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音乐生活调查笔记
张天彤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100101）
摘 要：2011年2—3月笔者作了达斡尔族个人音乐生活经历的调查，共访问了7位达斡尔人，以了解和认识达斡尔人音乐生活状况及其变迁，也是对达斡尔族进行音乐学研究的基础工作。这些信息无疑都是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达斡尔族音乐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调查笔记；达斡尔族；音乐生活
分类号： C95-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9838（2011）02-0030-14
2011年2月28日至3月4日，笔者在呼和浩特市做了达斡尔族个人音乐生活经历的调查，共访问了7位达斡尔人。个人音乐生活经历是我们以了解和认识达斡尔人音乐生活状况及其变迁的有效渠道，同时，这项调查工作的开展，也是对达斡尔族进行音乐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本次调查的访谈对象都是达斡尔族，其中，50岁至60岁者有3人，70岁以上的有4人。在此，笔者以调查笔记的形式，采取访谈记述和评议结合的形式来阐述这次调查的收获。①
1.被访问者：乔泽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音乐编辑，已退休）
访问时间：2011年2月28日下午
*关于家庭、成长环境及经历②
1934年1月我出生在齐齐哈尔梅里斯区化木屯。当时化木屯有四五十户人家，达斡尔人占一半多点，除了达斡尔人，还有满族、汉族，满人也讲达斡尔语。在我的记忆里，最初接触到的音乐是我母亲唱给我的，我母亲会唱的歌不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用汉语、满语、达斡尔语唱着歌教我《数数歌》，歌词是从1数到10，唱起来是这样的（见谱例1）。
那时候化木屯邻近的海牙屯达斡尔人爱跳舞的比较多，一般是冬天在屋里跳。不过，夏天在野外采野菜、韭菜花、黄花时也跳，通常是一边采一边舞，自娱自乐，用歌声伴舞，唱的曲目很多。冬天一般是在房子大一点的人家跳舞，大人小孩加起来一屋子能有二十来个人，最大的年龄有四五十岁，年轻的小姑娘不太会跳就边看边互相学。一般情况下开始时速度比较慢，先是把声音亮出来，用优美的声音唱。我对杨士清舅舅④的印象很深刻，我听他唱的那首《回娘家》，不是现在的那首新媳妇《回娘家》，而是唱去相对象的内容。达斡尔妇女跳舞都是一边跳一边唱的，唱到一定时候就有一个人率先喊“哲嘿”、“罕伯”，然后就以舞蹈为主了，最后是呼号。呼号有一个人带头，喊“哲嘿哲”。长辈们没有什么“我要跳舞”的概念，他们就是想着“我就是要娱乐”。唱歌跳舞能释放出他们豪放的情绪，尤其是“哲嘿哲”，她们气喘吁吁用尽所有力气，卸掉身上所有劳动的疲劳。我没有见过其他男人跳舞，就见过杨士清的舅舅，绰号“黑小子”的男人跟着妇女们一块跳。那时他20来岁，瘦瘦的身材，能说能唱。记得有一次在我姥姥家的两间房子里，有十几个人，女的都是年轻媳妇，有两个老太太（50多岁），她们都穿达斡尔长袍，跳舞时梳洗得很干净，神情庄重。齐齐哈尔那一
谱例1.③
带把跳舞叫“哈库麦勒”，准确的意思我弄不清楚。达斡尔人不跳舞不行，化木屯的人不跳舞就发呆了，那是一种表现和释放的形式，现在可没有这个条件了。
*关于扎恩达勒、乌春
扎恩达勒，在达斡尔语里就是放歌的意思。实际上好多扎恩达勒都是没有词的，只有“讷耶”的衬词，就是要放开嗓子“讷耶”一下，只有这个词才能唱出这个曲调。这个词是在长期的生活中被选择出来的，“讷耶呢耶”后就开始自己填词了。实际上音乐就是这么来的，先是从呼号开始，自娱自乐，唱出来的就是歌。达斡尔民歌的风格有时很难掌握，跟它的即兴性有关。
一般家里不能唱扎恩达勒，在院子里、村子里、马路上唱的时候也都很少。扎恩达勒是在野外唱的歌，在村子里唱不受欢迎、不合适。通常，都是男人唱扎恩达勒，女人不唱，女人唱的话显得野味太足。家里最忌讳唱呻吟调——就是那种没有什么词、有点带哭腔的调子。实际上，人们唱的时候就把很多民歌的旋律都改变了，谁都有痛苦的时候，生活痛苦的时候就唱。
我记得小时候有个萨满，姓德，叫满宝，家在齐齐哈尔村，他有一个大的四胡。此人说话时结巴，但是唱的时候不结巴。他能看着满文直接译为达斡尔语说唱《三国》《水浒》等，我听过很多次。他基本上是在秋天、冬天译讲文学书。一般讲唱乌春是在我家，我家里有两间房子，萨满德满宝就坐在北炕头上。屋子里坐了大约有二十几个人，几乎都坐满了，男性居多。萨满德满宝来人家说唱乌春时是没有报酬的。我父亲会唱乌春，母亲会唱的歌也不少。
*关于萨满
我小时候见过萨满跳神仪式，祭祀“朝罗巴尔肯”（石头神）时，唱的好像是达斡尔人对鹰的崇拜，有的词我不太明白，这些以前从没有人记录过。
谱例2.
