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谨先生选择浙江省台州民间戏班进行长期的田野考察，的确是 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自宋元以下逐渐成为社会艺术的主流品种，千百年来，依字行腔，表演程式化，积累下大量而丰富的剧目，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门类。进人二十世纪，特别是在下半叶，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逐渐呈现衰微的迹象，起码在城市里如此。这种传统艺术门类是否就此一跃不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至少许多人看来，中国戏剧……是一种正在博物馆化的文化。”①“但是戏剧的‘衰落’或许只是发生在城市中的现象，而且也是一个未必具有所谓‘必然性’的现象。农村并不尽然。在城市中，戏剧的衰落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在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类型就越是如此。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包括戏剧在内的艺术门类与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包括大众日常生活的日益分离，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分离。’，②传统文化艺术类型与“主导意识形态分离”的现象的确比较严重。面对社会现代化进程，是否传统文化必然消亡?既然城市文化代表一了现代化进程的主流，是否这个进程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强烈之时，传统在农村也要受到大的冲击?所有这些，都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例证，在作深人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学者的视角和学术的敏锐对此做出客观的评判。然而，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调查实在是太少了。
运用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对社区、田野进行实地考察，在中国已经有许多，就艺术门类的层面来看，像傅谨先生这样对一个区域跟踪数载扎实的田野工作却不多见。一些艺术人类学的书籍，致力于元理论的探讨，书斋里的学问居多，殊不知，就人类学的主旨说来，最为要者即是在多学科理论的指导下做扎实的田野调查。也许这些书的著者认为在中国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对艺术门类进行研讨还属于初级阶段，因此有必要先介绍方法。是的，方法应该掌握，但是我们现在更缺乏的是去除浮躁、扎扎实实运用方法来进行实地考察的范本。读到《草根的力量》，我不禁拍额称庆，我们艺术学界也有人在做如此扎实的学间了。
有许多问题，如果不做田野的实地调查，仅仅凭在书斋里或者在城市里是很难看清其真实模样的。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新艺术形式的冲击，戏曲文化在城市里出现了相当不景气的现象，这其中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的国粹—戏曲艺术究竟是否还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是否真的就不再辉煌了?傅谨先生选择一个典型性的区域，以他观察的细致性、洞察的敏锐性，多层面、全方位对台州戏班连续数年进行追踪，并从体制等层面与国有剧团进行比较研究，颇具学术敏感性。
我们注意到，傅谨先生对台州戏班的关注也有一个认识上的转化过程:经历多年的跟踪研究之后，……我才得以警觉到，在此前，民间戏班在我的研究里，也仍然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草根阶层的精神需求与信仰是一种如同水一样既柔且刚的力量，面对强权它似乎很容易被摧毁，但事实上它真的就像白居易那首名诗所写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⑧
认识观念上的转化，使得他持续8年之久一头扎人民间戏班，不断进行着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角色转换，终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该书以一个戏剧理论家的独特视角，详尽而细致地描述了台州戏班的历史与现状、戏班的内部构成、戏班内演职员的生活方式、戏班的经济运作方式，以及民间戏班特有的演出剧目与演出形式;客观地剖析民间戏班的存在方式与内在构成，由此揭示了民间戏班拥有的顽强生命力的文化渊源。’，④通读之后，才体味到傅谨先生用《草根的力量》冠名全书的深层含义—这是戏曲艺术的生命力之所在。
他对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是多层面的，研讨是全方位的。诸如戏班的流动性、戏金问题、习俗的复苏、老爷戏的深层内涵、土狗、戏贾在民间戏班之间的实际作用、放戏和写戏、地方私营经济、民俗与民间戏班发展的关系、剧本戏与路头戏的关系、国营乐班与民间乐班人际关系的比较等等，层层剖析剥离，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我们注意到，傅谨先生对台州戏班的研究，一直是将国营戏班作为参照系进行的。这是两种不同体制的比较。“一部分国有剧团无法继续支撑下去，这就给民间戏班的迅速兴起腾出了相当大的空间”。⑤说明利弊，分析透彻、到位，发人深省，有些章节所论发人所未发，使人拍案叫绝。只有经过深人细致地实地考察，才能有如此真切的感受和深人的思考。
就中国音乐学界而言，已经有了相当数量运用民族音乐学或称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音乐年鉴》曾专辟栏目，发表田野调查的报告，起到了相当的导向作用，只是后来这个栏目销声匿迹了，甚为遗憾。在《中国音乐》也有类似的栏目，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报告，由此促进了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音乐学特别是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实践。不过，这些研究报告多属于切片式的、田野调查的时间也较为短促，或是普查式的、不曾在一个区域反复跟踪，从而引向深人。这也束缚和阻碍了音乐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我本人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得益于田野调查。比如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的普查，我几乎走遍了整个山西，但这却不是完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倒是我的另一种著作《山西乐户研究》，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更多一些。