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熊晓辉[1]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音乐人类学是近年来发展和进步最快的一门学科，在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音乐人类学已经从传统转向现代，从本土转向全球，并形成学术研究中的主流模式和新的范式。造成这种转换的原因除了传统音乐文化内容、研究方式的差异外，还有人类社会的全面转型、音乐文化的发展等因素。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研究；范式；转换
一
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音乐人类学范式的特点不仅对于深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而且对于在新的文化历史条件下展示人类学的当代价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体上看，音乐人类学承担了20世纪以来人类音乐艺术的研究主题，并拓宽了音乐艺术的研究视野，使音乐人类学更具有全球性和全人类性。[1](P56)目前，音乐人类学学科定位与评价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以及人类学家们关于对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等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并展开着长时间的激烈讨论。音乐人类学家对音乐人类学范式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通过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反思，音乐人类学范式转换对人类学研究所追求的理论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含义。音乐人类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人类学分析法，它涉及到人类学、音乐学、哲学等学科的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
西方音乐人类学是当代流行于人类学界的一门新学科，音乐人类学家们都能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用全人类观去洞察人类音乐艺术。首先，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经历了音乐人类学学科定位及研究对象的变化，它从音乐本体结构的音乐本体观向音乐文化观进行了转变。从现有的音乐人类学成果看，无论是对其总体特征和理论定位的把握，还是对不同流派和理论观点的疏理，都只是停留在一般评述层以上，缺乏理论深度和思想穿透力。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我们缺乏对音乐人类学范式转换的意义认识。在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如果研究范式上存在缺陷，即使我们变换了对象和主题，问题依旧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在西方发达的国家中，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有一个很大的范畴，其中各种流派在各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不仅在学科定义与研究方法上，而且在音乐人类学学科内部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差异。一般而言，可以把民族音乐学或比较音乐学即人类学的历史，描绘成一个从音乐本体论思维到认识论思维范式再到音乐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发展过程，这一转向的确是近代音乐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定位和理论特征，这一发展过程必然可以从人类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音乐与人类学方法的匹配性关系中得到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学学科以进化论为主要范式，进化论者以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为基础，根据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搜集的历史资料，将人类社会按照高低等级排列，把西方文明放在最高点，非西方小规模社会放在低点。非西方被看成是西方的过去，历史的残余。进化论者通常认为人类心理是普遍一致的，经历的发展路线也是一致的，文化之间呈现的差异源于它们位于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在心理一致、路线一致的基础上进行高低等级排序，更进一步地确立了西方的“先进”地位。而在艺术的研究中，则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视为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而不同的非西方艺术则是这种艺术的雏形或者是拙劣形式。这种研究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在非西方加深优越感的企图不谋而合。西方把自身和非西方划分开来，这就把非西方对与西方来说无法解释的神秘置于一种安全的类别划分当中，通过对非西方的想象逐渐实现对非西方的操控，也就是对危险或威胁的操控，实现西方的安全，建立和保持其优越感。有意或无意地被这种主导意识形态控制的人类学，加强了西方的安全感和优越感。其强调了理论范式的倾向性是在宏大历史演进话语失宠后人类学的选择，也与对殖民当局对殖民地深入了解和有效统治的需要有关。对理论范式的认识还可以根据这些范式的主要兴趣点究竟是在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社会方面还是在作为某一群体共享的理会、技能和容体的文化方面来分类和进行分析。人类学家们对究竟应当强调个体间的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关系，还是个体占据的社会范畴的关系不衷一是。
二
在对西方音乐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演进历程的反思中，人类学范式转换一直影响到音乐人类学这种具有时代意义和人文关怀的实践性理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学术界对音乐人类学的定位和评价方面的争论，以及对音乐人类学长期滞留于材料移植和理论移植的指责，虽然折射出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对音乐人类学范式的重要性都缺乏自觉的和足够的认识。在发达国家中，西方艺术人类学是20世纪影响最大、代表人物众多的全方位研究及批判音乐艺术的当代流派。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音乐、信仰、宗教、习俗等多种文化事象的构成要素，艺术必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入文化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视野。无论是艺术人类学家还是音乐人类学家，都自然地把艺术纳入研究范围。泰勒(E·B·Tylor)明确将艺术纳入文化之中，并将其列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泰勒指出：“从广义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2]人类学家弗雷译（J.G.Frazer）的巨著《金枝》则收集并分析了大量“原始民族”的艺术资料，不仅成为早期人类学的代表性成果，而且被美学、文艺学、民间文学等学科视为经典之作。人类学家对艺术给予高度关注。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文化论》中辟出专章讨论“艺术及其在文化中的位置”，从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出发对艺术的文化功能做了论述。历史特殊论学派的创始人、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对艺术进行了专门研究，于1926年出版了被视为人类学系统研究原始人的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经典之作《原始艺术》，最早提出于艺术类型的心理和象征意义的观点。艺术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国内学者同样也非常重视对艺术的研究。人类学家凌纯声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和《畲民图腾文化研究》等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化艺术作了精彩的论述。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对原始人的人体装饰、器物装饰、音乐舞蹈和诗歌等进行了专门讨论。岑家梧的《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和《中国艺术论集》堪称中国早期人类学家研究初民艺术的典范之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大多是在人类学的层面上展开关于音乐艺术的解读和音乐文化的批判，如音乐文化族源、初民音乐艺术形态等等，即使人类学家明确强调音乐人类学的定位，但是人们总爱从政治和制度上来思考音乐文化机理和人的生存境遇。后来，学者们都明确地提出了音乐人类学的原本形态是一种人类学思维范式，是一种类似于20世纪的沃尔夫冈·莱顿、哈彻等人的那样一种思维范式，由此，许多学者又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理论趋向。当然，音乐人类学范式只是刚刚兴起，并不是一种已被全面接受的东西，从发展趋势看，音乐人类学范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思维范式已成定局。
