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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的历史传承与申遗策略――以温州宁村“汤和信仰”为例

[日期:2010-02-04]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作者:邱国珍 陈洁琼 [字体: ]

内容提要:浙江温州龙湾区“汤和信仰”, 是地方民间信仰中最具特殊性、典型性的个案之一。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田野材料,对“汤和信仰”的产生和演变,“汤和信俗”申遗成功的叙述,阐释了自然传承和策略运用在民间信仰中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宁村 汤和信仰 传承 策略

民间信仰渗透于民众生活之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灵信仰和祭祀仪式,构成了民间信仰的基本框架,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在民间信仰方面采用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化的对策,基本上忽视民众的信仰需求,致使民间信仰处于非法和地下的状态,但基本信仰形态在民间依旧存活。近三十年来,民间信仰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复兴状态。有四百余年历史的温州宁村“汤和信仰”, 在经历了“城隍”庙会、“封建迷信”、“汤和节”等几个历史阶段之后,终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得到国家认可。2008年6月14日,“汤和信俗”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文以温州宁村“汤和信仰”为例,对其产生、传承和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并对当代民众的传承策略作深入分析。

一 宁村与汤和>

温州宁村,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东北角,瓯江入海口,面临东海,背靠黄石山,毗邻温州永强机场。

据明万历《温州府志》载“宁村所城在永嘉三都洪武二十年(1387年)信国公汤和奏建”[1]。宁村俗称宁村所,清时改称宁村寨,隔江与乐清磐石卫互为犄角,是进入温州的水路门户。宁村作为军事卫所,建制时,宁村所城周长三里多,围有护城墙。城墙外层由块石垒筑,内层为泥土斜坡,城基宽阔,俗称“城山”;城墙一直保存到解放后,1958年大跃进时为了修水利、造盐场、制砖瓦,就地取材,陆续蚕食,现已无存。城墙开有四门,四门随城墙损毁亦不见;2007年“汤和节”期间在原东西南北门旧址上树立了四座竹扎绸镶的移动门楼,以显宁村旧貌。所城内凿有七星河,但已填堵;所城外还有护城河,因皮鞋厂扩地与污染,成了臭水沟。所城规划为四方建制,以十字分割四方,形成东北方、西北方、西南方、东南方,中心是十字街,现在仍保持原初时的布局。

宁村筑城后,驻扎的抗倭海防军自然成了宁村的居民。军士们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宗姓来源,他们战时为兵,平时为农,“寓兵于民”[2],发展生产,繁荣宁村。他们在宁村落户,世代繁衍,使得宁村的姓氏达到近百个,号称“百家姓之村”;经过几百年的变迁,现宁村仍有89个姓氏。2003年宁村组织了宁村家谱调查,有19个姓氏的家谱收藏在宁村;其中韩氏“传家之宝”编修于民国元年,后未再修,是宁村历史最长的家谱。

宁村现属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下辖,面积0.99平方公里,家户811户,人口3176(2006年统计数据)。20世纪80年代以前,宁村的劳动力主要从事于农业(水稻种植),占有80%人口,渔业(包括河塘捕鱼、渔场养殖)占10%的劳动力,其他的则从事于牧业、家庭作坊和制盐业。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宁村成为“温州模式”构建的组成部分,村民主动从农田里拔出“泥腿子”,纷纷“下海”,转战商场。工业方面:1986年的统计显示宁村创办了7家乡镇企业,吸收了28%的农业劳动力;为配合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小规模的地方性商业、服务业的支持,因此宁村的家庭饭店、家庭商店、家庭车队等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起来。到1994年宁村形成了以皮鞋和服装加工为支柱产业,其中皮鞋、服装加工、水泥、制砖工业纯收入为111万元。人口方面:宁村外出务工或移居外地人口到2006年有134人。从1999年起,外来打工人员逐年增加,2006年登记在册的出租房已达330家,约计1300人,人口进多出少。人均收入方面:按改革前、1986年、1994年和2006年官方统计的数据分别是:178元/人、520元/人、675元/人、1698元/人[3]。

