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荷文化、尧文化，还是高丽文化
——关于一个县城历史编码的人类学研究
亢宁梅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自由、自在是相反相成的，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是逍遥游，不自知而自乐，亦达到大化的境界。西方对自由的理解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理性掌握了对象之后依客观规律而行动，并且是建立在相对高度的物质发展基础上。当西方文化以一种强势话语席卷全球时，中国也被绑上了战车。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以一种空前的速度发展。本文以当代一座县城的发展为例，分析这种文化建设的缺失。
关键词：水文化；荷文化；尧文化；高丽文化
一、有案可稽的历史沿革
金湖县，位于苏北腹地，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金湖县，1960年4月2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00次会议通过设立金湖县的决定。这是一个年轻的县城，名不见经传。历史上由于地处里下河地区，黄河、淮河经常泛滥，域界不定。县城位于洪泽湖以东，高邮湖以西，汪曾祺的文本里称为“湖西”。境内有新石器时期先民活动遗址“磨脐墩”、“抬饭墩”等，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东阳县析置射阳、平安县，建平安城，平安县是本土立县之始。三国时期地在曹魏，魏将邓艾在今县境及洪泽县部分地区屯田，筑白水塘，建石鼊城。东晋时期地属东晋，境内三阿侨置幽、兖二州。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前秦与东晋在境内发生“三阿之战”。南北朝时期南齐于平安城置安宜县，于石鼊城立阳平郡。隋朝，石鼊县并入安宜县。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冬，杜伏威率领的起义军攻克安宜城，安宜城遭杜伏威屠焚。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安宜县移驻大运河以东之白田（即今宝应城），唐朝上元三年改安宜县为宝应县，地分隶宝应、高邮二县。平安县、石鼊城、安宜县从此消失在历史深处。
1959年建县之后，一部县城的历史就是中国当代发展史的缩影。县城很小，县政府门口十字交叉两条马路，各3里半长。全县面积1343平方公里，下辖十一个公社46437户，人口189133人。城区长期以来保持着3万左右人口的规模，是江苏最小的三县（还有扬中、大丰）之一。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了纺织印染、酿酒、塑料、玻璃、造纸、小化肥工业等。在省里“支援苏北发展”的口号下，苏南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产业技术工人来到此地，办起了学校、医院、工厂、农场。但是1978年之后，这批人大部分又陆续返回苏南。他们当是“新市民”。至于当地土著，则来源不一。比较晚近的是所谓“洪武赶散”，即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苏州阊门一带的居民被强行赶迁至高邮湖西一带。民间流传的“插草为标”指流民迁徙到湖西初期，这里的田地荒芜没有主人，各家各户只要用草杆标示，就界定了属于自己的田地范围。这一事件有李、吴、杨、费、雷、王氏等家谱佐证，今天县人大部分都是这些姓氏的后裔。民间文化主要属于稻作文化。因为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加上洪泽湖、白马湖、高邮湖三面环绕，环境相对封闭，保留了一些传统民间文化形式，有秧歌、淮剧、莲湘，还有近年逐渐得到确认的香火戏，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剪纸和立足于水乡文化的儿童舞蹈。
县城介于乡镇和城市之间，其实主要还是属于乡村文化、半自然经济。比如，县治所在地黎城镇老街上的几大姓，分别有堂号和宗祠，手工业社有大批匠人，县城不少单位，长期都有“一工一农”性质的职工，都是这个县城农业性质的体现。人口也是，除了自然出生、死亡，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了，保持在37万左右，没有明显的变化。
当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发展”成了时代的关键词。这个“发展”指的是发展经济，工农业产值、GDP增长率等。金湖拥有丰富的农业、水产资源，农产品加工、运销是传统产业。1970年代，在数个乡镇，陆续发现了石油。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石油开采、石油机械加工、化工业，县里适时提出了“超扬中，赶大丰”的口号。这些还属于传统的第二产业，规模、速度都是一定的。当经济发展进入到第三产业阶段时，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都需要文化底蕴作为支撑，瓶颈就出现了。
二、县城的文化底蕴
前面我们说过，当地民间文化主要属于稻作文化，民间文化形式有秧歌、香火戏、剪纸。当现代社会加速发展，民间文化面临传承危机时，这三种艺术与产业相挂钩，在发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金湖秧歌是金湖地区农民在长期的水田稻作劳动中，以民间情感智慧创造出来的一种乡土民歌，是县境内民间文化中流传最广、内容最丰富、艺术性最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式。它集歌词、曲调和锣鼓伴奏为一体，注重以歌词、韵律表达情感。每到夏季插秧时节，乡民一边劳动一边歌唱，解乏提神，有荤有素，自娱自乐。在面朝黄水背朝天、单调而高强度的插秧劳动中，秧歌的传唱起到了减轻疲劳、提高工效的作用，它本质上属于劳动歌。
