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方李莉
书名：《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上下
时间：5月4日
五四青年节这一天的下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334会议室举行了艺术人类学第2期读书会。本期读书会的主讲人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她主讲的著作是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编的一部论文集《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参与本次读书会的有中心工作人员杨秀、安丽哲、李修建、蔡玉琴、汪欣以及关祎，此外还有博士研究生施艳萍、硕士研究生方汀以及各不同专业前来旁听的同学。
本次读书会不论是主讲人对于著作的评述还是各位老师之间的讨论，可以说都十分具有启发性，在方老师的指引下在座的各位对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渊源、理论构建、研究方法、发展方向乃至未来前景的问题做了详尽的梳理和总结，对于建立学科思想，明确学科地位具有很好的作用！
方老师首先介绍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至今，已经吸纳了近二百名专家学者成为学会会员，出版的论文集包含有八十余篇专业论著……2006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而这本论文集则是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近几年来艺术人类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得到重视，但是众多学者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美学、艺术哲学领域的理论梳理，属于艺术本体论的范畴，大都不重视“田野调查”，忽视田野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
方老师提到在其与李修建博士合著之中的《艺术人类学》一书中，他们在梳理国外艺术人类学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最初做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多为人类学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则出现了许多艺术学以及各门类艺术背景的学者开始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在中国，作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多为具有艺术哲学、各门类艺术等学科背景的，其中较为具有影响力的有易中天、郑元者等等。这些学者多为关注艺术本体论，关注艺术本质及其发生学等问题，他们研究传统的艺术学问题，多为运用古典主义人类学的一些理论，例如弗雷泽、泰勒等人类学家的经典理论。据此方老师总结说，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可以大致分为两派：1，理论派，代表人物有易中天、郑元者；2，审美人类学派，以王杰为代表，这一派较为注重实证研究，做了许多田野调查，方老师认为中国的审美人类学研究是十分出色的。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将原本杂乱分散在各种学术杂志、期刊中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集中到了一起，给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也呈现出了中国各学科领域研究艺术人类学的面貌。
一，理论探讨
方老师首先介绍了港台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的艺术人类学观点，乔健先生可以说是为关注艺术的人类学家，他认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以人为本的视角；2，整体观念；3，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这三个方面也可以作为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乔健先生认为，艺术人类学研究除了要关注艺术结果，更要关注艺术过程以及参与的人，将艺术放入文化格局之中，同时关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老师指出，中国许多美学研究者认为艺术人类学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与理论脱节，但是乔健先生提出的研究方法就可以作为以上观点的最有力驳斥。
随后，方老师介绍了韩国人类学学会会长金光亿在《艺术与政治——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民族艺术运动》一文中提出的主要观点，金光亿是一位人类学家，韩国曾经有一段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象征着落后和专制，这种思想一直根深蒂固，8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起飞，开始掀起了反思本土文化的思潮，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化自觉”现象，韩国民众开始理解自身文化，反思艺术，这段时期以来人们开始将艺术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将艺术与生活和宗教信仰等联系在一起，关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并且用人类学的观念来解读传统艺术的意义，从此艺术界开始关注人类学，将艺术与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等结合起来研究。方老师指出，这一转变同中国相类似，近几年来中国艺术学界也较为关注人类学，并且如同韩国那样，不再将艺术区分为高级、低级诸多等级，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理解。
方老师接下来介绍了周星老师的《人类学者如何看待民俗的艺术》一文，周星老师认为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古国，学者应多为关注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特别是土著文化，土著文化又是一种结构相对简单的文化。方老师进一步指出所谓文化也可以理解成“大传统”和“小传统”两种类型，两者之间相互区别但又不对立，具有互动的关系，对此方老师举了景德镇瓷器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她说很多民间瓷器的纹样都来自宫廷，这说明民间的文化未必就是民间文化，它是与宫廷文化时刻保持着互动关系的，因此在研究中不要过分重视精英艺术而忽略了民间艺术。
