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放性视野

再就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具有的中介性因素条件看来，王铭铭教授曾经提出“三圈说”。该说的大体内容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世界观”来看今日的人类学世界，乃由核心圈——“教化”程度较高的汉族农村和民间文化，中间圈——西部、东部的、内外（圈）结合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外圈——所谓“外国”组成。值得注意的是，该说认为：“‘中间圈’与‘外圈’结合着，有时是内外的界限，有时属于外，有时是内外的过渡。”[17]（第456-465页）这里反复出现的“内、外”关系，尽管也有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原文化作为基本参照系的文化空间观念影响，但主要是指近代国家疆界确立之后才开始出现，并受到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关注的“中国”与“外国”的区分。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所谓的边界是飘浮不定、变化多端，然从当代人的角度看，就在这短短的数十年至上百年间，它所产生的变化和对边界两侧国民及其文化（包括音乐文化）的影响十分显著，可说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而难以令人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此外，笔者注意到，出生于内蒙古，现任职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宝力格教授从“关系主义民族学”的角度提出过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三角关系，主体民族统一国家，少数民族和外部的所谓‘帝国主义’势力。”[18] 因此，他主张少数民族族群的主体意识、文化诉求和民族视野，也应该成为人类学给以关注和重视的对象。从少数民族主题出发去理解他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境遇以及他们的文化创造与文化变迁，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定位。因此，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除了上述三个层次之间具有的文化互融性乃至一体性外，在以上种种战略性思考中，我们其实避不开以跨界少数民族为发端，来观察和思考中国传统音乐和世界民族音乐中的不同文化圈因素是如何通过“政治边界”这个重要的中介性因素和过渡性环节，而在彼此间产生区隔、传播和流通等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参见[4]）。

（二）中国音乐学界的学科划分现状及其历史局限

从上述观念出发，可以看到以往在中国音乐学界，从以往的“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到“传统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学研究”，虽然已经在学科建设上已经构架叠现，成绩斐然，但若从（相对应于“大国学”的）“泛传统音乐”层面看，其学科内部还存在着诸分支之间沟壑众多，互不通畅的待改进状况。以中央音乐学院为代表的部分音乐院校为例，经过学术界的大量实践，如今已经形成了汉族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和世界民族音乐三个学科分支。但由于此三个学科分支是以各自的研究对象为聚焦中心建立起来，仅从此相互独立、封闭的研究对象上，难以寻求其共通点和嵌合点。当然，20余年来，中国传统音乐学者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同行学者已经有了频繁的学术交流，并把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论贯穿于其中，成为支撑其相互关系、引导其学术方向的关键性因素，在此基础上还做过一些具体而实在的比较研究。然而也不能不看到，以往我们与之交流和比较的地区仅限于周边民族音乐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研究对象上较多集中在道教、佛教等宗教仪式音乐方面，在其他传统音乐层面进行比较研究者不是很多，成果数量偏少。并且，上述学术交流的成果至今还主要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其中许多尚未能够及时地转化为应用性的教学成果。而在传统音乐主流层面的教学与研究上，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受以往科学民族志的相对静态、内敛和过于相信和依赖“客位立场”的研究观念的主导，致使上述三个学科分支的研究思路都各自呈现出一定的孤立、徘徊、犹豫和停滞不前。如今，在一种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作为文化现象出现的“本土化——全球化”潮流和日趋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催促着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方位来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异文化研究和学术眼光，去培养、塑造自己的“双视角”文化视野和主、客换位思考意识。

有必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强调三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并不是想要去消弭各学科间的专业界限，或者说是想以其中某一学科的立场出发，以图“互侵边界”。而是意在提倡打破学科分支之间的壁垒隔阂，建立一种彼此认同和互为开放性系统的意识和观念。

（三）跨界音乐文化研究——立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本位的学术观念

回溯历史，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学界以往一直存在着的，主要是两种起点各异的不同视角——所谓的西方视角和中国视角。对此，有必要结合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予以重新审视。

西方视角：即某种起自西方的，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对象的研究视角。对此，可以举出比较音乐学时期的非欧音乐研究以及当代民族音乐学时期所提倡的世界音乐研究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例子。对此，人们曾提出过该学科是否有别于历史音乐学，以及是否有必要结合“历史构成”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学科方向的问题。其实，这样的学术观念是把握有西方文字和相关文献记载的历史音乐学等同于西方的音乐学，而把非欧音乐研究及世界民族音乐看作主要是研究活着的音乐（其中包括史载音乐文化中呈活态的部分），并且隶属于“以非欧音乐为主要对象”[②]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同时，在此共时性为主的研究状态中，西方学者的眼睛是顺着由外向内的方向，更多借鉴对国外民族音乐进行研究的经验来看待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顺此，他们的眼光首先聚焦于汉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文化，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久远的历史音乐文化和众多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当然，这种状况正在逐渐地得到改变。

中国视角：在中国音乐学界，以往的“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理论”以及“传统音乐研究”等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人们的眼光也同样一开始是聚焦于汉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所不同的是，由于掌握文字工具的便利，中国学者同时关注到古代的和现存（活着）的中国音乐。后来才一一关注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和亚非拉音乐（世界民族音乐）。（也许王铭铭提出的“核心圈[汉文化]→中间圈[少数民族文化]→外圈[外国文化]”的“三圈说”也不免带有这一“由内向外”的特征。）同时可以注意到，在上述时期内，正如前面所说的，由于受以往科学主义研究观念的主导，同时也由于来自国家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干扰，使我们的传统音乐观也带上了如下略显封闭、内敛的特点：其一，中国传统音乐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其二，在这个封闭的文化系统中，汉民族音乐文化不仅是观念上，也是事实上的中心和主体；其三，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该系统的末端。以上视角，从政治社会学层面看，可以说主要体现为主流文化阶层的视角；若从族群文化层面看，可以说主要体现出仅从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出发的视角。由此可以说，以往在中国音乐学术界所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视角，就是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起点和文化本位，向内外两端延伸的研究视角。同时，从外向内看，也还缺少一种以世界民族音乐作为起点的，与少数民族音乐之间的双向互动的研究视角。这种现状是亟须予以改变的。而倡导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恰恰应当进行这样的思考，并不断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

