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整个课题研究的总报告书，是通过全体课题组成员的努力，在完成了数据库和考察报告、考察笔记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我们希望通过总报告书，一方面向读者概括地介绍西部人文资源（以西北地区为例）的总体面貌；另一方面将所有考察报告、考察笔记以及论著中的内容的精髓，包括其中的观点、理论与看法以及我们的研究结论，呈现给读者。
在本书的总论部分，我们将对课题题目的定义，课题研究的目的、价值、方法、内容及总报告书的构架等进行一个整体的介绍。
一、有关课题中“人文资源”一词的定义
“人文资源”的概念，是本课题学术总指导——费孝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费孝通先生认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1]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之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所谓资源是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服务的，离开社会活动的目的，资源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也就没有了资源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只能称之为遗产，却不能称之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之为资源。由此可以定义，所谓的人文资源和文化遗产是同一个对象，当其不和当今社会发生联系时，就成为过去时代的遗留物，也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但当其和当今社会发生联系，成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成为地方文化认同的标志，成为文化产业可开发利用的对象时，其就被转化成一种资源，我们可以称其为“人文资源”。
另外，我们认为，与人文世界相对应的是自然世界，而与人文资源相对应的则是自然资源。人类对自然世界和自然资源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人文世界和人文资源同样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费孝通先生认为，每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总是会在这个世界消失的，但作为整体的人文世界，却是生生不息的，这个人文世界是由许多不同人的思想凝聚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消失了，但我们的思想却会融入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中。[2]因此这里说的人文世界，是我们生活于斯、思考于斯、并创造于斯的人工世界。费孝通先生说，人对各种资源的认识是逐步的，现在我们对自然资源已经了解了不少，逐步地明白了有天然气、石油、太阳能、核能等等，这也是一步一步的自觉。对人文的资源也是一样，要有意识地去理解、去知道、去逐步明白，要把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资源逐步挖掘出来，要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有多少财产，这是第一步。[3]
至于我们将如何去认识西部的人文资源，费孝通先生又说：“这要从历史里边来看，在历史上有两个中心主义，第一个是汉族中心主义，再一个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这两个中心主义把西部的文化给淹没了。大家不去看它、了解它了。一讲就讲汉族的东西，其实西部不仅仅是汉族；一讲就讲西方的力量，不重视本土的力量。在这两个中心主义之下，就把我们西部的这一广大地区的人文资源给掩盖起来了。西部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我们要承认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这些不同民族的存在，都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不同的民族文化。” [4]
人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建造了丰富的物质世界，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我们将要进一步开发人文资源，利用其建造我们未来的文化，也不排除利用其开发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但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不同的地方是，当我们还来不及认识它时，它就有可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遭到破坏和遗弃。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它，还必须保护它。在我们不认识它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破坏和遗弃它，但当我们认识到它以后，又有可能去过度地开发和利用它。就像自然资源一样，过度的开发和利用会造成自然生态的破坏，人文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也会造成人文生态的破坏。
在研究中我们看到，虽然“人文资源”的名词有不少人在用，但在国内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与之相关的专门研究与定义。在日本东京大学文化资源学网站上，有对“文化资源”的定义，即“文化资源”是指为了解某一时代社会和文化所必要的贵重资料的总称，可以把它称为文化资料体。文化资料体包括建筑物、都市景观或传统技艺、祭祀仪式等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将文化资料体活用并资源化后可以成为“文化资源”。他们讲的是“文化资源”，它和人文资源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所谓的人文，就是人所创造的文物、文明，也就是人类的文化。因此，人文资源与文化资源基本同义，在使用中可以互换。
日本是亚洲国家中对人文资源认识最深刻、实践最多的国家。日本提出，将文化财即文化遗产进行活用，让其成为重振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的一种资源。其目的是将文化传统活态地保留在社区中，借此恢复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再造农村社区新生活。这就是将文化遗产从静态转化为活态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遗产不再只是一个前人遗留下来的死的过去，而是一个可以用来发展我们未来文化和经济的基础。这就是将文化遗产转化成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过程。
