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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阿布:拒绝与拯救——全球化视野下彝族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

[日期:2009-07-19] 来源:作者惠赐  作者:阿诺阿布 [字体: ]

关键词:

彝族 全球化 知识分子 文化全球化 民族主义 文化例外 母语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集中阐述彝族当代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拯救与发扬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彝族文化。

就彝族知识分子而言,继封建社会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汉文化、新文化运动、全球化这三大社会现象对彝族文化本身有着颠覆性的冲击。尤其是全球化的大旗在古老的彝区,在彝族知识分子的内心猎猎作响。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彝族知识分子,他必须在泛文化的引诱和惩罚之中找到新的平衡点。也即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彝族知识分子,他必须具有准确的文化立场,自觉的文化觉醒,他才有可能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同时,他必须在拒绝与拯救这个看上去对立,实际上却又相辅相成的环境下,完成艰难而优美的转身。

第一章 八千年彝文化五千年文明史

人类的文明史区区不过数千年,但在今天人类有限的认识里,人类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了数百万年。这一事实,太阳一样悬挂在我们头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庙宇还是江湖,都不需要作任何解释。所谓只有知识成为常识或者常识的一部分,人类文化历史的长河,才将有可能滔滔不绝。

一:彝族概述

彝族是一个远远比今天中国教科书的陈述还要古老的民族。在这里,我更乐意这样挑明:我们口口声声所说的一个民族的古老,实质上指的是其文化的古老。从广大专家学者所认同的彝文典籍《西南彝志》①看,彝族具有比汉文化更加长远的文明史。单是彝族在药典、诗文方面的论述,就比汉文化早几百上千年。最早记述彝族的汉语著作是距今两千多年的《史记》,太史公用吊诡的笔法写道:“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是亲附。天子注意焉。”②这也是以汉文献参考为主的专家学者经常所引用的史实。究其根源,文化的排他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所谓的主流文化,指的也即是排他性最为锋芒的一种文化。但是在中国,官方和学者认可的多种民族文献中,彝族文献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无可回避的文化烙印。

从今天的世界版图来看,彝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泰国。著名教授刘尧汉先生撰文指出:彝族向南迁移,同时他们也向北越过天山山脉,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繁衍为今天的印第安人。可惜这一论述,因为缺少DNA之类的现代科技支撑而湮没在学界。其实,任何一种文明都来源于人类自身创造,我们今天总是习惯站在自身创造出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上推论一切,肯定和否定一切,这实际上是反科学的,至少,是狭隘的。因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就发展到今天的人类文明而言,未知的世界远远大于而且总是大于已知的世界。我们用有限的已知来界定无限的未知,这的确过于一厢情愿。DNA是神奇的,碳14是伟大的,但是DNA的背后呢?碳14的背后呢?说白了,科学技术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人类社会,没有哪一种文化,更没有哪一种科学,能发现一切,能解释一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划分:彝族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社会科学教授易谋远先生洋洋大观的《彝族史要》⑶,从人文、自然地理方面冷静地叙述说:“彝族在形成为民族初期,经历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过程。先是彝族先民希幕遮部约在商末周初时自旌中檄外入居于“邛之卤”即成都平原达三十一代之久,与当地土著濮人融合,并与自西北迁来的昆夷发生通婚等联系。”由上述引文可知:其一,易教授厘定的彝族人文历史是在“商末周初”,其二,易教授厘定的彝族自然历史主要是在今天中国的大西南。这与刘尧汉教授所推论的“亚美人种”不在一个层面。尽管易先生也承认“彝族的族称统称‘尼’,是古‘夷’字,即古东夷族的‘夷’,通‘彝’”。易先生圈定彝族先民迁入大西南后,彝族就成为一个地方性土著,它不可能象刘尧汉先生畅想的那样纵横在亚欧大陆上乃至于成为亚、美两洲的人类始祖。归结易谋远、刘尧汉先生目前在学界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两种观点,我们知道:彝族文明是古老的文明。从易谋远说,其族源发韧于炎黄时代,文明于商末周初,往南亚诸国迁徙。从刘尧汉说,其族源可追溯到人类的始祖,文明于汉文明之前,迁徙分布于亚美两大洲。