三、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不同层次和课题类型

笔者认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一方面有必要从整体上建立“泛传统音乐”观念，探讨其内部三个学科分支的相互联系和共性特点；另一方面则应该从三者的差异性即个性出发，去认识和把握它们各自的立足点——文化本位所在，并建立起相应的互认、互动关系，亦即“互为主体，换位思考”的机制。仅就其中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分支来说，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就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本位去看其与周边国家或地区音乐文化关系的学术观念。而在研究的策略上，应该把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定位于边界两侧族群当代音乐文化现状的考察，并把其中发生在中国一侧的音乐文化整体状况及个案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并且必须把这种本土研究个案置放于与内外两端的互文性（在并列的文本和陈述之间所发生的语义关系）[19][③]语境中进行比较，才能真正达到反观本土个案自身的目的。经此，我们便可以去进一步讨论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不同层次和课题类型。

由此我们注意到，鉴于长期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基因的同一族群，被一条晚近形成和确定的“政治边界”所分隔，而在原生文化层面上，生发出有形或无形的变异性、区别性因素以及互文性因素。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去探究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那些当代世界格局中已经相对固定的“政治边界”对于国境两侧族群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关系到边界两侧族群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互融？最终，上述音乐文化互动对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变异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比如说，在跨界音乐文化研究的原生层面（参见[4]）上，中国蒙古族与外蒙古蒙古人共有的长调，中国北方民族与东北亚各国诸多民族共有的萨满音乐文化，新疆维吾尔族与中亚及阿拉伯国家许多民族共有的木卡姆，中、韩、朝三国朝鲜族共有的“长短”、“盘索里”等，在长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都因为新的“政治边界”的区隔，而在当代数十年间发生了很不一样的、令人难以忽视的文化变异现象。在过去政治边界封闭时，边境两侧族群的音乐文化有可能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而政治边界一旦开放，传统音乐的跨界互相交流便又重新开始。然而，根据整体文化语境存在差异大小，边界两侧音乐文化的差别也会随之而有不同程度的起伏变化和互动交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予以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

其次，在今天的“政治边界”之上，还覆盖着先于现代民族国家及“政治边界”产生的且不以后者隔断和划分开来的，以思想或宗教为核心的大大小小的传统文化圈，由此产生了次生文化层——跨国音乐文化研究（参见[4]）。这类文化圈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前述原生层的跨界族群音乐因素相比，带有更为复杂交错的关系特征。从文化文本的角度看，与前者具有的互文性相比，也带有更高一层的互文性或文化活动文本[④]性质。由此，在作为“大传统”的各大音乐文化圈与跨界族群音乐中的地方“小传统”之间，便在文化圈自身内部及不同文化圈相互之间形成了并非原型同构的文化层叠置关系。在“大传统”层级，一方面，在政治边界的境内外两端，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中亚地区的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云南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内蒙和外蒙的蒙藏佛教文化圈以及新疆与周边欧亚跨界区域的伊斯兰教音乐文化圈等，往往是一些包含了同样的文化因素（如人为宗教文化因素）或同种文字（如汉字），但不一定有共同族源的异源族群。另一方面，在这类文化圈与所谓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圈——“教化”程度较高的汉族农村和民间文化之间，还有一个由东西交界地带或中部地区组成的，最能体现“中间圈”特点的灰色地带，其中发生的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之间的种种互融现象，如内蒙古的蛮汉调，中南、西南地区瑶族的师公、道公仪式音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洞经音乐等，都在具“广义互文性”(或广义的“跨文本性”、“文化活动文本”)性质的次生文化层面上，通过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互融、互渗，体现了比原生文化层更高一级的互文性特征。

再者，近代以来，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为区隔，边界两边出现了两种同或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氛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更大的族群共同体联盟。而在边界的中国一侧，具跨界族群身份的诸少数民族也被纳入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范畴。在这个新的“文化活动文本”内部，随着上世纪中叶中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相关政策实施，经由民族识别的各民族得以平等跨入“社会主义民族”，前述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之间又产生一种新的并列关系和语义性联系，亦即某种兼具民俗文化的异质性与政治文化的同质性的互文性关系。而与此相关的种种音乐文化个案或比较性研究，便造成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意义的进一步拓展。此外，在汉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大陆、台、港、澳传统音乐的比较研究之间，更由于一直存在某种急剧变化的、或明或暗的政治边界，而带上了兼有民俗文化的同质性与政治文化的异质性的另一种互文性因素。

再次，那些更带次生性的研究课题，例如目前已经受到学术界关注的东南亚、东北亚等地的海外华人移民音乐文化研究（同王铭铭所说的“中国的海外人类学” [17][第457页]有关）和中、日、韩、越南等国“异种同文”的古代汉字文化圈传统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它们共同涉及汉（字）文化由内向外传播的途径及效应等问题，亦可看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外向性延伸，值得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联系起来予以关注和比较研究。[⑤]

总之，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是一个值得让几代民族音乐学者予以关注的，意寓深远、内涵复杂的学术话题。就像前文提及的，本次研讨会仅只是一个开端，具有“开题报告”的性质。我们寄希望于今后能够在学界同仁的继续关注和共同努力下，使该研究课题得到进一步开展，并产生更多的预期成果。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