如果说日本的定义是将文化遗产活用后转化成为文化资源的话，那么美国一开始就将遗产和资源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了。其将我们定义的文化遗产，直接确定为“遗产资源”（heritage resources），也称为“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这是一个经常用来指一组范围广阔的考古遗址、历史建筑物、博物馆、历史海难和传统文化场所的通用术语。《考古资源保护法》（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ct）及其配套法规所定义的“考古资源”和《国家历史保存法》（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及其配套法规所定义的“历史性财产”通常属于上述分类。[5]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为了能够形成爱国主义的认同，必须用它短暂的历史和纪念物等来凝聚人民，通过保护文物遗产让一般民众认同美国的精神和生活方式。所以，美国早期的历史文化保护与爱国主义密切相关，这一内容成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保护对象，如为自由和国家独立而牺牲的英雄的史迹，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战场，名人故居，等等。
美国是将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再度对文化资源保护和再利用问题高度重视。文化资源保护分为地方政府主导（government-oriented）、私有非盈利型（private non-profitable）和市场盈利型（estate market profitable）三类。[6]由地方政府而非联邦政府具体实施文化资源保护。发掘历史地区的动力，带动地方经济，刺激旧城房地产市场，复苏处于衰败中的历史中心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是许多地方政府努力的方向。在这里，和日本一样，文化遗产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过去，而是一种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和复苏地方文化的资源。
我们认为，文化遗产之所以被当做人文资源来看待，是人的认识扩展和深化的结果。文化遗产长期以来一直是从文化固有的意义上而言的，文化遗产是民众创造的结果，文化遗产是传统人文精神的载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遗产被人们发掘到了资源的价值。当文化遗产作为资源被利用时，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希望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于是文化遗产开始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成为不同民族与国家人文精神的载体；另一方面，在后工业时代，非物质经济、符号经济、旅游经济等的兴起，使传统的文化遗产成为文化产业开发的对象，随即有了“文化产品”的概念。作为传统人文精神载体的文化遗产同市场的结合，让人们产生了许多疑虑，因为市场是双刃剑，其在开发和利用文化遗产时，往往会因为商业的需要，对其产生破坏作用。但如果我们只是机械地保护，不能给予文化遗产新的活力、新的意义，那么文化遗产就是静止的，没有生命力的。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我们给予它的定义是活态的，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甚至进行新的创造的。传承与创造会给其带来活力，但活力所带来的可能会是一种变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体是不变化的。另外，要有活力就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结合，在这商业化的时代只要进入社会发展就有可能被商品化，而商品化的后果往往会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空洞化、形式的雷同化。我们如何去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这正是我们课题要研究和要探讨的。
文化遗产在资源的意义上被使用，传递了这样几个信息：第一，我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的认识，并且在进一步挖掘其作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资源价值，因此，我们称其为“人文资源”；第二，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创造出来的“非物质文化产品”代表着“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和“产业”的结合，是对市场经济时代的回应；第三，在“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一定要关注保护，要关注可持续发展。不然，在我们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的同时，我们的人文资源也将遭到破坏，而且还是一种在保护名义下的破坏。
二、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际背景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文化遗产真正受到关注与其能转化成资源有很大关系。因为文化遗产只有与人类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紧密相连以后，人们才有可能意识到其是一种值得保护的资源。当然，这种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虽然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人文资源被不同国家所关注并提出要对其进行保护的历史很久远，但这个问题受到全面关注和认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工业文明高速发展带来的空气污染、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等，使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改变。人们开始认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对自然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开始重新发现小地方的“部落”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另外，当时还有一种思潮，主张民族依靠文化认同来维系。抽象、无形的文化认同需用具体的文化遗产来体现。特定族群与文化遗产应有紧密的关系，该民族有权生存在由文化遗产构成的环境中，享受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文化遗产也应留在原处，一方面该族群人民与后世子孙得以接续利用；另一方面，由遗产与周边环境形成的整体关系所带来的知识与信息，有助于对遗产历史的了解。
