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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日期:2011-11-17] 来源:  作者:李华 [字体: ]

2011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云南玉溪师范学院召开 

2011年11月11日上午,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玉溪师范学院共同主办,玉溪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承办的2011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玉溪师范学院图书馆多元学术厅隆重开幕。该次会议以“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为主题。来自国内外的120余名艺术人类学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探讨的议题包括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艺术人类学个案研究、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艺术人类学与民族文化教育等。

玉溪师范学院校长王力宾教授、副校长任宏志教授出席本次会议开幕式,王力宾教授向与会专家致欢迎辞。王力宾校长在致辞中表示,玉溪师范学院承办本次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于正在建设发展中的玉溪师范学院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的机会。他强调,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为艺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宽容、多元、尊重异文化的角度。云南是人类文化遗产最为珍贵的共生宝库;玉溪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异源异流的多元文化交流传播的通道、土司政权林立的区域,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景观。学校建校33年来,在美术、音乐、舞蹈、艺术设计教育和教学、跨境民族艺术、跨文化交流、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希望通过本次会议,推进云南的艺术人类学的教育和教学发展,促进各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合作,同时期望与会专家学者就玉溪师范学院建设综合大学(聂耳大学)的策略和措施提出宝贵经验和建议。任宏志副校长在主持开幕式时表示,本次会议,为着艺术人类学的规范与纯粹,为着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为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为着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生生不息,志同道合的学者们汇集一堂,直面田野,立言立心,必将以洞察之心和担当之胸襟共同探寻人类艺术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生命艺术的未来境地。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研究员致开幕词,她表示云南是民族文化、民族艺术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是艺术人类学者都想做田野调查的地方。玉溪师范学院以传承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为己任,学校的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活态传承”做出了贡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战略部署,此次会议一定会为我国的文化传承做出积极贡献。其后,方李莉研究员介绍了参加本次会议的国际知名学者、学术成就等情况。

在11月11日的主题发言阶段,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的罗伯特·莱顿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艺术史学院范·丹姆教授、世界岩画研究主席、澳大利亚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人文学院保尔·塔科教授、新加坡戏曲学院前院长蔡曙鹏教授、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南京艺术学院李立新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陈志勤副教授、玉溪师范学院艺术学院张汉东教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的周星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方李莉研究员、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对各个主题发言进行了精彩评议。

11月12日全天和11月13日上午,与会学者分为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组、艺术人类学个案研究组、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三个分会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发言与探讨。11月14日上午的研讨会闭幕式上,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发表学者感言,南京艺术学院李立新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助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祁进玉副教授分别对三个组的研讨情况进行学术总结。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会副秘书长李修建就本学会近年来的工作与成果做了工作汇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方李莉会长代表学会授予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站”牌匾,并致闭幕辞,总结本次研讨会的成果,安排学会的工作事宜。最后,玉溪师范学院任宏志副校长致辞,感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对玉溪师范学院的关爱和专家、学者们对会议期间工作给予的理解、支持。作为教育工作者,任宏志副校长呼吁专家、学者们在今后艺术人类学研究中进一步关注孩子成长问题、关注生命事象。

在研讨会期间,代表们出席民族风情晚会,观看玉溪师范学院原生态民族歌舞教学汇报演出,参观考察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玉溪市江川古滇青铜器博物馆、澄江帽天山古生物博物馆,并到抚仙湖等地采风。

 

分组讨论情况:

第一组是艺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组。根据李立新教授的总结,在三天的讨论中大家收获很大,感到一年来,代表们不只是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更是拓宽了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范围和深化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整体的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有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第一,在理论研究方面。关祎介绍了一个美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阿尔弗雷德·盖尔的“艺术能动性理论”,这是基于“溯因推论法”的艺术理论。去除了艺术研究中的“神秘化”和“庸俗化”,强调了艺术的“能动力”。这一理论无疑将在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滕志朋教授在当前中央强调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讨论“今天我们怎样做艺术人类学研究”,从国家政策、政府扶持到具体的研究,落实到各个部门和各艺术研究领域,在制度上确保研究的展开。周星教授引出“汉服之美的建构讨论”,寻求的是本土美学价值的确立,具有重构中国艺术价值观的理论意义,他在大量汉服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艺术实践的新价值观,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当代艺术的一个典范,也给人面目一新的感受。蒙古学专家、音乐家单泰陆教授,对蒙古朝尔笛乐的研究,展示出一个研究者长期深入研究对象的社会,将个人生命、研究对象、社会生态融为一体所做的杰出成果。他的研究超越了物、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历史。他从一个看似普通的笛子,归纳上升为一种理论,即:“三元理论”,“三元理论”不只是高原游牧民族重要的美学理论,更是人类社会生活普遍的理论哲学,是一种宇宙观。他的研究精神也将不断激励我们。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方李莉教授的“全球化与文化边缘人——一个生态博物馆的考察”,以深度访谈,重点聚焦的方法,揭示了长角苗的生存现状,挖掘到苗寨人的应对时代变化的策略,并提出了文化的自主权问题。方法的准确带来了研究结论的可信,由此而见到方法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王毅教授提出“人类学方法能够解决美学根本问题”的思考,他的方法是比较的方法,从东方到西方,从古希腊到先秦,所展开问题宽大又具有针对性,比较的方法是不可忽视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十分有效的方法。唐玲萍副教授在她的“被展示的文化:香格里拉‘藏民家访”的研究中,从文化展示特征、策略、可进入性、营造现场感等多个方面表现出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特点。让人感到一个舞台化的、模拟的体验,必定要有良好的策划和系统的研究方法才能实行。王天祥教授同样以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大足北山石刻”作了深入的考察。同时,一些个案研究实践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有所创新。比如,申波教授的“云南古戏台的活态记忆”为一种几乎消失的文化,寻找到活态生存的实例。再一次表明一种理论,就是文化的生与死不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与死,生物学意义上死亡是不能再生的,而一种消退的文化,只要有适当的土壤它就能再生。胡云斌教授关于“迪庆藏族宗教仪式的体验”,描述了惊心动魄的过程体验。刘凤研究员对“傩文化的新传承”展现了一种结构关系的改变。李华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绘画的变迁”弥补了美术研究中缺少少数民族美术研究的薄弱的一环。

另外,陈丽琴教授对干栏式建筑的生态研究、袁晓莉博士对黎族船形屋的研究,燕凌老师对客家围屋的比较,将人类学研究方法引入建筑设计的研究中,获得了成功。刘雯婷同学对“外来宗教影响傈僳族艺术形态”以及卢保和、王蕙、马志萍、李海燕等研究者对少数民族博物馆及舞蹈的研究,也获得了可信的结论。表现出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拓展。当前研究中有三个不足之处:一、没有人类学研究的理论环境,缺少理论指导。二、研究方法的单一,采访和考察浮于表面,缺少长期的深入,缺少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思考问题的方式。三、研究者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普遍存在,缺少了物背后的人,就会象纳日碧力戈教授所言:不能直面生命之美,直面人生,体会不到艺术的价值和情感的独特之处。

第二组艺术人类学个案组共有21位学者发言。根据安丽哲助理研究员的总结,尽管大家专业背景、考察的时间、考察的阶段各不相同不同,但在两天的交流中可以发现,无论是舞蹈山歌还是手工艺,都处在相同的一个国际和国内的大背景下,发生着较为相近的变化。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参考,发现原来自己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自己在田野中的问题困惑和经验,都可以在今天这个艺术人类学平台上得到交流和解决。许多学者的田野工作翔实,内容丰富,涉及到艺术风格类型、知识谱系、传承现状、传承方式等各个方面。综合各位学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传统技艺去语境化趋势,市场经济与传统技艺的传承以及重构之间的关系,作为民族或地域文化内核的心理信仰与传承之间的关系,关于艺术本体与社会结构功能之间的关系的四个方面。

