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5月31日
书名：费孝通《乡土中国》
主讲人：杨秀
本次读书会由艺术人类学中心杨秀老师主讲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在读书会开头，杨秀首先提到了读书本身，她说之所以选择了费先生这本《乡土中国》来读，是因为本书的一大特点：通俗易懂，且不愧为是大家之作，能够用简明的语言、顺畅的逻辑以及严谨的学术规范讲明蕴藏深远的道理，可以感受到学科意识流于字里行间，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学者有很大区别。杨秀还提到，这本书她是花了功夫一页一页认真仔细阅读的，这种最为“笨拙”的读书方法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种读书方法。
首先，杨秀简要介绍了费先生的生平简历。
费孝通（1910.11.2-2005.4.24），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江苏吴江人。他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译著《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杨秀认为正是由于费老深厚的学术思想背景，以及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包括参政议政的经历才使得费老对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如此敏锐的洞察。本书一共收入14篇文章，1947年集结成书，这本书的核心诉求可以说作者1938年-1947年归纳自己的学术经历，总结自己的实地研究，是对社会结构的分析，这本书可以说是在前期调查基础上所做通论分析。
接着杨秀分析了本书的论证方法，她认为本书通过对具体事项提炼出一定的概念，再将概念重新运用到实地调查中。这种研究方法十分具有借鉴意义。本书中，费老给乡土中国及时的做了界定，杨秀认为做研究首先界定研究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具体的来说，乡土中国不是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包含在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中的关系。作者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因此作者划分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中国与西洋，提到乡土中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差序格局”，本书可以说就是围绕着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本书的关键词，核心概念。
杨秀说现在可以在网络中找到很多关于《乡土中国》的读后感和分析，令她感觉到学科没有界限，许多学科背景的人都在读这本书，这正是本书的生命力所在。接着杨秀按照本书的章节顺序，将本书要点向大家作了介绍。
乡土本色
本书开宗明义首先介绍了“乡土”是什么。表面上来看，“乡土”的特点就是“土气”，费老在书中分析到，中国农村的特点是据村而居，依靠土地生活，究其原因有以下四点：1，每家土地比较少；2，水利设施的需要；3，安全原因；4，兄弟继承的因素。因此也就形成了“熟人社会”或者说“熟悉社会”，这可以说是大家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靠口碑和道德来维持社会秩序。反之“陌生社会”就是指现代的社会，靠法律来维持秩序。
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
杨秀表示，通常学者做社会学调查和研究不做过于绝对的表述，面对某种概念的时候通常认同一个，也要认同另一个，也就是说突出一点但并不否定另一点。费老在总体上不反对文字下乡，但是对于具体做法有些异议，他提出了这种做法对于乡土文化的影响。文字下乡可以理解为“文字”和“乡村”，文字对应城市，方言对应乡村，如今打破传统，把文字带入了传统社会，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就此引出一个思考：农民是否愚蠢不是智力问题，是学习机会的问题。费老提出，“农村不需要文字”，因为传统社会只需要口口相传，口碑社会。我们现代人仍然在误解文化与文字的关系，知识与文化的关系，农村的一些民间精英不一定受过高等教育。就此也引出了这样的思考：我们曾经打破传统，现在又开始重视传统。
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可以说是《乡土中国》的核心概念，是中国社会与西洋社会的对应。西方式团体格局，将稻草捆成若干捆，然后再捆扎起来，并行排放，个人与团体是平等的；而中国社会呈现差序格局，好像石头扔进水里，水波由近及远荡漾开去。
具体来说，中国社会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出，不同的层级之间有不同的远近关系；而西方的领导是代理人的角色，没有亲疏远近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靠亲属、人缘维系社会关系。从葬礼、家谱等就可以看出这种特点，从血缘关系上也可以看出亲疏。
中国的人际关系是具有差别的格局，西方有普遍的道德标准，然而中国人以我为中心向外扩散，每一个社会亲属关系同心圆都不一样，因此没有西方式的普适性道德标准，因此朋友亲属都分远近，这种结构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费老也讲了什么是“道德”，是我们都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而西方的道德规范需要由宗教来维系，团体最高的代表是神，耶稣基督作为天父的角色，所有人在天父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领带只是个代理者，没有特权。然而在中国，是差序格局，克己复礼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这种弹性较大的道德标准，因此也没有统一的规范。
家族、男女有别、治理秩序
法律从西方传入中国，法律的观念和意识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也有表现，例如乡规俗约，约定俗成等。在这个“熟悉社会”里，我们先天就接受这些约束传统。法律是外在的强制，而礼是一种内化的习惯，礼制社会靠的是自己的内修，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特点，在这个特点基础上，作者又探讨了无讼，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