上述观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巴黎第17届会议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得到强烈的支持。[7]而且这一观点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于是，作为历史遗留物的文化遗产，开始成为一种有利于民族认同的人文资源。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和北美的“新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理念开始兴起，“新博物馆”改革过去保守传统的经营方式，不再局限于“物”的收集、维护与展示，而是扩展至强调在国家甚至在国际的网络中，博物馆与地方（places）环境与社区（community）发展之间关系的未来性。
在新博物馆运动中，“人”是轴心。通过博物馆媒介的运作，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交织成一个时空上互动的网，并且认为，生态博物馆实际上是群众自发、主动地参与到把地方的“文化遗产”（文化资源）保存、诠释与再现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也是将文化遗产活用的过程，也就是不要让其成为静态的过去，而要让其成为活态的存在。既然是活态的存在，就要有所发展、有所创造。
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政府及地方公共团体必须正确理解文化财为我国历史、文化等不可欠缺者，认识其为奠定未来文化向上发展的基础，并周密留意彻底致力并切适实行保存的宗旨。”[8]台湾学者评价认为，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方式，既是取以活用方式的手段，且是从国民文化着手走向世界文化，其目的就并非“为保存而保存的单向思维，而是再度回到原点，即需假以全体国民之手双向互助达成的”。[9]
文化遗产的观念在20世纪90年代又得到了进一步延伸，认为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心灵深处文化认同的象征，也是其文化认同的载体。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所以凝聚自我意识、区隔他族之所在。故文化遗产之毁灭，将使文化认同失其依附，进而使该民族的存在发生危机。有鉴于此，欧洲会议（Council of Europe）经由人权的观点，提出保护垂危文化及其文化遗产的建议，这就是1992年欧洲人权及自由保护公约关于承认文化权之认定书草案的由来。[10]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才渐行渐高，到2000年以后发展为蓬勃之势。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为了抵御目前世界正在形成的单边主义，各国的文化主体意识正在觉醒，主张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在成为一种浪潮，不仅是来自民间，最重要的是各国政府也在积极参与。
但如何保护？谁来保护？也成为各国政府及民间团体不断讨论和实践的对象。其实保护这个词，可以分为三个含义：第一，“保存”式保护，这是一个机械的或不改变原存状态的保存，如传统博物馆对文物的保护，还有普查、记录存档、建立数据库等。第二，“保护”式保护，确立名录，指定传承人，并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行政力量进行保护，即法律保护。第三，“保育”式保护，主要指在保存的同时还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其生存或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一种完整的保护和活态的保护。[11]这三种保护方式各国都有过不同形式的实践，它们既是单线的连续过程，也是平行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这三种方式发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又都同时存在，只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在不同的地区，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所表现的侧重又有所不同。如在台湾地区，文化遗产被称为文化资产，文化资产中本身就含有了人文资源的价值与意义。在20世纪的90年代，台湾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单一政党执政受到严重的挑战。在本土势力全面抬头的情况下，文化政策与建设方向也被赋予新的思维，开始强调由下而上的政策形成。台湾的文化资产保存政策，一方面趋于经由社区民众的参与，以形成地方民众的文化认同为出发点，来进行估计保存；另一方面，也考量到地方文化的保存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故提出将地方文化特色加以产业化的策略，使古迹通过活化的利用，成为地方文化产业的资源，创造经济诱因与地方生机。[12]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台湾，也像日本一样，趋向于将文化遗产活用化的方向。
其实，不仅台湾地区如此，正如台湾学者许功明所说：“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一方面感于文化传统之易逝；另一方面，为发展观光之需而出现了普遍发掘、经营文化遗产的现象，即所谓的泛‘遗产化’或‘泛博物馆化’。‘类博物馆’式的机构纷纷被设置，到处可见。‘类博物馆’式的机构，顾名思义就是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是‘博物馆’的地方，不论就形象或组织构架来说，都有十足的弹性，大致上，生态博物馆、文化园区、文化村、民俗村、主题园区、民俗村、文物馆、文化中心、科学中心、历史建筑物等等都应算是，不胜其数，而且很难加以统筹。” [13]
从这里我们看到，文化遗产已不再是一种被动的仅需要保护的对象，还成为可以发掘和利用的人文资源。
三、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中的矛盾
