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西部民歌和维吾尔族南疆木卡姆之比较研究
杜亚雄
生活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和祁连山北麓的裕固族和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是同宗、同根、同源的兄弟民族。根据历史记载，裕固族和维吾尔族都溯源于公元7世纪居住在今蒙古国境内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由此上溯还可 以追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和秦汉时期游牧在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
公元840年，回鹘因受黠戛斯的侵袭，加之大雪成灾，畜牧业生产受到破坏，分三支从蒙古高原向西、南两个方向迁徙。西迁的回鹘人一支到了今吐鲁番盆地一带，史称“高昌回鹘”，另一支则投奔葛逻禄，史称“葱岭西回鹘”；南迁的回鹘人到了河西走廊，史称“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西迁定居在新疆的回鹘人，融合了早就分布在北疆一带游牧的突厥语诸部落，又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西域的汉人，并与原来就住在南疆一带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后来迁来的吐番人、契丹人、蒙古人等经过长期相处、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向南迁到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后来和一部分蒙古人、汉人、藏人融合，成为今天的裕固族。[1]
裕固族有东部、西部两种本民族语言。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操这种语言的裕固人基本是古代蒙古人的后裔，用东部裕固语演唱的民歌与本论题无关，本文将不讨论。西部裕固语是一种古老的突厥语，它至今尚保留着许多古突厥语和古回鹘语的词汇，保存了计算数目的古老突厥体系，语言学家们把它划为上古突厥语，并指出它是古突厥文、古回鹘文的嫡语，也是和古代回鹘语最接近的活着的语言。[2] 操这种语言的裕固人和古代回鹘人关系密切，本文主要介绍用这种语言演唱的民歌并把它们和维吾尔族南疆《十二木卡姆》进行比较，试图找出南疆《十二木卡姆》的渊源。
一、古老的裕固族西部民歌
根据笔者在1964年到2005年40多年间所进行的十多次田野调查，裕固族人民除保存了古代语言外，还保存了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和许多古代的文化事项。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们还保持着部落和氏族的组织以及一种叫“罕点格尔”的原始崇拜形式。当时除包办婚姻外，还盛行帐房戴头婚，姑娘成年举行一个仪式后就有了社交自由，可与称心的情侣同居。如有离异，所生子女和财产随女家，与男方无关。
民歌是裕固族唯一的民间音乐形式，他们没有本民族民间乐器和民间舞蹈，也没有本民族的说唱形式或戏曲形式。
裕固族西部民歌都和一定的劳动生产活动及风俗生活密切结合，每种民歌都有具体的用途和社会功能。裕固族西部民歌从节拍、节奏上可分为“长调”和 “短 调”两类。长调悠扬、开阔、热情奔放，曲调高亢，朴素动人，节奏较为自由， 但大体规整，包括牧歌、风俗歌、叙事歌等题材；短调往往配合一定的、有律动性的身体动作，曲调流畅、节奏规整、律动鲜明、结构均衡，包括奶幼畜歌、垛草歌和催眠歌等题材。
牧歌是长调代表，西部裕固语叫“玛尔至耶尔”，是在放牧中演唱的歌曲。 按所放牧的牲畜不同，又分“牧羊歌”、“牧牛歌”、“牧驼歌”等几种，都是即兴编词演唱的。
“奶幼畜歌”和“催眠歌”是短调的代表，奶幼畜歌是唱给母畜听的歌。每当幼畜生下后，常有母畜不认幼畜，不让幼畜吃奶的情况。为了不使幼畜饿死，牧民便使幼畜偎在母畜乳下，一边抚摸母畜的腹、背，一面唱歌催其下奶。此类民歌有奶绵羊羔歌、奶山羊羔歌、奶牦牛犊歌、奶犏牛犊歌、奶黄牛犊歌、奶驼羔歌、奶马驹歌等。唱词多为虚词；同时还插入一些规劝或责骂母畜的话。用于不同畜种的奶幼畜歌虚词不同，曲调各异。奶幼畜歌的词曲均不甚定型，带有即兴性。催眠歌是拍哄幼儿入睡时唱的歌，节奏明显，但不强烈，与拍哄孩子的动作一致。催眠歌中的专用衬词是“呗哩”（beli），它的曲调和奶幼畜歌中奶羊羔歌有关。
西部裕固语的单词重音和维吾尔语一样总是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语音上的这种特点，使裕固族西部民歌中常出现用前短后长的节奏型，这种节奏型在句逗划分方面的表现形式则是前紧后松的节奏安排。
