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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坤等: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变革的政治与文化解读

[日期:2013-12-30] 来源:  作者:李洪坤等 [字体: ]

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变革的政治与文化解读

李洪坤1.崔荣荣2.姜飘飘3.

(1.2.3.江南大学汉族服饰文化与数字创新实验室,江苏无锡214122)

摘要: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文化风俗表象,是政治、经济、外来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的综合表现。清末民初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汉族民间服饰面貌受政治革新、西风东渐的影响,在秉承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发生了诸多变革,服饰文化亦随变革的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近代;汉族服饰;政治变革;西风东渐;服饰文化

近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在激烈的斗争和动荡中,旧事物没落、消亡,新事物发展、诞生。“此时服装在中国服饰史中也是一个消除旧形制、旧制度,孕育和产生新形制的重要时期”。[1](193)>服饰作为历史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表现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变迁、经济规律、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以及传统审美意识。民国时期,政治革新、西风东渐对汉族民间服饰的传统服饰观念、文化风俗、民俗习惯以及审美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的涌入,冲击了传统重农抑商的经济体制以至于最终瓦解,近代经济经历了由改良到变革的质的转变,近代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开放又集中于沿海和城市,内陆与乡村则多处于静态,尤其城乡之间的差异,反映在服饰上乡村多沿袭传统的服装样式,恪守于传统的风俗礼节,相反,城镇领域则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而逐渐提升了主体意识,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传统服饰已趋向西化,审美观念也由传统伦理规范的制约向诉诸于情感欲望以表达个性化的方向转变。

一、 摒弃传统与政治变革>

民国成立,政权更迭,革除等级服制,摒弃封建陋俗成为除旧布新、宣扬民主的外在表征,同时在外来服饰衣潮的示范与推动下,作为政治标志的服饰文化已开始由重衣冠向关注人体美的现代化与机能化方向转变,随着陋俗事象的逐渐消逝,人们的审美观念与开化思想亦得到很大提升。

(一)传统等级服制的废弃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礼为中心的涵涉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礼俗文化。[2]>在封建国家的服饰体系中,服饰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象征着特定的地位与身份,几千年来传统服饰“分等级,判尊卑”的服制观念已深入人心,而民国政府的成立,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服制体系作为一个新生政权外在表象的重要部分,首先被提上议事日程。为与清王朝彻底割裂关系,与世界大同,民国政府制定了趋向西化与民主化的服饰新制度,该法令对民国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用料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而日常便服则由人们根据喜好自由选择毫不限制。服制的变革加上西俗东渐、风气大开,社会上的流行服饰呈现多元化的景象。“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言状”[3]>各阶层的人从服饰上已无明显区别,官僚艺人服饰相近,贵妇妓女服饰类似已不足为奇。从文化层面上看汉族服饰已从蕴含着礼仪、等级为核心的服饰文化开始向以审美、个性为基本理念的新服饰文化转变,在审美意识的角度上,近代服饰开始关注人的主体地位,由原来掩饰人体,抑制欲望以展示服饰的客体性向突显人体,满足个体需要的主体性转移。服饰的功利性威仪被清除,烦琐的装饰工艺被减弱,近代汉族服饰已开始向趋于机能化与现代化的方向转变,服饰代表不同等级与阶层的象征性符号已成为历史,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需要及社会时尚较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服饰和装扮。

“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重要原因,不同时期思想意识的变化,都会直接、间接在服饰上有所反应”,[4]>清末民初,传统着衣习俗的改变得益于政治格局的变动,辛亥革命的枪响带来了三民主义,民国政府成立使绵亘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集权制度土崩瓦解,“民国光复,世界共和,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5](27)>而预示着“昭名分,别尊卑”的封建服制也被废除,首选西式服饰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礼服样式,而传统的长袍马褂也以上升为国家礼服的身份在民初占据主流地位,但服饰中的等级观念已荡然无存,政治制度的变革使得等级着装向自由着装的演变成为可能。

(二)“剪辫放足”与社会思想的进步

清代时期,男子剃发留辫,成为了满族统治者征服汉民族的需要与手段,这种按照满族人发饰剃发留辫的服饰符号已成为一种世代陋俗在人们的心理慢慢固化下来。而汉族女子缠足这种摧残女性身体而世代传承下来的畸形审美也以惯性的模式流行世间。早期的维新派人士受到西方先进文明的熏陶变法图强,提出断发易服的主张,虽以失败告终但是先进的社会思想已处露端倪。时至近代,政权的更迭,必然要建立新的服饰面貌,男子剃发留辫与汉女子裹脚缠足的陋俗成为近代被革除的首选对象。20世纪初年,正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革命派迎来了剪辫放足的新高潮。