在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经济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于文化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寻求精神家园的回归和彰显文化拥有者内心的骄傲。通过对人文资源的保护，使得其精神意义世代延续，从而让精神家园永续存在；通过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让人文资源糅进时代的新元素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人们对更为优越的物质条件的追求不自觉地影响着人们在文化选择上的倾向与偏好，以逐利为主的心态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如何保护和利用人文资源。
由此我们发现，在“保护文化遗产”或者“保护人文资源”这样的呼吁下，经济上处于落后状态的人们在内心正承受着分裂。一方面，人文资源富于精神价值，对其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都不能违背维护其精神意义之宗旨；而另一方面，由于深受瞩目，在市场经济规则广泛推行的今天，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市场规则之中。不能否认的是，市场规则与人文资源保护存在着原始意义上的冲突。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够促进全球一体化，促进世界性的统一经济规则的建立。在这个统一的、可以进行对话的平台上，不同的人们于是拥有了一个进行交易和往来的共同方式。这种“共同的平台”正从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它为人们互通往来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而这正是世界范围内掀起人文资源保护热潮的重要背景。可是，人文资源富于特色的明显特征又恰恰符合了市场经济中“稀缺产生价值”的经济理论，从而成为人们充分运用市场规则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的重点对象。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由于人文资源的独特性和稀缺性从而蕴涵的巨大商机和经济价值，几乎成为当地人们重视人文资源的原动力和主要动力，保护、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追求富足生活并跻身现代文化圈的一种途径。寻求更为富足的物质生活是正当的权利，对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愿望。但是，当精神家园被当成一种经济资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和利用后，就已经脱离了初始意义上的精神家园。过度的开发和不当的开发导致人文资源的破坏，而精神家园以及文化之根的扭曲导致人们深度的失落感和边缘感。
从宏观的角度看，保护人文资源能够丰富世界文化；从中观的角度看，让一个群体的人们共享一种文化、具有共同的经验并且能够体验到文化的精神意义，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而从微观的角度看，人文资源的保护能够满足个体内心的精神需求，包括幸福感、自我价值和主体性地位的认同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三个层面上所处的层次是具有差别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目标主要是在第二个层次上，并正向第一个层次过渡。它们的发展方向是着眼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通过自身的努力为世界多样性文化作出贡献；而对于我国而言，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自身文化在世界多样性文化中的地位，如何使得人们正确认识自身文化对于自己作为个体而言的根本性精神价值以及如何认识自己作为个体对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与价值，还需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如何具备文化自觉的能力和心态，是我们所要真正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到人们的自我评价和认同，影响到对自我文化的评价和认同，影响到人们在面对全球一体化、外来文化以及现代化冲击时的判断和行为。我们认为，只有首先实现人文资源的微观价值，其中观和宏观的价值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应当首先让人们从自身拥有的人文资源中体验自我主体性价值和地位，并且这种地位受到外界相当程度的尊重，人们才会从自身文化中体会到安全与幸福，从而心生自豪，产生保护自身文化、彰显自身文化的原动力，最后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作出贡献。
四、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对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课题研究意义的认识是：
（一）我国的西部开发应该是一个全方位推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来自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但在一般人的眼里，西部的开发仅仅是经济的开发，经济增长率就是最高的追求目标，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人们往往会因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的问题，尤其是处于隐蔽状态的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的失衡所带来的后果不仅是文化多样性的减少，文化传统的消失，人文资源的破坏，还会带来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宗教的纷争等严重问题，最终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大部分少数民族都集中在西部的10个省、市和自治区，这是我国文化最多样性的地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部大开发也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西部开发中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二）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来讲，西部地区曾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远在约100万年前，那里就活动着元谋人、蓝田人，在20多万年前活动过大荔人，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也都在那里留下了痕迹，那里还是黄帝、炎帝的故土，上古时期的中国神话，一直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曾是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西周到唐代，曾有11朝皇帝在那里建都。西北地区曾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开发的地区之一。它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最早接受西来文化的地方。早在汉代，这一带就开辟了一条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随后，在这条路上传来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的文化，这些交流极大地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流变。