宁村现有建筑除村民居住房和村委行政大楼外,有两种类型的文化建筑,一是文教建筑:宁村小学和宁村老年大学(原生产队食堂,二层,2007年5月挂牌);另一类就是崇祀建筑,有四座:一是宁村观音楼,它在一座三层民居内,供奉佛教菩萨,附有文昌阁,因楼内观音塑像最多,故此命名。二是抗倭英烈陵园,陵园在宁村南郊,主体是圆坛墓冢,此非衣冠冢,抗倭时期的器物已无处可寻;墓室后方伫立屏风石碑,镌刻“卫国保家抗倭大字碑文记”;墓冢前方两侧建有取名为“永嘉亭”和“英烈亭”的精致石亭;在大门通向墓冢的十米水泥路中间处矗立着一座石雕牌坊,上书“汤和精神发扬永远”及对联;陵园大门也是飞檐石刻设计,铁皮裹护;陵园于1998年翻建,平时不开放,只在夏天夜晚供村人乘凉。三是太阴宫[4],位于南郊,和陵园相连,在原宁村所练兵沙场上建盖,一层,占地面积很大。四是宁村标识性建筑,汤和庙。

汤和庙和观音楼归属宁村老年协会管理,太阴宫由私人负责。一般轮值汤和庙的是男性老者,在太阴宫轮班的是女性老年人,也许考虑了神灵的性别,才有了这样的分工;但老年协会理事组成员几乎都是男性,只有一名女性理事,设在观音楼三楼的老年协会办公室居高临下,统筹民间信仰事务。

汤和(1326-1395),汤和信仰的核心神?o,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本为明朝开国大将、抗倭英雄、宁村所城的建立者。汤和字鼎臣,濠人(今安徽凤阳)。生前封中山侯,进封信国公,死后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明史?汤和传》记载:14世纪日本的战败军士连同日本浪人、奸商组成海盗集团,经常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明太祖朱元璋派汤和部署防务,“倭寇海上,帝患之……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宁村所城即其一。这五十九所城堡在后来的抗倭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嘉靖年间,东南苦倭患,和所筑沿海城戌,皆坚敌,久且不圯,浙人赖以自保,多歌思之”[5];嘉靖四十年(1561年)浙江一带倭患基本荡平。

二 汤和信仰的产生与演变>

考察宁村的汤和信仰,一要关注“城隍”信仰,二要关注其历史上所属的“民间”、“国家”两个层面。

先看汤和信仰与城隍信仰的关系。自邓嗣禹作《城隍考》以来,研究城隍信仰的著述可谓不少,不同程度上涉及了城隍信仰的各个方面。日本学者小岛毅《城隍庙制度的确立》、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福建道教》副主编林胜利《闽台城隍信仰浅述》等,追溯了城隍神的源流和发展阶段;道教协会前副主席丁常云就城隍信仰及其社会思想内容和道教科仪发表过评论。郑土有、王贤淼所著的《中国城隍信仰》(1994)是一部探讨城隍信仰较为完备的著述,其中提出的观点,二十世纪上半叶城隍信仰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是城市和军事卫所城的城墙纷纷拆除所致,值得注意。“从城隍信仰自身情况分析,城墙的废弃,城墙防御功能的失却以及庙会的兴起是导致其衰微的致命因素……城隍神的命运和城墙的命运基本一样,民间的信仰本来就是功利的、实用的,对人类失去了作用的神灵势必要被淘汰”[6] 。本文讨论的宁村汤和信仰,在神格的分类学意义上讲属于城隍神信仰,宁村的汤和公被俗民拜称作“城隍爷”,汤和庙在俗民口头的称呼就是“城隍殿”。但在今天,人们提及宁村的汤和信仰,很少与城隍相联系,究其原因,或许就与宁村所城“防御功能的失却”有关。

再看宁村汤和信仰所属的两个层面。历史上的汤和信仰,并非一直处于“民间”层面。从明清时期看,汤和信仰即先后体现在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上。

民间层面。汤和信仰的肇始,无疑源于民间。为缅怀和感激汤和的造城和抗倭功德,宁村所城驻军后裔家家设立神位纸牌祭祀,上写“宁村所主汤和公之位”,把汤和视为祖先和保护神供奉。