二:彝族文化的光芒

“人类的知识随着朝代的流逝而扩大了,而文明也随之复杂起来。”④泰勒这一线性的观点,就具体的一段历史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人类文化永远存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种形态。举个例子,“眼镜”这个词,屡屡出现在古彝文典籍,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认为,这件读书人的玩艺,彝族早在哎哺时期也即是人类最早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排除其它歧义,如果古彝文中“眼镜”这个词与现代汉语词义相同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定,在历史上,彝族曾经有过高度发达的文明。只不过这种文明,它虽然没有像楼兰或者庞贝那样湮灭,但肯定曾经一度中断。同样是泰勒,他在巨著《原始文化》中略带怅然的口吻说:“随着世界社会的向前发展,最重要的观点和行为可能渐渐地变成为纯粹的遗留。它们的最初意义逐渐消失了,每一代记得它的越来越少。”⑸不仅仅是彝族,世界上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都存在泰勒所说的这种现象,这种事实。同样,世界上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也都适用这种解释。

今天,我们回顾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都是从其最外在的表现——仪式、歌谣、文献典籍入手。通过具体的一个词一个物的复原或复活,得以窥探出诸多游离在所谓常识以外的历史文化。这也就是为什么灿若星辰的古埃及文明凸现于一件干巴巴的木乃伊,波澜壮阔的黄河文明出彩于半坡一块小小陶片。摩尔根曾经语重心长地表白:“既然我们已经有把握地说人类在地球上已生存了长久的年代,那么想对人类几十万年或更长一些年代中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解,那种好奇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⑥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通过一种特别的交换制度——库拉,认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文化;J·G·弗雷泽通过意大利一种祭司职位的奇特规定从而对巫术的由来与发展给出了最为准确的答案;刘尧汉通过太阳历演译文明中国的彝族文化——这类例子枚不胜举。也正是人类对其自身文化的不断探索和创造,文明才得以在一代又一代的反思、判断、展望中存在和发展。

叙事是一个民族的本能。优秀的叙事品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深度。同世界上许多源远流长的民族一样,彝族丰富的各类著述记录和展示了彝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就普遍流行于广大彝区的《勒俄特依》、《宇宙人文论》⑦而言,其叙事品格远远优于汉文化的《后羿射日》、《吴刚伐桂》;就《指路经》、《梅葛》⑧而言,其内涵已经比肩于汉文化的《天问》、《招魂》⑨。如果说这种文化的类同不过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共同反映,彝族之外的其它民族都有类似的传说和记载,那么,彝族在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卓越建树,足以让世界屏住呼吸。无论是被称为天外来客的玛雅人借助地球、太阳、天狼星为参照物而制定的卓金历、太阴历、太阳历,还是苏美尔人利用月亮的盈亏循环而发明的太阴(月)历,其准确性和完整性远远逊色于彝族人的十月太阳历。彝族太阳历分一年为五季,每季以土、铜、水、木、火五行要素为名称。一季分为两个月,双月为雌,单月为雄。以太阳运动定冬夏,北斗柄指向定寒暑。由此划分出一年为十个月。每个月日数整齐,季节准确。其科学性和实用性远远优于现在通行的公历。有没有历法,进一步说,有没有一套完整准确的历法,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最为直观的反映。当年梁启超先生所提出的河流文明时代、内海文明时代和大洋文明时代,从今天的智识判断,历法是其观点的基础。而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古埃及的太阳历,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古巴比伦太阳历,距今五千多年的墨西哥玛雅太阳历,距今四千多年的古印度太阴历,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古中国阴阳历等文明于世的历法体系中——尤其是在中国的历法体系中,由于历史、文化的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彝族太阳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造成世人对彝族文化的漠视甚至于误读。彝族曾经的光芒万丈就这样烟消火灭,不仅仅是彝族,也不仅仅是中华文化,这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损失。二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欧美知识分子是不相信有印第安文明的,但是随着博南帕克壁画、《德累斯顿古抄本》及各种巧夺天工的水晶头骨陆续发现,那些指指点点的手最终弯曲为一记耳光,响亮地打在他们自己的脸上。所以对于彝族文化,我们的认识和研究不应该局限在现有的文化状态方面。

第二章 几次文化浪潮中的彝族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者更为直接地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文化这一人类特有的现象,从最初的单一性慢慢融合为包容兼并的复合体。整个自然界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世界文化之林中,要找到完全没有关联的两种文化,同样几乎不可能。任何一种文化都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不断相互影响和发展。在今天,爱斯基摩人的雪橇上挂着印第安人的弓箭,恒河的渡轮上摇晃着阿拉伯酒壶,中国贵州一个叫石门坎的偏僻山村里彝族老太太用纯正美式口语背诵原版《圣经》,马达加斯加岛的中学教师家里挂着博什瓦黑岩画⑩的拓片,甚至南太平洋丛林中的土著祭祀时叨念911这样万恶的词汇,也不算什么稀奇事。要孤立地看待一种文化体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可动摇和复制的文化核心。在中国,对于一统天下的汉文化而言,其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力量,无论在政权更迭频繁的封建社会还是文化空前多元化的今天,其霸主地位一旦被确立就不可动摇地屹立着。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少数民族专政的国家,从夏桀到宣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哪一个民族掌权,汉文化一直是主流文化。作为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满族,自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山海关进驻北京城到一九一一年爱新觉罗·溥仪的仓皇辞庙,前后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其文治武功,可圈可点。但是满族入主中原的结果是,除了几件附于人体走势的旗袍,其自靺鞨氏称雄以来的文字语言,完全淹没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佛教和基督教,在世界上凡是它能落脚生根的地方,一般都没有对方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汉文化面前,它们无一例外地屈服。这一切,对于彝族文化,恰恰是一个例外。