从空间维度来看，西部地区是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各民族世代相传，积累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各种民族的口传史记、各种形态的生活民俗、宗教信仰、歌舞音乐、戏曲、绘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人类心理、行为、语言和社会结构等诸种方面的变迁过程，对于研究宗教和艺术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原生态文化，都是极有价值的。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群体，为了适应这块古老的土地和生存环境，把他们祖祖辈辈以经验和智慧所创造的生活方式，通过记忆和流传，世代改进，创造了他们特有的劳动方式、手工技艺，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的及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研究人类的进化、环境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以及中外文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历史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但将这些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来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2000年费孝通先生为了解西部的人文资源，到兰州与当地的学者座谈。他在座谈会上说：“我这是第九次到兰州来，才第一次讲到了人文资源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也就是说当物质发展到一定地步以后，人们就要开始重视精神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我们面对的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宝贵的人文资源，这是在我们的感情产生了变化、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的。在经济落后时期，人们不大可能会认为人文活动留下的遗迹和传统是一种资源，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才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
另外，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凸现了人文资源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的凸现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为了抵御目前世界正在形成的单边主义，各国的文化主体意识正在觉醒，主张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在成为一种浪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文化遗产就不再只是放在博物馆展览的死的物，而是一种活态的，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建构我们未来的政治、文化及经济的资源。从文化遗产到人文资源的研究，不仅包括了以上的政治问题，还包括了经济问题和文化安全问题。
第二，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文化，其表现形式不同。在农业文明中，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相对紧密，主要任务是与自然的接触和较量；在工业文明中，随着人类加工制作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加高端，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对制作加工后的人工制品的较量；而在后工业社会这个人文化了的世界里，人们每天要面对的、要较量的不再是自然，也不是物，而是文化。以往人们是通过自然来创造文化，而现在的人们则是通过“文化”来“重构文化”。如果说人类社会在建构其物质生活基础时，所要加工的原料和所要开发、利用的对象是自然资源的话，在人们通过“文化”来“重构文化”的今天，人们发现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有自然资源，还有以前人们不太注意到的人文资源。这不仅仅是源于人类文化上的需要，也同样是源于人类生活上的需要，以及经济上的需要。然而，正是这种需要造成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中国的西部是一个人文资源丰富的区域，如何解决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之间的矛盾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第三，西部这些珍贵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需要我们去保护的珍贵财富，同时还是中华民族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在文化上自我肯定，而只甘愿接受外来文化，就必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焦虑和心理危机，同时导致传统文化的根基动摇。表现在整个社会，就是极度的道德失范。