这个调子是在祭祀活动时唱的，好像是鹰上了什么山，我就听过这么一次。此外，还有用汉话唱有帮腔的调子。我父亲叫乔永山，他做萨满跳神唱的时候，外村的人也来听，记得帮腔的人有两个，都是跟他能够合得来的人。父亲是给人治疗小病的，通常在人家的房后和园田里作仪式。因为我小，所以并不知道唱词是什么意思，他有时也用达斡尔音调唱汉语的词。
*达斡尔人的音乐与生活的关系
音乐与人们的生活总是相互联系的，比如：我爷爷养鹰，秋天把鹰放走了，冬天再抓来养一只。村子里还有其他人放鹰，海牙村就有四个人放。达斡尔人的歌曲里有鹰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达斡尔人欣赏鹰，人们把鹰的英雄劲儿看做是一个审美对象。达斡尔人的音乐与生活所在区域也有很密切的关系，齐齐哈尔那边的歌是平稳的，因为是大平原，有嫩江流水，而在莫旗有山。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听见莫旗人唱的歌就是比较古老的扎恩达勒，就那么一句，不像齐齐哈尔地区慢条斯理拉长的，有几段曲子。
达斡尔人的音乐与他们的情感也有很大关系，伤感的调子表达出的就是一种思念。还有，人们打了一天的草，回家的路上就使劲放开嗓子唱“扎恩达勒”，这是我小时候经常见到的，意思是可算完活儿了，放松一下吧。于是，扎恩达勒就出来了。
谱例3.
妇女们在野外劳动时也经常唱这样的歌：
谱例4.
《无词扎恩达勒》的“讷耶尼耶”没有明确含义，但是人的思想是有确定性的，根据人的情绪的高亢与低落来唱，所以，曲调本身就可以是有情感的，比如：这首悲伤的扎恩达勒。
谱例5.
*关于木库连
我母亲会弹奏木库连，她的木库连是我姥爷做的。母亲通常是在一天的活干完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弹奏。一般都是她坐在那弹奏，我坐在那听。母亲嘴型一变，她自己想象出来的鸟、风、流水的音调就弹出来了。她能模仿的声音挺多的，都是用舌头的技术来调整。平时她把木库连用布包起来放在木箱子里。有时候有妇女来家串门，她们就边聊天边弹奏。我母亲有时候也在院子里坐在板凳上弹，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消遣。我没有见过男人弹奏木库连。
评议：
通过对乔泽澄老师的访问，我们知道了达斡尔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以唱歌的方式教儿童同时用达斡尔语、满语和汉语学习数数，从1数到10，这让笔者觉得很新鲜。那个时候，在达斡尔人附近居住的满族人已经不讲满语了，但是，达斡尔人仍对儿童进行着满语的教育。
通过唱以“讷耶尼耶”为衬词的无词扎恩达勒，让笔者了解到达斡尔人的一种独特的歌唱方式，知道了在一种什么情景下会有这样的一种歌唱，那就是人们在放松身心、释怀郁闷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乔泽澄老师的父亲乔永山是，雅德根（萨满），他曾经会唱很多歌，据说也会很多乌春，还有邻村的德宝雅德根也是乌春的说唱者。德宝可以看着满文的《三国演义》直接译成达斡尔语说唱。通过这两个雅德根，我们可以知道，达斡尔人的萨满是民族的音乐人才。据乔泽澄老师说，他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很多的雅德根调（萨满歌曲）。可惜，现在这些都已经失传了。当年，德宝雅德根译讲的《三国演义》，在达斡尔人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得不识字的达斡尔人知道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及其故事，甚至成为他们日常谈论的话题。乔泽澄老师说他父亲曾唱过一首雅德根调，是用汉语编词的，而在他小时候听这首歌的当时，却并不懂得这些汉语的意思，他周围的人们也不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他父亲编的词，但他父亲的汉话也不是很好）。遗憾的是，乔泽澄老师不能够完整回忆起来这段旋律了。
在20世纪40年代，达斡尔族民歌还处于与生活联系紧密的状态。达斡尔人通过在劳动生活中的歌唱，在相聚舞蹈时的歌唱，在译讲汉族古典文学等活动中，演绎着民族的音乐生活。同时，无论是人们高兴时还是在他们忧郁时，都会用他们的民歌来表达，并且，音乐的旋律和情绪会随着人们的心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可见，音乐与达斡尔人的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音乐在达斡尔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被访问者：孟玉珍（原内蒙古文工团团员，离休）
访问时间：2011年3月1日上午
*关于成长环境及经历
1926年我出生在海拉尔市。小时候很少接触到达斡尔族歌舞，到了扎兰屯达斡尔乡才看到老乡们跳达斡尔舞。1946年3月我去北安上了东北军政大学，学习了3个月，第二年就被送到内蒙文工团了。1948年春天去到布特哈旗的第二村搞土改。在那里，达斡尔人有敖葵青、阿勒腾挂、何云和我。冬闲时我们搜集民歌，陈清漳那时就搜集了好几百首。当时没有录音机，都是靠写记。我只学了几首达斡尔族民歌，因为我们是搞舞蹈的，采访的是阿罕伯。
达斡尔人只要有聚会就有跳舞，唱的民歌可多了，有慢有快，唱歌是问答性质的，一问一答，动作很简单，三四十岁甚至50岁的老太太都来。那时跳舞都是自发性的，在个人家屋子里进行，大家都穿达斡尔衣服。我和何云、吉姆森挂、阿勒腾挂一起跟当地的老乡们学习。当时是跟着老乡们，他们边跳我边学，有照镜子、梳头、系带子、挑水的动作，还有像是取烟的动作。回来以后，吴晓邦（著名舞蹈家）帮助我们编排《达斡尔舞》。我第一次上舞台跳的舞蹈就是《达斡尔舞》，是1948年在乌兰浩特一个电影院的舞台上表演的，回来后又在沈阳、哈尔滨演出。1949年我们去了北京演出，有6个人参加，其中，我、何云、阿勒腾挂是达斡尔族，其余那三个人是蒙古族。
*一段殊荣
我是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给毛主席献花的，那是在国庆节前夕，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在会场上，新疆代表团的人讲话后，他们给献的衣服、帽子。内蒙代表团讲话后我去给毛主席献花，还有一个同学给朱德总司令献了花。在此前一天，我还在怀仁堂给朱德总司令跳了舞。那是达斡尔舞蹈第一次走进北京、走进怀仁堂。这段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关于乃吉合唱团
乃吉⑤合唱团成立11年了。创始人乌云毕力格（达斡尔族），她的孩子在北京工作，她看到北京各机关团体在公园组织活动，于是受到启发，成立了这个合唱团。成立时有四五十人，参加者主要是从海拉尔来呼和浩特定居的人，其中，海拉尔一中的人比较多。成立合唱团为的是让大家能够经常见面，活动时在一起唱歌、跳舞、聚餐。经常唱的有达斡尔族、蒙古族、鄂温克族、俄罗斯等歌曲，在2006年呼和浩特达斡尔春节晚会上唱了清代达斡尔族著名诗人敖拉·昌兴写的歌。乃吉合唱团由萨玛嘎负责教歌，现在是每个星期一的上午在老干部局活动室活动。
