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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笛:今日西方“生活美学”的最新思潮

[日期:2013-04-23] 来源:文艺争鸣  作者:刘悦笛 [字体: ]

今日西方“生活美学”的最新思潮

——兼论中国美学如何融入全球对话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内容摘要】 作为新世纪国际美学的最新主导思潮,狭义的“生活美学”是由“后分析美学”发展而来的全球美学主潮,而广义的“生活美学”则将实用主义与文化研究整合在内。本文重点介绍了西方“生活美学”的五部代表作的核心思想与架构,并进一步区分了以《功能之美》为代表的认知方法论与生活美学其它五种非认知方法论。目前,生活美学已成为东西方进行美学新构与平等对话的重要场域,由此可以熔铸出一种具有“全球性”的生活美学。

【关键词】 广义的生活美学 狭义的生活美学 认知方法论 非认知方法论 全球的生活美学

千禧年以来,全球美学的三大主潮——“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渐成鼎立之势,艺术、环境与生活构成了当代全球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病逝在中国的国际美学会前主席海因斯·佩茨沃德在2006年就认为,国际美学思潮已一分为三,亦即艺术哲学意义上的美学、自然美学意义上的美学(即英美学界中的环境美学)和作为生活审美化的美学。

艺术哲学以“分析美学”为绝对统领,主宰了国际美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而今仍处于“后分析美学”的时代,国际上两大美学杂志《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与《英国美学杂志》还以分析美学为主流。经历了30多年发展的环境美学既从分析美学内部发展而来,又超越了分析美学,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如今则到了总结与普及的阶段。[1] 生活美学在这十年才得到了方兴未艾的突进,可谓是新世纪以来最新的西方美学主潮,它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上升空间,而且,东西方美学界正在共同参与到这种美学新构当中。

一、 广义与狭义的“生活美学”

按照布莱克维尔美学指南的权威界定,生活美学“这一运动逃离了狭隘的以艺术为中心的方法,指向了纯艺术经验与其他生活经验之间的连续性的认知。此运动已日渐兴起并形成了美学的次级学科,它们通常以日常美学或生活美学来命名。致力于生活美学研究的理论家们最典型的宣称就在于,美学的对象与活动并不只与拥有审美属性的艺术或自然相关,他们赋予了审美经验以更广阔的意义。审美分析从而实际上被转向了生活的所有领域”,[2] 这种界定无疑把握住了西方生活美学的主旨与意趣。

然而,西方美学界的“生活美学”研究,理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美学”,在西方学界自身看来,早从杜威那里就可以找到理论渊源,在上世纪末又有所发展,直到新世纪才得以真正勃兴,但它们并没有使用生活美学来加以命名。狭义的“生活美学”就兴起在新世纪这十年间,它们就直接被称为“生活美学”(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或者“日常美学”(everyday aesthetics),特别是从2005年至今得到了系统而深入的拓展。

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作《艺术即经验》,往往成为了当今西方生活美学理论家援引的理论资源之一。[3]这本书的标题更准确的翻译是《作为经验的艺术》,李泽厚说过“艺术即经验”是他的妙译,但台湾学者似乎早有这种译法。有趣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实用主义的退潮与分析美学的兴起恰恰形成交替之势,分析美学遂占据了西方美学主潮至今。世纪交替之际,建基在杜威思想上的新实用主义美学,反过来又开始对分析美学进行反思,而这种新实用主义美学已被西方学界视为生活美学的一种独特样态,如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及《生活即审美》就是如此。其实,早在新实用主义美学出现之前,美国学者们就开始了这样的思考,约瑟夫·库普费尔1983年的专著《作为艺术的经验:生活中的美学》即是明证。只可惜该书始终未成系统,而是聚焦于从审美化教育、当代暴力美学、作为伦理教育的审美经验、性、运动到生死等甚为驳杂的审美化问题。[4]