接下来方老师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王建民老师的《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转换》一文主要观点，该篇论文可以说是对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梳理，王建民老师也提到了目前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多停留在发生学的研究。王建民老师梳理了博厄斯的相关理论，也提到了盖尔的诸多看法，认为艺术人类学要开拓田野的范围，要多做田野调查，这一点也是方老师十分赞同的。
方老师提到，何明和向丽老师分别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人类学一直都十分关注艺术，将其视为文化的附属品，但是现在学者们要将艺术视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全面整体的进行研究，这也是学界目前一致认同的一点。
方老师总结说艺术学研究就是要拆除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区别，以上是理论探讨的主要内容。
二，各艺术门类探讨
在这一部分中，方老师首先介绍了刘祯老师的《戏曲与民俗文化论》，刘祯老师指出民间戏曲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与民俗文化紧密联系的，民间演出更是与民俗事项相互关联的。在这里方老师进一步强调了做艺术人类学研究需要重视田野调查，指出西方从事该方面的研究多为从实践入手，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渐渐学会了做田野调查，运用人类学地方法考察艺术，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许多学者更是有意无意间的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在这一方面，方老师认为音乐人类学所做的非常突出。
就此，方老师介绍了洛秦、孟凡玉老师的有关音乐人类学的观点，以及杨民康老师从符号学角度对民族音乐学三个学科分支的看法，另外还有萧梅老师以及薛艺兵等的实地考察研究成果。
之后方老师着重介绍了美学界研究进入人类学，开始注重田野的几个个案研究实例。
第一个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王杰老师对南宁民歌所做的田野调查成果，王杰老师在《民歌与当代大众文化》一文中指出，南宁民歌节代表一种现代的、政府组织的、具有明星效应的、脱离了文化基础纯粹表演性的活动，而它对应了传统的民间歌墟活动，民间歌墟则代表农业文明的残存、是一种乡野形式的、具有民族认为功能的活动；可以说民间歌墟活动成了民间文化节的他者。方老师就以上考察研究结果总结说，当代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特别是以艺术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因为可以将其市场化，使之成为文化产业，而得以存续，而民歌这种民俗活动经由现代大众媒体的包装则实现了其文化生产力，利用文化资源进行再生产，这种民间文化便成为了一种文化资源。
第二个例子是尹庆红老师所做的黑衣壮民歌的田野调查研究，尹庆红老师在文章中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少数民族青年人的审美情趣也开始发生变化，对自己的一些民族传统感到自卑，然而随着黑衣壮民歌这种民间传统艺术形式逐渐变成了被观看、被猎奇的对象，成为了一种表演和展示，黑衣壮民歌进而成为了民族文化品牌，变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黑衣壮人民经历了一个从自卑到骄傲的过程，然而有经济效益也必然有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方老师总结说，这种情况同我们的西部文化研究中的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处，许多民间传统文化市场化了，进而变成了发展的资源。黑衣壮将自身传统文化转变成了一种文化资源，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也可以这么说，在全球文化的冲击下，激活传统文化，将其变成一种资源，民间文化也并非只能消极等待。
最后，方老师介绍了薛艺兵老师对“广东潮州拜老爷活动”的研究，薛艺兵老师通过仪式研究民间信仰和习俗，从音乐入手，从地缘性、血源性研究祭祀群，薛艺兵老师提出神系是祠堂的象征、祠堂是祖系的象征、音乐是宗族的象征的观点。
方老师最后总结说，中国有着极其丰富的田野调查对象，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也是十分具有前景的，艺术人类学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一支新秀，该学科理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一种社会需要，加强田野调查，加深国际交流，都将大大的促进学科发展。
随后聆听讲座的老师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李修建从美学角度提出了自己对艺术人类学发展的观点。他说艺术人类学的存在是有一个大背景的，究其源头，“艺术”这一提法的出现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例如达芬奇等人，将艺术的提高到了等同于科学地位，将艺术限定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范畴，认为艺术是高不可攀脱离生活的。此时的美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范畴，第一种是关注艺术本质的、哲学范畴的研究；第二种则是关注流派等的艺术史方面的研究。20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从前的艺术观出现了危机，如杜尚将自己的小便器作为艺术品进行展览等，对艺术概念发起了挑战，进入了思考什么才是艺术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以后，又有学者提到了“艺术终结论”。许多西方人类学家开始关注艺术研究，例如法国的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场域”的概念，然而传统的美学研究并不关注民俗研究，做民俗研究一直都不是美学研究的主流，但这仍然是一种转向，可以说是一种先声。李修建又谈到了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他指出中国的艺术学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一方面较多的关注艺术本质方面的研究，例如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易中天的深受格罗塞影响的艺术本质研究等；另一方面是各门类艺术的研究，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对于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关注，促生了各门类艺术研究的大发展。最后李修建总结说，方老师为我们打开了眼界，为该领域研究打开了天地，也切实体会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且十分期待着有机会实施自己的田野调查。
