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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中韩端午习俗的比较话题

[日期:2011-06-13]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作者:陶立璠 [字体: ]

端午习俗作为文化载体,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文化风貌。端午文化也是东亚各国、各地区普遍传承的民俗,它对中国周边“汉字文化圈”的各国,包括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具有深远影响。近几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的展开,端午文化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已将“端午节”和“端午祭”成功申报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不仅使这一文化为世界所共享,同时也为东亚各国端午文化的比较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曾在韩国召开过多次会议,对端午文化研究做学术交流,大大推动了东亚各国对端午文化的研究。因此,作为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从民俗传播的角度进行比较是非常有益的,借此可以探讨同一文化在不同国度、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传播和变异规律。这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研究也十分有益,本文就中国和韩国端午文化作粗浅的梳理,藉以探讨端午文化在两国之间不同的表征和传播的规律。

中国的端午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借用现在的话来说,它的最初形成和公共卫生有关。不过这种对环境卫生的关注,不是通过官方的指令,而是民间自发的,通过节日形态和巫术的形式表现出来。

提起端午的起源,中国民间有说不完的传说和解释。学者们也对其起源津津乐道。如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认为中国的端午节是“龙的节日”。古代文献记载端午起源的信息也不少。《大戴礼记·夏小正》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从端午节形成的时空观念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吴子胥、介之推、屈原等纷纷走进端午。宋·高承《事物纪源·竞渡》引楚传云:龙舟竟渡“起于越王勾践。”值得注意的是,起于越王勾践不等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习俗,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出现在端午节,显然是后人附会上去的。因为龙舟竞渡从地域上讲,主要起源于南方;在中国民间有关介之推的事迹主要和三月的“寒食节”有关,后来移花接木将“寒食节”的传说附会到端午,这是民间传承中常见的现象。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人们为了纪念他,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但江绍原在《端午竟渡本意考》中认为“竟渡起于送灾”,“竟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与屈原无关。至于江浙一带端午祭祀吴国名将伍子胥,曹娥,都是地方性的传说而已。

无论传说多么动人和具有魅力,实际上,节日文化的形成源于人们对生活的诉求,和实际生活的需要。剥去附着在端午节身上的华丽外衣,文献记载和现在传承的习俗,都可证明端午这一习俗和古代的巫术活动有关。它的许多民俗事象表明古老的巫术活动是端午习俗的形成的源头。

首先从端午节的名称看。“端午节”又称“重午节”、“端阳节”、“天中节”、“天长节”、“地腊节”、“五毒日”、“娃娃节”、“五月节”、“女儿节”等。不同的称谓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而且有不同的传说和解释。这说明端午节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只不过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突出其特点和内容而已。《太平御览》引晋·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午,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因“五”与“午”同音,又五月为单月,按照阴阳五行观念,“午”在地支中为第七位。古人以地支纪月,单月为“阳”;又端午正值仲夏季节,此时阳气始盛,故五月五日称为“端午”或“端阳”。按阴阳五行学说,“五、午”相属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五月又是蚊虫滋生、疾病、邪气上升之时,所以“端午”又称“五毒日”,民间素有“善正月,恶五月”之说。大约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五月就被认为是“凶月”、“恶月”,有许多的忌讳。

端午与巫术的关系还可以从端午习俗中所使用的节物中得到验证。古代巫和医是相通的。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疾病丛生,要预防疾病的产生,一则用巫术,二则用巫医。兰草、菖蒲、艾草、雄黄这些从实践中认知的中草药,杂以巫术与信仰中的五彩缕、香荷包、五毒兜肚、五毒符、挂钟馗像等等,形成社会的信仰和防疫系统,这也是端午节经久不衰的原因。

回过头来看韩国的端午祭。毋庸讳言,韩国端午祭的形成受到中国端午文化的影响。这一节日在韩国的传播,首先是因为历史上韩国借用了中国的历法(农历)。中国历法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观察和指导农业生产的知识系统。韩国也是农业社会,至今在韩国的许多民俗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很醒目的“农为天下之大本”的巨幡,农本思想充分体现在韩国的端午习俗中。所以在使用中国历法时,很自然将端午作为自己的岁时节令。不仅如此,在韩国文献中解释端午习俗时,同样借用了中国的概念,如韩国也称五月初五日为“重午”、“重五”、“端阳”、“五月节”,只是在借用过程中加入了韩国特有的词,称“端午”为“上日”,意为神的日子。再深入一步追究,韩国的端午也少不了菖蒲、艾草等端午节物,用菖蒲汤沐浴的习俗保存至今。按照传统风俗,韩国在端午这一天要吃“艾子糕”,喝益仁汁,妇女们用菖蒲汤洗头发或饮用菖蒲水,或用菖蒲露化妆,称为“菖蒲妆”。士大夫人家的门柱上贴朱砂符藉以避邪,君臣之间要互赠端午扇表示祝贺。