国家层面。为表彰汤和筑城抗倭功绩,嘉靖七年(1528年),巡按御史请于朝,在宁村建成了汤和庙;到了清乾隆年间,汤和及汤和庙被清政府封为“城隍爷”和“城隍庙”。汤和庙原名为“东瓯襄武王汤公庙”,简称汤和庙,俗称“城隍殿”。汤和庙建在宁村的十字街头,是一座三进庙堂,从照壁到大殿始建于嘉靖七年(1528年),后殿为清乾隆年间(1736-1795)扩建,此后不断集资维修了后花园。

两个层面的区分,以汤和庙的建立为标志。汤和庙建立之前,宁村俗民把汤和视为祖先供奉。按朱元璋“洪武三年改制”[7],明朝的宁村俗民在家供奉了汤和的神位木主“宁村所主汤和公之位”;汤和庙建成后,各家请出汤和木主统一集中在汤和庙里,所有的进香祈拜仪式在汤和庙展开。除了俗民平时个体祭拜请求外,还确定每年正月初九“祭祖”(春祭),以及七月十五“汤和祭鬼”(秋祭)这两个时间来集体祭祀,尤以中元节时的汤和出巡祭鬼隆重热闹,在民国时期称为“宁城抬佛”。

20世纪以降,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和信仰及其祭祀活动作为“封建迷信”,沉寂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宁村的汤和信仰,又回到“民间信仰”的状态。

当下宁村的汤和信仰,在祭祀时间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农历正月期间的春祭逐渐淡化;而七月十五的秋祭则以“汤和节”的形式集体祭祀。仪式的基本内容包括巡游和祭祖两部分,整个过程由农历七月十三日开始至十七日结束,为期5天。

十五日为正日,汤和神像出巡。在汤和庙举行隆重的神像出巡仪式,“文武元帅”、“先锋土地”、“七星神将”等扮演者叩拜过神像,带领众“衙役”在庙内三进三出后,拥簇着汤和的香炉、神像出庙。庙门随即关闭,高挂“公务出巡”牌。

历年来大部分村民参加了巡游,人数在2000名左右,队伍逶迤两三公里。早上摸黑出发,晚上掌灯回来,时间计16个小时,行程约计25公里。所经村庄无不张灯结彩,备办香案,其中以村为单位的称“路祭”,一般一村一个,在村头用10来张方桌并排成一列,上摆三牲福礼、面桃纸烛等祭品,陈列各种琳琅满目的精巧摆设,无异如一年一度的私家珍品展览会。巡游队伍每过一村,都有祭拜仪式,气氛非常热烈。巡游路线上,村村张灯结彩,备办香案,路祭迎候。每年的仪式活动吸引了温州地区20多万人前来迎祭和参观,成为万人空巷的盛会。

三 汤和信仰的申遗策略>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礼是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祭祀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传承。其价值追求在于,通过对天地山川特别是一切有功烈于民的先祖前贤的祭奠、追远,以实现“民德归厚”,植福禳灾。作为一位明代抗倭英雄,汤和理所当然地为后人所敬仰。

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社会一直坚持着一个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现代化开始时的启蒙阶段,为打破封建的枷锁、解开传统的束缚,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然而,究竟应该反到什么程度?究竟该怎样来“处置”传统?[8]这是一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宁村的民众如何针对种种社会障碍和紧张关系施展策略,创造汤和信仰复兴的事实,为自己的信仰构建合法性的文化逻辑呢?在宁村,我们获得了仔细观察这一社区并学习其社会逻辑和文化运行策略的机会。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地方性材料来展示社会和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传统民间文化、精英的民间意识和俗民智慧之间的互动和聚合关系,以研究民间信仰在当代基层文化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汤和信仰转型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从现实生活和学术研究中逐渐淡化,民间信仰破土而出,在许多地区得到了恢复,甚至在某些地区,它的内容出现添增现象,形成了民俗复兴的社会事实。地方的民俗复兴抓住的机遇归结起来有三点:其一,正如政府意识形态工作者强调的,民间传统信仰重新受俗民重视,是因为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群众文化工作方面出现了“松懈倾向”,给一些原来已经消灭的“落后文化形式”提供了“死灰复燃”的机会;其二,为了发展经济,采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策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各地政府的旅游部门利用民俗资源吸引游客而创造经济的“黄金周”;另一种情况是闽粤等省为了吸引华侨投资,采取鼓励“寻根问祖”的手段。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激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6月巴黎会议上向国际社会提出的一个系统工程, 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的制定和履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遴选和保护、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公共宣传。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六个部分内容:1) 口头传统, 以及作为文化表达手段的语言;2) 民俗活动、仪式礼仪、节日庆典; 3) 传统表演艺术;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 传统的手工技艺和经验; 6) 与上述表达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起国之一。2004年9月中国人大就批准加入了《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11月文化部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7年6月浙江省通过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自上而下地发动,从下而上的全国各地的申请“非遗”风潮方兴未艾。中国学界积极地呼应这项重大的文化工程, 从多个学科的知识领域走向这个中心论题, 正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型塑成一个学术概念, 并围绕它对相关领域进行着知识的整合。

