维度中的发展、变迁过程，才能使我们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轨迹的宏观认知。所以看出，“蒲著”的研究思路是音乐史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理论的一个互通、对接的有益尝试。因此，可以被称为典型的带有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理念的道教仪式音乐研究。

二、道教仪式音乐的共时性研究

“蒲著”的第三、四篇研究中，主要涉及对全真道与正一道音乐的分析比较研究。作者以当下道教宫观中的道乐为例，对其进行横向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比较研究，借此观照其音乐的个性与共性特征。

（一）地域性音乐风格之比较

当下的道教仪式音乐研究，多是一些具有微观的个案（“点”）研究，缺乏一些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比较研究（“面”），因此，难免让我们明显陷入一种“见木不见林”之感。综观蒲著，作者借助于广泛的田野考察基础之上，对两种道教音乐（全真道与正一道）的风格与形态特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横向分析与比较研究。比如作者对武当山道乐的“在庙”、“在家”两大流派给予了地域性音乐风格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虽然两个流派在音乐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但是两个流派的音乐在常用曲目、乐器组合、表演形式方面常是大致一体的。[14]又如作者对正一道“住观道系统”中的上海道教宫观（城隍庙、钦锡仰殿、三元宫）音乐的风格与形态给予的地域性比较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上海正一道道教音乐的地域分布，可分为东乡、西乡和市区三种特色。东乡以浦东、川沙、南汇为典型，其特色为热闹，注重锣鼓乐的演奏，有时用京胡为主奏乐器。音乐风格具有清新、活泼、明快的情调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西乡以嘉定、宝山为典型，以粗乐为主，打击乐套路与十番锣鼓相近，曲牌音乐多用昆曲和京剧，科仪结束后还加唱戏曲。市区主要以市内本帮道士为主，注重唱腔的文静、细腻，讲究乐器的完美配合，以细丝竹乐伴奏，钟鼓司板眼，具有超凡脱俗的美感。”[15]

所以看出，作者对道教音乐的地域性风格与形态特征的横向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与把握某一种道教音乐在地域性的分布格局中，其总体的音乐风格与本体特征，同时也更有益于进行下一步跨地域性音乐风格特征的横向比较研究，以及全面地把握与了解中国道教音乐整体的形貌特征。

（二）跨地域性音乐风格之比较

在对全真道音乐的经韵进行分析时，作者不是孤立地分析其个案音乐的形态特征，而是与跨地域性的道观中相同经韵音乐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以此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在对西安八仙宫道乐研究时，作者认为，西安八仙宫【薰表韵】、武昌长春观【称职】、北京白云观【称职】，同属于同曲异名之关系。由此作者提出疑问：即西安八仙宫道乐为何与其地方传统音乐的风格色彩不相符，而与浙江的白云观道乐相同呢？作者认为，此现象至少足以说明，道乐的传播传承自有其特殊途径和规律，而与一般民间音乐有所不同，因此提醒我门，对各地道乐风格的研究，不能用民间音乐的研究模式去套。[16]还如作者将跨地域性的杭州抱朴道院与武当山的经韵【澄清韵】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作者认为，

“其旋律结构、旋法、唱法、词曲关系及节奏均与武当山尽同，只是在具体的润腔手法和音型上，抱朴道院的音调进行较多穿插了‘羽’ 音，以为音调色彩的修饰加花，正是这一‘羽’音的重用，就显示出了一种更为柔媚的色调。”[17]

总之看出，“蒲著”的研究思路，不是单纯的个案（“点”）考察研究，而是对道教文化系统的不同地理文化环境中的个案进行横向宏观的比较研究（“面”）。 其目的是既让我们了解到道教音乐的个性化特征，同时也从整体上感悟不同地域内道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因此，正如作者认为：“通过分别描述研究和比较，在认识道派差异性基础上，可更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道乐之全貌和特点。”[18]所以看出，“蒲著”这种纵横两维的综合研究思路，使我们对道教音乐的风格与形态特征的整体把握上有一种“见木又见林”之感。

三、深入细腻的道乐本体分析

中国道教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音乐元素，因此，对道教音乐的形态特征的分析描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综观“蒲著”在道教音乐的风格与形态特征研究中，充分发挥了作者的研究特长，对两种道教（全真道与正一道）音乐的本体特征给予了相当深入、精深细腻的分析比较研究，而且整个音乐分析贯穿全文始终。这其中，既有典型的音乐个案分析，也有横向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比较研究。尤其是作者重点对全真道经韵旋律体系的精深研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另外，在音乐分析部分，作者不是孤立地对某一道观中的音乐进行分析研究，而是针对不同地域性道观中同一经韵音乐给予了十分细腻的横向比较分析，使我们能整体上认知某一道教经韵音乐在不同地域道观中所具有的共性与个性特征。

如作者对全真韵旋律体系中的“十方韵”研究中，对当下存在于以南（浙江温州燕窠洞）、北（北京白云观）、中（武当山）三派中名、词、曲全同的经韵【三炷香】音乐进行较为详细的跨地域性风格与形态特征之比较，作者认为：