在辛亥革命时期,剔除蓄发留辫的满清恶俗已不仅是移风易俗的表现,先进革命党人还赋予了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即剪辫代表着与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决裂,开始带有了宣扬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内容,这时期剪辫其规模、范围、影响波及政界、军界、学界并缓慢深入乡村领域。武昌政府以“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为标榜,发布文告要求军、警、政三界人士必须剪辫,普通民众则一般持宽容态度。例如上海军政府在《通令军人剪辫告示》中明确指出:“对于普通人民,剪辫与否,原可听其自然,不以政令干涉,而军人为齐民之表率,肩光复之巨任,不能稍事姑容。”[6](379)>留学生也成为推动剪辫运动的重要力量,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影响,纷纷剪去累赘的辫子,带动了国内的剪辫之风,至民国政府成立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才强制军民上下一律剪辫。剪辫运动得益于西风东渐与政体的变更,在外在形象上已打破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传统伦理思想,革除了长辫飘曳的旧俗意味着接受了西方简洁、卫生、实用的现代生活习俗,剪辫为后来的中西服饰融合提供了思想上的借鉴。

缠足,作为和陈腐传统决裂的象征,晚清众多有识之士揭露裹脚之弊,强烈呼吁妇女保持天足。这一开化之风最终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得到确认,继而流行开来。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发出禁缠足的文告:“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7](232)>社会各界和地方政府也纷纷响应支持,民初社会民间出现了“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兴”,[8]>各地遂“天足女子渐多,乡间妇女与男子共耕耘。”[9] (178)>民间风俗也随之变化,“议婚者不以足大为嫌,亦文明进步之渐”。[10]>至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明、新风气大力盛行,缠足陋俗之风已趋于根除,废缠足在开风气之先的同时解放了妇女的身体,更是解放了妇女的思想与心理,女性开始走进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实现自身价值,并且在西方先进思潮的刺激与示范下,女性思想得到进一步提升,为今后服饰的进步与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剪辫放足的开展在政府的干预、有识之士的扶持和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感染下,男蓄辫、女裹足的陋俗事象已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二、 延续旧制与文化传承>

新生政权的诞生预示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废除,前清的衣冠服饰面貌理当一概摒弃,但传统服饰样式却有选择的得以保留而在民间广泛穿着,此时象征着“官民”服饰功能标识的传统等级服饰向以“城乡”区分的纯粹传统样式转变,基于民族文化自尊的着衣习惯也使得传统的服饰文化得以延续传承。

(一)长袍与马褂——传统文化的传承

长袍马褂原本是清代满族男子的日常着装,早在全国普及。到民国初年长袍马褂则作为常礼服被保留下来。民初颁布的《服制》中规定:“常礼服二种,一为西式、一为袍褂式。均黑色、料用本国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11]>而到1929年重新颁布的《服制》更是把长袍、马褂被提升为男子的首选礼服。可见在民国时期,作为传统服饰代表的长袍马褂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被人们广泛穿用(如图1>)。

图1长袍马褂 图2 中西合璧式的穿着

此时男子传统服装虽然依旧延续满清服饰的基本形态,但是其中关于传统服饰中“昭名分,判尊卑”的等级观念已不复存在,而以一种纯粹的服饰样式流行于世间。长袍马褂虽然出于人们的穿着习惯与道德约束而延续下来,但是其宽和的样式传承着一种不偏不倚的民族精神,其形式上的适度与和谐,风格上的儒雅和温顺的特点筑造了其在民初年间的主流地位。在以西服革履为代表的西方服饰文化的长期冲击下,长袍马褂非但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反而与西式服装并行不悖,各行其道,在民国迅速普及,受到了军、政、学、经、绅的广泛穿着。其中中西合璧的装扮成了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首选。例如长衫里套西裤穿皮鞋,西式礼帽配长袍马褂,(如图2>)这些典型装束透露出传统服饰的包容与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同时也通过身体语言体现了近代人们审美观念的提升与现代生活意识的流露。长袍马褂在民国时期以主流地位被广泛穿着,反应出民众尊重传统、保持民族服饰本色的心灵归属感。

(二)民间婚礼“凤冠霞帔”服饰——传统华夏文化的回归

清末到民国之前,婚服形制基本沿袭了明代旧制,尤其在民间表现的更为突出,具体的穿着主要表现为凤冠霞帔。在《清稗类钞第46册舟服车饰》中有清代女性着凤冠霞帔的记载:“霞帔,妇人礼服也。明代九品以上命妇皆用之,以庶人婚嫁,得借用九品服,于是争相沿用,流俗不察,谓为嫡妻之例服,沿至本朝,汉族妇女亦仍以此为重。”[12](159)>意思就是说平民结婚,男子可穿九品官服,女子可使用九品命妇的凤冠霞帔。清朝时期,由于“男从女不从”的规定,女子沿袭明朝的凤冠霞帔的婚服形制基本没有改变,这种婚服形式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虽然并非所有民间妇女都能穿戴得起凤冠霞帔,但上衣下裙的传统婚服形制却是普遍性的。文章以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的传世婚礼服饰实物作为考证,其上衣多为大红色或石青色的袄(或褂)(如图3>)、下为裙(红喜裙、凤尾裙等),一般多为大红色底饰绣“花开富贵”纹样(如图4),首服为凤冠、红盖头,足蹬绣花弓鞋,其余配饰有云肩,颜色均以寓意多福的红色调为主。凤冠霞帔、云肩、红盖头等传统婚服元素几乎成为近代以前婚服的象征性“符号”,是中国婚服的特色元素。

