蚺蛇与甘工鸟：黎族造物的图腾与禁忌
袁晓莉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人类在面对自然的压力与生存的威胁时，会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来保护自己，它可能是对人类生存有力的某种动植物，抑或是使人无比畏惧的生灵。而蚺蛇在黎族先民的生活中，同时扮演了这两个角色。对于穿梭于山区密林和跋涉于河流的黎族人来说，蛇是重要的图腾代表，他们以印记与象征的方式将蛇形挂在门楣上、戴在脖颈上、织绣在衣服上、刻画在身体上，神圣之情状以种种物象而表达，得其保佑而世代相传；而鸟也是黎族人在生存悠关的动植物中建立起的血亲与氏族标志。鸟纹是黎族衣饰、头饰、以及文身上最为多样、最集中的反映黎族审美智慧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各方言的甘工鸟，都是黎族古老神话投射出的黎族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见证，是黎族先民在万物有灵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幻想与神秘认知而对自然现象与生存状态进行的感性加工。这不仅体现了黎族先民图腾文化观下的集体意识，为巫术的产生、发展以及祖先崇拜奠定了精神基础，而且用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表达出原始记忆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于图腾的崇拜也必然生出相应的禁忌，它是以限制为手段，调节发展了黎族内部个人与集团之间的统一关系。
关键词：黎族；图腾；禁忌；蛇；鸟
图腾起于外婚制的需要，继自然崇拜基础之上，以及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发生而出现。因此，氏族是图腾最小单位的社会团体，每个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对象，以示区别于它族。黎族的图腾崇拜也是源自先民从原始阶段向血缘氏族阶段的族外婚过渡的特殊时期，在相信某类动植物与本氏族存在血缘亲属、先祖关系的基础上，出现了人与动物、植物感生而创造出黎族氏族的神话故事，并且以女性始祖的母系制社会为背景。解放前黎族的血缘集团被称为黎峒，每一峒大多以狗、猫、龙、蛇、熊、鸟、蛙等各种动物作为氏族的象征、名称和世系的标志，也有以植物命名同一血缘集团的黎峒，比如现东方市姓韦的人，自称“勒豪”，意为木棉的孩子，姓朱的叫“勒威”，即芭蕉的孩子，姓高的叫“勒歪”，是野薯的孩子等等。[1]这些图腾对象的选择是人们在为生存而斗争的一种寄托、联想，所以特定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具体的图腾对象，比如以鱼类作图腾的是捕鱼民族，以动物为图腾的是狩猎民族等等。实际图腾对象即是曾经对氏族成员的生存有其补益或者是食物供给的动植物，人们对其怀有特殊的感恩与善意，所以把它作为氏族的图腾祖先，比如鸟帮助黎族人认识谷种、狗协助人狩猎，蛙较为直观的生育能力，野薯能让人填饱肚子等；同时，某些动物对氏族的威胁令人异常恐惧，人们无法征服，所以相信它有巨大神力而加以崇拜以求自保，如白沙地区的熊图腾，黎母山地区的蛇图腾等等。于是人们在一种超现实观念的驱使下，视这些动植物为图腾，认为一旦认定了亲族关系，图腾就要负担起拯救并保护族人的责任。
而对于图腾的崇拜也必然生出相应的禁忌，此时的禁忌是在对应的图腾下，以限制为手段，进行调节氏族内部人与集团之间的统一关系。弗雷泽在《家族和氏族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图腾崇拜……每一个氏族成员都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崇敬。这种对图腾的崇敬往往被解释为是一种信仰，按照这种信仰，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是图腾的亲属，甚至是后代，这就是图腾制度的信仰方面。至于这一制度的社会方面，它表现在禁止同一氏族成员之间通婚，因此，他们必须在别的氏族中寻找妻子或丈夫。”[2](2)既然氏族认为自己起源于图腾物，那么它们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禁止捕杀和食其肉便是顺应之禁忌，比如黎族很多村寨禁食猫、狗、蛇等，所以民间传有孕妇不能吃蛇肉、猴肉，否则会生怪胎；若给小孩吃猪腰子或嘴唇肉，父亲打猎会遭毒蛇或山猪咬伤等禁忌习俗。这些禁忌现在看似荒谬，实则是与早期图腾崇拜将其视为血亲祖先有关。此外，因为每一氏族崇拜同一图腾，也即是同一祖先，所以不能通婚，就有了外婚制的建立，这是图腾氏族更大禁忌的体现。黎族严禁同一血族成员通婚，血缘男女不能在同一“隆闺”①内玩耍、对歌，否则会遭致“祖先鬼”的惩罚。这也是外婚制的禁忌表现，人们以图腾为标识，来维护氏族的繁衍兴盛。