一、彝族文化现象

彝族文化是自成一体的文化,从天文历法到治国方略,从耕牧纺织到诗词歌赋,其包罗万象的构架,一直对抗着形形色色的文化冲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秦时代,在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满清文字狱时代,中原文化的主导和进逼,并没有撕裂彝文化的长堤。如前所述,太阳历的遗世独立,充分彰显了彝文化卓尔不群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政治方面,由于彝族从来没有形成和达到类似于蒙古族和满族一统天下的格局,工业革命之前,严格说来,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彝族都是游艺于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儒家、释家、道家各种文化形态在中原轮流坐庄。广袤的彝区,古老的彝文化依然按每年十个月的规律春种秋收。有人曾经欢天喜地撰文说彝人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个人认为,他无非是表达了类似于丛林人捡得一部手机就认为丛林人昂然进入了信息时代的臆想。我们只要对历史稍稍回顾就不难发现,从天地玄黄到新文化运动的漫长岁月,粉墨登场的各种文化形态对彝文化并没有改变和动摇。千百年来,在中原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化争执,一方面由于彝族没有达到问鼎中原号令天下的政治格局,天下彝家的意识无法形成和膨胀。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得彝文化最大限度地免除了汉文化及其它文化形态的蚕食鲸吞。

宗教方面,彝族人万物有灵观以及对祖先无可比拟的认同和崇拜,使得抹平一切的佛教或者是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各种讨乖卖巧的教义、学说、思想方式被装进彝人宽大的察尔瓦。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现象。为什么这些所向披靡的宗教,碰到彝文化就裹足不前呢?甚至诸如法轮功之类的邪教,同样丝毫沾不上彝文化的边呢?萨义德尖锐地指出:“力量与合法性并存,一种力量存在于直接的统治中,另一种力量存在于文化领域。这两种力量并存,是老牌帝国主义霸权的一个特点。在美国的世纪中,它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扩张范围的突飞猛进。”⑾这一说法,对彝族文化而言,至少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并不成立。实际情况是:彝族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毕摩⑿,一直荣宠不惊地活在自己的文化王国里。《指路经》、神明裁判等传统文化的音调和威仪,仍然回荡在彝区古老而又年轻的天空。也即是说,在中原文化、藏传佛教诸多文化形态之外,运行着生生不息的彝族文化。可以说,彝族文化现象,有力地诠释了没有一个种族能垄断美和才智,没有一个民族不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之类的观点。

二、新文化运动对彝族文化的冲击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革命化的文化战争。对于老牌的封建文化帝国而言,这场以清洗封建思想为使命的文化革命,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从梦想千千万万代的嬴政到辛亥革命,其间上演的灾难大戏:汩罗沉冤,焚书坑儒,乌台诗案,戊戌喋血——几乎每一场都让中国士大夫意冷心灰,几乎每一场都触动了中国文化的神经。然而不管是起于庙堂还是山林,源于个人还是群体,这些一次次挑战中国良心的洗劫,其旧文化的废和新文化的立,没有哪一次像新文化运动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相比之下,欧洲十四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是一个漫长而拖沓的朦胧概念。作为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水岭,文艺复兴本质在于冲破教会的束缚,唤醒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主义精神。此后,欧洲长时期陷入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偏僻岛国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革新,不外乎是希望摆脱对中国文化的依赖和简单效仿。

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叩开了有着八千年文化传统的彝族文化大门。彝族内部各种泛文化思潮的争斗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傲然独立的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和深入,过去对天下孰大孰小的好奇和傲慢,终于在穿上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件新衣的汉文化面前失去方寸。在云、贵、川广大彝区的诸多毕摩、德古⒀以及众多具有士大夫性格的土司、头人,他们对发生在遥远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无法像先辈那样无动于衷。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语言文字的消解