裕固族西部民歌都采用五声音阶，羽调式最为常见。民歌的曲调一般为由两个乐句构成的单乐段，也有许多歌曲只有一个乐句，但很少有四个乐句的。常用重复手法发展曲调，一首民歌旋律的第二部分往往是第一部分移低五度的重复，这种结构在音乐学上叫“五度结构”。“五度结构”在裕固族西部民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时，调式的五度音和主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相同调式的两个乐句，可能并置地建立在不同音高的两个宫调上。
裕固族西部民歌结构简单，大都和古代相仿佛的劳动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放牧、奶幼畜、垛草等）及风俗习惯密切地结合。它的歌词格律，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突厥语民歌有许多共同之处，并且具有许多古代语言的特点。
在遥远的东欧，有一个民族的民歌和裕固族西部民歌有着相近的歌词结构，基本相同的音乐特点。甚至有个别曲调也几乎能“吻合”起来，像是一首歌曲的不同变奏，这个民族就是居住在多瑙河之畔的匈牙利族。匈牙利古代摇篮曲专用衬词“beli”和西部裕固族催眠歌的专用衬词发音完全一样。
据史书记载，公元46年匈奴遭旱蝗灾害，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过半。乌恒族乘弱进攻，匈奴大败，分为南北两部。后来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臣服于汉，南匈奴人逐渐融合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北匈奴则于公元91年离开了我国北方草原，走上了西迁的漫长征途。据历史学家齐思和考证，北匈奴经过长期跋涉最后终于到达匈牙利平原，并打败东、西哥特和其他日尔曼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公元453年，匈奴帝国国王阿提拉正在筹划进攻东罗马时忽然暴卒，不久匈奴帝国就崩溃了。一部分匈奴人跑到伏尔加河流域，一部分匈奴人就在匈牙利定居下来。[3]
《魏书》卷一百三《高车传》说：敕勒“其先，匈奴之甥也”。《新唐书》卷二百十七上《回鹘传》说：“回纥，其先匈奴也。”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完全相同， 但都说明西部裕固人的先民敕勒和回鹘，与匈奴有密切的关系。《魏书》上还说，敕勒的语言“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所以，西部民歌和匈牙利民歌之间的共同因素，当是匈奴民歌和裕固族先民丁零、敕勒、回鹘民歌之间的共同因素，一方面被匈奴人带到遥远的东欧保存了下来，另一方面被裕固人保存下来。而这些特点至迟是在公元1世纪以前就形成的。因此，裕固族西部民歌和西部裕固语一样古老，代表了回鹘西迁之前民间音乐的风格，可为研究古代回鹘另一支后裔维吾尔族民间音乐时提供活着的古代“标本”。[4] 也就是说，维吾尔族音乐中与西部裕固族民歌的共同因素，应当是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之前就存在在维吾尔族音乐中的古代回鹘音乐因素，而维吾尔族音乐中与西部裕固族民歌的不同因素，应当是回鹘西迁之后才吸收到维吾尔族音乐中来的因素。
二、人类文化遗产南疆木卡姆
维吾尔族的木卡姆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流行在喀什、库车、阿克苏、莎车一带的南疆木卡姆；第二种是流行在哈密、伊吾地区的哈密木卡姆；第三种是流行在吐鲁番的木卡姆；第四种是流行在巴楚、麦盖提一带的刀郎木卡姆。流行在各地的木卡姆结构不完全相同，其中结构最完整、最庞大的是南疆木卡姆。
南疆木卡姆有十二套，每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琼乃额曼”意为“大曲”，由一首感情深沉的散板序唱开始，紧接“太孜”，经过“努斯赫”、“赛勒克”、“朱拉”等 段落，一直到兴奋热烈的“赛乃姆”和“大赛勒克”达到高潮顶点，最后以轻快的“太喀特”结束。其音乐发展的特点是深沉（慢速）―展开―热情兴奋―开朗愉快。排列顺序如下：
散序―太孜―间奏曲―努斯赫（木斯塔扎特）―间奏曲― 赛勒克―间奏曲―朱拉― 赛乃姆―大赛勒克―间奏曲 ― 小赛勒克― 间奏曲―帕西路― 间奏曲― 太喀特
根据周吉的研究，“琼乃额曼”和唐代大曲的结构有相仿之处。[5]
第二部分“达斯坦”意为“说唱”，是由三至五首节拍不同的叙事歌曲组成的，每首叙事歌曲之间插有间奏曲，维吾尔语称为“迈尔乎里”。开始稍慢、逐步加快，直到兴奋愉快结束。排列顺序如下：
第一达斯坦―第一达斯坦间奏曲―第二达斯坦 ― 第二达斯坦间奏曲― 第三达斯坦 ―第三达斯坦间奏曲 ― 第四达斯坦― 第四达斯坦间奏曲 ……散板结束句。
第三部分是“麦西热甫”，由三至七首节拍不同的歌舞曲组成，没有间奏，也没有长于一个乐节的过门，一开始就是刚健有力的舞蹈歌曲，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热烈紧张的情绪。