图腾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出了偶像崇拜，在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便遵守着统一的图腾形象。人们把图腾深深地烙印在船屋、用具、服饰上，甚至纹刻在皮肤，以一种灵物意识与互渗思维对待这些图腾的神性。现如今，黎族妇女还依照祖宗传统的规矩，织绣服装上的图腾纹。如保亭大本的猫纹，琼中毛阳的蛙纹，乐东山荣的鱼纹，五指山的熊纹等等。黎族妇女出嫁前的文身图式，也是本族的标志再现，比如润方言的蛙纹、美孚黎方言的蛇纹，都相继文刺在面颈、手臂、前胸后背、小腿处。人们对图腾形象的描摹不是一般的物质再现，而是精神的象征与寄托，让这些拥有伟大神力的血亲神灵时刻保佑着自己与族人。
一、蚺蛇：密林中的庇护与“蛇郎”
因黎族各方言所处的生活环境与自然条件不尽相同，所以标志各氏族的图腾物也不同。然而，对蛇的图腾崇拜却普遍存在，人们把蚺蛇作为祖先血亲或是祖先灵魂的再生，对其礼敬崇拜，以求保佑。李时珍《本草纲目•蛇类》记载：“蚺蛇长十多丈，大七八尺围，鳞间有毛如髯故名，又产岭南，故俗呼南蛇。”蚺蛇即是蟒蛇，黎族人也常称其为蝻蛇、南蛇。《山海经》中“巴蛇吞象，三年出其骨”，郭璞注有：“此蚺蛇及其类也”，能吞象的也只有蟒蛇类，对于穿梭于山区密林和跋涉于河流的黎族人来说，蛇是重要的图腾代表。
（一）从传说看蛇图腾的发展与进化
对于黎族的蛇图腾留下了不少传说故事，将其归类后恰恰可以看到，蛇图腾崇拜从黎族母系氏族社会伊始，经历了发展与进化的三阶段，图腾崇拜由女性始祖发展到父系阶段的男性形象，且从纯粹的动植物信仰转便为半人半蛇以及后来人格化的图腾形象。
第一阶段，氏族的创生与女祖。《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琼州府》（卷1392）载：“定安县故老相传，雷摄蛇卵在黎山中，生一女，号为黎母，食山果为粮，巢林为居。岁久，交趾蛮过海采香，因与结配，子孙众多，开山种粮。”这个传说记载与美孚方言民间相传的《勾花的传说》相类似。不仅反映了黎族祖先是自然界的动物——蛇所生，而且是女性祖先，这反映了蛇图腾崇拜产生的时代背景应是在母系氏族制时期。并且在黎母山地区现在还保留着元时建造的黎母庙，香火旺盛，终年不断。这也是黎族民间对女性始祖的崇拜延续。
第二阶段，图腾偶像是半人半蛇的结合，且人格化。在黎族方言中普遍流传蛇郎的故事：古时候，有一对孪生姐妹，常在月光下编织箩筐。妹妹阿香美丽善良，有一天，一条大蟒蛇钻进了她编织的竹筐里，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阿香不同意，蛇便要挟咬死她的父母。阿香只好同意，被蛇带进了他住的山洞。蛇蜕下皮变成了英俊的青年，不久，他们生下一男孩。阿香将蛇郎带回了家，父母非常满意，却遭致姐姐阿花的嫉妒。蛇郎走后，阿花歹毒地害死并假扮妹妹去找蛇郎。但阿花很快便被识破，并得到惩罚，阿香因为再次复活而和蛇郎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3](34)黎族的“蛇郎”实则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后的男性蛇图腾形象，它是社会继续前行的体现，同时它又体现的是人与蛇的婚配，并且“蛇郎”能够繁衍后代，生下“男孩”。此阶段在中国大地上，图腾神话都是以人首蛇身、人首虎身、半人半鸟等的人兽形象为原型，比如伏羲。这类形象也从女性祖先转变到了男性，说明男性已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
第三阶段，对图腾人格化的崇拜已非具体的图腾物。如《五妹与蝻蛇》的故事，有一个人在干农活时误伤了一条蝻蛇，蛇非常愤怒，要吃掉他，无奈之下，这个人同意蛇的要求而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予蛇作为妻子。当回家后，五个女儿中只有小女儿五妹愿意嫁给蝻蛇来解救父亲。于是蛇送来许多光洋和牛群，结婚时，大家才知道蛇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村里的人羡慕不已，邻村有个人在一旁盘算：我也有五个女儿，若招个蛇女婿岂不也能得到一大笔彩礼，在村里风风光光的？于是，他上山精挑细选，相中了一条大蝻蛇作女婿。五个女儿都不愿意嫁给蛇，他便强行将五女儿与蛇关进了谷仓，心里美滋滋的。结果这是一条真蛇，很快就吃掉了他的女儿。[4](80)这个故事与第二阶段的蛇郎故事非常相似，除了体现半人半蛇的男性形象外，还具有人格化的特征，都是美男子，都对爱情表示渴望，但是《五妹与蝻蛇》的故事却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变化，即是图腾发展到此阶段，人们是对有神性的半人半蛇产生崇敬之情，而并非真正的蛇，说明此时已从原始纯粹的动植物图腾而转为超自然的而又人格化的神秘人兽形象。