1、传统技艺去语境化是否是必然的趋势?这是本次研讨会集中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现在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大量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传统技艺发生了变迁,其原来具有的社会涵义和语境都会逐渐消失,最后只剩下工艺品或者演出形式保留下来。这种去语境化是否是不可逆转的?来自江西师范大学的扬子文对兴国山歌的变迁进行考察,认为兴国山歌主要产生和用于生产生活中,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其社会功能的消失。近年来即使政府花很大力气保护,但是效果不好,语境逐渐消失,表演表达是保存形式的重要方式。山歌其实也是去语境化和符号化了。西华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东风教授通过对阆中木板彩绘门神雕刻技法的考察,探讨了门神崇拜传统向装饰性年化过度的痕迹,原来的涵义系统与艺术形式是相统一的,然而现在门神崇拜瓦解了,但是其审美意义仍然存在,所以装饰性特征增强,语境化消失的趋势出现了。来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吕屏老师对于壮族绣球这种失去语境的传统工艺品如何存活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她认为地方政府以及精英的参与对于濒临灭亡的已经没有语境的传统技艺的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云南省文山学院的张建林副教授在对云南西畴县木制水烟筒做了调查中给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烟筒文化,已经嵌入当地人仪式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没有冲突,且融合。所以由于其生存的语境仍然存在,所以烟筒工艺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可以继续传承发展。玉溪师范学院余贞凯副教授对哈尼族磨秋运动的考察同样如此。适应生活生产方式的磨秋运动在生活中发挥着多种功能,通过女人禁忌的解除,获得了更多的参与者,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发展。景德镇陶艺学院李兴华教授通过对景德镇窑神崇拜仪式的考察,揭示了在新的生产技术下其仪式去语境化的现状和历史上对窑神的立与废,历史在循环往复但又不完全相同,当年的崇拜仪式的消失与再生给我们今天提供了参考。通过比较以上几位老师的田野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传统技艺脱离了原来的语境,作为与生产生活方式是否适应是决定该项技艺传承是否会去语境化。

2、第二个关注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与传统技艺的的传承以及重构之间的关系。费老的江村经济里面提到的开炫弓村的农民仅仅靠种地的不足以维持日常辅助经济,养蚕,手工艺等。湖北民族学院吴昶通过对洗车河流域土家织锦工艺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一个从环境与经济角度去分析传承的视角。由于当地民众对于西兰卡普织锦被面的生活层面的需要,为织锦工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稳定的市场使得该项目工艺传承也较为稳定。而来自内蒙古大学徐英教授通过对蒙古族四胡制作和传承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同样作为有工艺品,由于四胡并不是地域性全民消费对象。需求层面较为狭窄,相应的会制作的艺人也非常稀缺,后继无人非常容易使得该手工艺处于面临灭绝的境地。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赣南师范学院的燕录音教授通过对赣南宁都采茶戏的考察,揭示了地方性小剧种蓬勃发展的人文环境基础与经济因素。给其它小剧种传承发展提供参考。玉溪师范学院孙丹婷通过对白族居民中的木雕的考察,使我们看到由于近年来非物质的提倡,大量古建筑工程的开展,使得当地手工艺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所以手工技艺艺保存的非常完好,且在工具上与设备上进行适应时代的更新。由于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申报体制的提倡,氛围对地方民族文化已经形成消费,所以很多地方的去语境但又符号性和经济效益的手工艺品发展得较好。

3、作为民族或地域文化内核的心理,信仰与传承之间的关系。玉溪师范学院的孙燕老师对红河流域的花腰傣服饰进行了考察,她提出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花腰傣的服饰已经从实用意义过度到修辞意义。花腰傣仍然具有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撑仍然有原来的节日审美习惯,所以仍然保留并在再生,体现在工艺在发生材料上的改变。云南省社科院的徐何珊通过德宏地区傣族手工艺的考察,揭示了具有强化技艺功能的仪式活动的频繁举行以及精神信仰的稳固是其作为器用的手工艺品稳定传承的精神基础。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汉武先生通过对英歌舞的考察,首先分析了地理与英歌舞风格的关系,而后揭示了在民俗活动中英歌舞者的选拔以及英歌舞驱邪等活动所积淀的群众偏好心理和敬畏心理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使得广大群众通过各种规章制度自觉的对英歌舞进行传承。

云南艺术学院的黄凌飞,通过实地考察拉祜族葫芦丝舞,发现拉祜族对于外来宗教进行同化吸收同时,仍守护自己的核心信仰,稳定的信仰与认知惯性使得其身体技艺的传承也处于比较良好的情况之下。

4、关于艺术本体与社会结构功能之间的关系。玉溪师范学院的玉波老师通过对咪嘎哈彝族祭祀仪活动中木刻的考察,分析祭祀木刻艺术的简练、古朴风格与其作为祭祀礼器有关,用于祈求丰收祭祀场所的木刻鸟不是纯艺术品,不可能世俗消费,所以更能保持原来的品格。玉溪师范学院黄龙光博士通过对彝族丧礼花鼓舞仪式展演的考察探讨了花鼓舞这一仪式中的身体记忆在当地彝族的文化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安丽哲通过对长角苗人恋爱期间换装禁忌的考察来揭示其社会文化结构的独特性及其成因。