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稳固性和民族性。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家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语言成为创造国家一统的工具。政府通过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形成一统的国家文化……英语的发展,是以牺牲凯尔特语为前提。”⒁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作为劳动成果的语言,一步步走上被同化和变异之路。可以这么说,语言成于交流,也败于交流。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语言的民族性就越低。当山坡上的彝人赶着牛羊下到城镇交易的时候,其母语的厚墙无可回避地受到了剥离。但是,或者可以这么说,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汉语进入彝族语言系统仅仅是个别现象。当大大小小的彝族知识分子开始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⒂开始琢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⒃彝族文化的磐石就无可避免地开始松动。一方面,我们为远赴日本的余达父⒄能用汉语熟练地写出“求师过海参新理,愍国回帆想大同”这样的诗句感到兴奋,另一方面,我们为一唱三叹的彝族三段诗不再产生“有月亮的晚上,走路不要打火把,打火把月亮会伤心的”⒅这样直逼心灵的作品感到羞惭和焦虑。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彝族语言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展到了最后的临界点。当人们陶醉于距今六千至五千年的半坡刻画符号,距今四千六百年至四千三百年的巴蜀图文,距今三千五百年至三千二百年的殷周甲骨文的时候,远在八千多年前,彝族先祖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古彝文字。用古彝文破译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种天书符号的传闻,不时见诸报端。贵州民族学院夜郎文化研究所曾经公布他们如何解读关岭“红崖天书”(19)。

现在对于文字出现的权威说法,完全取决于出土文物的实证。这种学术上无处不在的眼见为实,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许多人类已经认同的文化现象,并没有所谓人证物证的。再说,难道我们没有翻出夜郎王印,夜郎王国就不存在吗?毕竟人类永远无法也不会把地球刨个底朝天。

从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文字被冷落一旁,而年仅六百岁的英文能够挟先天的拼写和读音严重脱节的病体风行于世这一怪现状,可以得出诸多与达尔文先生相左的结论。自从远居他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大地风生水起,其拉枯摧朽的力量一夜之间将盘踞中华大地的封建文化推下神座,同样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彝族文化受到规训和惩罚,那自然是难免的了。新文化运动使得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英文在内的他国语言文字加速了彝族语言文字的分崩离析和衰落。本来就曲高和寡的彝族文字终于退回到缺边少页的经书,客观来说,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彝族文字穿行于历史风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2、民族性格的消解

不同的思想文化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时人常说的美国人幽默,法国人浪漫,荷兰人粗犷,英国人阴沉,中国人和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气质。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之前,彝族的士大夫阶层凭其包罗万象的经书就可以治理彝家天下。数千年留传下来的祭祀、婚葬、赔偿等制度,严格地规矩着彝人的社会家庭生活。语言文字的失守,古老的彝族文化不得不开始在多元文化中流浪。任何一个民族,一旦语言文字的纯粹性丢掉,由其支撑的文化天空自然危机四伏。文化特性的丧失,对一个民族而言,表面上的兼容与吸收掩盖着灭顶之灾。“假如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陷于语言、劳动和生命的确实内容中,而毫无解放之可能性。并且相反地,假如生命重任、劳动和语言在其确实性中被给出,这是因为认识具有有限的形式。”⒇法国人福柯对此有过精辟见解。语言文字,尤其是语言,一旦它被产生,本身就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而且它能够通过任何形式的变化转化为自身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以民族文化特性的支离体现出来。近一千多万的彝族人,今天能熟练使用母语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一。最令人担忧的是,能够认同母语的不到四分之一,能够以母语为骄傲的不到五分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彝族语言文字的空间将越来越小。一个文化特征消解之后的民族,它往往沦为一件摆设、沦为某些人混饭吃的一种形而上的符号。今天操着流利普通话西装革履走在都市街头的彝家儿女,其内心的荒凉和悲情,多年以后,也许它将成为彝族历史上最为凄惶的一个时代。

三、文化全球化

对于源远流长的彝族文化,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只是零敲碎打的话,那么文化的全球化这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出的药方,毫无疑问将会使彝族文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上世纪末小心谨慎的法国人忧心忡忡打出“文化例外”(21)的旗号,拒绝将民族文化列入一般性服务贸易,力求避免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下被同质化。在法国本土,捍卫和推崇法国文化的措施和行为,从国家机构到具体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付出了让人敬佩的努力。法国人对其语言文字及文化艺术的迷恋,在二十一世纪几乎成为一道眩目的风景。然而纵观法国的文化作为,自纪德,萨特,加缪之后,可以说越来越风光不在。超级大国的对立,漫长的冷战为文化的全球化提供了温床,这不是以一个国家,更不是以某个知识分子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相对于法国文化,彝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更为狭小和恶劣,被全球化的形式更为严峻。