照此而论,实用主义美学与生活美学是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的。实用主义美学倡导的是“艺术即经验”,而生活美学则倡导“经验即艺术”。这看似是两个词的简单颠倒,却深含深意。“作为经验的艺术”,重新寻求的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联,但落脚点却在艺术如何化入日常经验;而“作为艺术的经验”的根本立足点则在于经验,艺术活动只是人类经验中的一部分而已,人类经验本身本然就具有审美化的品质。所以说,生活美学真正所寻求的,是要重构一种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崭新的生活化理论。

在中国美学界,对于西方最新美学思潮的借鉴往往是“为我所用”的,同时也与学者们个人兴趣与选择相关。除了新旧实用主义之外,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当中,有两位学者的观点被广为引用,一位是英国社会学家费德斯通,另一位则是德国美学家韦尔施。前者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书对生活审美化的社会层级的论述,由于与当今中国的审美泛化历程相似,常常为中国学者所援引。然而,西方美学界却对这位社会学家知之甚少,且他在西方更多的影响是在文化研究领域而非美学领域。后者的《重构美学》的英文版书名Undoing Aesthetics的真实涵义是“拆解美学”,他激进地反对德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试图将社会的“审美泛化”作为美学研究的全新领域。这位德国学者的生活美学论述,与英美意义上生活美学论述尽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他们理论的基本来源与学术建构策略却全然不同。

由此可见,无论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研究、英国的文化研究还是德国的激进美学研究,这些种种“泛审美化”的美学形态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广义生活美学浪潮。与此同时,文化研究的美学也日渐融汇到这种思潮当中,它所寻求的是文化研究与当代美学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文化研究的美学”的交叉研究也已开始出场。[5] 然而,作为国际美学界的主导者,在英美的后分析美学界,生活美学却展现出另外的丰富与完整的形态。诸多重要的后分析美学家们在这个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美学新思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生活美学。但遗憾的是,这些人的思想在国内还没有得到译介,本文就试图介绍狭义的生活美学在西方的最新发展与进展。

二、 西方“生活美学”的代表性著作

从2005年开始,西方的生活美学研究从零星的相关论文发表转到结集出版,所以,这一年可以被视为狭义的生活美学形成整体力量的一年,下面以时间顺序来介绍生活美学的代表性著作。

⑴ 由安德鲁·莱特与乔纳森·史密斯共同主编的《生活的美学》200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位主编并非纯粹美学家,而都是伦理学研究者,但他们以敏锐的眼光集结出版了西方学界第一本生活美学文集。这本文集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主题就是生活美学,它既是对传统哲学美学研究的领域的拓展,传统的哲学美学领域被惯例性地限定为要去理解艺术作品,又迈入了美学需求的一个崭新的领域,这个新领域也就是更广阔的世界自身。”[6] 文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生活美学的理论化”、“欣赏日常的环境”与“发现日常的审美”。这本文集不仅从理论上开始探索生活美学的“本质”、社会审美的“观念”与生活美学的种种“日常属性”,而且,还将日常环境美学作为生活美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探索。更有趣的是,该文集继续探索了许多生活美学的崭新领域,包括体育、天气、嗅觉和味觉、食品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当今的体育运动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后现代艺术,我们日常生活所经历的天气变化本身也带有了生活美学的意义,而且就连对美食本身的“色、香、味”的品味都被纳入到了当今西方生活美学的研究视域。