以上的图腾神话都是黎族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对于蛇是祖先血族的崇拜信仰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衰退，但是今天，我们仍能从许多民族学、民俗学现象与物质文化中感受到，黎族民间对于蛇图腾的祖先崇拜与对族人的庇佑深信不已。
（二）蛇崇拜的民族学现象
在三亚和乐东黎族自治县中哈方言哈应土语中的黄姓和罗姓黎族，以及乐东志仲镇的董姓黎族，他们都有蚺蛇为祖的传说，族人也都不吃蛇。[5](191)他们还认为蛇是掌管水田耕地的神灵，如果没有举行请求蛇神允许开垦并庇佑的仪式，那么人们会因蛇神的发怒而受到处罚，实际这仍是蛇图腾的再现，土地是过去氏族的共有财产。[6](57)琼中黎族立有十二动物为月日的原始历法，其中的蛇日便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在这一天里，适宜人们进行各种生产生活的重要活动。而在其他动物日里，有许多是忌讳做事的日子。这种讲究也说明蛇图腾是村寨的保佑神，能使一切顺利平安。
美孚黎的三月三节，都要祭拜祖先，供奉食物，以祈求荫护子孙。若恰好在墓地发现蛇，美孚黎族认为，那一定是祖先灵魂的再现。若平时无意伤害了蛇，就等于冒犯了祖先，必须杀猪摆酒谢罪。他们请鬼公将供品带到事发地点，架锅升火，摘树叶代替中药放在锅里熬煮，并将供品——猪肉、饭团、酒水摆好，以藤条代蛇，边在藤条上涂抹锅里的药，边念咒语说：“祖先呀！祖先！我们不小心伤害您了，请勿怪罪我们吧。”[7]
（三）蛇图腾的意象形式
原始先民从图腾崇拜衍生出来的造物意象与形式装饰具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对象原型到概括的形象符号，由此更加肯定崇拜的意义。正如张道一先生曾以蛇图腾为例，说明人们“先是对真蛇的崇拜，以后，氏族成员便有意化妆成蛇的样子在建筑上、用具上，甚至自己的身体上都画上蛇的花纹，蛇也就成了这个部落和氏族的图腾标志，认为蛇是全部族的亲族。”
黎族家有病者，或妇女临盆、孩子多病时，都以天然曲木或树根作为蛇的灵形，挂在门楣上，起到驱邪化吉，生子平安的作用，在白沙和保亭县时常看到挂有此灵物，有的长1米多，立在门前，守护着家园。在对丧者下葬的坟边，人们不忘放一条蛇皮，这是切断生人与死者在阳间的关系，让死者安心接受祖先的接引。并且宗教主持人鬼公与道公的法器中，也多有木蛇作为驱恶镇邪的灵物（图1）。这些像蛇形的树木、代表祖先的蛇皮，都是以一种类似原型的对象作为蛇图腾的表征物，而进一步的提炼加工就需要人们捕捉蛇的重要特征以示蛇的神性，达到保护族人的意义。
黎族妇女平时常戴一种新月形的银项圈，项圈圆满粗细适度（图2a、b）。精彩之处在于锁扣，打制成双蛇头，互相勾连，如此看起来，项圈实则为蛇身，蛇头略微呈四棱形，头顶有“×”，双眼圆睁，一副威而不怒的神秘表现。黎族妇女认为蛇会保佑守护自己，故常戴。另外，还有一种与蛇形有关的耳坠（图2c），耳饰是黎族固有的文化标志，在周秦之时，黎族人就以“儋耳”著称，大耳环的环数之多、分量之重，常常拉豁耳垂，在史上较为罕见。相比之下，还有一种较小巧的多勾形耳坠，这是美孚方言中男女都佩戴的传统饰物，黎族各方言中只有美孚男子戴耳饰，并且即是这种形制。它的基本造型是一颗水滴样的刻花坠子，但坠子的扣却是弯弯绕绕的蛇形。对于比较稀罕金属物品的黎族，这种蛇形无疑增多了材料成本，只需一个“？”造型即可扣挂在耳垂上，却绕了两个勾形，这使我们不得不联系到某种精神层面的文化追求，根据文身，美孚黎族也素有“蚺蛇美孚”的图腾氏族名称。如今，人们都说这种蛇形的佩戴是吉祥的象征，因此，蛇形耳坠与项圈虽然对蛇形的表现不同，但是其审美属性与精神诉求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灵物崇拜。
在黎族妇女的服装纹饰上，也常有蛇的表现。赛方言的蛇纹以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在筒裙上（图3(a)）。图案以蓝色为地，红色为主，黄色衬托，一个人坐在“金字”形屋中（黎族现实中的一种茅草屋），两条蛇盘旋于上，呈交尾状。这样的表现形式意义有二：其一，根据上文强调，黎族人将蛇形木棍悬挂于门楣或立在屋前，为的是蛇祖守佑家族，驱灾辟邪；其二，两条蛇交尾出现，象征繁盛的生殖力，而其下有一人，很明显，这样的经营布局是人们祈求蛇祖使族人人丁旺盛。这两种意义完全体现了对蛇图腾的崇拜意义。白沙润方言的筒裙上也有蛇纹，但形似夔龙，如在水中游走，生出夔足，头颈回钩，尾部卷曲，表现富于意味，似有超自然的神秘异形之状（图3b）。旁边伴有鼠纹，可知其确属蛇。