一个民族的存在,除了政治、经济、人口等,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指向和灵魂,也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标志和发展的条件。在各种各样的关于文化的描述中,基本上都离不开上述内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形式能取代民族文化对于该民族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数百年来,犹太人虽然居无定所,但是世界各地都燃烧着其文明之火的原因。就彝族而言,彝族文化是彝族的核心,是彝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稍微梳理一下全球化及声名狼藉的文化全球化。

由人类创造,同时又是最没有人性的东西,在文明时代,大约要算资本了。全球化实质上是以资本为核心的一种跨国界的逐利行为。靠资本武装起来的全球化,一开始就包藏着文化趋同的祸心。它施以经济上的引诱和制裁,倾销其价值观、生活方式,驱赶不同国家的文化进入丛林法则,从而同质、消融甚至殖民化其文化。历史教育我们,即使是在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必定有一方对交易的期望值远远大于另一方。商品社会,更不存在等同的期望值。总有一方具备同时也更容易得到交易的优势和利益。换句话说,交易在本质上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利益均衡。资本及利润的流向往往由在交易中占优势的一方决定。交易越频繁,这种流向性越是残酷赤裸和难以抗拒。作为二十世纪一大特征的全球化,其实人类进入资本社会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只不过最初它仅仅体现和取决于商品的稀缺性。这也就是某个时期铁比黄金要值钱得多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一开始就建立在虚假的平等之上的全球化,其本质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知识分子口口声声的平等。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工,交易也越来越趋向非物质化。而当文化成为交易的幕后推手或者直接成为交易主角,对于大多数被动交易方来说,毁灭性的梦魇也就开始了。全球化之所以直到上世纪末才在全世界范围引起恐慌,也就是它刚好完成类似于从物质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转换。

作为商品的文化,其交易是没有底价的,同时往往也是单向的。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彝族知识分子,他可以在纽约时代广场和东道主讨论沃尔特·惠特曼,斯皮尔伯格,甚至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否定格林斯潘,但是他不能谈《勒俄特依》,不能谈星回节(22),甚至不能谈罗贯中和八大山人。这种文化的不对等,迂回地揭开了文化全球化的面纱。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23)先生辛辛苦苦统计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仅仅千册左右。这千册著作中,有没有彝文著作,答案应该是不难想象的。

新文化运动对彝族文化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彝族文化的破坏,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彝族文化。这一方面取决于彝族文化的根深叶茂,另一方面取决于彝族传统知识分子的“不合作天性”。不管怎么说,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的《西南彝志》能在比极端恶劣的历史条件下保存下来,不由不令人肃然起敬那些远去的毕摩,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守护者。

第三章 彝族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

农业时代让某人用二十只羊换一首《阿惹妞》(24)也许三亲六戚都要骂他是败家子,但是在今天,如果你拿两千只羊能换回微软的一个操作系统,那可是国家和民族的骄傲。说白了,问题的关键不是每双脚上穿的是中国制造的皮鞋,也不是每一台电脑上安装的是微软操作系统,真正让人们恐惧的是隐藏在皮鞋和操作系统之后的文化。就四处摇旗呐喊的美国举例,它真正征服世界的不是原子弹,不是派到世界各国去提着脑袋巡逻的大兵,而是好莱坞女星的媚眼,而是比尔盖茨对于某一流行病毒的态度。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厌其烦地证明: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征服,最终取决于文化上的征服。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灭绝,最初也是体现为文化的灭绝。

一、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西方有西方的论调,东方有东方的说法。无论是葛兰西,班达,雅斯贝尔斯还是萨义德;无论是粱漱溟,顾准,陈寅恪还是季羡林,他们都有精妙绝伦的论述。我个人认同的知识分子是,其一:人类的良心。其二,对现实的批判。

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学富五车、名满天下之流,比如在中央电视台开讲的那些侃爷。他们自身扮演的不过是一个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的知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降,知识的获得有太多的方式。甚而许多人在战争、自由、健康等非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所发出的声音,远远超过人们对于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定义。负薪挂角,卧薪尝胆等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世界上任何一个有着文明影子的地方都在上演。人类一直从历史、现实中多途径吸收各种知识,并自觉地吐呐于社会。每个人短暂的一生说起来都是在为人类的文明做贡献,精英阶层倡导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类的良心。它最本质地指出:知识人必须是一个道德