如果仅从生活美学本质来看,“在生活美学之中所欣赏的属性,既不完全是客观的,也不完全是主观的。它们就是所经验事物的属性,而不是从我们经验世界当中抽离出来的物理对象”。[7] 这种“主客本合一”的审美经验即被视为是引发感性的,又被视为一种有想象力的理解,它们即是在生发美感的层级上来说,也是在产生愉悦的层级上来说的。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西方美学家给予了“生活的美学”或者“生活的艺术”以更新的意义,成就了日常生活本身的独特审美价值。这就为西方的美学思考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个维度直面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审美并不仅仅被视为是超日常的,它同样也是依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轨迹的,这也旁及到了生活当中的伦理与审美的深层关联。当今西方的理论家们探讨了生活的道路及其结构的问题,但生活美学家们则更青睐使用审美而非伦理来作为日常生活的基调。做出这种选择的重要理由就在于,他们开始关注从生活中浮现出来的审美范畴,而这些范畴恰恰定义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⑵ 由日裔美籍学者斋藤百合子所撰写的《日常美学》200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整体架构完全是西方的,同时也与作者的环境美学研究相勾连,但却试图以日本美学例证(如茶艺)来解释生活美学原理。该书认为,不论我们能否意识到,在我们所应对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存在着各种审美问题,这些问题拥有各种重要的特质从而涉及伦理、社会、政治或环境等等,但却都与生活美学相关。[8] 作者首先指明了现代西方美学的两个基本方向,即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art-centered aesthetics)与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美学。然而,所谓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由于只关注观者所青睐的艺术经验,从而忽略了日常审美经验的更广阔疆域。比如说,日常美学从环境意义上就更广阔地包括如下方面:1.“自然创造物”,2.“景观”,3.“建筑环境与消费品”,它们其实都构成了生活美学的环境维度。

《日常美学》以日常生活充实了审美话语的新内容,集中探讨了西方美学两个基本方向如何被统一到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审美生活当中,[9]反思了美学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状态。作者进而提出了“审美力量”(the Power of the Aesthetic)的核心概念,审美权力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我们的社会与世界的状态。当这种审美力量介入日常审美经验的判断时,它们往往成为一种最不易被觉察的力量,除非它们能够导向一种凸显的审美经验,但生活审美的贡献,就在于塑造了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终成为生活本身。生活美学家在此提出了直面“非艺术对象”及审美化现象的日常美学新主张,如在生活环境美学中所提出的“绿色美学”(Green aesthetics)即是如此。[10] 总之,生活美学使得审美话语对于我们审美生活的各种维度而言都具有更高的真理性,而且丰富了审美生活的基础内容,从而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了世界的审美维度。

⑶ 凯蒂亚·曼多奇的《日常美学》的英文版2007年由英国阿什盖特出版社出版。曼多奇首先全盘地否定了传统美学,他认定传统美学迷失于三大“美学拜物教”(The Fetishes of Aesthetics):“美的拜物教”将美视为独立于主体而拥有自身力量的,“艺术品拜物教”认为艺术品拥有人类抑或超人的能力甚至魔幻力量,“审美对象拜物教”则是最根深蒂固的拜物教,它强调审美对象本身拥有知觉、欣赏、令人愉悦与使人经验的能力。[11] 然而,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美、艺术与审美对象照此而论却根本得不到承认。所以,当曼多奇列举出传统美学“神话”的诸多罪状的时候,足以得见他要为日常美学“伸张正义”的决心。这些神话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审美非功利、审美距离、审美态度、审美经验所打造的神话,另一类则是由审美属性或层面、美的普遍性、审美与理智对立、艺术与审美同义、艺术品拥有审美潜能所构成的神话,但是,究其实质,都可以归结为将艺术与现实、美学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的源起神话。

照此而论,西方美学的缺陷就在于,“通过诉诸于‘艺术自律’与‘保持距离的观赏’等范畴,主流的美学将审美与日常生活分离开来,将艺术与现实分离开来”。[12] 由此出发,作者注意到了日常美学给传统美学带来的四种恐惧:不合需要的恐惧、日常不纯洁的恐惧、心理主义的恐惧与非道德的恐惧,这恰恰也是日常美学所面对的质疑。但曼多奇却大刀阔斧地将美学扩展到日常生活,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平凡文体、文化游戏与社会身份”就可以看出,该书拥有不同于英美传统的拉美激进文化风格。《日常美学》第六部分就以家庭、学校、宗教、医疗与葬礼等等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关注于身份的呈现、权力合法化、知识的产生之类文化研究的日常美学问题,试图深描日常生活的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审美策略。在表面的美学建构上,曼多奇更多追随了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但在内在的学术策略上,我认为则直追法国社会学家塞托著名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13]