方老师对此总结说，李修建从美学的视角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脉络，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人们经历了一个给艺术分等级到将艺术与生活融合在一起的转变过程，不再将艺术单独抽离出来，方老师指出在现代社会之中，任何物质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东西，人们越来越将艺术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的一部分，它也不仅仅包括艺术作品，还包括观念、行动以及结果等等，这一切都跟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多学科间的互动，跨学科视角的展开，人们吸收知识的能力大大增强，各学科背景之间激烈碰撞，这也是艺术人类学的一大优势，以为它吸纳了多方知识，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随后杨秀提到了自己对民俗学学科定位方面的思考，她提到“艺术”及其相关研究的范围太过宽泛了，民俗学一直以来面临着学科定位方面的尴尬，它具有独立学科的性质但同时又具有边缘性和学科交叉性，艺术人类学也有很多交叉性的研究，然而国内许多研究民俗学以及民间艺术的一些学者实际上都在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自知，他们很多都用到了田野调查和文化分析方法，这些是否都应直接纳入到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中。
方老师对此解释说，中国的很多学者的确在自觉与不自觉间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同时也有很多反过来的例子，然而田野调查对于人类学乃至艺术学研究都是十分关键的，正所谓“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另外边缘化的学科也可以变成中心学科，要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
随后汪欣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感受，同时也提到了学科规范的问题。方老师补充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学之间的关系，中文学者是怎么看的是十分值得交流的一个问题。
关祎就研究对象问题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她说在实际的田野调查工作中，确定并寻找调查对象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十分复杂的过程，正如李修建所说艺术遍及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组织的各个角落，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乃至如何辨别研究对象都是需要很多实践经验的，例如一件简单的劳动工具，一个常见的服装图样，一种祭品的造型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尚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和敏捷的头脑。
方老师就此提到了文化的“团块性质”，她指出文化各要素之间是具有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的，每一种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另外田野调查总是有很大的变数，需要做好前期准备，同时也要做好随时调整，更要做好推翻之前预想的思想准备，寻找和确立研究对象的确并不简单直接，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学科思想。
随后安丽哲提到了对学科定位的感受，她发现许多学者都为自己划定了十分具体的研究范围，都为自己树立了研究的名目，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好像大家都在这一片研究领域里寻找着自身的归属感，这一现象其实也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来进项研究。
旁听的学生纷纷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有一位同学认为学科划分事实上是一种“幻觉”，或者是一种阻碍学科发展的人为因素，她认为在做研究时应摒弃这种时刻注重学科划分的看法，一些老师也就此提到了学科划分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问题，李修建提到学科划分对于学者身份和研究范畴的确定是十分必要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正名”的过程。
随后蔡玉琴老师谈了对调查对象的一点感悟，她同意关祎所关注的调查对象选取的问题，表示自己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思考。
讨论的最后硕士研究生方汀针对列维斯特劳斯和博厄斯的艺术观，谈了自己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些感受，提到了原始艺术形式“一致性”的特点以及自己对此的相关思考和一些疑问。方老师就此指出，原始艺术一致性同其生活环境和生计方式有关，以及格罗塞等人的相关观点。
第二届读书会的热烈的讨论之中结束了，本次读书会可以说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梳理以及学科发展前景的展望，在座的各位在方李莉老师的影响下对于中国艺术人类学未来的发展都充满了热切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