现在，我是合唱团年纪最大的人，今年85周岁了，最小的也近60岁了，都是离退休的干部和教师。合唱团现在有20多人，其中，达斡尔人有我、托玛、孟进德、赛娜、萨玛嘎、萨德妹、苏荣挂、恩和巴图、斯琴、新托娅、额尔登巴特尔等人。我们的节目在鄂温克旗旗庆时，在广场上、在草原风情园都演出过。通过参加合唱团，使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了，修养了心身，陶冶了情操，培养了爱好，我们心情和从前不一样了。离休以后，我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我回家以后硬背那些歌曲，觉得生活得很充实。我得到了很多，跟大家在一起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找一个节日我们就庆祝一下，尽量让自己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
评议：
1948年，孟玉珍在布特哈旗（现扎兰屯市）达斡尔乡参加土改的时候，参加了收集达斡尔族歌舞素材的工作。当时，当地达斡尔族的歌舞比较活跃，根据搜集到的歌、舞素材，内蒙古文工团创编、演出了《达斡尔族舞》。这个舞蹈在乌兰浩特、哈尔滨、沈阳先后做了正式演出。1949年6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演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孟玉珍当时向毛主席献了鲜花。这是那个时代的人很难得到的一种殊荣，也体现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对民族民间艺术的重视。
乃吉合唱团于1999年成立，达斡尔人占了一半以上。合唱团成立以后，学唱了蒙古族、汉族和前苏联歌曲，包括达斡尔族作曲家敖云图创作的歌曲，也学唱了达斡尔族、鄂温克、鄂伦春族民歌。在2006年春节内蒙古达斡尔学会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乃吉合唱团演唱了达斡尔族著名诗人敖拉·昌兴创作的3首达斡尔族乌春。这些年来，乃吉合唱团多次应邀参加各种庆典和集体文艺活动。乃吉合唱团已成为在城市里由达斡尔人参加的，热衷于唱、跳达斡尔族歌舞的民间团体。
3.被访问者：金铁宏（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访问时间：2011年3月2日上午
*关于家庭、成长环境及经历
我生于1956年，是在海拉尔出生和长大的。小时候，每到周末或农闲时就参加家庭聚会，谁家房子大就到谁家去。我们兄弟几人都会拉琴、唱歌。我们家在海拉尔住的是平房，记忆中从小就被唱歌跳舞的氛围包围着。我们家在海拉尔南门外，是独门独院。文化大革命时父亲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即便是这样，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我们也坚持玩。我们玩鲁日格勒最多的时候有上百人，屋子里到处是站着的和坐着的人，甚至院墙上、院子外都是人，大家都想参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的歌舞活动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只是歌词有所改变，大家参与的热情也没有改变。
我母亲（1984年去世）是位非常杰出的民间艺术家，从小在齐齐哈尔屯子里的文化氛围中生活长大，活着的话有90来岁了。⑥母亲是女高毕业，很早就到了海拉尔。达斡尔族的哈库麦勒、扎恩达勒她都非常擅长。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逢年过节大家聚到一起总是唱歌跳舞。当时，居委会来抓这个事情，当时的正阳公社红旗居委会经常组织民间演出和比赛活动。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居委会，由公社组织居委会比赛。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叶帅到呼盟视察工作，有一群民间舞蹈积极分子，她们唱得好、跳得好，于是便经常邀请他们演出，并以他们为中心，不断地补充新人，像补充从齐齐哈尔来的人，他们还会带来很多新词。我母亲也曾经给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地演出过，还是主力，连唱带跳，演出的曲目都是民间的，并且穿着达斡尔服装。母亲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
*关于鲁日格勒的概念
我从1984年开始，在全国的几次学术研讨会上就说过：“鲁日格勒”包括达斡尔族所有的体裁，有哈库麦勒、扎恩达勒、乌春等。鲁日格勒本身含义是“旺”、“红火”的意思，它是一个大的、综合的概念，哈库麦勒应该是单指舞蹈形式。哈库麦勒和鲁日格勒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晚上玩——就是指鲁日格勒，除了哈库麦勒、扎恩达勒以外，还有乌春和乌力格尔（即讲故事）。即便是作萨满祭祀，开始萨满很庄严，到后来，仪式结束后又开始鲁日格勒了。
*关于说书和说唱
我们那儿很早就有人拉四胡，带有旋律既演唱又讲故事。我小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初）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海云的爷爷，是说乌力格尔的，他是个木匠，要是活着的话有一百多岁了；另一位叫哈尔巴哈，是说唱乌春《三国演义》的。说唱乌春男人居多，用四胡（华昌斯）伴奏。记得当时听的人有三四十个，都是在晚上进行，一讲就讲到后半夜。一次大约讲4至5个小时。海云的爷爷讲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给他拿点酒。讲故事和说唱乌春主要是在春节和平时休息的时候，一年中在冬天讲的时候比较多。
*关于词曲的即兴和改编
我们鲁日格勒的时候唱的比较多，哈库麦勒多得不得了。通常开始是比诗，我问一句，对方答一句，问答都是即兴的，时间久了人们就把它的唱词固定下来了，再后来就又有人发展了，曲调不变，用词也不一样了。那时唱歌即兴的比较多，词变了但旋律的骨干音没有变。我小时候听到女人在野外采柳蒿芽累了的时候也唱，劳动中和劳动完了都唱。唱时都和手头劳动内容有关系，问答着唱，旋律是固定的，唱词就根据眼前的劳动来编。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老百姓传唱的歌曲中改词的现象很多，比如：原来是唱自己悲惨一生的，改词后就唱成了打倒蒋介石。这样的词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现在都有人在唱，甚至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原词了。据我的统计，目前有200多首这样的传统民歌被改编了词。
*关于扎恩达勒及其达斡尔族民歌体裁的分类
扎恩达勒就是歌唱的意思，意即：唱一个吧！这个体裁是最能深刻表达达斡尔人思想感情的。我认为达斡尔族民歌有大爱和小爱之分。从思想情感的深度来说，凡是具有比较悲情的，反映重大历史性题材，具有史诗性的应该属于大爱一类；另外一类，同样是表达思想感情，不是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表达日常的生活生产劳动的，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感情，属于小爱类。现在大家传唱的那首《摇篮曲》其实不是《摇篮曲》，是思念的曲子，是一种大思念。我小的时候是经常含着眼泪唱这首歌的。
谱例6.