金湖秧歌内容丰富多彩，大致可以分为情歌和生活歌两大类。其中以情歌民间色彩最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生活歌主要反映社会世态、生产劳动、家庭婚姻方面的内容。金湖秧歌口口相传，有大量唱本和唱段。经过民间文艺工作者十多年的挖掘，搜集整理了近千首。
从起源上来看，秧歌大致有几方面的来源。1.来源于移民带来的外地山歌。最远的来自湘军带来的湖南安乡山歌。2.来源于经卷、忏词。秧歌锣鼓师傅大部分身兼道士、香火（神汉），他们闲时做法事，农忙时当歌手，将“经卷”“忏词”中的内容带入了秧歌，这些在汪曾祺的《受戒》里有生动的描写。3.来源于文人创作。生活在乡村的塾师、文人对俚俗、村气的歌词进行了修订。不少现存的秧歌手抄本中的唱段文辞雅驯，有的还夹杂着唐诗宋词，明显地有文人创作的痕迹。4.来源于勾栏小曲。金湖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运河文化”沿着水路传播，秧歌中大量的“春词”“荤段子”来源于扬州地区明清时期的勾栏小曲。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金湖秧歌形成于明代“洪武赶散”时期，发展于清代，清末至民国时期是它的成熟期。这一时期流传有大量唱本，涌现了许多著名歌手。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它与外来的山歌、时调、戏曲、宝卷、唱本等其他艺术形式互相吸收，经过长期交融、变异，最后逐步定型。金湖地区三面环湖，偏于一隅，几乎处于封闭状态。正是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使金湖秧歌得以沉淀并且保存下来，成为民间文化的孑遗。清末至民国时期，金湖秧歌发展成熟。这一时期流传有大量唱本，出现了一批著名歌手。如徐吉祥（1888年生）、张志荣（1896年生）、张忠祥（1939年生）；徐吉发（1899年生）、华洪山（1924年生）、华文灿（1943年生）等。从他们的家族或师徒传承来看，已经超过了百年历史。
人民公社化之后，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为锣鼓秧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每到插秧季节，一个生产队都有几十人下田插秧。生产队为了提高工效，调剂单调的乡村生活，常常请锣鼓师傅田头表演，成为当时的乡村一景。文化大革命期间，秧歌成了“四旧”，十年禁唱，秧歌的流传人为中断了，秧歌这一民间演唱形式几乎灭绝。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秧歌民间艺术，县文化部门组织农村业余作者创作新歌词，对原有曲调加以整理修订，通过遍布乡村的有线广播网络向农民教唱。县文化馆每年编印《金湖秧歌专辑》向农村发放，对秧歌的普及、推广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在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工程中，金湖民间文艺工作者经过搜集整理，编印成“三套集成”县卷本，在省内首家出书，还受到国家文化部、民委的表彰，金湖秧歌一时间名声大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土地大量减少，农业机械化程度广泛提高，插秧时间急剧缩短，锣鼓师傅逐渐失去了市场。同时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青年人喜欢通俗流行音乐，对传统秧歌逐渐失去兴趣。许多老歌手和老师傅也相继凋谢，金湖秧歌这种演唱形式近乎消亡。为抢救这一濒临灭绝的民间文化遗产，近年来文化部门对金湖秧歌进行了一次广泛征集和重点采风，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重新选编，200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金湖秧歌集粹》一书。该书对金湖秧歌的内容、种类、曲调及锣鼓谱做了全面介绍，获得了淮安市“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2004年金湖秧歌被江苏省列为民族民间口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首批试点项目。2005年该县启动了金湖秧歌保护工程，全面开展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县委、县政府把金湖秧歌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一笔不可多得的地方资源而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希望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2014年金湖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流传于苏北的“香火戏”是一种民间小戏，出于唐代的《教坊记》：“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 这种带有请神性质的“戏”，称为“香火戏”，与表演性质的“参军戏”大约起源于同一时期。它是宗教与戏剧的混生体。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里称作“小开口”，唱腔是萨满教的巫师（就是香火）请神唱的调子，所以叫做香火戏。
金湖的香火神会名目繁多，大致可分为村落举办的神会、行业举办的神会、家族举办的神会和香火童子自办的神会四种。村落举办的神会叫做“青苗会”，也叫“土地会”；行业举办的神会有“大王会”“鲁班会”“火星忏”“眼光忏”“牛栏老”“药王会”等；家族举办的神会有“家谱会”“安宅会”等；香火童子自办的神会叫“升纲神会”等。香火戏全部一百多种关目，一般要三天三夜甚至七天七夜的时间，才能表演完一套，称为“满朝会”，规模庶几近似于目连戏。根据规模递减，称为“全朝会”“半朝会”“一角会”。