中国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其根正源于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将如何更进一步地认知、理解并诠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将如何保护我们正在遭到破坏的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也是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识到，如果说在工业文明时期各个国家争夺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资源的话，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各个国家要争夺的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将包括人文资源，今后人文资源是否丰富也将是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否强盛的标志。中国地大物博，不仅自然资源丰富，生物基因多样，其各个不同地方的传统知识也异常的丰富。这种知识不仅包括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宇宙观，也包括了各种手工技艺、动植物知识、气象知识、草药知识等，这些是构成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些知识不包含在现代知识体系中，而是蕴藏在各地的传统民间社会中，是农业文明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这些人文资源将是宝贵的财富，是可以重新认识、再度利用的无价之宝。
五、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当今思考
不同时代的研究有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着眼点。因而，我们对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一方面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另一方面还必须有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
费孝通先生曾认为，对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第一步就是清点家底，对西部的人文资源做一个整体的梳理和记录。而这一部分的工作，除我们以上已经有过的关于国内外的学者研究的梳理，还有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80年代开始由文化部组织的至今尚未结束的文艺集成志书。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将传统的记忆转变成文献，在我们面前建起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但我们今天要做的，不能仅仅是他们工作的重复。他们的工作也很难重复，因为今天的西部已不再是我们前人眼中的西部，文化的迅速变迁和重构，使我们面临的研究对象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今天对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工作，是要对这些已有的文献、已有的话语重新整理与审视，同时通过对现实状况的实地考察，提出自己新的诠释。
西部虽然是一个人文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但如果我们不去理解它，不去认识它，不去有意识地培植它和保护它，在不经意中它也会流失，甚至被破坏。当然，资源一经开发就很可能被破坏，因此，学者一般不敢轻言开发。但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事实上，西部的人文资源，现正处于不断地被开发、利用和流失之中。
基于这种了解，我们对西部人文资源的当代认识与研究就更显得重要和迫切了。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掌握和了解其历史存在状况，更要掌握和了解其现存状况以及现在所面临的种种困境。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作为文化遗产与文化传统的人文资源的复杂性，它具有非常稳定性的一面，又具有非常活跃和非稳定性的一面。在人文资源中，已经被历史定论为文物，或已经被文献记录下来的文化历史、文学艺术等都是被我们称为人类珍贵文化遗产的部分，当然也是人文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基本是比较稳定的，可以用博物馆和图书馆将其保存或保护起来。但是那些还活着的文化传统，如民间的各种节日庆典、人生礼仪等风俗习惯，还有千百年来人们与大自然调适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等，是活态的，是有生命的。作为活态的、有生命的物体，很难让它凝固不动。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社会发展和生活节奏缓慢，其相对稳定，不易变化。但在工业社会，甚至发展到了信息社会，也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今天，由于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这些活态的文化传统正在不断地遭到冲击，迅速地发生改变。在不少学者的眼里，西部地区由于地域偏远，商品经济落后，文化传统相对保持完好，但这种认识只是学者的臆测，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正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未受过现代化侵染的地方，在这样的时代不再会有任何完全封闭的地方。
首先是电视媒体的普及，使即便生活在西部最偏远地区的人们也能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知道天下大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了电视机，这些居住在深山里的人的平衡生活被打破了，生活在这里的许多人也许连西安都没有到过，但通过电视，他们却看到了整个世界。看到了繁华城市中的生活和他们所在的贫困中的乡村生活有多么大的距离。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寒酸和落后，同时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被颠覆，以前被认为是美好的东西，现在变得一文不值。于是，以前认为‘可好看’的剪纸被迷人的明星照所取代了，以前曾把他们迷恋得要死要活的山歌——信天游，也被现代流行歌曲所代替了。他们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羞愧，在这羞愧中，也从此否认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审美习俗，认为那是一种落后和简陋，他们要奋起追求和城里人一样的时尚，一样的漂亮。”[14]这是笔者在2001年到陕北考察后写下的。当然，现在的西部农村人的观念又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但的确，大众媒体的传播正在把不同地区人们的文化拉平，在拉平的过程中许多人文资源迅速流失。