歌词大意是：我为可爱的你而歌唱，因为想念，我恨不得把榆树剪断。
*关于剑舞、关于哈库麦勒的源流问题
哈库麦勒中的比舞最初是模仿剑舞，是模仿先辈们的生活情境。民间的和贵族宫廷的东西还是有差距的，宫廷的舞蹈是比剑的，从我们这个大家族来说大家还是很认可这个说法的，我妈妈说她也是听上辈的老人们这么说的。应该说，在宫廷里这样的聚会较多，在舞蹈中都有表现这种很激烈的战斗场景，这些都是来源于生活，有道具。后来把剑扔下了，变成是女人效仿男人的动作，舞蹈时就是拿剑的姿势。所以，哈库麦勒中比舞的场面就叫剑舞。
有很多达斡尔族歌词，尤其是古老的歌词，文雅、不俗气、合辙押韵、高贵，民间是不可能有的，一点脏话都没有。从舞蹈姿势看，我记得小时候看我母亲跳舞，像流水一样的美，太高贵了。我母亲她们跳得特别舒服，好似飘出来的，像流动的水一样。一传到民间以后就是民间的玩法了，地也不平了。试想，没有平坦的地面，水能流得平稳嘛？但是，贵族也是来自于民间中那些勤劳致富者，源的问题肯定还是在民间。贵族阶层茶余饭后审美的标准提高了，于是，便产生了雅和俗的问题。
*关于雅德根依若
小时候听过十几首。现在正式出版的雅德根调基本上都没有词。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叫哈列的雅德根，是个小个子，长得黑黑的。我四五岁时听到他唱，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记得当时很害怕。达斡尔族民歌受宗教影响是一定的，最早能唱能跳者都是从雅德根来的，就像蒙古族安代舞是从宗教来的一样。
*关于记谱
我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采风，那时我在鄂温克旗当老师，同时在鄂温克旗、海拉尔、莫旗搜集民歌，自己记谱。现在出版的有些记谱是错误的，就拿这首《弯弯的树》来说，它的旋律和节拍我认为是这样的。
谱例7.
歌词大意：圆圆的树，生长得好看，成群的鸽子，聚落下来时好看。
这是个交替，不是五声音阶的，它实际上是上五度和下五度两个调式的交替，这是很古老的旋律。它是四六和四五拍子的交替。我记写的谱子，有我母亲唱的，也有我爷爷唱的。在我的谱例中，我连四胡伴奏的前奏都记下来了。达斡尔族民歌是不能躲过四胡的。
达斡尔族民歌一开始就是松散的，有了歌词就有了节奏，在分类上叫自由拍子、规整拍子。达斡尔族民歌的调式转换手法和蒙古族一样，调式、调性发展思维体现出一致性。我的研究结论是同源异变，这不光是地缘，还是血缘。鄂伦春、鄂温克是同一民族，音乐母体就是一个。它们的调式、调性思维完全一样，只不过有山林、草原等地域性差异而已。
评议：
与其他被访者不同，金铁宏教授是一位专业音乐工作者，他不但从小受家庭环境熏陶和周围生活环境的浸染，而且还受过高等专业音乐教育，并走上了专业音乐教学和研究岗位。因此，在他的谈话中，有关达斡尔族音乐方面的思考要相对专业化、学术化。金教授被家庭和周围火热的音乐生活环境所包围和熏陶，尤其是他受到了来自他母亲的直接影响，自幼听到了很多的达斡尔族民歌，见到并亲自参与达斡尔族的鲁日格勒。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家庭及其周围环境也几乎没有受到当时政治大环境太多的影响，而是保持着浓厚的民族音乐氛围，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也是非常难得的，说明虽然时代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对生活中美的追求是遏制不住的。
因为从事音乐教育教学和研究，金教授对达斡尔族音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首先，关于“鲁日格勒”概念的外延问题非常值得商榷。笔者通过大量的采访和走访，绝大多数人认为，鲁日格勒就是燃烧、旺盛、红火的意思，莫旗叫鲁日格勒，梅里斯叫哈库麦勒，海拉尔叫阿罕伯，都是指的歌舞。在金教授的解读中，他自1984年开始就认为“鲁日格勒”是一个大的、综合的概念，意思就是指在鲁日格勒时，除了哈库麦勒（舞蹈）、扎恩达勒（歌）以外，还有乌春（说唱）和乌力格尔（讲故事），甚至还包括了小孩子做的游戏。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关于“鲁日格勒”这个版本的解读；其次，关于“剑舞”的说法，笔者也是第一次听说。在齐齐哈尔的梅里斯地区，在哈库麦勒中的第三段“拳斗”阶段（达斡尔语叫“郎图达奇”），指的是力量的“较量”，是在娱乐中的竞力。