曲六乙先生认为：流布于江淮地区的香火戏（僮子戏），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原始活态文化特征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多元宗教文化的侵入，导致精华与糟粕杂陈，却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应当予以积极保护、抢救、利用，继承发展。根据研究，发现香火戏中保留了史籍中记载的“藏钩戏”“参军戏”“弄痴剧”等古老戏剧因素的活态形制。盛行于唐代的“参军戏”，在香火戏《三曹对案》中有所体现。属于杂剧的“弄痴剧”形式的《跳五郎官》，保存在杂剧型的《跳张仙》《刘结子》《耿七公》等关目中。还有属于蛹型戏曲式的《陈九龙跳（打）太平桩》；连台本戏型的“兵场”《支、放、收伏兵》《稳兵祭将》；大型全能戏剧式的《捉水母娘娘》等。这些戏目展现了比较明晰完整的民间戏剧发展过程。有学者认为，流传于江淮地区的金湖香火戏，应是唐代梨园的孑遗；是江淮地方戏（淮剧、扬剧、淮海戏等）的鼻祖。
由于金湖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香火戏既具有北方杂剧的性质，也包含了楚文化的因子。《天问》与《浑天元》，《大招》《招魂》与《叫号》，《晚事》《过关》都能互为解读。《唐王游地府》《魏征斩龙》《柳毅传书》，还有“各种名物小唱”等，都能在敦煌民间俗文学中，一一找出对应来。 香火戏中的《耿七公》《獭猫精》《陈九龙》《江漠林》《大祭龙舟》《刘结子》《跳大王》《扬四将军》等形成了生动的水神系列。《斩龙》《灶君》《高王采猎》《马鞍鞭》《抽勾砍筹》等是民俗文化中稀有的文本。刘祯先生认为，香火戏没有纳入我们以前的“正式”文献记载，内容广泛惊人，诸如韵令竟唱、酒神歌、民歌、民舞、古曲、法曲、水词、串词、十二月珠倒卷帘、占星歌、莲花落、打略拴搐之遗音等等，远远超出了戏剧。有学者认为，金湖香火戏的价值，应和《吴歌》《扬州清曲》同等。
剪纸是一种民间艺术，体现了民间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情趣，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民间艺术特点。
金湖地区剪纸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古籍记载，北宋年间的宝应湖西，即今之金湖地区就已有剪纸花卖花样的民间艺人，其中不乏剪艺高超的艺人，能反手盲剪花饰。金湖剪纸作为民间工艺的一种，口授手传，代代相承，主要用于节庆、婚丧、宗教、祭祀等。民间从事剪纸的多为妇女，作品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宗教、祭祀，作品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随着时代的发展、习俗的改变而近乎消失；另一类是用于节日、喜庆，用吉祥喜庆的图案，抒发情感，烘托气氛，表达美好的愿望，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金湖民间剪纸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根源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风民俗。“一县拥三湖，上善若水，水孕灵秀”的水文化，使金湖剪纸融进了南方剪纸的精致、细巧和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具有花中有花，题中有题，粗中有细，拙中见灵的特点。
金湖民间剪纸形式繁复多样，就其用途分类，主要有：刺绣花样；喜花，婚嫁喜庆时装点在器物和室内的剪纸，又叫“嫁妆花”，以各式各样的双喜图案为多；礼花，装饰在礼品上的剪纸。过去祝寿、生子、迁居、升官、开市吉日，礼品上覆以吉祥剪纸花样；灯笼花，又叫“灯花”，贴在灯笼上的剪纸。旧时人们夜行或喜寿节日，用纸糊灯笼照明，常以彩纸剪成“五福”或其他吉祥花样，贴在灯屏上，称作灯花；门笺，又叫“挂笺”“挂龙”，古代称作“门彩”“斋碟”，春节时贴在门楣或佛龛前，祈幸福平安；功德花纸，亦称“纸扎”，用于酬神敬祖，祛病消灾和丧俗祭祀。
80年代，金湖曾经有11幅民间剪纸作品入选全国第一届剪纸艺术展览，有影响的剪纸作者有纪费氏、丁育兰、王素玫、智晓君、王桂林、吴中业、张贤英等。80年代初，县中教师陆功勋先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开始学习、研究民间剪纸艺术。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俗也在发展、变化，民间艺术应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创作实践中，他创造了用废旧挂历的塑料彩膜为材料的彩膜剪纸。这种彩膜剪纸是民间传统剪纸向现代趣味和室内装饰转变的新品种，是传统技法与现代审美意识相结合而产生的新民间艺术。它既保持了传统剪纸的特点，又具有新生活气息和浓厚的文化品味，既有装饰图案之美，又有中国画的意境。
彩膜剪纸问世后受到社会好评，被赞为水乡绽开的一株绚烂多彩的艺术奇葩。中国剪纸学会会长仉凤皋教授誉之为“刀下生辉”。《现代书画家报》《苏州日报》《中国剪纸艺术报》等十多家报刊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等媒体先后拍摄、播出了《彩膜剪纸》《刀下生辉》《平淡中的精彩》《奇人奇画》等多部专题片。陆功勋的剪纸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大型剪纸《流芳千古》在北京展出后，被周恩来纪念馆收藏。彩膜剪纸《渔归图》参加中国第六届艺术节《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并入选《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精品集》；2006年和2008年两次应邀参加“世界文化历史名城博览会”现场表演剪纸，并向十多个国家的名城市长赠送了剪纸作品。五次参加省、市组织的民间艺术节艺术展览，被评为淮安市首届十佳工艺美术家。