在当今的西部，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其民间文化在各种力量的交锋中，向我们展示着一幅重新组合和重新建构的图景。在我们观看这幅图景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文化像一张网络，我们要理解当代的西部民间文化，我们就一定要理解构成这张网络的各种路径。同时，要认识到现代知识的形成，已不再是过去的那种被看成是自然现成的、原生的、理应如此的“知识”了，而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力量交锋之后形成的话语表述。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促使西部民间传统文化变迁和重组的各种“权威”、“权力”，或简称为“力”的体现。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对于当今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就不仅要把历史上留下的文本视为已知的话语建构，把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看成是当下的一种话语建构，还要自觉地把关注的焦点调准到“当代西部民间文化”与生产“当代西部民间文化”的各种“力”的交互影响的关节上，着重考察为社会所接受的“当代西部民间文化”——表达或体现当代西部民间文化的“话语”——是如何形成，又如何变化的。
而在这种变化中，西部的人文资源，西部的文化传统又是在如何地被开发和利用？开发和利用的终端表现形式又是如何呈现的？在考察中，课题组注意到了其中几个重要的关键部分：第一是西部的人文资源，其是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所需要加工的原料；第二是各种“权威”、“权力”的“力”的体现，这种“力”不仅是来自国家、国际、民间、市场，甚至来自学界，它们是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动力；第三是西部的民间艺术，西部当代的民间文化的终端形式往往是以民间艺术来表现的。在当代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中，民间艺术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重要，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化都需要民间艺术来装饰。而且，只要能成为民间艺术的民间文化就能保留下来，就能发扬光大。不仅是因为其能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标志和符号，而且还因为其能转化成文化商品，是现代文化产业的最终成果。
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规律是，当一种文化还有生命力时，它是人们生活的指南，它存在于人们生活的背景知识中。所谓背景知识，就是人们在使用它但却意识不到它，它溶化在生活中，与其成为一个整体。但当它失去了继续发展的生命力时，它就成为一种遗产，一种表演展示的对象。这一展示的表现模式为：
生活的日常器具，节日庆典、宗教祭祀的道具——民间艺术品——市场——现代人的家居，博物馆，美术馆。
节日庆典、宗教祭祀、人生礼仪中的歌舞——可以欣赏的表演艺术——市场——旅游表演，庆典表演，剧院、舞台表演——文化产品。
部分农民——民间艺术专业户——农民艺术家——文化商品牌。
非物质经济——旅游产业——文化产业。
也就是说，民间的传统文化一部分随着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瓦解或消失了，但另一部分正在转化和重组，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人文资源。在我们考察的西部，许多民俗的仪式和民间的歌舞及民间手工艺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仅保留下来了，而且还有所发展，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产业。但是这些艺术形式背后的，与农民们的宇宙观、道德观、生命观乃至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似乎正在碎片化、甚至空洞化。在这里面隐含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
六、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总的来说，课题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西北地区人文资源的梳理，因为地域太大，我们的人力和时间都不允许，只把研究的范围圈定在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个省区。通过梳理，大概知道了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有哪些重要的人文资源，其大概的分布及现存状况，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摸清家底，其既是一种文化的研究记录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的保存方式。这一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也是耗费时间最多的基础工作，这一部分成果以数据库的形式来体现——“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课题共分人文地理、人文景观、人口与人文教育、民俗、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舞蹈、文物与考古10个子课题，有40多个院校和研究单位的100多位学者参加。课题历时7年，建成了一个数据库，里面收集了近千万字的文字资料，100多小时的音频、视频资料，近2万张图片。
第二部分是对西部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域进行实地考察。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是一个对西北人文资源的全面梳理的文化记忆库、资料库，它的梳理与研究是一种面的铺陈，大都停留在一种记录与整理的层次上，很难做到深度的描述与研究。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同时承接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虽然是两个课题，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同一问题，所以两个课题的人员有所重合，这使我们能在面的梳理基础上进行点的深入。我们认为，任何宏大的有关人类文化遗产或人文资源保护的理论，都不如对真正的生活和实践的近距离的直接观察和解剖。