由此可见,端午文化的形成,中国和韩国确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

中国的端午节萌芽于先秦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先秦时期,中国南北地区端午风俗有着明显的差异。秦代以后,国家统一。随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端午文化逐渐融合为一。到了两汉时期,端午节的巫术信仰色彩仍很浓重。当时五月端午仍以祛病禳灾为主。此时盛夏将临,阳气上升,疾病容易流行。所以《风俗通》云:“五月五日要以五彩丝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荆楚岁时记》也云:汉俗在五月五日,用青、赤、黄、白、黑等五彩丝线合成细索、系于臂上。称为长命缕,续命缕,五色缕、朱索等。《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五月五日时。“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古人认为五色丝缕和五色桃印能驱邪避恶,说明此时阴阳五行学说已深入到端午节中了。直到今天,端午戴五彩缕的习俗仍在许多农村地区流行。

《荆楚岁时记》还记载,五月五日要“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或将艾叶“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风俗通》还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虎既被认为是阳刚之物,在阳气始盛的端午节当然要借助于虎的威力驱邪辟魅,所以人们在这一天不仅要剪艾虎,还要在屋内外墙角处洒雄黄酒。端午节采艾、饮菖蒲酒、雄黄酒、吃粽子、划龙舟是中国端午特有的习俗。


 民俗文化是动态传承的文化,它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或民族传播,往往用“采借”的方式进行。这种“采借”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有选择的接受。而且在“采借”的同时,还要结合本地区、本民族(本国)的需求加以改造,并植入本土文化之中,使其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韩国对中国端午习俗的借鉴就是用这种选择性的“采借”方式完成的。上面讲到,既然历史上韩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且借用了中国的历法,“采借”端午习俗自然也是一种对异文化的选择。如对端午的解释,端午时吃“艾子糕”,喝益仁汁,妇女们用菖蒲汤洗头发或饮用菖蒲水,或用菖蒲露化妆,士大夫人家的门柱上贴朱砂符藉以避邪,君臣之间要互赠端午扇表示祝贺等。

与中国端午不同的是韩国的端午节以祭祀仪式的完整而著称。在韩国江陵地区,端午祭有着繁琐的祭祀仪式,且仪式比较完整。如果从迎神的“前夜祭”算起,一般要举行五个昼夜;如果从“山神祭”算起到送神止,时间长达20多天;如果从“谨酿神酒”算起,则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江陵端午祭的程序是从酿制神酒开始的。按照传统,农历四月五日,人们用江陵旧官府“七事堂”发放的大米和曲子酿制神酒,准备端午祭时敬神和饮用;四月十五日举行“大关岭山神祭”和“国师城隍祭”。祭祀结束后,在山林中锯一段神木,人们将青红礼缎挂在上面,然后在神木的引导下,组成迎神行列,农历五月初三傍晚时分,回到江陵国师女城隍祠(郑家女)接受“奉安祭”,也就是端午祭的“前夜祭”。祭祀结束后,将大关岭山神和国师城隍牌位送往南大川露天祭场。从初四到初七,每天的早晨举行“朝奠祭”。

江陵端午祭的祭祀仪式分“儒教式祭仪”和“巫俗祭仪”两种。儒教式祭仪以奉读汉文祝祷词的形式进行,祝祭的内容涉及除祸招福、健康安宁、治愈疾病、农渔丰收、禽畜繁盛等。儒祭之后,开始伴随歌舞戏剧表演进行的“巫俗祭仪”,直至深夜。江陵端午祭的活动丰富多彩。除指定的祭礼(谨酿神酒——送神仪式)、巫祭、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儿童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这些都是地区或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外,还有众多的民俗活动,如汉诗创作比赛、乡土民谣竞唱大赛、全国时调竞唱大赛、拔河、摔跤、荡秋千、射箭、投壶等;庆祝活动,如烟火游戏、端午放灯等;夜间活动,如国乐表演、伽椰琴弹唱等;艺术活动更是丰富多彩。此外还有被称为“乱场”的商品交易。现在在江陵端午祭时还邀请国外民间艺术团体到场表演,增进各国的艺术交流和友谊。端午祭成为韩国最大,最有吸引力的节日之一。

有如上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端午节和韩国的端午祭,除名称相似,解释相同之外,在具体的过节形式和内容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这是由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在民俗传播过程中有选择的“采借”方式造成的。

(载台湾《国文天地》第二十七卷第一期、2011年6月出刊。本文为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2届年会论文的缩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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