除了以上几个交集比较集中的问题外,还几个结合文献与现状进行艺术本体艺术风格分析的个案研究,首先有来自昆明艺术职业学院的石裕祖教授,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史料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云南藏族乐舞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关联进行阐述。重庆大学的彭小溪对古滇国青铜舞蹈图像进行了梳理与形态分析。红河学院的吴雨亭在对云南斑铜工艺的调查中归纳了在斑铜工艺的纵向历史发展中,造型转变的风格与原因。中山大学讲师熊寰对客家龙屋建筑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构造的功能及其背后的含义进行了阐释。

今后个案研究还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要注意整体性,任何艺术品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首先要找出决定它生存的社会结构部分。例如工艺品的调查,必须注意工艺品所依赖的生产在哪,例如四胡,依赖什么,那个的需求和状况,而那个的需要决定了工艺品的发展传承。例如宗教工艺品,需要第一阶段研究其形态,第二宗教情况信仰调查,普遍心理基础,由此推测工艺品的演变方式和是否消失。制作艺人心理和生活水平状况。要打破地域界限,学科界限。

第二,要注意动态研究。方李莉会长提到在做具体的田野的时候,需要更多不同时期市场变化,有个历史的维度,装饰类型,在技术上有哪些特点,审美取向。

 

第三组是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该组有19位学者发言。内蒙古大学李玉林教授的《艺术院校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功能与作用》,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为例说明学院近年来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做的努力和举措。比如,把非遗传承人请进学校来授课以及建立“传习驿站”、“教学基地”等方式,力争将“蒙古族艺术”在高校中传承下来。他认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插入高校在其日常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中,是高校成为传承民族文化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阵地,而且高等艺术院校的折中作用将会日益凸显。河南教育学院周伟军老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重价值》从知识、技艺、生活世界三方面展开论述。其中重点界定了生活世界的内涵和范畴,认为现代性的世界恰恰是人生的“意义基础”,现代人的焦虑是由于“替代”而来的意义丧失引起的,意义危机具普遍性。同时指出公共性质的非遗教育是完成非物质遗产教育的重要途径,建立教育基地是较为有效的策略,重心应放在生活世界层面和对完整性的描绘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汪欣老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保护》旨在探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对文化生态保护的模式、路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思考。通过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分析,认为文化生态学是基础,建立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文化生态保护区、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是保护发展民族文化的具体措施,应将“小生态”、“大生态”、社区振兴等方面结合起来。大连大学张景明教授的《大连庄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及相关问题》,介绍了庄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活态传承方式与现状、保护机制与产业化开发。其中提出了四个方面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可以产业化?活态传承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可政府的力度如何?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何时能够改变?