而金教授从他母亲及家族的长辈那里听说了关于打斗那段舞蹈的名称叫“剑舞”及其由来，这在笔者来说也是第一次听说。笔者曾经在资料中看见过朝鲜族的传统民间舞蹈里有“剑舞”的图片资料，动作基本一致。这些都为致力于达斡尔族音乐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深入探究的广阔空间，同时，也更加突显出采访有语言、无文字人口较少民族所获得的口述资料的重要学术价值；再次，关于记谱问题。金铁宏教授认为，现在的一些出版物中出现了一些记谱错误的现象。在笔者看来，究竟是否是错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一方面，我们不排除因记谱人的专业能力有限而出现了记谱有误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同时考虑到演唱者因个人传承渠道和审美取向的不同，而出现的演唱风格方面的差异（旋律、语言发音等），由此所造成的同一首曲目，根据不同演唱者而记写下来的谱子出现的差异性；第四，关于分类问题。金铁宏教授大胆提出了自己关于达斡尔族民歌分类的独到见解，他的“大爱”和“小爱”分类法，更侧重于民歌的题材方面。目前，关于达斡尔族民歌的分类问题，的确是一个有待于今后长期关注和重新审视的问题。
4.被访问者：乌兰托娅（呼和浩特蒙古族中 学教师，已退休）
苏荣挂（原内蒙古文工团团员， 离休）
访问时间： 2011年3月2日下午
乌兰托娅
*关于成长环境及经历
我1953年出生于鄂温克旗南屯。小的时候我们那里过年时非常热闹，大家一起吃喝一起玩。爷爷们都从莫旗赶到海拉尔，那时我们家里曾住过很多人。我母亲（苏荣挂）1947年就参加了内蒙古文工团了，她爱唱爱跳，对我影响很大。在南屯，民间就有这些歌舞活动，比如：那达慕大会等，整个海拉尔南屯都跳集体舞，边跳边唱。
谱例8.
歌词大意：别玩儿一万一条，你会忘记吃与喝。
这是《劝赌》的旋律，和《妈妈的嘱托》是一个旋律。从一万唱到九万，劝诫人们不要玩这些东西，玩麻将不好。特别是在节假日和周末，人们从傍晚就开始唱歌跳舞了。通常情况下，一群老人说着话就开始唱了起来。20世纪60年代，我们那儿很穷。那时，人民公社刚刚成立，人们勉强能吃饱饭，但是老头老太太们到家里来串门的时候，一进门马上就能跳起来。跳的时候是慢慢地来，慢的时候唱3-4段，包括即兴在里面。“打斗”的时候开始有自己即兴的，打时的即兴呼号词都不一样，学鸟叫的“咯咕”等等。那时听到的歌也很多，比如：看伐木工人的媳妇是否从上游漂过来的歌，还有《少郎与岱夫》《百鸟之中》等，这些我都听过。我爷爷是做勒勒车的，每年到山上伐木，他们的劳动具有季节性，这样就有了很多伐木的歌通过像我爷爷这样的人口耳相传下来。
小时候我还听了很多故事，乌钦《小郎岱夫》《三国》《额尔古纳巡查记》等，讲唱的人四五十岁的样子，不知道那人是从哪来的，是个男的，有乐器伴奏。说书的人是家里花钱请的，大家集体出份子，到哪家哪家就请一群人来听。小时候听到过说唱的曲目数量很多，有劝孩子上学的、劝戒酒的、劝不要打麻将的、劝不要走歪门邪道的，还有种地的、打猎的、伐木的等内容。《过年》是敖拉·昌兴写的，还有奥登挂老师谱曲《赶制的荷包》也是敖拉·昌兴写的词，这些都是我妈妈、姥姥、奶奶们经常唱的，我妈妈她们跳舞的时候马上就都能唱起来。记得1963年在那达慕大会上还有大型的鲁日格勒，老太太们都穿一样的服装，还有像满族人一样戴的头饰，有一百多人，好像经过认真排练过似的，场面很壮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音乐生活状况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局势挺紧张的，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一些根据老民歌调子改编的歌词，像《可恨的蒋介石》就是根据《莲花》的调子创编的歌词。
谱例9.
歌词大意：骑上白马，背上七九步枪，把可恨的坏人蒋介石，拽着他的耳朵把他带来。
那时还有把样板戏唱段用达斡尔语唱出来的，通常是人们在说说笑笑时唱的。此外，还有把像《北京的金山上》以及毛主席语录歌译成达斡尔语唱出来的，加起来大概有三五十首。
*关于雅德根依若
我们海拉尔是放牧地区，那时我姥爷是萨满的跟班，是唱和声的。我们村里有平萨满（男）、黄阁萨满（女）两个萨满，我姥爷是唱和声的，下面这两首都是给人治病的。关于雅德根依若，我小时候懂事后就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了，所以也就听了一两次。
谱例10.
谱例11.