2000年《秧歌》《回娘家》等六幅民俗彩膜剪纸被淮安电信局选用制作成998电话卡发行。2001年国家电信局选用了《渔归图》《祖国在我心中》等四幅作品制成300电话卡，全国发行330万套。2002年《陆功勋剪纸艺术技法》一书出版发行，论文《民间剪纸浅谈》获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论文评比二等奖。陆功勋的剪纸艺术作为城市名片和形象，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以上我们分析了三种民间文化形式的继承和流传。这个年轻的县城，文化底蕴不是很丰厚。任何时代，经济和文化都可能以一种不同步的节奏发展，对任何一个阶段的文化现象，我们都应当做学理上的分析。当经济发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传统文化加速流失，都市文化、流行文化盛行时，这种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就大有可以探讨的空间了。
三、历史正在进行
环绕着三个湖的周边县，比如盱眙县、泗洪县，1990年代，分别举办了“中国龙虾节”“洪泽湖螃蟹节”，宝应县夺得“中国荷藕之乡”的称号。这个后起的县城，可资利用的资源都被别人利用了。发展的路在何方？
经过一番艰难的探索、策划，2001年，金湖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国荷花艺术节。随后，县政府操作的“水文化、荷文化、尧文化”研究工程也正式启动。2006年，作为第六届中国荷花艺术节重要活动之一的“水文化、荷文化、尧文化”研讨暨颁奖会召开。经过八年打磨，金湖获得了“中国荷文化之乡”“中国荷文化传承基地”的称号，“荷”成了金湖精神与物质的名片。县政府投资打造了万亩荷花园，据说无论面积和品种都堪称亚洲第一。2009年5月9日，“尧帝故里，荷乡金湖——中国首届（金湖）荷文化高层论坛”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孙怀山（江苏淮安籍，曾经在金湖工作）以及首都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领导、专家200多人会聚一堂，就传承和发展中国荷文化进行了探讨。来自北京等地的近100家媒体对论坛进行了报道。就在这次论坛上，金湖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荷文化之乡”和“中国荷文化传承基地”，淮安（金湖所在地级市）市委书记称之为“双文凭”。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持人蒙曼以《荷文化蕴藏的和谐精神》为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以《荷文化与养生》为题，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外交系主任、教授叶自成以《荷文化与产业》为题，分别阐述了荷文化的现实意义。2010年的同一天，金湖荷香“飘”进了世博园，举办了第二届中国（金湖）荷文化高层论坛，策划了“以‘荷’为媒说交流”“政通人‘荷’谈发展”“‘荷’气生财论经济”三大高端论题，进行了现场访谈。然而，在连续举办了六届“荷花艺术节”后，主题变了，“三湖美食”悄悄加入，2009年改成了“荷花•美食节”。主要活动有：中国名湖美食论坛，创新菜烹饪技术比赛，中国（金湖）湖鲜美食广场活动，体现了主办方“艺术与产业相结合”的新思路。
我们注意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适应当时中央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的口号，山东省济南市、济宁市、湖北省孝感市、洪湖市、河南省许昌市、广东省肇庆市、江西省九江市等七市先后推举荷花为市花。1999年澳门回归前制定特区的区旗、区徽，也选用荷花为图案。全国目前有53个规模不等、规格各异的“荷花节”，金湖却成为唯一的“荷文化之乡”。据该县政府网站报道，从2001年到2008年连续八年举办的中国荷花艺术节，壮大了一个为金湖GDP贡献将近6个亿的产业，吸引了人气、财气，荷花节旅游每年创造总收入3.5亿元以上，累计吸引投资近170亿元。仅2009年荷花美食节期间，就引进了48个投资项目，总投资达20亿元。
关于“荷文化”，从已经举办的两届研讨会来看，不再有什么新鲜的话题，荷文化的学术意义和阐释空间毕竟有限，并且金湖的“荷文化”也不具有唯一性和代表性，而唯一性在文化多元化、信息过剩的时代恰恰是最稀缺的资源，因为旅游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县政府一举决定做大文章，把荷文化——尧文化并举。1994年，一条惊人的消息出现在媒体上，1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醒目的标题：“尧出生地是金湖县塔集镇”第一次做了报道。消息来源于同年《江苏地名》（内部刊物）上的一篇考据文章《尧与塔集》，作者李义海是金湖的文史工作者。该问题甫一提出，就产生了巨大争议，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中国地名》1995年第6期刊登了李义海的《尧帝出生地考》，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持反对观点的、署名“奔流”的《尧出生在“三阿”辩》。19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一锤定音，把“尧乡”桂冠送给了金湖县。“金湖县”条目下释文为：“为中华民族的先祖、五帝之一的尧帝诞生地”。“塔集镇”条目下释文为：“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华民族的祖先、五帝之一的尧帝出生于此。晋时曰三阿，宋时称北阿，后改为塔阿镇，俗称塔儿集、塔集。是县东南部集贸中心。东晋太宁间侨置幽州于此”。2007年出版的《江苏政区通典》,在“金湖县”“塔集镇”的条目上都承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的提法。