南疆木卡姆的艺术特色表现在音阶调式、节拍节奏和旋律发展手法等方面。
从音阶调式方面看，南疆木卡姆采用中国、波斯―阿拉伯两个音乐体系，并以波斯―阿拉伯体系为主。南疆木卡姆在调式方面的另一特点是调式、调性的经常变化。这种变化使木卡姆音乐的旋律更加生动，表现力更加丰富，特色也更浓郁。其调式、调性变化常用的手法是：（1）同主音不同调式的交替、并置和转换。（2）前后主音互为五度关系的交替与转换。
南疆木卡姆使用散板和有板两类节拍，在有板类的作品中有大多运用固定节奏型。如第一部分“琼乃额曼”中的“太孜”、“努斯赫”、“赛勒克”、“朱拉”等段落，都一定的固定节奏型相联系。在节奏方面，南疆木卡姆的散板中常出现前紧后松的节奏安排和前短后长的节奏型，表现出维吾尔语的单词重音后置的特点，和裕固族西部民歌的节奏安排是一致的。
从旋律方面看南疆木卡姆中常用重复、变化重复、模仿呼应、对比等多种手法发展主题。这些手法巧妙的配合运用，使南疆木卡姆的旋律风格鲜明，一部木卡姆从头至尾既有主题贯串又有发展变化，既统一又不单调，音乐层次分明，章法规整，脉络清晰。
三、从比较研究看南疆木卡姆的渊源
若对南疆木卡姆和裕固族西部民歌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只有四点：一是都采用五声音阶；二是都采用五度结构；三是都用散板和有板，四是都采用前短后长的节奏型。
这四个共同因素当是回鹘在公元840年西迁前的音乐特征。看来在西迁后漫长的岁月中，同其他民族的融合及宗教信仰的改变虽能使维吾尔族人的语言、文字甚至他们的容貌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回鹘音乐的若干音调特点、发展手法、节拍形式、节奏形态和旋律发展手法还是被他们在心灵深处保存了下来。
综上所述，我们也不难看出，裕固族西部民歌和南疆木卡姆之间的不同点远远地超过了它们之间的四个共同点。这些不同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音阶调式方面：南疆木卡姆主要采用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裕固族西部民歌不用，这一体系的许多调式也是裕固族民歌所根本不知道的。木卡姆常用的两种调式、调性变化手法中的第一种在裕固族西部民歌中从来没有发现过，显然和在同一主音上可构成许多不同的调式理论有关。
2）体裁方面：南疆木卡姆本身是一种高度综合的体裁形式，综合了歌曲、器乐曲、舞曲、说唱等不同的体裁。裕固族只有民歌，而没有其他任何一种体裁，更没有木卡姆这种高度综合的体裁。
3）篇幅方面：南疆木卡姆篇幅长大，一套木卡姆就包括几十首乐曲，能够演奏一、两个小时，而最长的裕固族西部民歌也只有四个乐句。
4）节奏节拍方面：固定节奏型在南疆木卡姆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裕固族西部民歌中，从来不出现这种节奏型。
5）旋律方面发展手法方面：南疆木卡姆中旋律发展手法多样丰富，裕固族西部民歌主要用重复的手法。
上述所有的不同点，是裕固族民歌中没有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是古代回鹘音乐的特点，而是在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之后才进入维吾尔族音乐中的。它们从何而来？
南疆地区在公元840年回鹘到达之后，发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一是由于回鹘人的到达，当地居民逐渐突厥化了；二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当地居民逐渐放弃了佛教等宗教信仰，逐渐穆斯林化了。
韩康信教授通过测量新疆出土的186具头骨，认为突厥化之前这里的居民主要包括了“原欧洲人”（Proto―European）、“地中海东支”（East Mediterranean）、“帕米尔-费尔干”（Pamir Fergan）、和“西藏东部”（East Tibetan）四个不同的人种类型。[6] 而笔者的研究则显示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和人种为地中海东支的居民有关。[7]
南疆地区在回鹘西迁到达前，已有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其中以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和高昌（今吐鲁番）的音乐文化最为发达，由于当地的居民的人种主要属于地中海东支，这些音乐也应当是主要采用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的。《疏勒乐》、《龟兹乐》和《高昌乐》在隋唐之际风靡中原大地，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朝野纷纷为之倾倒，骚人名士赞不绝口，乐工歌伎争相传唱，公元840年西迁的回鹘人对它们的喜爱程度和在这些音乐的影响下，本民族音乐的发展状况更可以想见。因此不难设想，南疆在语言上突厥化的过程，在音乐上却是回鹘音乐当地化的过程。南疆《十二木卡姆》主要继承的并不是公元840年以前古代回鹘的音乐传统，而是古代西域的音乐传统。