⑷ 查克瑞·辛普森2012年的新书《人生作为艺术:美学与自我创造》,认定西方美学不乏艺术化人生(artful life)的思想,从源泉上可以上溯到尼采美学,下追到福柯“生存美学化”的后现代思想。但是,这种新思想的核心问题,仍是如何将审美的意义、自由与创造力融入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当中。辛普森主要借助于批判理论、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对美学与伦理的考量,试图将这些大陆哲学资源置于一致化的艺术化生活的基石上,构建出一套人生艺术化的西式理论:“作为艺术的人生(Life as art),就是坚持不懈地将审美贯彻与落实到一个人的生活、所见与所思当中”;“正像所有成功的艺术品那样,艺术化生活所要呈现的,就是将生活产物的踪迹呈现为一种自主的创造”。[14] 实际上,辛普森为人生美学所做的,乃是一种可行性与统一化的哲学论证,并在一定程度上远离后分析美学的主流语境。

这种欧洲大陆化的生活美学建构,基本上持一种个体化的审美主义立场。该美学理论将人的生活作为艺术,所关注的就是如何审美化地构筑个体的生活,如何创造出一种如艺术那般具有持久性、开放性与创造力的日常生活。如此看来,这样生成的生活艺术家们应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征:1.“对世界的消极与想象性的再创造”;2.“向感性经验的开放”;3.“被包孕在艺术创作中的技巧”。[15] 这似乎也意味着,将生活打造为艺术家的人们是基本上以艺术家作为原型的,他们既在审美又在创造,最终都指向了自己的审美人生。与之类似的人生美学的著作,还有布鲁斯·弗莱明2007年的专著《人生的审美感:日常的哲学》值得关注,该书强调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感可以给予人生以充分意义。[16]

⑸ 托马斯·莱迪的《日常中的超日常:生活的美学》2012年这部最新的力作,致力于生活美学的全方位的哲学建构,莱迪作为最早探索生活美学本质的学者之一,在西方生活美学家当中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按照他的哲学构想,生活美学还需在日常经验(ordinary experience)与超日常经验(extraordinary experience)之间进行划分,[17] 并寻求两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这也非常接近于笔者2005年《生活美学》当中所确立的现象学基本观念。[18] 传统美学总是将审美经验一味地视为超日常经验,而生活美学则是立足日常经验,并指向超日常经验的,且在两者之间形成了内在的张力结构。这恰恰是莱迪的生活美学观念最为辩证的地方,生活美学并不能等同于日常美学,生活审美还包孕着超凡的必然维度。这种拥有“平凡中的超凡”品质的普遍化的审美经验,恰恰可以贯穿在我们的对日常生活、自然与艺术的鉴赏当中。

《日常中的超日常》的上半部分深描了生活美学的领域(包括生活美学的本质、审美经验与审美属性、环境的生活美学),下半部分解析了生活美学的基本理论。其中,莱迪区分审美和非审美的独特方式是以“光晕”(aura)的概念为核心的,这个来自本雅明的概念在莱迪那里被转化为一种描述作为经验的对象的现象学术语。“光晕”被用以描述任何具有审美经验特点的意向对象(intentional object),所谓“审美属性就是一种审美对象所需要的在经验之中的‘光晕’”。[19] 光晕作为意义与愉悦的混合,本身就是一种特别强化与活生生的日常经验,而并不属于经验物本身。[20] 同时深受分析美学传统影响的莱迪据此认定,所有应用的审美谓词的实例都是描述“光环”经验的实例。为了实现建构生活美学的目标,他就重点对日常生活使用的审美术语进行了仔细的解析。他所选择的生活用语是整洁(neat)、凌乱(messy)、漂亮(pretty)、可爱(lovely)、伶俐(cute)及愉快(pleasant),具体分析了这些用语的“日常表面的审美特性”,[21] 进而为(为纯粹审美活动所忽视的)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进行了积极辩护。