有的新兴的民间艺术形式也需要保护,申报非遗项目的条件能否改动?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的《羌族羊皮鼓及其传说的人类学解读》深描羌族羊皮鼓的内涵,涉及民族文化符号的原生性意义以及现代性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祁进玉副教授的《热贡唐卡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吾屯村为例》,基于实地调查为基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基础、创新的问题进行探讨,从唐卡的题材、形制、内容、表现方式等加以深层次的探讨。他提出要重视和保护非遗的文化内涵,警惕非遗保护的空壳化倾向。西安美术学院呼延胜博士的《一堂活着的水陆画-陕北横山牛王会活动见闻》分析陕北横山牛王会恭请水陆画进佛堂仪式、水陆画的主题、宗教艺术在传承中的演变。认为民间宗教美术的研究应该走出庙宇,进入乡村百姓生活中寻找活态的民间宗教艺术,在民俗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视角下去认识研究,才能通向民间艺术活动的本来目的和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通化师范学院王纪老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之成功个案—长白山满族民间剪纸发现、挖掘、传承保护》,介绍80年代以来文化和教育部门长白山满族民间剪纸的传播和推广,认为实现满族民间文化由自觉传承到教育传承的转换是非遗保护的成功之作。江南大学崔荣荣教授的《鲁南地区民间云肩技艺考察》,介绍沂南的人文环境与生态空间、鲁南地区民间云肩的特点,思考云肩技艺的抢救传承问题。北京联合大学韩澄老师的《传统艺术传承与发展问题研究-以北京传统金属手工业为例》,分析北京传统金属手工业的经营模式、面临的问题,认为正确对待科技革新是传统工艺文化得以传承的保障。云南民族大学孙明跃副教授的《云南传统表演艺术类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以云南的39项传统表演艺术类国家级非遗作为对象,研究其特点和传承的规律,希望能够解决该类非遗面临的尴尬境遇。红河学院李金发博士的《峨山彝族花鼓舞的变迁与内涵重构》,阐释了峨山彝族花鼓舞在最近30年内涵、外延以及社会意义的变化和重构。认为多重力量推动下发展的花鼓舞,调节和整合了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关系,具有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红河学院李光庆老师的《影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认为抢救性地记录和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时影视人类学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影视与文化遗产的互动,主要是保护中的影视记录,传承中的影视教育。红河学院柏绍荣老师的《从火塘到电视-数字化进程中的花腰彝民间艺术传承场域变迁》提到随着现代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剧,电视普及取代了火塘在传统生活中的核心空间,变为民众的生活中心。通过分析传统行为模式变化、传统价值观念变化以及传统生活理念变化,他认为面临多元、复杂的文化生态,应关注民间艺术主体的生长环境的变化,改变民间艺术传承环境。云南艺术学院研究生连菲的《云南佤族木鼓舞的艺术人类学初探》对佤族木鼓舞在艺术人类学的外显媒介和载体与内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简略探究。玉溪师范学院额喻婷老师的《云南元江县羊街乡棕扇舞》、云南艺术学院研究生李秀惠的《浅议安代舞的传承与保护》分别介绍了安代舞、棕扇舞的历史渊源以及如何传承的问题。活态性的民族民间舞蹈的保护、传承与现代化背景中的市场化开发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值得关注。江南大学牛犁老师的《惠安女服饰的传承与变异》、玉溪师范学院常雯婕老师的《云南兴蒙乡蒙古族妇女服饰发展态势分析》,两篇文章均从服饰文化的背景、各时期的特点、出现的“断代现象”以及如何传承的问题展开了分析与论证。根据中央民族大学祁进玉副教授的总结,第三组学者发言可归纳为理论探讨、实证个案、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文化变迁、全球化与地方性只是、多元化与族群研究等六个方面。通过交流,该组学者普遍认为应提高民族意识、文化意识、传统意识,加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力度,加大田野调查的广度和深度,在非遗保护的“整体性”原则下,立足于现实、传统,多做实际性的事情。