此观点一出，石破天惊。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二十五史•史记》“五帝本纪”“帝尧”下曰“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1](7)这为考证尧的出生地提供了历史文字依据。皇甫谧(215—282)，魏晋间医学家，今甘肃平凉西北人，著有《甲乙经》《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玄晏春秋》等。皇甫谧所言出自《皇览》，《皇览》云：“尧甲申岁生于三阿南，寄伊长孺家”。《皇览》出自魏文帝曹丕（220－226年）时期。比较起来二句话无异，实际是一句话，可以认为是一个孤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三阿”词条，释文曰：“三阿，在江苏省高邮县（注：该地原属高邮县管辖，1958年划属宝应县，1959年改属金湖县）西北。《舆地纪胜》云：‘高邮有北阿镇，离城九十里，即晋时三阿’。《高邮州志》云：‘东晋尚侨置幽州，太元四年，苻秦将句难、彭超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广陵百里，即此’”。[2](32)这说明此三阿是东晋时三阿，以及此三阿的相对位置。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东晋和前秦在“三阿”打了一仗，这个“三阿”在唐朝时因“三阿之战”被写进了《晋书》。南宋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说：“高邮有北阿镇，……即晋时三阿。”通过比较，可以说明东晋明帝司马绍太宁元年（公元324年）至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间，在高邮湖西，天长县东北之间（今金湖县境内）的北阿镇一带曾侨置三阿县。此“三阿之战”的“三阿”非皇甫谧所言“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的“三阿”。持“尧乡金湖说”的人士大多是当地籍，他们表示：“尧文化是一份厚重的文化，尧生于何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肯定与否是要以充分的证据来说话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的那些编辑、专家、学者一个个都是精英，词典里的任何一个瑕疵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在全典18万条地名中唯独金湖县和塔集镇的条目内有这样的内容，这是多么的珍贵啊。我们珍惜……‘尧生塔集’的结论，并维护它的权威和不可动摇性，这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和维护。”①
通过对以上资料、线索的整理我们发现，学术问题一旦与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了。关于尧帝故里，历史上也并不统一，有河北唐县、山西临汾、河北望都等诸家说，大致倾向于认为尧生活于黄河流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学术问题。可是今天，由于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推手”，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却神奇地有了定论，并且这个定论写进了权威著作，写进了县志，意味着对这方土地的历史有了一个官方的说法。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农业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这个转化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目前，当传统文化断裂、却又没有新的文化发展模式可资借鉴时，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而非自发的城市文化定位、建设可以说就是政绩工程的产物，这个例子是小城市发展的负面样本。它既毁灭了传统文化，也毁灭了城市灵魂。因为城市文化就是城市之魂，意味着建立在物质发展基础之上的相应的精神生活，具有地域性、独特性、历史传承性。“礼失求诸野”，当20世纪的工业革命迅速进行时，在这种相对偏僻的小城镇，还保留了一星半点的传统文化孑遗。比如我们上述所举的香火戏、剪纸和秧歌，虽然它们也面临着产业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问题，但是毕竟还属于民间文化。而县域文化发展有自己独特的、不以官方主导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它是一个有机体，是在相应的时代生态环境里缓慢生长起来的。1960年代，县城初建，新马路叫人民路、建设路，新的苏式水泥建筑有县政府、人民银行、百货公司、影剧院、人民医院、人民旅社、劳动桥、生产资料公司、县中学、人武部等等，残留着旧气息的建筑物有商业局、镇人民医院，有木头楼梯和小天井，翘檐、月亮门，灰砖灰瓦，与灰白色的水泥建筑倒也和谐共存。进入8、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六层以上的建筑物，但是整个城镇的面貌没有大的改观，并且城中村（蔬菜队）、城郊村（果园、农场等）依然存在，仅仅增添了东西、南北向各一条马路。我在长篇散文《里下河传》里做过详细的描述。21世纪，随着“荷都”、“尧都”的打造（这个词语也只有当代才能出现，一开始称为荷乡，后来似乎嫌不过瘾，不够大），县城在原来14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又扩展了14平方公里，相当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超越了40年的发展，打造了另一座新城。新城里有油田新村、工业园区、商业中心、专卖店一条街、大型超市、上岛咖啡、肯德基，大多数是高层建筑，一切都在模仿三线城市，把原来最古老、最有特色的老黎城街全部拆毁，建成崭新的大佛寺和流光溢彩的“外滩”。更突出的是，请专家重金设计打造了“尧帝主题公园”和“尧帝旅游印象城”，有关部门预计，建成后每天中外游客将达到6000人次。如果真是这样，每年流动人口将超过二百万，不知又将拉动多少GDP。然而，如果一旦不能实现，那座水泥、钢结构建筑的、仿古风格的（仿的不知是哪个时代的“古”）、投入巨额贷款的“尧帝古城”不知如何处置。
