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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中从“花儿”的田野考察与“文化空间”引发的思考

[日期:2009-04-07]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  作者:郝苏民 [字体: ]

一、大西北的甘、青两省交汇处,以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河湟地区”①为地缘轴心,有一种历时久远的地域民间文化现象,这就是被称为“花儿”(“少年”)类型的民歌及其演唱的环境、场域和场面、多族际共操的方言、表演民俗呈式。出于地域、社会(族群往来流动、迁徙)、经济(产品交换)与政治等原因,这种民歌的生存及其播布,从轴心(甘肃临夏地区与青海海东地区)向北东波及到甘、宁六盘山地区的西海固、同心一带;向西延伸到新疆的乌鲁木齐、昌吉、伊犁和周边各地;随着农民工流动,近年来其余波甚至到达陕西宝鸡以西;内蒙古包头、呼市;四川若尔盖和西藏境内。从其流变的历史、播散的空间来看,“花儿”基本不曾脱离历史上丝绸之路分支各线路的轨迹,表现出它历史经度的深远、悠久。

二、“花儿”植根于甘、青最早被开发、乃农业文化丰厚之地;虽历经变易但长久不衰,而且保持着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在八、九个民族民众中达到了不同信仰、习俗,不同语言语境中文化的认同,表现出涵化共融的特点和它平行纬度空间的张力,从而显示出它具有很强的跨文化共生能力。“花儿”就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来看,流布于中国北方各农耕民的这种民歌,作为中国各民族文化关系史的折射,成为“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民族关系的生动诠释和实证。

三、上世纪中叶以来,从文学、音乐的艺术形态,历史渊源和流变诸方面对“花儿”的探索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也要看到,以往对“花儿”研究,多限于文艺学角度,而缺少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视野,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全景视野的缺席,导致了“花儿”研究的大部分,基本上呈现出在文艺形态、流派、起源、名称诸方面上静态描述与争论,形成学术上无法大幅度突破的一个瓶颈。“花儿”研究的这种状况及局限,在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的大背景中,日益显现出来;最近虽有人开始移目于人和群体的关注,但在今天,农业社会转型;非物质遗产保护体制探索十分迫切的时刻,没有对文化、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整体认识上的大突破,就不可能有远大的视野和实质性动作。同此理,缺少对花儿文化整体系统认识上的扩展和整合的突破,所谓花儿的抢救、保护,就多限于治表而很难有“治本”的举措。故,笔者认为,“花儿”发生并流传于大西北历史上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之地的河湟地带、丝绸古道东亚中段这一广袤地区,逐渐成为包含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好几个语族的民族的共生文化,是一枝体现了中华民族母根文化特征的奇葩。但这支奇葩的依存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和一定的文化生态、社会结构的植被上存活的。看不到这些因素的变迁,就花儿表层来谈花儿文化体系的保护,是不可能出现有效保护的创新。

四、研究花儿的保护,脱离了这个历史大背景,揭示不出它的文化生态本质;研究它,少了人类学的角度切入,也难于进入这个族群间从文化接触、互动、交融、互化、变迁、整合和各族共创花儿的景深深处。而这种研究,才能使我们通过中华大地上族群间文化互化共融的丰富史实,更透彻地体味和提炼出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作为人类共有的一种精神形式的本质来。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于在世界一体化、中国大力推行现代化的背景下,比较正确理解、处理世界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和找到“花儿”这类形态文化遗产如何有效地保护、传承、弘扬和科学开发、适度利用的途径。

五、一般说,非遗保护的关键,在于传承人。故,说:传承人是非遗的守护神;只要保护好文化遗产传承人,非遗就不会消失。那么花儿的传承人和传承方式的形成、存活、嫁接、传薪是怎样呢,其传承真实的基本状况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以历史昔日古河州(含今青海海东)为轴心的区域,地处中国地理中心,正是古代中国陆路中的黄河上游,依自然生态走向连接着东、西青藏高原游牧和黄土高原农耕各族群的纽带;黄河横贯南、北,人类生息繁衍于1.5万年前,作为中原仰韶晚期文化在陇上继承与发展的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遍布期间,是早期黄河文化发祥与传播地之一,也是沟通中原与西域、中亚的古丝绸之路要冲,中原与西南边陲的唐蕃古道重镇、甘川商贸相连接的“旱码头”。—这里水土一方,地缘天成,自古以降是西北各族群茶马互市、诸文化交流荟萃、涵化相融的天地。—这一方水土的氛围及其外围,是早已形成为主流文化并不断与之内在各族群文化互动的汉文化;而居其中的,则是或来自西域、中亚,或源自青藏高原的各族群的人流、多元文化的互动,他们因茶马交易的,为丝绸香料的,或戍垦守边的,也有传教旅游的,驻军待命的……从商贸、交换、屯垦、到交往、交流、滞留、族际通婚……一个由生存、交换、商贸、交流、互化,到文化的采借、变迁和新群体的形成。在这里,各族群共同走过了一条长长历史的隧道。—它是不是今日“花儿”根植的一种文化底蕴?文化植被?或曰文化的生态的根源呢?

六、花儿究竟在如何传承着?