在黎族文身的图案中，也有反映蛇图腾的观念。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美孚方言的妇女还在脸上、手上和腿上刺以蛇虫之纹，故被当地其它方言的黎族人称为“蚺蛇美孚”。经中南民族学院调查组的社会调查，确与蛇图腾有密切关系。[8](2)传说在远古洪荒之时，留下一女，由蛇蛋喂大，女子为表感谢，身刺蛇纹。[9]这女子也就是美孚某一氏族的女祖，蛇对其有养育之恩，透露出与人的亲族关系。现实中，美孚妇女身上的蛇纹，呈弯曲盘纡之状，以斑点模拟蛇皮之花纹（图4），正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记载，岭南越人“断发文身，以像鳞虫。”而这“鳞虫”即是有鳞之蛇、龙等。所以，美孚妇女颈、胸、腿等部位密集的点纹实则象征着缠绕莽硕的蛇身之鳞，由此抽象为蛇的代表符号。不仅古越的后裔黎族如此，其他与古越人有关的许多民族，也都有蛇图腾。在古代，许慎《说文•虫部》说；“闽，东南越，蛇种。”，《逸周书•王会解》称“东越海蛤，欧(同瓯)人蝉蛇。”等等。在近代，福建古越族曾经的居住地还保有“蛇王宫”、“蛇王庙”；台湾高山族的酋长家中有一小室作为“龟壳花”的青蛇巢，妇女也是“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等。[10]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在面对自然的压力与生存的威胁时，会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来保护自己，它可能是对人类生存有力的某种动植物，抑或是使人无比畏惧的生灵。而蚺蛇在黎族先民的生活中，同时扮演了这两个角色。由于海南密林丛生，瘴气密布，所以毒蛇成群，人们常被蛇咬身亡。而蚺蛇即蟒蛇，是最大的蛇类，在海南的林中多有分布，常缠绕在树上，也善于游水。蚺蛇虽能吞食野猪等大型动物，但一般不会伤人，还能吃掉在它周围的所有蛇类，包括毒蛇，这对人们的生存来讲，是件巨大的幸事。并且它形体巨大、力量惊人，所以黎族人视其为蛇王，认为它有神秘的力量，由此对蚺蛇有了崇敬之情，希望得其保护，而免受毒蛇和其它猛兽的伤害，使自己的氏族繁荣兴旺。于是在特定的生存功能需求下，蚺蛇成为黎族人的图腾对象，变成氏族共同崇拜的祖先与亲族。后来，以印记与象征的方式将蛇形挂在门楣上、戴在脖颈上、织绣在衣服上、刻画在身体上，神圣之情状以种种物象而表达，得其保佑而世代相传，这也是信仰的力量。
二、甘工：狩猎族群的鸟羽与神话时代的禾魂
海南岛气候湿润，降水丰沛，遍布河塘溪流与茂密的雨林，是鸟禽最优越的栖居繁衍之地。鸟出日升、鸟归日落，人们依稀看见神鸟载着太阳东升西落，这是崇尚鸟图腾的民族最先看到的景象。鸟儿拍打着矫健而有力的翅膀，翱翔于长空，一双犀利的眼睛透出神秘敏锐的光芒，这也是人类在与自然抗争中最为仰慕与崇敬的特性。鸟儿非凡的翅膀使得采食树上的野果是那样轻而易举，轻盈地掠过水面衔得一尾鱼虾又是如此地优美娴熟，人们可以围猎大型的野猪、角鹿，却难以捕获身姿敏捷的鸟类。这再次使得以采集渔猎为生的黎族先民崇敬仰慕不已，更重要的是，它是天神派来的禾魂与吉祥自由的化身，从此孕育出了黎族的稻作文化。甘工鸟是黎族各方言中最多的一种鸟，虽然它被赋予某种象征意味，但也是黎族造物文化中的鸟纹代表，我们在此以它泛指各类神鸟。
（一）半人半鸟的图腾观与佩戴羽毛的猎手
黎族是个典型的狩猎采集民族，在对大自然的神奇崇拜之时，根据自己的生存境遇，有所选择的进行万物崇拜。而进入图腾阶段，鸟是黎族人在生存悠关的动植物中建立起的血亲与氏族标志。从图腾的形成看，选择动物作图腾的大多是游猎和畜牧民族，选择植物作图腾的是农业民族，选择鱼类作图腾的是捕鱼民族。这充分说明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性，说明人的主体能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11]所以，在最初视祖先为赤裸裸的动物之后，在部族的集体表象中，图腾具有了超自然的神奇形象，被赋予了半人半兽的面貌，而同时，人们也开始按图腾动物的形貌装扮自己。鸟图腾部族的“被服容止，皆象鸟也。”④实则是达到形如图腾祖先以求保护的目的。
1.男子“椎髻”上的鸟羽