纵观这十几年来县城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围绕着GDP的发展，举着文化之旗，恰恰背离了文化，用行政之手捏造了虚假的历史之根，结出了虚假的文化之果。无论是歌颂尧帝丰功伟绩的所谓“尧帝主题文化公园”，还是“尧帝文化旅游印象城”，都没有任何古迹、遗址、传说可资依托。这样的文化，只能是伪文化，是政府官员的政绩工程，是当代中国高速发展、虚火旺盛、林林总总的评奖、中标活动的一个缩影。类似的例子还有陕西凤县，一个秦岭山沟里的小县城，在矿产资源逐渐枯竭的情况下，凤县政府积极转换思维，发展旅游业，采取多管齐下的方针，美化县区景色，实施政府投资，投巨资建造了喷射高度达186米的喷泉，号称亚洲最高音乐喷泉（又是亚洲第一）；建成万亩牡丹园和万亩郁金香园，号称西部唯一的高山空中花园；在嘉陵江上筑坝蓄水形成30万平方米的景观水面，打造中国西部山区的“威尼斯”；在国道两侧建成数十公里长的江南民居景观，打造“水韵江南”。其中最引人瞩目、也引发最大争议的，就是当发现凤县历史上与羌族有关系后，请羌族专家进行文化考察、设计，鼓励本县居民主动改换民族成分，积极营造羌族民族文化氛围，以此拉动全县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全县经济的主动转型。②据说这手牌打得很漂亮，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双赢。
在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大力推进的今天，各地的生活方式在工业化、媒体、通讯和便捷交通方式的作用下逐渐趋同，“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景象逐渐消失。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地方文化成了最大的亮点。现代城市以文化实力说话，城市文化是城市全面发展的推动力。从这一点看，县政府领导还是把准了脉的。然而，经历了几个世纪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终于认识到：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用GDP这个“绝对”指标外,还应当引入HDR这一人文发展指数。它包括人均寿命、人均教育和人均收入，把生态质量、文化质量和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参数。这是极其宝贵的经验，可见只有文化才能最终铸就城市品质。城市不仅仅是人群聚居、商品贸易的场所，城市空间不仅仅是建筑的延伸，城市规划也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设计。著名城市文化学者雅各布斯深刻地指出，城市建设是一个建立在对城市的理解基础上的系统的调控过程，是城市中复杂关系和不同人群利益的协调过程，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过程。③这个政治过程由于缺乏透明度，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正由各级政府行政主导，在各个城市实行着。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绝好注脚。
从柏拉图开始，城市就被视为一个有机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肌理和文化血液，它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沉淀，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城市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共同构筑了城市文化、城市记忆，城市不是按行政规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木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在。回首这座历史短暂的县城文化之根，就是一部人与水奋斗的历史，从西向东贯穿整个县城北部的淮河入江水道和挡住夏季洪水的大圩就是它的证明。建筑在人对水的解读之上的稻作文化就是它的底蕴，就是对自己历史地位、价值的肯定，才具有本真性。年轻的县城，最古老的建筑和街道也就是民国年间的，最古老的树木树龄有三百多年，历史上的变迁也清晰可考，难道非要上溯到尧帝才显得文化底蕴深厚？整个“尧帝主题文化公园”从雕塑到展览，没有一件文物，只有漏洞百出、牵强附会的所谓考证，老百姓评价为“子虚乌有”。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外宣传办公室，负责荷花节的宣传工作、县城形象的包装、推介，订制了形象片和故事片，荷花节期间在央视频道集中播放广告。县委、县政府四套班子每年春节前组织进京，向在京工作的金籍成功人士（200余人）“汇报”家乡建设工作。这些人士，分布在政府、媒体、社会团体、军队、企业、文化、高校等领域。通过这种汇报，把乡情、人脉成功地转化成各种资源。这大概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吧。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到了美学史上晚近出现的审美类型——媚世。媚世译自德文kitsch，在西文中流行开来，大致上指廉价又大为流行、溺情而难称真情、无品而自我品味的审美对象，它出现在工业革命后都市化大众大量涌现的西方，是一种审美时尚和大众文化潮流。