三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世纪，在这一世纪里，人们创造出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世界和学术世界。在20世纪里，西方文化人类学、文艺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潮一样，经历了两次学术范式转换——从古典向现代、从现代向后现代。文化人类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范式转换，始于19世纪中后期对以思辨理性为主导的古典学术范式的批判与抛弃，到20世纪初逐步建立起以人及其经验分析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学术范式[2](P27)。可以看出，现代文化人类学是对泰勒、摩尔根等确立的以总体性、普遍性和演绎性为特征的古典文化人类学的反判，形成了以实证主义即科学主义为向导、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为基本方法的学术范式。现代文化人类学尽管也出现了历史特殊化、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文化人格学派、新进化论、结构主义等不同学派，但却未能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峙的局面，其基本取向是科学主义的范式。音乐人类学的范式转换始于20世纪末期，自音乐人类学产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现代社会、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日益不满而导致的认识论危机和艺术思维转向。起初，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强调文化变迁的重要性和历史研究的必要性，注重文化形态的“分类”和“比较”，注重田野工作实践，以细致和谨慎的比较方式采集资料，偏好于理论的预见性，从自身环境中来审视文化的价值和特征，以“历史特殊论”将不同文化作为各自独立的体系来考察，它们相互间的价值是平等的，认为每一种文化自身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整体，并且与其相邻的文化连接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传承，批判文化的传承具有普遍或一致性。在《人类学家的任务》中，博厄斯提出了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现象总和的学科目标，为比较音乐学迈向民族音乐学打下了田野考察的实践与“历史特殊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的思想成为了音乐学学科自20世纪下半叶起，由学科立足点为西方古典音乐和音乐审美价值判断开始逐渐转向关注音乐与文化关系及过程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领域内的“先锋派”从20世纪50年代起便发起了对日益制度化的现代主义的质疑与批判，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那么解构主义理论被普遍认为是横跨哲学与艺术两个领域以及整个学术的“语言学转向”。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人类学对实证主义的文化人类学及其以客位为主导的民族志提出质疑，出现了由社会科学向人文学科转向的趋势，主体行动的意义、象征符号、文化反思等成为新的研究主题，田野调查的主位方法、反思、民族志、阐释、内省、沉思等得到了强调，艺术等主观创造性的文化事象受到重视。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艺术转向是全面理解和评价音乐人类学科发展的关键，音乐人类学范式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把理论问题还原于实践，还原于人类生活本身，从人类生活本身引申出那些抽象的理论问题来说明。实际上，西方音乐人类学范式换变，是在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变化和艺术境遇，所探索的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的革命变革思路的体现，它以深刻而敏锐的思路，切入了20世纪末音乐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即音乐文化危机与转向，并实现音乐人类学向人文科学范式的回归，使音乐人类学在新世纪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在20世纪的音乐艺术理论中，音乐人类学成为学术研究领域里最为普遍出现的范畴，但对音乐文化及其境遇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为音乐是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而我们又不应该把所有具体的音乐事象都不加区分地纳入文化范畴，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所代表的生存方式总是特定时代、民族、地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通常或以自发的文化模式或以自觉的文化精神的方式存在。
对音乐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认识，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往往体现在学科的各个层面，以及人类文化的内在特定性之中。尽管各个学派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音乐人类学进行讨论，但还是应当倡导从技术和形式层面开始对音乐进行深入的解释，由技术和形式了解音乐文化理念，发现其背后的概念、系统和意义体系，认识与之相关的其他许多因素。在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个体行为能体现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科学规律和学科体系规律，它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层面。同时，音乐人类学也体现着为人类文化、艺术、心理等社会活动的内在机理和图式，他们更倾向于研究者对其研究当作一种充满了自身情感和个人化体验的解释和描述过程。因此，音乐人类学理论范式不只是一个描述狭义音乐事象的学术领域，而是一种内在于各个相关学科与领域和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音乐人类学理解范式和艺术综合模式。从音乐人类学自身结构上看，我们可以理解它的特殊重要性，如果再深入考察20世纪世界音乐景观时，就会更加理解人类学和音乐学对音乐人类学范式变化与创新的特殊意义。在现代社会中，音乐人类学更强调音乐与其他文化要素的联系，主张从全人类视角去对音乐艺术进行研究，因此，在音乐人类学范式的变化程示上，人们应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理解。音乐人类学在产生之初，人们因其研究对象滞留在材料移植和理论移植上，没能促成音乐人类学学科范式的形成。然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既解构了理性主义的思辨模式又颠覆了实证主义的绝对真理性，引发了学术范式的转换和知识资源的重组，推动音乐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促成具有学科意义和知识创新能力的音乐人类学学科的诞生。
参考文献：
[1]熊晓辉. 音乐人类学论纲[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2]何明. 学术范式的转换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J] . 学术月刊，2006，(12).
作者简介：
熊晓辉（1967—），男，湖南凤凰人，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音乐人类学研究、民族文化研究及钢琴教学研究等工作。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湖南科技大学南校区艺术学院音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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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rsion of th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music
Xiong Xiaohui
(Art Institut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Abstract: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in recent year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fastest one in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music, anthropology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hift from local to global,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stream models and new academic research paradigm. This conversion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music and cultural conten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there is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ociety, mus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other factors.
Keywords: Anthropology of Music; research; paradigm; con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