自古黎族男子佩戴羽毛便是这种神圣信仰的物化。他们个个都是猎手，当围猎的季节到来，男子们蓄势待发，除了椎髻骨簪外，还喜插羽毛，逐渐，这种装扮也成了平日里的习惯。史料多有记载，两宋《岭外代答•外国上》卷2：黎人“椎鬃徒跣……首或以绛帛彩帛包髻，或带小花笠，或加鸡尾，而皆替银蓖二枝……。”；明代顾岕《海槎余录》中：黎族男子“傍赘长许雉毛二茎。”；清代饰“雉毛”，“鸡毛”之俗更甚，毛奇龄在《蛮司合志•两广四》卷15记述：“蛮服饰以毛羽。”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中讲：“用牛骨为簪拴之，饰以鸡毛。”；张庆长《黎歧纪闻》又说：“富人头前多插银条为饰，或一条或二三条不等，似鸡尾形，故名鸡尾。”
男子们在盘于头顶或脑后的“椎髻”上，以“雉毛”，“鸟羽”为饰，实则是黎族鸟图腾的文化遗存，后以银条铜钗形如“雉鸡尾”，亦是鸟图腾的演变发展，后来由于审美的原因，继而变成黎族女子的发饰。如今，在黎族三月三的盛装节日里，还能看到保亭赛方言、五指山杞方言等黎族妇女，头饰“鸟尾”形的银钗，其上还有鸟坠（图5）。不仅如此，妇女的胸挂上也多有飞鸟（图6）。形象或抽象或写实，但都表现欢快、自由的飞翔之状。
这一切说明，鸟作为“个别的自然事物……不是以它们的零散的直接存在的面貌而为人所认识，而是上升为观念。观念的功能就获得一种绝对普遍存在的形式。”[12](23)在黎族被图腾化的鸟，就这样由现实的具体存在转变成超现实的抽象与普遍的形式，成了观念意义上的神。它作为祖先与保护神，既是氏族共同的象征、标志，又是族内重要的精神凝聚力量。
2.巫术性的神秘感知到审美的转化
当然，把自己装扮成鸟的形象不仅仅是祈求图腾对自己的保佑，还有获得巫术中的神秘感知与图腾力量的赐予。黎族巫师做法时（图7），通常在头部插着鸟的羽毛，好似开了天眼，能够洞穿阴阳，看到恶鬼作祟，遂用法力降除，所以羽毛是巫师重要的法器。西方巫术论者认为，以鸟羽作装饰会给予佩戴者以神秘力量，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例举了墨西哥的一个部落对羽饰的解释，他们认为“健飞的鸟能看见和听见一切，它们拥有神秘的力量，这力量固着在它们的翅和尾的羽毛上”，所以，巫师戴上这些羽毛，就“使他能够看到和听到地上地下的一切……能够医治病人，起死回生，从天上祷下太阳，等等”。[13](28)那么，配带羽毛便如通神，与自己氏族的鸟图腾产生了巫术性质的关联。
对于猎手也是如此，鸟的灵巧和敏锐的眼睛，以及飞翔的自由与速度都是他们羡慕不已的本领。他们模仿鸟插上羽毛（图8a），为的是以接触与交感的巫术被赋予鸟的神秘力量，能够在狩猎活动中捕获更多的野猪、黄猄、角鹿等。因此，以飞禽走兽的皮毛兽角作装饰，是人类狩猎民族中狩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列汉诺夫认为，“可以作为他（指原始居民）的力量、勇气和灵巧的证明和标记。因此，他开始以兽皮遮掩自己的身体，把兽角加在自己的头上……”[14](117)并且认为这一切现象都是由狩猎生活的基本条件所派生出来。头戴羽饰或角饰的形式虽然因猎手们的功利目的而发生，但是获得胜利品之后，更加剧了对这些羽毛非凡神性的崇拜，进一步对鸟图腾氏祖产生信仰与膜拜，而羽毛也随之变成审美快感的对象，最后发展为神性与美的象征物。现代古文字学研究发现，甲骨文中的“美”字与金文上的“美”字是人戴羽毛或角饰之形（图9），朱狄确信与图腾信仰有关，解释为“头戴图腾标志的人的形象”。[15](100)从古至今的原始民族，佩戴羽毛是世界性的审美与习惯，这种从狩猎到审美的转化也是对图腾物崇拜的另一反映，具有其现实的基础。
3.“敬祖”的祭祀鸟舞
在1951年前，保亭、琼中、乐东、白沙县等大片地区盛行一种《敬祖舞》，是黎族最古老的舞蹈。舞者一般10-30人不等，男女各半，由巫师领头。男性头扎红布，插上斑斓的雉鸡毛，妇女着盛装，手拿椰子树或槟榔树上的叶尾。人们摇晃着头上的鸡毛与手中的绿叶，边舞边摇，变换着队列，做一些敬祖、敬牲的简单的动作。在黎族节日与生产活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16](158)
实际这支《敬祖舞》是以舞蹈的方式来祭祀祖先，祈求生命的延续和生产的丰收。人们头插雉鸡尾，手拿长叶尾，都是源自鸟图腾的崇拜，祭祀的是鸟祖。殷商之时便盛行以鸟羽为头饰的巫舞。甲骨文中的“美”字原是画着一个头插四根飘曳雉尾的舞人形象。类似的祭祀鸟舞，在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还延续至今，如侗族的八月十五节，男子头、身插满羽毛，跳芦笙舞来祭奠庆贺。还有哈尼族的《棕扇舞》，也是源于鸟图腾的祭祀舞蹈。每当节庆日，哈尼人摘来棕叶作为白鹇鸟的羽翼，人们翩翩起舞，模拟白鹇鸟在树下嬉戏、漫步、四处窥探等自然形态。[17]云贵、两广等地出土的部分铜鼓中，也可见当时鸟舞的装饰与场面。[18](5)