人。同时这个道德人是在艺术、科学的探索中实现其价值。而且他不是波希米亚似地空谈那些远离世俗的玄奥问题,而是对不完美的社会生活倾注其关怀和忧虑。对现实的批判是知识分子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知识分子与知识人、道德人的本质区别。其批判性不受制于任何威胁利诱。他不是象牙塔里的文化堆积,而是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苏格拉底似的反思、诘问和判断。他们对现实生活及现有价值的高度警醒和无情批判,尤其是对社会生活深层次干预,发出强烈的声音,立场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控诉,饥肠辘辘的朱自清对白米面的拒绝,对纵横全球的微软说不的沙马拉毅(25)——他们身上毫不含糊地闪现着知识分子的自觉和光辉。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的革新,文明的进步来源于大众,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知识分子。

二、彝族知识分子

宇宙、地球、人类起源这三大难题,到今天并没有准确而统一的认识。人们的各种文化尝试,都不过是某一特定文化体系下的解析和憧憬。西方的三位一体,汉文化的“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彝族人的天地人神,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知识分子。然而从最具文化野心的培根、柏拉图到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医药农学、法律军事、音乐美术、工艺建筑等无所不通的大毕摩阿苏拉则(26),他们也无法做到对人类文化的全面解读。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诸多源头性的问题,人类由于时空及个体生命的局限,是不可能达到的。对于当下彝族知识分子而言,重要的不是与他人纠缠亚美人种是否彝人后裔以及半坡文字是否脱胎于古彝文之类的泛问题,而是接过传统毕摩手中的经书,与世界构建新的文化关系。

窃以为,应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运用全球化的文化视野反对文化全球

在中国,现当代知识界和公众所指的西方,并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而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作为早期英帝国的殖民地,作为一个建国才两百多年的美利坚民族,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甚至是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个建国之初仅仅承认由四个民族组成而今迅猛增加到几百个民族的合众国,其全球化心态,王岳川先生一语中的: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不仅是殖经济、殖语言,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殖文化。作为生活在文化全球化空前泛滥的彝族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清醒的文化价值判断,勇于文化担当,才有可能谈得上保护和发扬彝族文化。

对于彝族文化来说,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冲击,文化大革命是第一次破坏的话,那么今天的文化全球化则是对彝族文化的支离分解。进一步说,我们能够抵挡新文化的冲击,能够承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是我们有可能对付不了这场没有销烟的文化全球化。

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彝族拥有的文献典籍是最为丰富的。这些详细记载和注解彝族文化知识的著述,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主要掌握在毕摩手里。这让彝族文化失去广大的群众基础,使得彝族文化的发展受到先天性的制约。当然,作为彝族知识阶层的代表,奠定彝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毕摩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的彝族专家学者为彝族文化作了大量的工作。《西南彝志》的横空出世及刘尧汉先生主编的多卷本《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大面积地加强了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汗牛充栋的彝文经典,对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的学术架构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代专家学者,对彝族文化的研究也极大丰富了彝族文化。然而近年来,我们虽然出版发行了大量彝文化著作,但是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拿刘尧汉先生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来说,尽管他翔实地考查推论出亚美裔人的前世今生,为人们作了精美的描述并为学者留下了大量想像的空间。但是由于缺乏DNA碳14之类的科技文化的辅助,其学说一直受到同行及拥有话语权者的怀疑和否定。尽管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条件和环境已经远远悠于刘尧汉时代,但是他在那个时代所碰到的问题,仍然横亘在我们面前。说白了,我们同样不具备解决的能力。缺少全球化的视野及对其它门类的科学知识的融会贯通,这是大部分彝族知识分子的软肋。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并至少必须从我们这一代解决。要保护彝族文化和实现彝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培养一大批能够打通彝文化与汉文化的专家学者,一大批能打通彝族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专家学者。不足二十万字的《出非洲记》为什么让东西学者面面相觑而奉为圭皋?原因就是在于斯宾塞·韦尔斯大量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证明其观点。我不是民族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对于易谋远先生关于亚美人种的质疑,我也只能简单推想:当初古彝人既然能够往南迁徙到今天的越南、老挝一带(大海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南迁),他们往北越过中亚过白令海峡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在凡事讲逻辑和物证的人类学范畴,其过于拘泥于眼见为实的学术风格是有按图索骥之嫌,但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大众广为接受认可的知识和手段呢?我看过《三星堆之谜与彝族文化的渊源》一书,大部分作者对三星堆和彝族文化的论述,仅仅停留在个人的自我感觉以及云云雾雾的历史传说,这自然很难得到其它学者的认可。

2、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彝族传统文化

彝族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彝族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分割的文明。倘若人类的文明主要由历法、天文、文字来表现的话,那么,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只有印加文明、玛雅文明、黄河文明等几个为数不多的人类文明可以与彝族文明相提并论。下面我简要地从太阳历、向天坟、古彝文三个方面谈谈。