温州自古以来都是“淫祀滥祭”昌盛的场域,在意识形态控制严厉的年代里,信仰无神论的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温州民间信仰的“歪风邪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2008 年1月,温州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民俗从遗留物转变成为日常生活,或者表现为文本被实践,或者表现为记忆在现实中复活,或者表现为功能萎缩、形式残缺、位置边缘的传统文化活动在社会中重新传播开来并活跃起来。特别是对民间信仰的阐释,在新时代重新被社会广泛认同。作为文化遗产,汤和信仰成为一个受敬重、被珍爱的范畴。政府职能部门转变态度,对诸如宁村汤和信仰之类的民间信仰都“少作为”、“不作为”,采取灵活、宽容的姿态。得益于时代的厚爱,宁村汤和信仰转型发生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境之下展开。

2、他山之石:“龙牌会”的启示与专家的参与

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北范庄龙牌会的成功“上市”,[9]触动了宁村村民的灵感,他们借鉴龙牌会的案例,分析龙牌会成功的经验,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龙牌会的做法涉及了两个方面:一、界定龙牌会也是开展科技和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迷信活动的场所;二、界定龙牌会属于龙文化,从而是民族主义的国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对抗国家的异类。与龙牌会一样,汤和信仰也属于民间信仰,而民间信仰早已被中国的政治话语贴上了“迷信”、“落后”的标签,揭走这贴标签要打通层层关系,费时费力,更可能是徒劳无功;不要标签是不可能的,但换个标签却是可行的。和龙牌会性质相同,汤和信仰从来都不是民族国家的异质,宁村界定汤和信仰是英雄祖先崇拜,汤和是反抗外族侵略,护一方平安、有勇有谋的英雄祖先;汤和节是汤和信仰的展示平台,汤和节展示的是宁村的爱国主义思想、历史情感、道德教育、民俗风情。

为此,宁村实行了这样的认证逻辑:宁村所城是汤和建筑的,宁村军民是汤和招揽而来的,汤和是宁村的主人,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主仆关系;汤和领导抗倭给宁村带来祥和安宁的生活,他的“寓兵于民”政策繁荣了宁村经济;没有汤和就没有宁村,汤和是宁村人心中的祖先。复活的神话在人们心中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按照明代俗制,祖先以木主事之,在家中以神龛供奉。古代的宁村俗民为了表达崇敬之情,并为得到护佑,创造了汤和“神”话。汤和从此由人晋升为祖先神。然而由于社会文化变迁,神不再高高在上,人力才是通天的凭借,在“科学”操导话语权的情境下,人才是可解释的、伟大的、需崇拜的;汤和也是这样的“人”。当代的宁村俗民续写汤和神话,汤和则从神坛步入了人间,返璞归真,还历史本来面目,意欲让汤和信仰重归生活世界。

汤和由人而神,又由神而人的“辩证法”在宁村俗民看来是完全有效的,但地方话语还需上升为知识话语和权威话语。为实现这一目标,从创意到启动再到完成的过程包含了民众的努力、专家的意见和政府机构的支持。宁村的汤和节首先获得了村落内绝大多数村民的认同(宁村有少部分基督教信仰者,他们不参与汤和节);然后,宁村寻找了专家学者的专业帮助,专程遣派人员赴北京请教专家,得到了某著名民俗学家的专业建议,指导通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途径和申报“非遗”的技巧;同时,宁村也注重与地方民俗专家的联系,举行过两次“汤和节”地区研讨会。最后,宁村就汤和信仰和汤和节在与政府机构的沟通上,政府机构以相关政策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为凭据,采取了默许进而支持的态度。