恩格斯说：“舞蹈俨然就是所有宗教祭祀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5](100)这些舞蹈习俗都是人们把鸟作为一种图腾崇拜与护佑族人的守护神来对待，是对族群生存的信仰寄托与凝聚力的表征。鸟图腾的舞蹈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模仿鸟，二是以一群人作一致的动作。后者是由固定的目的所诱导，尤其是被图腾氏族的经济生活所决定。实际，像祭祀鸟舞这样模仿动物的舞蹈，目的还是为了再现图腾氏族的狩猎生活，求得这种动物图腾的庇护，同时一致的动作也反映在狩猎生活中群体的聚合力，能够克服个体的游离而在同一图腾氏族下统一协作。除此而外，黎族对鸟图腾进一步的崇拜还从稻作文化的神话中得以应证。
（二）传说中的神鸟与稻作孕育的纹饰
经过历史的积累与社会的发展，黎族人在狩猎采集之余，学会了刀耕火种，农业便逐渐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他们最早种植的是一种野生的旱稻——山栏，据说与神鸟的帮助分不开，于是鸟儿变成了孕育黎族稻作文化的图腾对象，人与鸟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自然的亲属关系，鸟被黎族人视为上天派来的神灵，或者是氏族的祖先化身。
1.约加西拉：养育始祖的守护神
在润方言黎族和美孚方言黎族中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黎族祖先有个女儿，出生后不久，母亲便去世了。一只名叫“约加西拉”的鸟，整日不辞辛苦，口含稻谷，终于将女婴抚养长大，使其成为黎族的始祖，繁衍出黎人。人们不忘养育之恩，妇女们便世代将鸟纹刺在身体上，加以崇拜。[19](163)这个故事是以母系氏族社会为形态背景，而鸟变成了黎族女祖血亲的化身和保护神。如今，在润方言的妇女身上仍能看到表现鸟的文身，它们以曲线为主，强调鸟张开的双翅与轻盈饱满的羽毛，主要文刻在人的四肢，象征如鸟般自由飞翔，而本族织锦上的鸟纹也采用了类似的形象符号（图10）。
2.斑鸠：烧山种稻的开创神
除此之外，黎族民间还流传着鸟与稻种的传说，《斑鸠传种》广为颂扬。斑鸠衔来谷种救助了奄奄一息的兄妹，并教会他们刀耕火种，使得年年点种，岁岁饱足，从此繁衍了黎族。这个神话故事说明，在黎族人的心目中鸟与早期农业有着深厚的渊源，在鸟儿用稻谷养育黎族始祖的基础上，又教会了黎族祖先种植山栏稻谷，成为人格化的、护佑黎人生存的图腾崇拜。
在哈方言的服饰中还有专门表现图腾鸟传播稻种的生动图案，如图11，以长势茁壮的山栏稻为中心，两边分别描绘了鸟在教授妇女种植的场景；上层的鸟体形较大，昂首挺胸、羽毛丰满似有神性，下层的鸟好似“百鸟佃于泽”，正在看守较低矮的水稻，犹如《水经注》记载“春拔草根，秋啄其秽。”的景象，而两边的妇女驻足观看，有所启发的样子。鸟的形象都以正侧描绘，突出鸟的站立之态，与以往鸟纹的展翅高飞完全不同，富有个性特点；因为经纬的交织，所以鸟的各部位以◇概括，头、身、尾的比例适中，身姿挺拔；而人纹是以黎族惯用的形象塑造妇女，头结发髻，四肢蹼状，细腰、阴部呈内三角。整体的图案对称均衡，中心突出，表述清晰。润方言的妇女，通常还会在自己上装的腰侧与衣摆处绣上双面的神鸟形象，这里的神鸟以庇佑家族兴旺与稻禾丰收的祖先身份出现（图12）；图案中，上下两对神鸟左右对称，以正侧造型，形象与其他鸟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鸟形削弱了高飞的羽翼而更加突出尾部，长长飘逸似凤尾，身体同翅膀皆变短小，以三角形描摹美丽的锦毛；高高的云冠，身体前倾，爪向前，好似伏卧之状，表现出对人庇佑的亲和力，同时又不失威仪的神性。在神鸟的庇佑下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正中一个人挑满稻谷，满载而归，而图案的空隙处也填满了种子与禾苗。整体的喜悦之情跃然生动，以红、黄色的热情表现了鸟图腾下的人们被庇佑的丰收兴旺，同时也表达了黎族妇女创造此图的美好愿望。
实际，人类在未进入农耕时代之前，在烧焦的鸟胃中发现了美味的稻米，并且发现鸟儿未消化的谷种排泄出来落入土里，能够孕育出谷物，于是，人们在观察之后，受此启发，跟着鸟找寻野生稻种，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早期农业生活。黎族人们在极为恶劣的生存抗争中，欣喜地品尝到了农业的果实，于是产生了鸟为神敕，有意帮助自己种稻的奇异幻想，由生崇拜之心与生存的精神寄托，希望鸟能保佑稻作的丰收。
3.甘工：自由吉祥的爱情化身
随着图腾意识的逐渐发展，鸟儿的人格化越来越突出，因为鸟为人们带来了生存的幸运，由此又衍伸出追求幸福的爱情化身——甘工鸟。