三、“生活美学”的认知与非认知方法论

“生活美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方法论,可以区分为“认知方法”与“非认知方法”两类。非认知方法从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那里得以开启,而后获得了多样化的发展;认知方法则无疑是分析美学所独具的,它强调了将审美作为一种认知方法,或者说,认知方式在审美当中占据了主导。

按照认知方法论所进行的生活美学研究,认为适宜或者恰当的审美欣赏取决于所面对的生活信息,具体而言,取决于其面对的生活对象到底是什么,究竟像什么,以及它为什么是其所是。所以说,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对象、事件和活动,恰当的欣赏是必定要知其历史、功能及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这就是格伦·帕森斯与阿伦·卡尔松2009年合著的《功能之美》的主导观念。[22] 在西方美学界,特别是在分析美学的主流领域,这种倡导“科学主义”的美学理论始终占据了半壁江山,即使诸如纳尔逊·古德曼这样的极端的分析哲学家只把审美当作认识,仍然能在西方学界获得许多的赞同,但这一点恰恰是值得反思的。

《功能之美》这本新著探索了功能与价值观之间的崭新关联,提出了一种“丰富认知”的审美途径,并始终强调,功能性的知识在审美欣赏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诸如工具、着装、家具和运动当中此类的角色更加凸显。后来的卡尔松甚至撰文明确指出,作为“认知法”的日常生活审美方式才是唯一正确的,同认知方法论在其他的艺术与自然学科当中的应用一样,他甚至要从知识当中为丰满和适当的审美寻找基本资源。[23] 这种认知法对于日常生活审美而言,对于理解其中的有趣细节、复杂的运作方法和细微的运转方式都是有价值的。然而,当这些内心装着科学传统的美学家认定,审美自身拥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的时候,实际上就已将美学问题看做了科学问题。在寻求“适宜的审美”过程里面,非认知与认知方法两者可以说都不是全面的,都只把握住了的真理某些方面,但在生活审美当中,“功能性”的要素的确更为凸显也更被关注。

反过来说,在杜威美学所形成的传统当中,非认知的理解往往被更广泛地用以分析审美经验,大多数的生活美学研究者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论,但是却彼此形成了不同的路数,这种相互之间的差异是远远大于认知论者的差距的。但无论怎样说,正是由于非认知方法论特别适合于深描与解析日常生活中的对象、事件和活动,所以非认知方法才能在生活美学研究当中形成压倒性的趋势,这就与环境美学研究当中认知与非认知方法所形成的犄对之势并不相同。[24]

这些非认知方法论,在上个世纪末直到如今被广泛地加以运用,其中,有些方法是基本上承自传统美学的,比如“形式主义”的旧方法;还有些方法都继承于环境美学研究的,如“介入法”强调的是身心对于环境的全方位参与;但更多的方法论却是在生活美学研究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这些基本方法被卡尔松具体总结为五类,他还指明了其中所包孕的方法论缺陷:⑴ 传统的形式主义仅仅关注日常生活的诸如线条、形状以及色彩的形式方面,但是却容易使得日常生活“空有其表”;⑵ “艺术化”或者“仪式化”的方法,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对诸如茶道之类的美学分析,但是仪式化的结果就会否定日常生活的日常性本质;⑶ 所谓“家庭壁炉法”则从贴近现实的舒适感和日常生活足以提供的简单感观中寻找美的享受,然而,这种方法的缺憾是贴近了日常而远离了审美经验。⑷ 前三种方法只是在描述“审美内容”,还有一种不改变审美内容而只改变“审美形式”的现象主义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由于多少依赖于纯然审美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离了日常性;[25] ⑸ 最后一种方法则在根本上否定了超功利,而采取了全身心投入的“介入法”,但问题在于,日常生活真如伟大艺术与宏伟自然那样值得“审美介入”吗?[26]