*关于教唱达斡尔族民歌
我从2007年开始教唱达斡尔族歌曲，跟我学唱歌的先后有四十多人，当时是找了些单位的会议室、活动室作为场地。学歌的人都是达斡尔族，他们积极性很高。2009年9月，由于我去了趟日本就中断了。从2010年3月开始，改成网络教唱后所教的人就更多了，我是在UC网的达斡尔聊天室进行教唱的。每天早晨8点至12点，网上教歌还挺红火，同时在线的有二三十人，多的时候达四五十人，这一次我坚持了半年多。这些人我几乎都不认识，教唱的时候不视频，只有音频。我是一句一句反复教唱，一个星期教一次。最近因为身体不好的原因不教了，不断地有网友请求我继续教下去。
我所教唱的达斡尔民歌有50多首，是跟妈妈、阿姨们以及屯子里的人学唱的，也有很多歌本来是老太太们会的，她们到我家串门时或搞个什么活动她们一起唱的时候我记下来的。有些歌原来的段数很少，我就都给添上词了。为了便于不会达斡尔语的孩子学唱，我用汉字标注达斡尔语音的歌词发音来教唱。
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会达斡尔语的很少，通过学歌，能不断增强他们对民族的情感。有个叫乔野的人，家里几个孩子都不会说达斡尔语。他每次都来学，而且学得特别认真。后来，在他父亲病重的时候，他给他父亲用达斡尔语唱了一首达斡尔族民歌，很让他父亲感到欣慰，带着这种满足离开了人世。他说我给他办了件好事。民歌是一种纽带，它把人心聚到了一起。我现在挺有紧迫感的，我已经是退休的人了，什么都不要，就是想把民族的东西传下去。
苏荣挂
*关于生活环境及成长经历
我1932年出生，老家就在鄂温克旗南屯。我小的时候听的歌不多，我们是大户人家，小姑娘不让随便串门，真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小时候我母亲做皮活的时候小声唱歌，不敢大声唱，爷爷奶奶听见了不行，我们也都不敢唱，这是大户人家的规矩。我们想唱就到外面的河边去唱。
我小时候在学校学的是蒙文歌、日文歌，达斡尔歌是参加聚会时学会的。冬天过大年的时候聚会比较多，但也不是每天都有。正月十五大家聚会，抹黑节也有聚会。
1947年我参加了内蒙文工团，因为我会唱歌、跳舞就被选上了。当时南屯很多人都会唱达斡尔族民歌，都是老人们口口相传承袭下来的。我们达斡尔族把歌舞叫“阿罕伯”（在达斡尔语里“阿罕伯”应该是拟声的意思），把聚会叫“鲁日格勒”。“鲁日格勒”是一个大的形式，“阿罕伯”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一边唱一边玩的时候，谁有本事谁就即兴唱。
评议：
从对乌兰托娅老师的访谈中，我们得知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达斡尔族的民间音乐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在那时，还能够听到扎恩达勒、乌春，民间还有萨满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民间的音乐活动受到了影响，但是人们对歌唱舞蹈的热情并未减弱。为了能够达到娱乐的作用，又不在政治上“犯错误”，人们将当时的革命歌曲、语录歌、样板戏唱段译成达斡尔语来演唱，特别是还用原来传统民歌曲调，创编了具有时事性的歌词，这在某种程度上还丰富了达斡尔族民歌的内涵。这些都是永久留存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年少记忆，也正是这些记忆，奠定了她现在在达斡尔族许多中青年人当中传播达斡尔族民歌的良好基础。
乌兰托娅老师在呼和浩特给达斡尔青年人教唱达斡尔歌曲，其中，学歌的一个叫乔野的人从小不会达斡尔语，他学会了用达斡尔语唱歌后，给他在病床上的父亲唱了达斡尔民歌，令他父亲非常感动，在之后的第18天，他父亲去世了，他为此感到非常欣慰。
乌兰托娅老师在网上教唱达斡尔族民歌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当中教唱了50多首民歌，这些歌曲都是她多年来搜集、整理后，用简谱和汉字标注达斡尔语音记写下来的。在网上学唱歌的达斡尔人多数是年轻人，分别是内蒙古、黑龙江、北京、河南、广东、新疆等地的人。学歌的人们热情很高，有的年轻人为了学唱她教的歌特意去网吧上网学唱。最多的时候网上有40多人在线同时学唱。这个学歌的网上平台是由德宏（达斡尔族）创办的。这是在城市里还能传承达斡尔族民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从乌兰托娅老师的母亲苏荣挂老人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拉尔（南屯），达斡尔族管自己的民间聚会形式叫“鲁日格勒”——指的是一个大的形式，“阿罕伯”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笔者在本次采访过程第二次听人说起关于“鲁日格勒”概念的外延问题，而且，这两个人都是出自海拉尔。这是个有待寻访和探究的学术问题。
5.被访问者：孟玉珍（原内蒙古文工团团员， 离休）
苏荣挂（原内蒙古文工团团员， 离休）
孟进德（呼和浩特钢铁公司退休 干部）
访问时间：2011年3月3日
孟进德
*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忆
我们家族的三个奶奶都是来自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人。我的一位大娘非常会唱达斡尔歌，但我小时候没有学会唱。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由齐齐哈尔和布特哈地区迁来的一些达斡尔人在南屯居住之后，我才有机会真正接触到较多的达斡尔族歌曲。我觉得莫旗和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人的歌曲非常丰富，当时迁来的达斡尔人在南屯的西南方向形成了聚落，我们把这个地方的达斡尔人叫“杂拌儿”达斡尔人，因为是从不同地方来的。我们会唱的很多达斡尔族歌曲就是在40年代跟着“杂拌儿村”的达斡尔人学的。老孟家有一个大爷曾经爱上巴尔虎的一个女人，由此这个大爷编了一首扎恩达勒，这首歌在当地流传很广。
*关于乃吉合唱团
1999年乌云毕力格老师到北京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到紫竹院公园参加晨练受到启发，回到呼市以后她和朋友们说：咱们也搞一个活动吧。由此，这一年5月9日，借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屋子，我们开始组织合唱团。刚开始有内大、内师大退休的人，达斡尔人多一些，也有鄂温克族，后来吸收进来原海拉尔一中的蒙古族同学。我们当时是一个星期活动两次，在农业银行的老干部活动室，坚持了近8年的时间，参加了一些大型的联欢活动。后来，随着参加者年龄的逐年增加，人数有所减少。2008年8月，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50周年的时候，旗里邀请我们回家看看，参加旗庆的演出时我们回去了32个人。