中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国家，恰恰就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这个临界点上。“尧帝故里，荷乡金湖”的包装、打造，“壮大了一个为金湖GDP贡献将近6个亿的产业”；每年荷花节，满城尽是气球、拱门，一台晚会，重金邀请了歌手、小品明星、省、市领导嘉宾，都摊派给企业买单，市民无缘一睹；庞大的签约投资项目、资金，震惊了观众，领导们陶醉在自己的成就中，可谓是集媚钱、媚权、自媚于一体，唯独缺失了媚众这一环，因为老百姓最了解家底子，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就是这些庞大数字的最好说明。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百姓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成了尧帝的子孙，他们突然对脚下这片土地怀疑起来，自然也不能理解这个节日的内涵，更不能产生激动自己的高峰体验。这个县的经济总量排名省内倒数第一，2012年是138亿，不及全国百强县、位于苏南的昆山2670亿的零头，人均收入低，就业率低，物价却远远高于周边城市。晚会上，赶场子的央视主持人面无表情地念着节目单，著名歌手说不出这个县的名字。经过这么一番拼贴、包装，金湖就号称走向世界了。而现在，全国每年的地方节庆有多少呢？大约是3000个。谁又会独独记住这一个呢？
四、余论
一个小小的县城，平淡无奇，不比凤凰、平遥，无光可观，没有深厚的历史。地处吴尾楚头，一方水土养育了具有江淮风格的水乡文化。镇上的居民，一上午时间，就是慢条斯理地买菜弄饭，到了下午，打牌的打牌，钓鱼的钓鱼，大圩上一群一群哙闲篇的闲人，生活节奏缓慢。就是在工作日里，也常常见到办理红、白喜事的队伍，热闹而过。当绑上了经济发展的战车后，整个县城变成了缩小、盗版的地级市，一条仅有的历史街区被拆毁。年轻人去到邻近的南京、扬州等地就学、打工，就再也不想回来了。污染严重的工业园区里（主要有锂电池生产、农药杀虫剂企业等），打工者多是来自云南、贵州、江西等地，这些项目也是历届荷花节引进的，支撑着县政府大部分财政收入。
当发展变成了竞争，日常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人的欲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旁边扬州市所属的高邮、宝应坐不住了。他们可是有历史的古城，绝不甘心默默无闻地当陪衬。于是，他们也分别打起了尧帝故里这张牌，因为三阿曾经分属两地。比如高邮，2009年9月宣布，一座世界第一的99米高青铜雕像将矗立在高邮神居山风景区，雕像“主人公”为中华文明始祖“尧”，香港著名雕塑家沈默先生创作的尧帝塑像初稿已经完成，巨型青铜塑像下月正式动工兴建，2010年竣工后，将成为扬州吸引2010年上海世博会海内外游客的文化地标。同年举办的“高邮：尧文化发祥地”高层论坛上，国内权威史学家认为，长江流域的高邮为尧文化兴起、传承的重要发祥地。规划中的“帝尧故里”神居山文化公园，矗立在帝尧广场的99米高巨型尧帝雕像，为世界最高的青铜雕像，需用青铜2200吨。为增加游览性，将在尧帝塑像体内设灯光隧道和观光电梯，可升至头顶，观众可在塑像体内的多层平台向外观景，近可观园内环境，远可眺望烟波浩淼的高邮湖。尧帝塑像体内设计为透明电梯，观众从电梯中就能够观察到塑像体内的钢骨架结构，给人以一种新奇感。投资480万元的古悟空寺大雄宝殿主体工程和投资800万元的神居山烽火墙已经开工建设，环绕帝尧广场规划长度达1800米的景观河也已完成土建工程。④只是——当两处“帝尧故里”同时出现在上海世博会上，海内外游客们将去游览哪座文化地标？
在韩国文化逐渐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更有一位金湖学者，经过考证，郑重提出：金湖县城所在的黎城镇，黎城旧地可称高丽廓、高丽城、高丽王城或俗称黎城，为高丽人所建构，一个小城的建立，系连着历史大事，意义可谓深矣。
这个观点出自明人刘中柱的《宝应名胜纪略》：“中有居民数百户，楼房稠密，列缠肆，通商贾，俗呼曰黎城镇。”以及明人宝应儒学教谕吴铎的《黎城》：“黎城依旧说，王业总丘墟，独惜遗民在，空余故主居，农桑春事了，风雨麦秋初，问俗政惭无，逢人懒下车。”这位山东登州籍的儒学教谕，在诗中用“王业、故主、遗民、俗政”等，揭示了一条信息：旧的黎城不独是一个井市缠列、商贾云集的小镇，而是一个经过多年沧桑被废弃的旧王城的邑都。那是一座什么旧王城?《嘉靖宝应志略》记载：“高黎王城,在县西南八十里侯村乡。宋治平间，高黎王筑。周回一里四十武。”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记载。查《宋史》，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高黎王封号。该学者慎重考虑了“高黎”一词的属性问题，认为“高黎”系外来语，疑为“高丽”。而唐朝称为“高句丽”，有时称“高丽”，到宋朝正式称为“高丽”，而明朝称为“朝鲜”。他认为古“黎”、“丽”通假，《周书•王会解》作“高夷”，《汉书》作“高句丽”，或作“句骊”，《魏略》作“搞离”，《史记•夏本纪》“黎”作“骊”，《通鉴辑览》“犁、黎作丽”。《大唐新语》中有“李君球，高宗将伐高黎……且高黎小丑潜藏山海”等语，也将“高丽”写成“高黎”。可见在译语中，黎、犁、骊、夷，丽是互通的。高黎王城译为高丽王城当为不误。宋•罗泌《路史》中记载：“高黎，东阳有高黎城，俗呼高黎郭。”《路史》成书于宋乾道庚寅年（公元1170年），离治平（公元1064—1067年）年间约100年左右。这是有关黎城最早的记载。其时，附近的扬州、楚州、海州等地都建有高丽馆。宋朝建国伊始对外关系上就实行远交近攻和以夷治夷的方略，有意联合高丽以图大辽。朝庭故授意福建转运使罗拯，派商人黄真、洪万来等人以经商的名义到高丽。高丽王徽接见了他们后，了解到宋朝的意图，故遣民官侍郎金悌来朝传达高丽王的看法，朝野上下认为可行，至此结束了从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起与高丽42年音讯不通的历史，两国往来不绝。