 

11月14日上午大会闭幕式

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发表学者感言,认为伦理的支柱是艺术,伦理学的核心也是艺术。物感、物觉或形气神都可以归入广义的艺术加以讨论。艺术的表达直截了当,直通心灵。如果说艺术史开启生命智慧的钥匙,那么艺术人类学则是打造这把钥匙的工匠。这次大会开得质朴、开得成果丰富、开得有意义。见到了老朋友,结交了新朋友。大家分享共同的学术成果,学习前沿性质的盖尔的能动性理论、皮尔士的“指号三分法” 理论。我们还需要扩大视野,将一些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交流就能沟通,沟通就能提,此次研讨会对将来研究艺术人类学大有裨益。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李修建受学会秘书处委托,就本学会近年来的工作与成果做了汇报。1、会员人数增多,学术队伍持续扩大。去年有会员210人左右,今年增至300多人,本次会议期间也吸收了一批新会员。2、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出版最新研究成果。此前已经举办了四次大型学术会议,本次为第五次。每次都出版论文集。周星副会长的《艺术人类学基础》已经出版,方李莉会长、李修建副秘书长的《艺术人类学》正在出版。3、开通学会网站,全面介绍最新学术动态而后成果,各栏目文章计有1000多篇。还建立了QQ群,有150多人使用学会的QQ群交流。4、打造学术交流平台、加强与学术刊物的合作。《民族艺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思想战线》、《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等刊物编辑中都有本学会的会员。5、努力创造国际交流平台,待相关的工作完成后,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将进一步扩大。6、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学会决定将传习馆设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站,聘张汉东教授为站长。这种机制将运转下去,以后全国各地类似的传习馆均可设为工作站。7、明年将在内蒙古大学召开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和学会换届工作。8、主办方、承办方玉溪师范学院为这次大会做了大量精心细致的工作,无论领导、教师还是志愿者,所作的工作都令人感动,代表学会和参会学者表示感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站授牌仪式。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方李莉会长代表学会授予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站”牌匾,向张汉东教授颁发工作站站长聘书。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方李莉会长进行了闭幕致辞。她说为期三天的发言、讨论结束,大家享受了学术盛宴、艺术的美好、感受到东道主的热情。本次会议学术探讨成果丰富,许多学者有很大进步。首先是对艺术人类学的认识上有所深化。国外学者参会对我们认识艺术人类学概念很有帮助。范丹姆反对西方美学概念,对非西方的美、艺术进行探索。美和地方文化有相关性,有个人化、难以量化、非客观的特点。范丹姆研究芳族雕像让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对土著文化不断认识的过程。莱顿不懂中文,但他研究中国山东棉纺和版画,采用传统的定性定量分析、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盖尔的能动性理论目前仍然有争议,包括范丹姆、莱顿都有不同的看法。塔科从澳大利亚来云南文化,提出跨国界、跨地域研究的问题。我们也认为中国的历史不能单写中国,其实全球化早已开始,世界文化一直在互动,仅仅是表现的速度快慢不同而已。有的学者提出如何去研究艺术人类学?人类学方法有助于人们认识艺术。艺术的构成有两方面,能指和所指,外在的形式和意味。毕加索曾经就认为欧洲最没有艺术,真正的艺术在非洲。一些民间、土著世界没有文字,艺术和他们的生活、精神表达紧密相关。以往的研究很少思考创作者的意义世界、创作动力、价值观、经济发展。我们为工作方便将艺术分类,其实艺术是一个整体,需要用人类学方法将它放进一个背景中去整体认识。艺术人类学永远有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支撑,理论既来自别人的文献也来自亲眼所见的材料。很多文化和我们生活相关时我们很少注意它,当它失去实用性行将消亡时就成为我们关注的艺术。而且,新技术的进入会带来新艺术形式的出现。要想建立起本土的艺术理论,找到中国艺术的特点是什么,机制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大量个案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和个案研究相关。新的经济产业结构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变为资源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要做到既开发又保护。跨学科研究很主要,这种方法能让我们了解许多过去不关注的东西,开阔视野,提高思想认识。对本学会未来的工作,我想补充几点。艺术人类学研究不能离开中国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要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作出贡献,否则必然被边缘化。目前印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都有几十个席位,中国只有两三个席位,所以在最近的一些大会上国家希望各社团积极申报成果,争取更多的席位。本学会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项目20多个,省级项目10多个,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嫌不够,因为我们的研究和下边的结合不多。每位会员都应该多做实践工作,把在地方上实践工作的信息发给学会,建立起一系列的工作站,所有成果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发表。费孝通先生曾经超前地指出,出于国情需要最先是科技建国,但将来可能是文化立国。中国发展中缺少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费老文化自觉的思想给我们提示,在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中应该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出现。有的学者说方法论搞不懂,我们已经开始思考以后怎么办培训班的问题。本学会第一次离开北京办学术研讨会,开始确实有些担心,但会议举办非常成功。而且我们感受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玉溪浓厚的文化传统,参观传习馆更令有意义。在前面的感谢之外,还要再次感谢志愿者,他们非常辛苦,随时陪同,所作工作仔细周到。

玉溪师范学院副校长发言说,这次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玉溪师范学院召开使更多的同学、老师聆听到艺术人类学方面的成果、宝贵智慧,这无疑会极大促进我校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水平。大会给年轻学子们埋下憧憬艺术的种子,激发他们的理想,将来他们之中会有人成为学术队伍的一员,这是应该补充总结的重要的大会成果。承蒙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关爱,将大会设在玉溪师范学院,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对工作给予诸多的理解、支持,深表感谢。作为教育工作者我颇受启发,同时有一个期待,我渴求专家、学者们在研究学问是关注孩子,关注他们成长的情景、艺术情思,这关系着孩子们的未来和我们的未来。既然是人类学,那么要研究生命、人的事象,使人更加有尊严,生活更加艺术化。期待下次会有学者谈到他们看到孩子在玩魔兽世界的心痛,做出理性、感性的创造。那么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生命短暂,艺术长存,研究现有或者过去的艺术都是为了未来的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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