我们的活动主要以唱歌为主，还可以交谈、联欢。我们唱达斡尔语、鄂温克语、俄罗斯语、汉语歌，蒙古歌唱得最多了。从内容方面来看唱的革命歌曲比较多。我嗓子也不好，在合唱团里起不了很大作用，就帮助乌云老师张罗召集团里的事情。我们每次活动有3个多小时，跳舞时是放的现成的音乐光盘，用蒙古歌伴奏的比较多。由于我们从小对蒙古歌、日本歌感情比较深，所以会唱的达斡尔歌比较少，对乌钦的感情也比较差。
孟玉珍、苏荣挂
*关于年少时期的音乐生活记忆
我们小时候跳阿罕伯很简单，就是简单的两个人，不怎么下地大喊大叫，就是在炕上非常有韵律地跳。我们海拉尔的阿罕伯比较死板，我们把这个叫鲁日格勒。阿罕伯就是对歌，不打斗，也不是讲故事和玩游戏，就是连唱带跳。故事是单独有的，叫“艾拉呗”（译讲书），是有调的，像《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都是满文的，讲的人边看本子边唱，但这还不是乌钦。乌钦是有自己的歌词和旋律的，每天晚上在油灯底下念，没有乐器伴奏。很多附近的大人和孩子都去听，一晚上也就两个多小时，那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我们那里土改时，有很多嫁过去的人有亲戚，过年时那些亲戚就到“杂拌儿村”去联欢，就是鲁日格勒，请嗓音好的人连唱带跳，他们主唱时我们就看着，不过一年也就一次，印象中没有像现在传说的点篝火。
一般家里有悲事是不让唱的。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的达斡尔族歌曲比较有限。我（苏荣挂）的母亲是莫旗那边的达斡尔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在做针线活的时候吟唱乌春，但唱的什么都已记不得了。海拉尔达斡尔人唱的歌曲由敖拉·昌兴作词、编曲的比较多，也比较流行，几乎所有的人都耳熟能详。1945年以后，齐齐哈尔、莫旗之间开始互相走动，于是有了相互间的交流。在内蒙古文工团建立之初的那段时间，当时的达斡尔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都被统称为蒙古族，因此，我们在团里排练、演出以唱蒙古族歌曲为多，很少唱达斡尔族歌曲。
评议：
三位达斡尔族老人都是海拉尔达斡尔人，他们从小生活在海拉尔市和南屯。据他们说，在他们小的时候（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当地达斡尔族的歌舞活动很少。他们觉得，海拉尔达斡尔人的民歌很少，而且，由于家庭长辈的管教，不允许妇女和小孩子们在屋里大声歌唱。从对三位老人的采访中我们得知，在当时的海拉尔，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当丰富的，虽然达斡尔人唱自己本民族的民歌比较少，但是，却能够“与时俱进”，除了唱当时学的日本歌曲，还传唱30年代在国内流行的歌曲，并且有机会、有条件观看在戏园子里上演的大量的戏曲，如：京剧、评剧、山西梆子等，还有机会观看电影。这些都说明，那时的海拉尔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地方，文化比较多元。采访中我们知道，正是那些嫁到海拉尔的人，她们来自莫旗和齐齐哈尔的亲戚们，将达斡尔族的一些民歌、舞蹈带到了海拉尔。由此可知，当时与莫旗和齐齐哈尔地区相比较，海拉尔地区达斡尔族民歌的传唱情况和群众的音乐生活显得不活跃、不丰富。
通过孟玉珍和苏荣挂老人的口述，我们还知道了有一种带调子的讲书叫“爱拉呗”，它又不是乌春。这让笔者联想到在采访恩和巴图老师时他曾经提到过的“口译文学”。究竟这是个音乐的体裁还是个文学的体裁呢？这成为笔者下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
乃吉合唱团成立于1999年，是乌云毕力格老师发起组织的。自组建到现在，乃吉合唱团的达斡尔人始终是占多数。在建立之初，每个星期活动两次，在一起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唱歌，组织合唱，以唱蒙古族歌曲为多，还有俄罗斯歌曲，也有少部分达斡尔和鄂温克、鄂伦春歌曲。在2006年，内蒙古达斡尔学会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乃吉合唱团演唱了敖拉·昌兴编的歌曲。据孟玉珍老人说，以后合唱团要多排练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民歌。显然，这是一个凝聚城市达斡尔人情感、丰富晚年生活的温馨组织。是在被城市中的蒙古族和汉族所包围着的文化氛围中，达斡尔人寻求达斡尔族民族身份自我认同感、弘扬本民族文化的一片精神乐土和情感栖息地。
6.被访问者：海燕（莫旗政府驻呼和浩特办事处工作人员，已退休）
访问时间：2011年3月4日下午
*伴随成长过程中的音乐生活经历
我是1953年出生的，老家在齐齐哈尔市富裕县大登科村。我们家是三间房，小孩子们就是从小看着大人们跳舞而学会的。一般在冬天活少的时候晚上跳舞，大人一伙，小孩儿一伙，东屋、西屋和三间房中间的厨房都是满满的人，一个家里能盛下几十号人。我母亲爱唱歌，她是个民间艺人，还会木库连、四胡、口琴、笛子、箫等乐器。母亲不识谱，唱歌、吹奏乐器都是自学的。母亲家是梅里斯的大户人家，我的舅姥爷会吹长箫，母亲是在大伙来鲁日格勒、哈库麦时吹一下给大家伴奏。母亲弹木库连弹得可好了，有时在地里摘烟叶休息时就弹。一般达斡尔族老太太唱的歌都是比较凄凉的，通常是在休息的时候唱，在没有人的情况下在地头儿上唱歌。男人在外面可以大声唱，打渔、打草时都唱，都是“讷伊耶”的。那时，达斡尔人跳舞时唱的歌也即兴编词，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属于智力竞赛性质的对歌，比如：“我的情哥哥从江上游下来，上城市以后给我买的花布……”曲子就那么几首换着唱，唱完了以后就喊号子，然后就开始挥拳头“打斗”。
我小时候见过达斡尔族著名的艺人胡瑞宝，他好像是齐齐哈尔雅尔赛人，他唱乌春。在他到来的时候，人们尽量找最大的房屋让他唱，印象中他唱的是《少郎与岱夫》。他能说唱好多天，有时候一待一个月，每天晚上能讲唱好几个小时。他走到谁家就在谁家吃饭，挺受欢迎的。我们村是大村，大家都抢着请他，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给他吃。为了照顾老人听他唱，在有老人的家庭里唱的时候比较多，连会走路的孩子们也都去了，他说唱之后人们也跳哈库麦。