为什么称为“高黎王城”?因为高丽人来，常挟有王子贵胄在其中。这次金悌一行来宋，不能说没有高丽王子贵胄挟在其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高丽曾入贡，道出州境，中贵人挟以为重，使州官旅拜于郊，顺之曰：‘青，大镇，在唐押新罗、渤海，纵其国王来尚曾与之均礼，参见陪臣奈何卑倔如此，独不拜’。”该学者由此推断，高黎王城系筑于高丽贵胄之手是有可能的。高丽人隋唐时就播涉江淮了，“总章二年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百乘，牛二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骆驼六十头，交入内地，莱登二州般次发遣，配江淮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处于淮南的黎城一带，有高丽移民来落户是可能的，从隋朝唐朝起，移民政策一直沿升到北宋末年。虽然“唐朝在派遣‘朝鲜王’的同时，还遣回在高句丽亡后被迁至唐朝地区的大批高句丽的人民。”（《朝鲜通史》）但高丽人的基因似乎还隐约存在江淮一带，该学者1960年刚踏上金湖土地时就觉察到了，后来在长期调查考证中更坚定了这一理念。他提出的最有力的证据是：近年黎城在原海晏寺旧址动土恢复旧貌，原海晏寺，据《宝应县志》记载，“传说为吴家所造”，又一传说为唐贞观十四年所建。海晏一词用于寺名实罕见。然而无独有偶，在国内查不到同名，而能在韩国找到同名的海印寺（译名），韩国的海印寺在南朝鲜庆尚南道陕川郡伽耶山，新罗哀庄王五十五年（803年）建立，受历朝尊崇，规模很大，藏有来自中国的佛经。⑤
不过这个观点太过于新奇，推论过程太曲折，所以应者寥寥，连前来进行文化交流的韩国民间社团也没有给予评析。
历史就这样被书写、编码了，历史正在进行。
就在笔者写作这篇文章时，一年一度的荷花节又在紧张的操作中。2013年7月28日，第13届中国金湖荷花•美食节在金湖荷花广场举办开幕仪式。据报道，这届荷花美食节以“寄情金湖水、寻梦荷花源”为主题，共分“荷梦、荷艺、荷景、荷缘、荷韵、荷香”等六大板块共21项子活动，为人们奉献了一道精道彩纷呈的文化旅游大餐。同时，这届节庆集中签约、开工、竣工65个项目，协议总投资达163亿元。新华社、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江苏卫视、中国江苏网、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澳门日报等中央和省、市及港澳媒体30多名记者参与了仪式报道。还有来自美、加、英、法、意、澳、希腊等十多个国家的30多名外籍友人，给荷花节抹上了绚丽的国际化色彩。
注 释：
①参看金湖县政协文史委编辑：《尧乡古今》（内部资料），第17—18页。
②参考田彬华：《移植性民俗文化创建与原生文化保护耦合思考》，源自中国艺术人类学网。
③关于城市文化理论，参考拙作《诗意的空间》，《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④详见《高邮将建99米青铜像》，载《扬子晚报》，2009年9月20日。
⑤详见姜燕：《黎城邑名初探》，http://bbs.211600.com/forum.php。
参考文献：
[1]二十五史•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z]．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
Water culture, lotus culture, Yao culture,
or the culture of Korea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a county historical code
Kang Ning-m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 Huaian, Jiangsu,223001 )
Abstract: Freedom and being are a couple of opposite complemex. Chinese’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is peripateticism, also reachs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realm.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is from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o the realm of freedom, which is a rational grasp of the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law and action, and is based on relatively high materi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hen the western culture in a dominant discourse sweeps the globe, China is also tied on a chariot. In modern society,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s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This paper will give an examp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of a county to analyze the lack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ater culture; The culture of lotus; Yao culture; Korea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