任何一种方法论都不可能是全面的,西方生活美学的方法论缺陷,也是基于生活美学自身存在的尚未解决的难题。目前,对于这门新兴的美学学科的两点主要质疑,一方面是说“生活美学”的概念太过宽泛,以至于变得无所不包而毫无意义,因为生活并没有艺术与自然那样的明确疆域。进而可以追问,如果审美经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形成,那么,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而根本不需要特定的审美品质,那么美学本身还需要存在吗?另一方面则是说,既然西方的生活美学以“审美经验”作为内心,而并不认为审美对象拥有额外的审美特征,但是如此一来,人们的审美关注如何得到基本保证呢?对于这些难题,西方的生活美学家们也都在做出积极的辩护,他们或者认为审美化的生活还是存在界限的,或者认为每个人所拥有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愉悦还是有特征的,或者认为生活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存在的合法性,这种论争仍会在生活美学的日渐成熟中得以持续下去。

四、东西方对话中的全球“生活美学”

无论怎样说,在生活美学的批评与辩护之间无论如何博弈,在西方的生活美学所面临的“基本困境”就在于:一方面传统审美观念以非功利作为基本的态度,审美无论如何还是需要规范性的确证;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及其普通经验却是生动的,但同时也可能是平凡的,究竟该如何处理审美与生活之间这种“内在的紧张”,对于西方生活美学而言,始终是个难解的谜题,这也恰恰构成了生活美学尚未解决的内在矛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生活传统特别是“中国生活美学”传统的出场,才变得更有价值,甚至是“全球性”的价值。这是由于,在东方传统文化当中的审美与生活之间,始终保持了一种“不即不离”的本然关联,无论是非功利的审美观还是自律化的艺术观,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当代中国美学界在汲取了西方美学的架构之后,再重新回归自身的审美传统当中,就可能在生活美学这一新的美学学科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2005年是西方生活美学专著出现的关键年头,同年,中国学者聚焦于生活美学的本体论建构的《生活美学》也得以出版,而此前的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东方生活美学的价值。[27] 这充分说明,生活美学的建构,不仅仅是西方美学独创而中国追随,就像环境美学所形成的全球影响那样,而几乎就是东西方美学异曲同工与共创的开局。

当前的中国美学正在面临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一方面,在国际美学协会所倡导的“文化间性”转向的浪潮当中,中国美学界正在融入“全球对话主义”当中;另一方面,中国美学在国际交流当中,更加意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将中国本土美学“国际化”进而推向世界已成为大势所趋。“分析美学”欧美学界占据绝对主导,与这种主流的传统相比而言,当今中国美学始终没有经历过“语言学转向”的洗礼,在分析美学研究特别是“艺术哲学”研究方面,中国学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于分析美学之后兴起的“环境美学”,中国学者更多地还是在追随这个美学浪潮,而只有到了“生活美学”兴起的时代,中西美学之间才真正形成了“平等对话”的关系。

“生活美学”在中西方近十年来同时兴起的美学新潮,它本身就是美学多元化的产物,美学从关注艺术、环境进而开始“关注生活”、“回归生活”,这也造成了新世纪国际美学界的“生活论转向”。在多学科的交叉视野当中,“生活美学”需要汲取诸如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等各个学科的养分,而且,更要在东西美学的互动之间共同融入这个国际美学最新的思潮。2012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新世纪生活美学转向:东方与西方对象”的会议,已成为了国际美学界举办的首个美学回归生活的国际盛会,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也随之规划出版相关的英文文集。

由刘悦笛与国际美学协会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主编的《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即将由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八位西方学者与四位东方学者在生活美学基本问题上进行了理论的阐发、探讨与交锋,其中的东方学者指出,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传统美学都可被视为生活美学的“原生态”。[28] 正如该书导言所指出,该书聚焦于当今全球美学的核心之处,即在东西方文化中的日常生活这个全新关注点,这涉及到东西方学术的合作以及当代西方和中国美学的重新界定的问题。目前,对于生活美学的关注,与特定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当代生活共存,中国的生活美学已形成了西方生活美学的相对者。中国学者关注于如何在与全球美学融合当中以自身的传统为依托来参与全球美学的建构,而西方学者的中心题旨则在于,如何从以艺术或自然为主体的审美转化为更广泛的指向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理论。该书的不同于以往西方生活美学专著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将生活美学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当中加以重新建构,从而试图熔铸出一种具有“全球性”的生活美学新形态。