1965年，我在大杨树参加了学校宣传队，表演达斡尔语歌《映山红》《心上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就去了莫旗乌兰牧骑，期间，用达斡尔语译唱《想念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金屏似的小山》以及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等，还用达斡尔语词唱京剧《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唱段。除了唱歌，我还编了很多舞蹈，我用想念毛主席的歌改编的《忠于毛主席》《想念毛主席》等。那时莫旗乌兰牧骑达斡尔族的文艺形式丰富，相声、快板书、三句半都是用达斡尔语表演的，当时的达斡尔族文艺不是沉寂而是丰富，反倒是现在，达斡尔语相声几乎没有了。莫旗的乌兰牧骑也经常下乡演出，也有采风的任务。我们一下乡就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联欢，走到哪儿采到哪儿，学到很多新鲜的动作，编舞时都编进去了。
*关于莫旗的鲁日格勒和齐齐哈尔的哈库麦勒
巴特罕达斡尔人把跳舞叫鲁日格勒，就是“红火”、“大伙儿一起乐呵”的意思，齐齐哈尔叫“哈库麦呼苏姑”，主要指的是对歌的时候编词。莫旗达斡尔人在鲁日格勒的时候，一开始就喊号子，不从唱入手，是从“罕伯”开始入手，学鸟、动物的动作，中间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歌了。民歌也唱，但不从鲁日格勒开始唱。齐齐哈尔人是从唱开始的，以唱为主，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属于智力性竞赛性质的对歌，歌词是即兴的，曲子就那么几个旋律换着唱，唱完了以后就喊号子，有“信呗”、“西胡勒”、“哲嘿哲”等，然后才开始挥拳打斗。打斗时手里不拿东西，动作挺多的，如：照镜子、洗脸、梳头等，斗拳叫“郎图达齐”。莫旗号子的叫法比较多，“罕伯”、“咯咕”、“哈玛”、“秀姑勒”、“信哲”、“哲咕”、“达奇”等等，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太太们“咬”着脖子跳舞的情景，真正的号子还是巴特罕达斡尔人喊的好。
评议：
通过采访，我们得知在20世纪50年代的富裕县，达斡尔族歌舞活动十分活跃，特别是在冬闲时，不但大人跳，小孩子也跳，那场面红火、热闹。我们可想而知，在当时唱歌跳舞是人们休闲娱乐的最主要的内容。文化大革命期间，莫旗乌兰牧骑的文艺下乡活动十分频繁，并且，表演的文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比如：有达斡尔语的相声、快板书、三句半等。时过境迁，反倒是现在在达斡尔族文艺表演形式中几乎看不到这些借自汉族的表演形式了。受访者在那时还用当时流行的一些时事歌曲翻译成达斡尔语演唱，自编舞蹈，可见，她当时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有才气的文艺工作者，除了她的个人天赋，还应该与她从小浸润于民族音乐浓厚的文化环境中有着很大关系。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关于莫旗的达斡尔人鲁日格勒与齐齐哈尔人的哈库麦勒的区别。体现在歌唱、呼号词以及动作等几个方面，指出了莫旗的呼号词比齐齐哈尔的呼号词要丰富得多，而齐齐哈尔的舞蹈动作相对丰富，歌唱的智力竞赛性质更强。这就是不同地域达斡尔族歌舞内涵的不同，体现了达斡尔族歌舞文化的地域性、独特性以及丰富多样性。
结 语
通过上述对在呼和浩特市生活的七位达斡尔人的采访，我们了解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生活在齐齐哈尔地区、海拉尔地区和莫旗的达斡尔人的音乐生活状况。总体来说，那时达斡尔人的音乐文化生活还是相当丰富多彩的，能歌善舞的人很多，文艺形式丰富，唱歌跳舞是人们茶余饭后、节假休息、劳动之余最主要的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除了带有放松身心的作用，还有智力竞赛的性质，是一个能充分发挥达斡尔人聪明才智的、有着较高文化品位的，并且能提升人们精神生活质量的好渠道。其中，齐齐哈尔地区的音乐歌舞生活丰富状况要比海拉尔地区好得多，这意味着我们今后应对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人生活聚居地给予更多关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受到了整个社会大的政治环境的一定影响，但是，正如汉族地区样板戏的创作与普及极大地促进了传统京剧的改革与创新的道理一样，这期间达斡尔族的文艺表演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具体体现在借鉴了汉族的表演形式，用达斡尔语翻唱汉族的语录歌、革命歌曲、样板戏，以及根据当时的时事政治在达斡尔族民歌的旋律基础上填写新词。
采访中，几乎7个人都谈到了扎恩达勒、乌春、哈库麦勒、鲁日格勒、讲唱故事（乌力格尔）等具体的音乐及其表演形式。其中，关于“鲁日格勒”概念的外延、莫旗的鲁日格勒与齐齐哈尔的哈库麦勒的区别、无词扎恩达勒、带调子讲唱故事（非乌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这些信息无疑都是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达斡尔族音乐的重要线索。
本次采访中所获得的口述资料，将成为提升达斡尔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在此，笔者再次向各位被访问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①以下的记述和评议是按照采访时间排序的。
②*为采访涉及的话题。
③歌词记录为达斡尔语注音符号。
④杨士清为达斡尔族著名音乐学家，他的舅舅能歌善舞，人称“黑小子”。
⑤即蒙语朋友的意思。
⑥金铁宏的母亲叫吴友梅，是当地非常著名的民间艺人，掌握数百首达斡尔族民歌。
收稿日期：2011-08-24
作者简介：张天彤（1968-），女，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生处，副教授，博士生。
【责任编辑 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