十月太阳历是彝族文化中最为辉煌夺目的篇章。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进一步证明太阳历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科学的历法。彝族先民早在数千年前就发明和掌握了完整的十月太阳历。类似的成就,在广袤的东方没有第二例。而在具有天外来客之称的玛雅人那儿才发现相同的蛛丝马迹。崇山峻岭之中的彝族先民长期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状态,其阶级分化最为缓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透过遮天蔽日的树林而对太阳作出如此叹为观止的判断和运用?河流孕育和诱发了世界上的几大文明。通行于世的四大文明古国(实际上是五大文明古国),都是凭借江河之利,遂成文明之势:古代中国凭据黄河长江,古代埃及得利于泥罗河,古代印度发祥于恒河,古代巴比伦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对来说,彝族对江河湖海的利用毫无任何优势可言。但是处江河之远的彝族恰恰取得了与其它民族殊途同归的文明成就,对这一现象的反思和探索,我们做得很不够。自一九八六年刘尧汉、卢央发表《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以来,彝族专家学者对太阳历的研究,区区不过陈久金、陈英、罗家修,王子尧等几位学者。而且他们对于太阳历,并没有形成和取得相应的共识。彝族知识分子是走上了令人感慨唏嘘的君子和而不同之路,但他们的各自为阵同时也为彝族十月太阳历在世界历法体系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无形增添了难度。

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向天坟,它不但是彝族特有的葬俗,也是彝族先民观测天文星相的工具。保存在中国贵州省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盐仓镇的向天坟,每个坟群由大坟为中心,四周分布众多小坟组成。其状与北斗七星遥相呼应,且坟顶部的锥形封土堆均指向天上的某颗星星。向天坟有着划分四季的实际功用。我所目及到的有关文章,大多停留在向天坟是彝人的特有葬俗,是天文台这两个层面。鲜有人对向天坟做纵深研究。死者为大,彝族是一个对死者抱有极大尊敬的民族,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甘愿踏上火葬之后又土葬的先人坟墓观天测地?如果仅仅是作为天文台使用,那么,小小盐仓镇,需要缜密地垒建这么多天文台吗?我每次路过盐仓,站在那个叫大坟梁子的地方,远远凝视高四十余米,周长二百余米的巨大土堆,总有无限的感慨和困惑。我们成天在喊保护彝族文化,弘扬彝族文化,但是我们的治学水平仍然苍白地停滞在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的状况。说难听点,我们只是用花哩胡哨的西装换下了毕摩的法衣而已。《金枝》一书,成于对一个祭司习俗的追问,可以说是边缘得不得了的东西,但是J·G·弗雷泽一反英国人保守的天性,其目光遍及世界各民族,令人目瞪口呆的资料,清新的文笔,通畅的义理,井井有条的观点使得该书一经面世便一步步登上人类学奠基之作的宝座。《撮泰极》是威宁板底乡的一个古老剧种,堪称为彝族戏剧的活化石。我去年到板底乡的时候,扮演山林老人惹戛阿布的演员告诉我,他们现在根本演不了一出完整的撮泰极,原因是他们组织不到会跳撮泰极的十三个演员,他们也没有十三套完整的戏服。他们不归文工团管,也不是乡政府的人,他们的活动仅仅是按照领导的需要作一些观光化的、仪式化的表演。而我们专家学者对撮泰极的研究和推广,除去职称政绩之外的稻粱谋,毫无半点乐观可言。

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有文字的,另一种是没有文字的。彝族属于前一种。而在彝族内部,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其一为老彝文,也就是传统彝文。浩若烟海的彝文典籍均由老彝文书写。其二为新彝文,一九五七年专家学者遵从领导意思,从成千上万个文字中挑出八百一十九个彝文字符来训化大众。当年专家学者举世罕见的慷慨大方,以及他们举世无双的归纳能力,不由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今世上,具有两种文字书写系统的民族,我想彝族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夹杂着某种国家主义及功利主义宰割传统彝文的行径,今天再去追究,意义已不大。然而,这不等于我们不进行反思,或者说不可以推倒从来。我们国家也曾经举国之力推行第三套简化字,期望点横竖撇捺的汉字走上拼音化字母化的国际道路,短短几年,也就成为历史的垃圾,甚至作为民族的愚昧留在历史的深渊。