我们从当今著名的花儿歌手中得知的信息是这样:

1、“花儿王” 朱仲禄 (其父是“唱把式”,七八岁开始学唱花儿)是家传。

2、“花儿歌魁” 王绍明 (1925年出生,祖父、父亲皆为大夏河畔有名的’唱把式”)从小受到花儿的熏陶),是家传。

3、“花儿皇后” 苏 平 (童年是在父母亲和撒拉族的花儿声中度过的)是家传。

4.马法吐麦(撒拉族,1918年出生在积石山县大河家的穷困农民家庭,她唱着花儿度过了苦难的岁月),成长于花儿的土壤中。

5、陈艾尤卜(东乡族,1941年出生于东乡县白河乡的农民家庭)成长于花儿的土壤中。

6、“钢嗓子”杨子荣(回族,8岁开始边放羊边唱花儿,20岁时已成了当地有名的唱把式),成长于花儿的土壤中。

7、马木萨(保安族,1945年生于积石山县石家洼村,在花儿的歌声中长大),成长于花儿土壤中。

8、马黒娃(保安族,1940年生于积石山县大河家乡大墩村,9岁放羊时已是花儿相伴),成长于花儿土壤中。

9、王德贤 (土族,1941年出生于积石山县石塬乡三二家山沟,在黄河岸边唱着花儿长大),是成长于花儿土壤中。

10、韩生源 (回族,祖籍青海西宁,清末逃荒新疆1921年生于米泉,从小就学到了先人们和临夏马爷演唱的许多花儿。)自幼受到花儿的熏陶;也有家传。

11、张佩兰 (1942年出生于甘肃永靖县刘家峡乡,自幼受到北乡花儿的熏陶。

12、李贵洲 (回族,出生于甘肃永靖县川城农民家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花儿唱家,他从小在花儿歌声中成长),是在花儿的熏陶中由家传成名。

13、张海魁 (藏族,青海省从小喜爱花儿,练就了一副好嗓子),是成长于花儿土壤中。

14、马 俊 (东乡族,祖籍甘肃东乡县锁南坝,后迁青海民和县,他从小唱着花儿长大),是成长于花儿土壤中。

15、马永华 (东乡东塬乡人),是在花儿的歌声中泡大的。

16、姚生全 (土族,青海省互助县人,童年时母亲教会了他唱“杨柳姐令”)正是他在赛歌会上的歌声打动了同是赛歌姑娘的芳心,结成伴侣。他是家传的歌手。

17、汪莲莲(洮岷花儿歌手,生于莲花山下的康乐县莲麓乡),自幼在莲花山下唱着花儿成长。

18、尹德恒(洮岷花儿歌手)从小唱花儿。

19、姜召娃(洮岷花儿歌手,岷县草滩村人,自小伴着花儿长大。她也是花儿招来了自己的心上人。……②

仅从以上王沛举例的这些歌手的出现、成长和成星扬名来看,无外乎两种情形:一是家族承传;二是,由花儿故乡、当地土壤(花儿文化空间)中孕育出来的。

这就鲜明地告诉我们:花儿这种多民族一地共创共享极具公有性的“表演民俗”形式,是特定的“花儿生态区”里的民间产物。它没有原生于回族聚居的任何地区,它也没有发源于青藏高原或中原的其它地区,这绝非是偶然现象。

这个区域里的自然生态环境、山川河流四季运转而养成的审美情趣;社会各类族群、群体的结构和跨族际的互动惯制;它的相对稳定的农耕生产(最少也是半农半牧地带)与生活方式的“自给自足”在精神层面上的“自创自享”的意识;族群之间交流桥梁的创造和交往习俗;约定俗成的观念和各自信仰禁忌的共处……等等,就构成了花儿赖以根植、存活、繁茂的文化生态链。只有这个文化结构,才是花儿与其主人——当地各族群及其文化空间和花儿的文化植被。

这样说来,花儿的保护,治表又治根,自然是这个文化生态区(花儿生态区)的完整或按其内在本体规律运动着的长存!

事实真得是这样或能这样运作吗?

今日现状却是一个尴尬的否定——这就是一个沉重的思考!

如今众所周知的现实是:现代化语境下的城镇化:顷刻出现的外出打工热、农村社会结构的迅速解体,专业户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全球化冲击的直接影响:一夜便笼盖四

野的全新音乐和休闲方式,农村青年一代对时尚(洋气)、时髦、富裕生活的合情合理的渴求和追逐……。我们看到:花儿会上,自发来自编自唱,自我宣泄、陶醉,追逐知音的男女愈来愈少了,出外打工的新一代青壮年“出门人”愈去愈多了,在花儿会上播放旧有的录音带、碟越来越多了;花儿进入了公、私各类型的有偿服务者(名歌手成为公家的职业者,歌手自愿变为城镇“茶园”的专业歌手)成为攀至难得的期盼;花儿会(或庙会)不靠公家、公费办不成了;妇女带着孩子、老人成为农村留守者越发普遍了。著名花儿歌手马俊们的后代,已走上了大学求学之路,花儿“家传”之云,已成昔日记忆。大型花儿会、花儿擂台赛、x x杯花儿歌手赛之类的举办,在隆重、热烈的气势和媒体的造势下,往往是在外表包装的后面,是“官方”“商界”共谋家乡发展的旅游开发、招商引资的主题,所谓花儿,在此仅仅是“搭台”的角色,何有为主而言?

那么,若问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其实正是花儿本身、花儿存活的“生态区”本身;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使花儿及其文化一族,遭遇到了全球化的“天灾人祸”!

这里有个问题:

当今的花儿歌手,是不是花儿的传承人?如是,他们将在哪里去传承?是专业歌舞团?是私营茶馆里?(回到花儿会上?)

如果说花儿流传地(含花儿会,花儿庙会)是典型的花儿“文化空间”。那么“典型文化空间”里的文化遗产,该从哪里着手来保护呢?其传承者是什么?是未来的“保护村”、“保护区”吗?

—求诸政府相关部门热心主管,非遗专家、学者、花儿歌手、护花的各界志士仁人与贤达高明给予思考,赐予解答;共同讨论,以求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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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海东地区位于青海省东部,西宁市与兰州市的中间地带,总面积17010平方公里,总人口213万多人,是青海省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和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地区。

②、请参看王沛著《大西北之魂 中国花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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