如果没有对生活和实践的近距离观察和解剖，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空洞的，难以切合实际的，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独创性与可实践性。如文化这个词在我们的理论文章里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但当我们将其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同时了解了具体承载着这些文化的群体时，会发现我们的研究顿时具体起来，我们会遇到许多在抽象的理论中未曾提出和未曾认识到的问题。就像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理所说的：“在无数相同的水滴中，一滴水显不出有任何特点。然而，假如是出于幸运或是出于科学，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如果它不是纯净的，便会显现出种种纤毛虫、微生物和细菌，一下子引人入胜起来。”[15]因此，我们在做面的梳理的同时，还做了系列的有关不同点的个案研究工作，企图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找到我们所需要研究的问题所在。
当我们带着问题去请教费孝通先生时，他指出：“解剖麻雀，以小见大，这是人类学里面常用的方法，但要注意，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要多解剖几个，而且要用它们来相互比较。只要我们能科学地解剖这些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的关系，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出真知，只有到实地中去调查研究，才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特点，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你们的研究要摆脱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模式，要走出书斋，在实际考察中认识西部、了解西部。” 他还说：“围绕着西部的文化变迁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这个主题，来提出问题，然后通过考察来认识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做法是可行的。这种从实践中来的认识往往比从书本上来的认识具体得多、充实得多。因为它不是从概念中推论出来的，更不是凭主观臆想出来的，所以只要能自觉地、不留情面地把考察中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筛选掉，它就会成为西部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的真实记录，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人们来翻看它时，仍然具有价值。这种价值就在于它是未来的起步，而今后的变化则是它的延续。我们的一生，人类的一代又一代，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往前走的。我们今天对西部文化变迁的认识，过些时候回头一看，如果能发现它的肤浅和幼稚，那就证明我们的认识有了进步，这不是也很好么？社会总是在不断有新的认识中发展的。包括我们的学术研究也一样，每一次的实地调查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是一种认识论的提高和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现在费孝通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对课题的指导却一直引领着我们。我们的课题是一个跨学科的集体研究，集中的是不同专业、不同研究团队的力量和智慧，大家分头从各个方面深入考察，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收集了不少一手资料，完成73篇考察报告，编辑为5本报告集，4本考察笔记，3本论著，共400多万字。最后将这些一手资料汇总在一起，在分析和归纳中，理解西部人文资源在保护、开发和利用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相信这众多的实地考察与个案研究，以及在这基础上所形成的看法、建议、观点及结论，对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农村建设、文化的自主创新、道德重建、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重要问题都会有一定的启发与参考价值。当然，任何研究都不会十分完美，都会有一定局限性，所以，我们将敬请所有的读者对我们的研究进行批评，并共同探讨，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1] 费孝通：《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与对话》，《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
[2][3][4]方李莉编著：《费孝通晚年思想录》，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
[5] Francis P. McManamon，‘An Introduction to Heritage Resources Law’，in: Sherry Hutt，Caroline M. Blanco and Ole Varmer ed.，Heritage Resources Law: Protecting the Archeolog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1999，p.1.
[6] See Weinberg N.，Preservation in
[7] 尹章华：《文化资产保存国际立法之探讨》，载于台湾《“立法院”院闻》，第5页。
[8] 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务实》，东京：柏书房，1979年。
[9] 林保尧：《中日文化资产法令比较与案例审思》，载台湾《文资报》，2005年第1期，第189页。
[10] 林保尧：《中日文化资产法令比较与案例审思》，载台湾《文资报》，2005年第1期，第8页。
[11] 对“保存”和“保护”概念的讨论，也可参考本书“国外经验与国内对策”部分刘银良博士的观点。
[12] 许育典、李惠圆：《私有古迹保存与文化资产保护法制的检讨》，载台湾《成大法学》，第5期，第28页。
[13] 许功明：《原住民的文化产业以社区发展从博物馆的功能谈起》，载台湾省政府建设厅手工业研究所编《“文化·产业”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第242页。
[14] 方李莉：《塑造西部农民的心灵》，载《文艺报·理论版》，2002年10月18日。
[15]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理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