宁村不仅参照了龙牌会复兴的认证逻辑和认证程序,也从龙牌会的表演项目中得到启发,反观以往的汤和节的表演项目,从中汲取“营养”。宁村俗民过滤、挑拣曾经出现在“汤和节”的各种民俗事象,对其稍作润色修改,以符合新汤和节的界定指标。宁村素有“百家姓之村”的称呼,在这一资源上掘深拓宽能做大文章,因而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最了解宁村历史的汤和节首事头家潘定槐老人设计,于是宁村姓氏旗阵、姓氏图腾旗阵飘扬于汤和节巡游队伍中,以此代表宁村的历史。宁村的拼字龙灯一向是汤和信仰的压轴好戏,它的高难的动作、喷薄的热情和竞技精神正是展现汤和信仰转型后的“气质”,是宁村中青年精神的象征。宁村还有习武之风,据传汤和曾留下一套“汤和棍”、“汤和剑”,教导宁村俗民击敌强身;宁村的孩子从小被要求练习武术,因而宁村武功也编排在汤和节节目里,用以显示宁村生活和未来的希望。

3、换名:汤和信仰完成了剔除封建迷信的历史尘埃的任务

汤和信仰在兴盛的三百多年里,一直习惯被称呼为宁村“抬佛”,诚然,这样的命名更彰显俗民的民俗思维和汤和信仰的性质界定,在那个时代那个语境里,“抬佛”的名字是没有阻碍的。1994年宁村俗民把阔别多年的“抬佛”请上生活舞台的时候,这项民俗活动因为“抬佛”的名字被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搁置在拒绝审批的项目栏里。宁村俗民在冒险抬着佛架的路上,心里就计较着过时的名字也需要改革,“换名”被提上了议事议程。这一新命名酝酿了十年,2004年,宁村汤和信仰活动以新面貌出现――“汤和文化节”。此命名更多的借鉴了本世纪初各地蓬勃兴起的地方性新兴节日的命名法则,虽有照搬的稚嫩之嫌,但赢得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商量余地,“汤和文化节”在当时政府的默许态度下轰轰烈烈的绕境巡游了。怎样在一般性的地方性节日里脱颖而出,从辨认节日名字就能辨识地方民俗特色呢?2006年时宁村在头家内部试行了另一叫法,取名“东瓯王汤和节”,但这一名称不易记忆,难以上口,不为宁村俗民认可,俗民仍按旧例称呼当年的庆典,第二次更名失败。2007年汤和信仰进行了第三次换名,宁村俗民请教于某民俗学家,该专家建议取名:七月十五“汤和节”,并解释说,在“申遗”的热浪中,全国至今还没有地方申报中元节传统民俗的项目,虽然四川封都是传说中地狱入口,但汤和信仰的主题是中元节祭祖,民俗事象的个性也很突出,仪式保留得也很完整,那么七月十五“汤和节”的名字就兼顾了民俗生发特色和民俗事象主题价值。于是确定了汤和信仰的第三个名字,七月十五“汤和节”。

换名的魅力与“双名制”的艺术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通过命名游戏赋予古老的民间信仰以新的前途。但两者也稍有不同,双名制的原名和新命名在不同情境下并用,侧重的是与横向的社会联系的自我(共时性),以不断扩大它的触点来融入新环境;而换名后原名就弃置不用了,它试图脱离纵向历史感的自我(历时性),以换名为契机寻找并建立崭新的“形象”来适应骤变的多元社会。从宁村“抬佛”到宁村“汤和文化节” ,第一次变更名使得汤和信仰走出了历史困境,开始适应新时代;从“汤和文化节”到“东瓯王汤和节”,第二次更名虽未载入“史册”,也提醒了汤和信仰的俗民去努力思考信仰民俗的命名规律;第三次的更名,新名称带来了新气象,汤和信仰以七月十五“汤和节”的名义策划,于2007年7月成功地进入了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进入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单(七月十五“汤和节”编号X-117,公示于2008年1月29日)。