甘工鸟的故事在黎族地区广为流传，从前有一个善良美丽的黎族姑娘叫甘娲，热恋着心爱的情人劳海，但是她的后母贪图钱财将她许配给财主。甘娲坚决不从，被家人囚入笼中送往夫家。甘娲听到燕子的叫声，叹息人不如鸟，于是化作吉祥鸟自由自在地飞走了，并发出“甘工”的叫声。后来劳海也化身甘工鸟，两人结伴翱翔于蓝天。人们便叫它们甘工鸟，民间把甘工鸟作为追求幸福，排忧解难的吉祥鸟加以崇拜。[20](165)对于幸福的追求与吉祥的渴望，是人类解决生存之后的另一主要命题，所以黎族各方言的服装织绣上都给予甘工鸟最为丰富的的形式色彩，其中既有构架相同，内部略有区别的，又有形态富于变化的，还有极具个性的（润方言）、（美孚方言）等等。大多甘工鸟纹以正面造型，呈◇形取势，并且突出鸟的强大羽翼，表现自由自在的高飞之态（图13）。
由于图腾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和象征，所以它的形象相对定型并通过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每日穿着在身的服装纹饰，恰恰显示出黎族原始思维中的图腾意识，但同时又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艺术表现，彰显着黎族独特的审美活力。费孝通先生曾言“衣和饰的结合，突破了单纯的基本功能而取得了复杂的象征作用，成为亲属、权力、宗教等社会制度的构成部分，更发展成了表现美感的艺术品，显示出民族精神、活动创造力”。[21]鸟纹是黎族衣饰上最为多样、最集中反映黎族审美智慧的艺术形象，各方言的甘工鸟，润方言的鸽子纹、神鸟纹，哈方言的鸠鸟纹以及美孚方言的燕子纹等等，都是黎族古老神话投射出的黎族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见证，是黎族先民在万物有灵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幻想与神秘认知而对自然现象与生存状态进行的感性加工。
远古神话虽然不是历史，但我们应该看到，神话背后却隐藏着某种真实性，它不仅体现了黎族先民图腾文化观下的集体意识，为巫术的产生、发展以及祖先崇拜奠定了精神基础，而且用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表达出原始记忆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鸟图腾的神话故事虽不是蛇图腾的创世起源，但也是先民对生命与创造、繁衍与生存的无限崇拜。
总之，黎族的蛇纹与鸟纹是最为多样、最集中的反映黎族审美智慧的艺术形象，都是古老神话投射出的黎族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见证，是黎族先民在万物有灵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幻想与神秘认知而对自然现象与生存状态进行的感性加工。这些都体现了黎族先民图腾文化观下的集体意识，为巫术的产生、发展以及祖先崇拜奠定了精神基础，而且用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表达出原始记忆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相应的禁忌也是以限制为手段，调节发展了黎族内部个人与集团之间的统一关系。
随着母系氏族的衰落与父系社会的取而代之，男性祖先崇拜开始兴起，图腾崇拜逐渐式微。加之社会意识的发展，人们对男性在生殖繁衍中的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后，便对以动植物和无生命体为血亲的关系，不再严格的强调，对食杀的禁忌也不再严格遵守。图腾崇拜已非原始意义上的崇拜，黎族人也对此走得越来越远，但是附着在物质载体上的图腾精神符号我们还是有所显见。
注 释：
①隆闺是男女在十几岁时单独居住的房子，主要是谈情说爱的场所。
②除文中标注的图片外，所有图片均由作者于2010至2013年进行实地拍摄所得。
③图片源于程天富《黎族文身新探》。
④摘自《汉书•地理志》冀州条注。
⑤图片源于《黎族传统文化》。
⑥图片源于倪建林《原始装饰艺术研究》。
⑦同“注释⑥”。
⑧图片源于蔡於良《衣裳艺术图腾百图集》。
⑨图片源于符桂花《黎族传统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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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s and Gan Gong birds: Totem and Taboo of
Li People 's Creation