图3红地绣花婚袄 图4襕干式红喜裙

民国初期,汉族女性服饰受主流思想恢复华夏汉族正统文化思潮的积极倡导,汉族女性服饰在民国《服制》中以法律的形式延续“上衣下裙”的传统样式,而对于女性婚服样式,也仍以传统的婚礼服饰样式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地域、文明开化程度的不同,女性传统婚服的变革呈现出不平衡性的特点。其一,城乡之间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程度不同,东南沿海城市受西方文明之风的洗礼,婚服形式已趋于西化,而乡村地区传统文化习俗根深蒂固,自然经济解体缓慢,仍处于自给自足、固步自封的气氛中,传统的婚服形式,在乡村占据了主流地位。“据1940年《平乐县志》记载,‘乡村中仍墨守成规’,实行旧婚礼。”[13](295)>其二,中西婚服掺杂的不平衡性,中西婚俗的掺杂反映了婚俗变化的局限和不彻底,如“浦东人之婚礼,泰半沿用旧俗”,[14](128)>胡朴安先生曾对江苏宜兴的婚娶作了如下描述:“乡民婚娶,最喜装潢,但不伦不类,徒然遗笑大方耳……新郎之护卫也多亲友任之,通常四人。此四人中:有西装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15](181-182)>此外,传统婚俗仍普遍存在,如浙江萧山“婚姻尚媒约,一切皆父母主之,好不容子女置喙,设出一言则戚党族闾,传为怪事。至于自由结婚,自由恋爱,更非梦想所能及”。[16](50)>其三,在清末民初还存在着社会阶层的差异性,在当的知识分子首先实践了对婚姻生活的改变,但是其他相对文化层次较为低下的阶层,仍坚持着传统思想,成为恪守中国传统婚俗与婚服的主体。

民国时期,传统的华夏文化思想对延续旧式汉族婚俗及婚礼的影响是深远和全面的。生理需求上,基于汉族华夏正统文化思潮的回归,民间婚服以“恪守传统”或“中西掺杂”的形式在婚嫁礼俗中占据主导地位,地域空间上,由于城乡之间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教育及文明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乡村基本上沿袭了传统,并且这种差异性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作为汉族华夏正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婚俗文化中的服饰礼仪文化在时代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且对后代影响深远。

三、结语>

近代国内新生政权的产生,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汉族民间服饰在秉承民族特色的风格的基础上,文化传承中有变的趋势。虽然服饰功能上已摒弃了传统的等级观念,由自成体系的器物层面开始向崇尚民主自由与国际化的层面转变,由纵向的历史传承逐渐向横向来袭的外来时尚转变,但是由于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与外来思潮等多元因素造成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两者之间呈现出旧与新、留与变的对立格局,在总体的发展态势上汉族服饰文化始终以中和的姿态融合了审美、个性为基本理念的新的文化因子,中国近代服装已由此迈开了走向国际与现代化的第一步。

注释:

①图1来源于孙世圃著中国服饰史教程,中国纺织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②图2来源于黄士龙著中国服饰史略,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③图3~图4图片来源于笔者李洪坤2013年3月在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拍摄。

参考文献:

[1]于孙世圃.中国服饰史教程[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9.

[2]刘力.衣冠之制的解体:中国传统服饰的近代化[J].求索,2007(1).

[3]闲评二[N]大公报.1912-9-8.

[4]邓天红.清代满族服饰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J].北方论丛,1996,(4).

[5]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一·京兆[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6]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诫缠足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新陈代谢[N].时报.1912-3-5.

[9]黄山县志卷3,转引自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0]杨式震.满城县志略·卷8·风土·礼俗[M].铅印本,1920.

[11]政府公报第157号[N].1912.

[12]徐珂.清稗类钞·第46册·舟服车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13]万建中,周耀明.汉族风俗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1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15]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京兆[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16]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四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Han Folk Clothing>’>s Reform in Modern Times>

LI Hong-kun; CUI Rong-rong; JIANG Piao-piao

(Han Chinese Clothing Culture and Digital Innovation Lab,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national culture, clothing is a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custom in a specific era and is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politics, economy, foreign culture, customs and other factor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s a transitional period. Affected by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s into the east, the appearance of Han folk clothing has undergone a lot of changes on the basis of adherence to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long with the reform process, clothing culture was injected with new vitality.

Key words:>Modern times; Han clothing; Political reform;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s into the east; Cloth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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