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属于缺乏储蓄的农业经济，因此横暴权利存在不下来，因为没有足够的储备，合作较少，呈现小农经济，因此乡土社会的权力机构比较松弛，中国靠长老权利来维持社会秩序，靠教化来实现，教化与刚才提到的“内修”相关联的。教化分两种：1，没有反对，则十分顺利；2，如有反对，则具有强制过程。中国社会强制性不明显，比较松弛。一旦长老权利遭到新的力量的挑战，需加一个解释性的说法，虽然貌似形式未变，但是内容可以改变。因此长老并非民主，靠注释和解释来维持，这也就引起了名和实的分离。
名实的分离、血缘和地缘、家族和家庭的概念
西方夫妻关系是家庭生活的主轴，团体之间具有严格界限，权利和义务是相平等的；而中国是传统小家族，父子传承，讲求效率，费老指出，在中国乡民社会里感情和激情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要排除这些因素，所以传统小家庭夫妻关系比较淡，同性朋友关系更加近。传统的乡村社会靠血缘，社会关系靠亲缘来维系，如血亲和姻亲，社会地位也基本上不能改变，现代社会却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提升地位。
血缘关系限制了社会冲突和竞争，农村社会也在血缘关系之外的商品交易行为，例如集市，外村人买卖交易等。当我们衡量农村关系往来不是用货币来衡量的，他们用人情来衡量，也就是“欠情”的概念，因此不能通过一次性的交易来看人际关系，传统的血缘社会才能形成这种传统。另外也有地缘的关系，这也是商业社会发展的基础。血缘社会是社会地位发展的基础。这时回看亲属关系、血缘地缘才能更好的理解“差序格局”，是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以及身份的规定。
从欲望到需要
在这一章节中，费老论述了欲望与需要，这也是读者思考最多的一部分，因为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问。总的来说，按照费老的观点，人的需要是有动机的，人的意志可以控制，能够取舍，然而人也同时具有欲望，欲望并不完全是生理事实，是合乎生存条件的社会化的。在此，通过作者的说法，杨秀认为欲望和需要似乎没有太大区别，欲望和需要可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具有不同的表达。
在介绍完全书要点后，参与读书会的听众发表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关祎提到了美籍中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听到费老对于血缘地缘和家庭概念的时候，不禁联想到了许烺光的《宗族·种姓·俱乐部》当中的相关观点，许先生提出，中国社会是以父子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社会，因此体现在家庭生活中的多为代际之间的关系，而忽略或者回避夫妻间的关系，表现为羞于表达夫妻感情等；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是一种契约制的社会，或者说平辈社会，所以他们的家庭关系中强调夫妻感情，而忽略或回避代际情感，是一种俱乐部式的社会生活模式。关祎认为许先生的这种解释十分生动有趣，老一辈中国人类学家有许多适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非常值得关注的原创性理论。
接着，李修建提到了对这本书的一些疑问。的确由于本书篇幅有限，且具有某些客观局限性，又是散论成集，一向思维严谨的李修建提到了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文字下乡”，李修建认为在乡村实际上并非不需要文字，而是上层阶级对文字与知识形成了垄断，下层民众没有机会接受文字教育。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周代的知识是掌握在贵族中的，只有贵族有受教育权。孔子之所以被视为伟大的教育家，就是因为他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有教无类”，平民亦可接受教育。而在西方的中世纪，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的文字知识基本为教士阶层所独有。可以说知识就是权利，实际上传统社会也是这样，话语权和知识掌握在精英层。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费老指出了乡土社会的一大特点，即乡土生活是靠经验性、潜移默化的知识，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不假文字的。
接着安丽哲针对李修建对“文字下乡”的思考提出了一些看法，她指出不要忽略文章的写作背景，费老十分具有反思视角，他是出于反驳当时的主流思想，而当时的主流思想就是认为“老百姓的知识不是知识”，所以当时费老写作的目的正是反驳这种主流观点，用反思的角度来抗衡这种观点。时代背景是不容忽视的！
杨秀进一步阐释到，书中仍有些过于夸大传统知识，或者说土著知识，并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学习的机会。
安丽哲解释说，就其背景来看，这种表述也是合理的，是对主流观点的反思。
李修建接着阐述了自己对“差序格局”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
大家通过各抒己见，联系时代背景与中国人类学原创理论的思考，对《乡土中国》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同时李修建也指出，费老的某些观点至今仍然适用于中国社会研究，例如“差序格局”，“血缘地缘”等概念，如果从儒家思想来看没有问题，但同时也忽略了另外一级关系：墨家“兼爱”的理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包括在乡村里也有这层。
结合费老的理论研究，安丽哲提到了自己在对景德镇进行考察中获得的宝贵田野经验，她指出在景德镇地区就充分的体现了这种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从婚姻角度来看，更是这样：在景德镇普遍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离婚率非常低，究其原因就可以从“地缘业缘”方面思考，景德镇地区的夫妻双方往往在生存方式上是合作的关系，他们有共同的事业和目标，且有分工合作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以“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而不仅仅是靠“地缘关系”，这似乎可以解释景德镇地区婚姻关系的稳定，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了家庭的经济生活。
蔡玉琴最后也提到了自己的感受，她认为费老关于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结构的研究十分具有启发性，同时她对费老的“欲望”与“需要”的界定仍然心存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