到了“生活美学”方兴未艾这个新的时期,当今中国艺术美学界才能摆脱“西方美学本土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状态,进而将“中国美学全球化”,因为中国美学当中本身就蕴含着最为丰富的“生活审美化”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在“文化间性”的视野当中理应得到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1] 艾伦·卡尔松在第18届世纪美学大会上系统回顾与梳理了环境美学的发展的十个历史阶段,认为第十个阶段就是普及与教育阶段,并考察了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的某种亲缘关系。

[2] Stephen Davies, Kathleen Marie Higgins, Robert Hopkins, Robert Stecker and David E. Cooper eds., 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Second Edition), Wiley-Blackwell, 2009, p. 136.

[3] 在最新的西方杜威研究当中,杜威美学就被当做“艺术化生活”思想的代表,参见Scott R. Stroud, John Dewey and the Artful Life: Pragmatism, Aesthetics, and Morality, PennState Press, 2011.

[4] Joseph H. Kupfer, Experience As Art: Aesthetics in Everyday Lif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5] Michael Berube ed., 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Studies, Blackwell, 2005.

[6]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

[7] Andrew Light and Jonathan M. Smith eds.,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2005, p. 7.

[8] Yuriko Saito, Everyday Aesthetics, New York :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

[9] Yuriko Saito, Everyday Aesthetics, New York :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

[10] Yuriko Saito, Everyday Aesthetics, New York :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7-103

[11] Katya Mandoki, Everyday Aesthetics: Prosaics, The Play of Culture and Social Identities, Ashgate, 2007, pp. 7-12.

[12] Katya Mandoki, Everyday Aesthetics: Prosaics, The Play of Culture and Social Identities, Ashgate, 2007, p. 15.

[13] 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 实践的艺术》,方琳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 Zachary Simpson, Life as Art: Aesthetics and the Creation of Self,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2, chapter 10.

[15] Zachary Simpson, Life as Art: Aesthetics and the Creation of Self,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2, chapter 10.

[16] Bruce Fleming, The Aesthetic Sense of Life: A Philosophy of the Everyda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7.

[17] Thomas Leddy,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Broadview Press, 2012.

[18] 关于美与生活的“日常连续性”、美与生活的“非日常张力”的论述,参见刘悦笛:《生活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205, 206-217页。

[19] Thomas Leddy,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Broadview Press, 2012, p. 128.

[20] Thomas Leddy,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Broadview Press, 2012, p. 135.

[21] 更早的日常生活审美术语分析的版本是Thomas Leddy, “Everyday Surface Aesthetic Qualities: ‘Neat,’ ‘Messy,’ ‘Clean,’ ‘Dirty’”, in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95, Vol. 53, No,3, pp. 259-268.

[22] Glenn Parsons and Allen Carlson, Functional Beauty,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9.

[23] Allen Carlson, “The Dilemma of Everyday Aesthetics”, in Liu Yuedi and Curtis L. Carter eds.,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forthcoming.

[24] 对于环境美学这两种方法论的区分与解析,参见Emi Emily Brady, Aesthetic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

[25] 必须指出,在分析美学与后分析美学传统当中,所谓的“现象主义”并不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传统,这种思路在哲学上是指,为了理解某种经验的实在,必须将之还原为感性经验,就像“行为主义”理解人类心智状态的方式是将之还原为行动一样。

[26] Allen Carlson, “The Dilemma of Everyday Aesthetics”, in Liu Yuedi and Curtis L. Carter eds.,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forthcoming.

[27] 西方学者尽管看到了“生活美学”的东方资源,但是仍聚焦于诸如禅宗之类的所谓“精神传统”,而且最终落脚点仍在发展艺术理论,但却将全球的人类日常经验作为核心来加以建构,参见Crispin Sartwell, The Art of Living : Aesthetics of the Ordinary in World Spiritual Tradi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p. 1.

[28] Liu Yuedi and Curtis L. Carter eds.,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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