即便如此，也有不甚到位之感，因为，在对乐户后人进行调查和对文献进行梳理之后，我的定位更多趋向于制度、乐人与音乐本体相结合的研究层面，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显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傅谨先生曾经建议我对乐户后人群体、群体中的个人作个案的文本，只有一个个的本文扎扎实实的问世，才有可能把我们的音乐文化传统看得更加清晰一些。我深知这是必须的，而且应该尽快着手进行的，不如此，有些问题很难说清楚。这也是我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对一个研究对象能够数年跟踪式的不断调查，最终以调查报告加研讨的方式在民族音乐界的专著尚不多见，也就是说，这种耐得住寂寞、专注长期田野调查的做法在音乐学界还没有真正成为风气。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是长期奋斗在第一线的同志们对文化人类学、对多学科理论的关注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许多人更关注方法论，只想能够对别人产生方法上的指导作用。殊不知，任何一种理论绝非在书斋里冥思苦想便能够高屋建瓶的，必须是从实践中来，经过归纳总结升华，并且反播回去接受实践的检验。特别是作为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社区、田野、实地考察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放弃、或者对这个层面关注不够，又谈什么民族音乐学呢?在我看来，目前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之所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不多，主要还是欠深人。记得一位著名音乐家在20年前曾经讲最好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不要再写音乐通史(大意如此)，我理解先生的意思是要我们对音乐史上发生过的问题一个一个进行深人细致地研讨，真正搞深搞透，这样，若干年以后，当我们再来写音乐通史的时候，综合这些研究成果，会使音乐史研究出现新的面貌。傅谨先生数载田野调查所闻所见，与我们在城市里所听、所看到戏曲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差异，戏曲的发展如果真是按照城市的走向，恐怕真是要死掉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戏曲在乡村的状况恰恰不如此。
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即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的实际。诚如大家所知，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度，有些现存在民间的文化现象，其实都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考量，忽略了这个层面，或称弱化了纵向演化与变迁，就会削弱研究对象考察的价值。当然，我们在研究之时应该有侧重，但是，对纵的层面关注的弱化，可能会导致对研究对象的一些自身规律性看不清楚。
台州，正是经君健先生在《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⑥一书中“惰民”的存在范围。浙江的惰民、安徽的伴当应是历史上乐籍的区域化称谓之一种，这一群体的社会职能是从事奏乐、演剧、剃头、抬轿等行当，而且，《元典章》中讲当时“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民、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业，习学散乐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⑦。既然当时搬演戏曲散乐之人均系正籍乐人，历史上的“永嘉杂剧”又是十分抢眼，那么，这些乐籍中人在除籍之后应该是将其承载的技艺继续传承，其职能也不会轻易改变。究竟此地的戏曲文化传统为何如此之深之固，为什么当地的人们对戏曲有如此的偏好?当地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以戏曲为职业的专业人士，这一群体祖辈的早期身份如何?现在演出者身份的变化有何种意义?尚需再挖掘地深一些。
也许这里是在研讨民间戏班的现状，我所讲到的不是研讨的重点，但毕竟是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台州戏班的重兴在于其主要演老爷戏，为老爷演戏在历史上显然与迎神赛社密不可分。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社戏”了。《隰州志》载:“神庙中，集乐户歌舞神前曰赛。”从山西的情况看，自宋代以下，当戏曲成为社会艺术形式的主流形态之时，迎神赛社中戏曲是不可或圈的，而在雍正禁除乐籍之前，这些搬演戏曲者均为正籍乐人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此地为老爷演戏的是何人呢?嵊县一带戏曲表演艺人的祖辈是什么身份呢?历史上这一群体为什么会受歧视呢?我们在对存活于民间的艺术形式进行分析研讨之时，还应加大对历史人类学层面关注的力度。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传统与现实之间充满着矛盾，社会生活呼唤学者去关注、去思考辨析、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但是，“社会之需要知识分子，需要人文学科，不仅是基于他们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更是基于其能够为只关注现实，即时利益的社会提供一种非常之必要的矫正机制。……只有那些非主流的价值，那些为公众所忽视的价值，才需要一些冷静的旁观者，为社会做出必要的补正。”。傅谨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工作。深厚的理论功底、扎实的田野调查，才能够生发出学术的敏感性，研究才有深度和力度。傅谨先生做到了，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范本和榜样。那么我们呢?戏曲如此，音乐如何?
参考文献：
①参见陶东风:《序》，载傅谨著:《草根的力t—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同上，第1一2页
③傅谨著:《草根的力盆—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④同上，内容提要。
⑤同上，第23页。
⑥经君健著:《谙代社会的残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诸禁杂禁·禁学散乐词传，光绪戊申夏修订，法馆以杭州丁氏裁本重校付梓。
⑧傅谨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作者简介：项阳，男，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