换名是为了“正名”,名正则言顺。换名的结果是:汤和信仰完成了剔除封建迷信的历史尘埃的任务,又一次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国家认可的层面。

四 结论>

通过对宁村汤和信仰传承、演变和申遗的研究,我们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

1、维护文化的小传统,基本力量是乡村民众。宁村汤和节主要头家潘定槐老人回答询问宁村申遗经验时说“自己饭碗自己造”,这句话是温州的俗语,深入温州人的骨髓。用在这里的意思是:弘扬温州区域文化,维护宁村文化小传统,靠老百姓自己。当然,政府态度的转变和专家学者的支持,也不容忽视。文化小传统的复兴,实际上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注意到乡村民众的主体作用,这在全国各地申遗过程中已有诸多事例证明。

2、汤和信仰的复兴,是宁村地方传统的重构。今天的祭祀仪式,是对过去时代汤和祭祀仪式的解构和重构。把汤和由神还原为人,还原为一位民族英雄,不仅是一种民间文化传统的象征,也与政府关于“先进文化引领”的理论趋向一致。“汤和俗信”申遗成功,固然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宁村民众的策略有关,但从宏观角度看,这是我国文化复兴大背景下地方传统重构的又一案例。

3、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从历史上看,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汤和被封为“城隍爷”,属于国家正祀,进入了国家礼仪制度。20世纪以降,汤和信仰才“沦落”到民间“淫祀”的地步。从文化层面看,从昔日的汤和信仰,到今天的“汤和俗信”,都是温州区域历史、文化现象。换言之,民间信仰是一个历时的、文化的范畴,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总之,宁村汤和信仰的传承,折射了国家社会剧烈变革,反映了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博弈。汤和信仰构筑了宁村的文化空间,其祭祀仪式是民众的一种文化记忆。无论学者、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若有这种共识,就会采取一种共同的、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的态度。

作者简介:

邱国珍,女,1954年生,温州大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陈洁琼,女,1980年生,温州大学2004级民俗学研究生,现在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作。


注释:

[1]明 万历 温州府志[Z]. 卷二 舆地下?所城。

[2] “寓兵于民”是汤和为抗倭创设的一项制度:平时兵为民,农作商贸,腰缠兵器去农忙;战时全民皆兵,甚以农具汤罐为武器抵御倭寇。

[3]以上数据来自宁村村委,统计年份是1986年,1995年,2006年;八十年代之前的数据以无存档材料,由村委会老干部潘巨旺提供,陈洁琼搜集。

[4]太阴宫为供奉祭祀陈靖姑(也称陈十四)的庙宇。

[5]孙廷钊. 温州文献丛书――孙廷钊集[G]. 周立人,徐和雍,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P26

[6]郑土有、王贤淼. 中国城隍信仰[M].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P129-132

[7]明太祖朱元璋出于稳固新建王朝政治基础的需要,对城隍的封爵、服饰、祭祀等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理论化的整序,将城隍信仰纳入国家祀典,成为城隍信仰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被称为洪武二年改制。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癸亥,朱元璋颁布诏书即洪武三年改制,与洪武二年改制相比,改变了岳镇、海渎及城隍神号;《明史?礼制三》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三年,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又令各庙屏去他神。定庙制,高光视官署厅堂。造木为主,毁塑像弃置水中,取其泥涂壁,绘于云山。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洪武三年改制与二年新制在做法上差异甚大:一去神号,一封爵赐号;一毁塑像置木主,一为神像统一服饰。关键之别是确认城隍神的人格神(社会神)身份,还是恢复城隍神的自然神面目。

[8]王霄冰.南宗祭孔[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p113。

[9]高丙中. 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J]. 社会学研究,2006(1) P154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Strategy used in the appliance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ang He Belief

-Take the village of Ning Village in Wenzhou ,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Qiu Guozhen Chen Jieqiong

(Wenzhou University 325035)

Abstract: The Belief in Tang He in Longwan District in Wenzhou City is one of the most special and typical cases among the native folk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a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use of strategy in folk belief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about the origin and the evolution about the belief in Tang He with lots of documents and fieldwork as well as the success of customs in the belief in Tang He in applying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Ning Village; Belief in Tang He; Inheritance; Strategy

(来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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