在回鹘人迁入新疆后不久，伊斯兰教就传入了，突厥化过程的同时也是穆斯林化的过程。根据阿拉伯音乐史学家萨米?哈菲兹研究：“波斯音乐和希腊音乐对伍麦叶王朝（公元661-750年）时期的阿拉伯音乐影响很深”。[8]语言学家根据在南疆地区发掘出来的古代南疆居民语言的大量文学进行研究，认为在突厥化之前塔里木盆地南缘一带使用一种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中古东伊朗语，而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则使用另一种特殊的印欧语。[9]因此不难推断，公元840年以前塔里木盆地一带流行的音乐是和东部伊朗语以及另一种特殊的印欧语配合的。因为阿拉伯音乐受到波斯音乐强烈的影响，随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阿拉伯音乐必然会有波斯音乐的色彩，从而很容易和与东部波斯语相配合的当地音乐融合，这就进一步改变了回鹘人音乐的面貌。“木卡姆”这个词汇和南疆木卡姆中的许多其他名词（如“努斯赫”、“赛乃姆”等）源自阿拉伯文，当不是偶然的。
通过比较裕固族西部民歌和南疆木卡姆，说明南疆木卡姆所继承的主要是包括龟兹在内的古代塔里木盆地一带的音乐传统，同时又由于接受伊斯兰教，也受过波斯-阿拉伯音乐的影响。今天的库车就是古时的龟兹，而今天的南疆木卡姆，应当和当年的龟兹乐有关，而和古代回鹘音乐没有多大联系。
曾有音乐史学家从文献角度对龟兹乐和南疆木卡姆的乐器、曲名、乐制等方面进行比较，得出“它们之间相去甚远，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还进一步认定：龟兹乐“没为其母地留下一鳞半甲”。[10]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出置疑。[11] 认为南疆《十二木卡姆》没有受过伊斯兰教和阿拉伯音乐影响的观点，笔者也是不赞同的。
音乐史专家应当学习太史公研究历史的方法，司马迁在动笔写《史记》前，一直在全国各地采访，收集资料。目前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更多地涉及音乐文献，缺少实际音响资料，要改变这种状态，除努力解读古谱之外，还可以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从现存的民间音乐作品中找出古代的遗存因素。因此，离开南疆木卡姆去研究当年西域的音乐不可能全面，离开南疆木卡姆去研究隋唐音乐也不可能深入。
参考文献
[1] 马寅：中国少数民族[M] (英文).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第129页和139页.
[2] 马洛夫:古代和现代突厥语[A].(李国香译)突厥语分类问题[C].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年.
[3] 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影响[J].历史研究,1977,(3).
[4] 杜亚雄：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J].中国音乐,1982,(4).
[5] 杜亚雄、周吉：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101.
[6]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点[J].西域研究,1991,(2).
[7] 杜亚雄：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特征和现代民间音乐的风格特征[J].音乐研究,1995,(2).
[8] 萨米?哈菲兹：阿拉伯音乐史[M]（王瑞琴译）.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第110页.
[9] 耿世民：试论塔里木盆地民族融合和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A]新疆历史论文续集[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 赵维平：历史上的龟兹乐和新疆木卡姆[J].音乐研究,1988,(3).
[11] 杜亚雄：维吾尔族南疆木卡姆与龟兹乐是否无关[J].音乐研究,1989,(2).
（来源：《新疆艺术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