以上三曲旋律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南北派的曲调明显是中派武当山同名曲主题的加花变奏，虽然旋律是出于同一母体，但因发展变奏手法和思维的不同，遂造成了三曲风格上的简繁差异。总体来看，中派的旋律因地靠西北，受北音浸润较多，其旋律较多简洁遒劲的北音气息。北派旋律的南音特点较为鲜明，作了细腻的加花变奏，风格偏于柔婉。而南派则更达到柔婉的顶点，南音特点特别鲜明，具体表现就是其对同一主题的加花变奏更偏于细腻化和柔和化。[19]

综观蒲著第三篇有关全真道音乐的研究部分，作者用很大篇幅，对全真道经韵（如“十方韵”、“地方韵”）在各地道观中的音乐形态与风格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横向比较分析。这样使我们清楚地感知到同一曲目名的经韵在各地道观中发展、变化的结局与差异性特征，同时对于理解全真道经韵音乐的整体结构有重要意义。

其次，作者对道教音乐的研究不完全是单一微观的或宏观的横向比较分析，同时也兼顾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道乐经韵的形成与发展轨迹给予纵向的考察研究。如作者通过对宋代前后灵宝派经韵与全真派经韵的比较发现，“全真道音乐实际上很多在早期或同时期的灵宝派仪式音乐中已然有之，明显属于灵宝派传统的继承发扬，而非自创新章。”[20]所以看出，作者在道教音乐的本体分析方面，以横向的分析比较为主，同时也对某一道教经韵音乐的发展历史过程也同时给予历时性的观照与审视。另外，有必要一提的是，作者为在书中提到的每首道乐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搜集、整理与记谱，并呈现在附录部分，这样既便于读者参考与查阅，也能使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不同道观中经韵音乐的差异性，同时也有助于中国道教音乐的保存与传承。

四、二十年艰辛磨砺，修成正果之作

综观蒲亨强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自上世纪90年代左右，他已开始致力于道教音乐的研究。作者于1987年武汉音乐学院毕业之际，首先对湖北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此开启作者长达二十多年道教音乐的研究历程。作者结合音乐史学、历史文献学理论，借助于《道藏》《藏外道书》等道教经典文献，对道教仪式及其音乐的源流、形成、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列深入的分析考据。同时基于全面的田野考察工作之上，对当下留存的全国著名道教宫观（如武昌长春观、武当山、上海白云观、川西青城山、苏州玄妙观等）中的道教音乐活动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田野考察与记录，搜集了大量的现场音乐文本与文字资料。据笔者所知，蒲亨强先生是目前国内学界在道教音乐的历时性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学者之一。据初步统计，在二十年期间作者在音乐专业期刊发表的有关道教音乐研究的文章约有34篇之多。[21]因此看出，这部厚重的民族音乐学专著是他多年来对道教音乐田野考察与理论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学术总结，不愧为作者二十年艰辛磨砺，修成正果之作。

五、结语

综观“蒲著”的研究，笔者认为，

首先，立足史料分析，使音乐研究与文献分析相互贯通。在对道教仪式音乐历时性研究的同时，基于广泛深入的田野考察工作之上，对当下道教仪式音乐进行了广泛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横向分析研究。而且，这种史料学与音乐形态学的分析思路贯穿于始终。同时，“蒲著”的研究提醒我们：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不能完全集中于微观个案的共时性考察，同时要对当下鲜活的传统音乐事项进行历史文献学的分析研究，也就是在关注于其活态发展与传承的同时，要注意对其历史构成、发展轨迹的考察与梳理。

其次，“点”、“面”结合的研究思路。蒲著中不仅仅有单一的微观个案考察研究（“点”），同时也有宏观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音乐风格的横向比较研究（“面”）。其目的是以此窥探中国道教仪式音乐的共性与个体特征，使我们对这种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感知有一种“见木又见林”之感。

第三，商榷之处。既然是“中国道教音乐之现状研究”，因此有必要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纳入其研究中进行综合考察。因为，道教音乐文化不仅存续于广大的汉族地区，而且在南方少数民族（如瑶族、土家族、纳西族、壮族、白族等）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所以对其给予考察分析研究，有助于关照与审视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文化的濡化与涵化过程，以及感知它们之间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

总之，笔者认为，“蒲著”的出版发行是我国民族音乐学领域中有关传统音乐研究的又一重要的学术成果。其研究框架与思路可以被称为经典的“二部曲式”结构，即，道教仪式与音乐的历时性研究（“施食”、“上表”、“课诵”仪式与经韵的史料学分析）——道教音乐的共时性研究（全真道与正一道音乐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横向比较研究）。它是建立在对道教音乐扎实的历史学分析基础之上，又以田野考察与案头工作为载体，对道教音乐文化系统给予的综合、立体的分析研究。因此可以说，它不愧为是一部典型的具有历史民族音乐学特点的道教音乐研究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