有好事者统计,互联网上的信息流,英文占百分之九十七,法文占百分之二,中文还好,占了千分之几,算是保了气节。由此看出,彝族语言文字的问题,迫在眉睫。彝族文字的衰落,不在于新文化运动,不在于文化大革命,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它天生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在于新老彝文的人为分裂。用外地的多样性掩盖内部的支离破碎,以牺牲彝族文化的人性和神性为代价,这不仅是耻辱而是犯罪。如果文字统一不了,仍然是各自为阵,各种版本的彝汉字典,彝英字典、编码系统出现得越多,我们越是容易迷失,容易自我崩溃。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相当于在黑暗中远征。我们越是努力,对彝族文化的毁坏就越大。

小结

日本学者三岛纪由夫坦言“保护民族文化就是保护传统精神”,在各种伪文化泛滥成灾的今天,克服语言、文化障碍,从整个人类的文明着眼,正视并积极掌握和运用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有意识地梳理彝族文化同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高屋建瓴地从全球视野下解读彝族文化,努力将彝族的习惯、信仰、价值观上升为民族意志,铸造民族性格,从而完成彝族文化新的战略部署,是我们每一个彝族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同时也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作为一个彝族知识分子所必须恪守的文化立场。

当务之急是创造和掌握新的认同机会,利用全球化浪潮,先在彝族内部实现文化共识。具体言之,通过我们还没有泯灭的文化自觉,首先在彝族内部实现文字统一,然后才有可能谈彝族文化的统一,才有可能与全球化分庭抗礼,才有可能在这场文化危机之中完成我们优美而艰难的转身。

彝族文明,这是一个中国的马尔维纳斯,一个退无所退的凡尔赛。作为一个彝族知识分子,没理由不反躬自问,更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好在,古老的彝族文化并没有完全将我们抛弃,它仍然躲藏在各个地方的图书馆,它仍然游荡在哀劳山、乌蒙山、大小凉山之间,它仍然守候在老毕摩干裂的嘴唇背后。上个世纪,我们错过了彝族文化高度统一的黄金时代,今天,是时候了,是我们重新找回那段一度失落的文明,是我们实现光荣与梦想的时候了。

曾经一度灭绝的希伯来文,在埃利泽·本·耶胡达几个知识分子不懈努力之下得以恢复。为什么不呢?我们。

注释:

①《西南彝志》,彝族的大百科全书。彝语原名为《哎哺啥额》。全书共分六个志:一、创世志;二、谱牒志;三、地理志;四、天文志;五、人文志;六、经济志。彝文计有37万余字,400多个标题。彝汉对译本共2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彝族史要》,(中国)易谋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④《原始文化》,(英)爱德华·泰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⑸同④

⑥《古代社会》(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⑦《勒俄特依》:彝族创世史诗。流传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宇宙人文论》:是我国第一部用汉文译出的彝族古代哲学文献。成书约在唐朝中叶至北宋末年。阐述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万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认识;论述阴阳、五行﹑干支以及人体部位和气血经络等;讲解天文历算知识等。

⑧《指路经》:彝族给亡者举行祭祀活动时吟诵的一种特定的古典经文。其内容是为亡者的灵魂指路使之返回远古时代祖先居住的地方与祖先团聚。集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等为一体,是研究彝族历史源流、宗教文化的重要经籍。《梅葛》彝族长篇史诗。流传在云南省。为彝语的音译。本是一种曲调名。全书分创世、造物、婚事、恋歌、丧葬四部分。

⑨《天问》:屈原代表作。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招魂》屈原作品。

⑩博什瓦黑岩画:唐宋时代的佛教遗迹。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南昭王出行图”。位于四川省昭觉县。

⑾《文化与帝国主义》(美)爱德华w萨义德,三联书店,2003年。

⑿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既掌管神权,又把握文化,既司通神鬼,又指导着人事。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

⒀德古是彝族人对知识、品德、能言善辩、有威望的智者称呼。

⒁《出非洲记》(美)斯宾塞·韦尔斯,东方出版社,2004年。

⒂“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⒃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⒄余达父:彝族杰出诗人、法学家,曾就读于日本江户和佛法律大学。

⒅ “有月亮的晚上,走路不要打火把,打火把月亮会伤心的。” :彝族著名三段诗⒆“红崖天书”。 位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山岩上那些仿佛文字的古怪符号,蕴藏着无穷怪异,穿越时空的非凡意义。

⒇《词与物》(法)米歇尔·福柯,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

(21)“文化例外”: 最早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人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提出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性服务贸易。

(22)星回节:彝族火把节。

(23)王岳川: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24)《阿惹妞》:彝族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歌。

(25)沙马拉毅:彝族著名学者,“沙氏输入法”创始人。

(26)阿苏拉则:彝族毕摩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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