Yuan Xiao-Li
(College of the Art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570228)
Abstract: Human in the face of natural pressure and threats to their existence, turn to the supernatural gods to protect themselves, gods may be some animals and plants that are effective for helping human survival, or living creatures that make human extreme fear. While the pythons play the two roles at the same time in Li ancestors’ life. For shuttling in the mountains and wading in the rivers of Li people, snakes are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otem. To mark and symbol of the way , Li people will be the shape of a snake hanging on the lintel, worn on their neck, weaved and embroidered on their clothes, tattooed their bodies, and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irds are also Li people's consanguinity and Clan symbol. Bird patterns is artistic image that is the most diverse, and the most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Li's aesthetic wisdom in clothing, headwear and tattoo, especially the five major dialects of the Gan Gong birds, are the ancient myths in the projection of the Li society from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witness; Bird patterns is Li people based on the old animistic world view, through the fantasy and mystery cognitive , worked on the perceptual processing for natural phenomena and survival situation. Th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Li ancestors totem culture perspective, laid the foundation of spirit for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itchcraft, and ancestor worship, but also through a special way of thinking exp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in the original mem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totem worship will surely bring forth the corresponding taboo, it is based on the limit of the method, adjust and develop Li people's internal unity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
Key words: Li People; Totem; Taboo; snakes; bi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