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

“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

——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再阐释

一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一种趋势，也就是说，以往的人类大都是在各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生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虽然从来没有终止过其相互之间的交往，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由于交通的便捷、由于媒体迅速的传播，由于互联网的快速沟通，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成了这小小地球村的居民，在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中，在各种国际性的事务中，大家都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这些居民们要在一起共同和谐的生活，就必须要学会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尊重。为此，费孝通先生讲了一段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按笔者的理解，所谓的“各美其美”是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尊和自信，“美人之美”则是在对自己文化自尊自信的基础上去学会尊重别人的文化，欣赏别人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和谐的世界。

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下，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样的主张。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是因为他看到整个的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不仅仅是针对经济落后的、文化传统的国家，也同样针对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他认为：“西方人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制造了一个统一的人工化的物质环境，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大的新的文化环境。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怎样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就是如何走向世界一体化的问题了，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各自的文化基础不一样，各自文化发展的初始条件也不一样。

不仅如此，就是西方国家本身也还并没有适应它们自己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新的人工的物质环境，也就是说，当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并没有真正的协调一致，新的物质文明需要有一个新的精神文明、一个新的文化观念、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但到现在为止，这个新的精神文明还没有真正跟上来，还在探索和完善之中。也就是说，人类新的发展建造一个了新人工世界，这个新的人工世界不是和自然统一的，而是对立，是和自然相对抗而存在的。但这种对抗的结果，就是自然环境的被破坏，河流、空气被污染，地球成为了不适合人类和其他生物居住的地方。另外，其和人性也是相对立的，在一切以物质占有为目的，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摩擦不断，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如何解决物质发展和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关系，如何解决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西方文化所面临的问题[1]。

他的这种认识告诉我们，不仅是非西方国家，就是西方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新的文化转型，同样面临着一个怎样让自己国家的文化去适应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的问题，这里面不仅包括了一个文化反思的问题，也包括了如何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因此，费孝通“文化自觉”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目前，从国际的形势来看，各种争端不断，到处充满着战火的硝烟，世界并不太平；从国内的形势来看，虽然经济不断得到发展，国际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但传统的道德文化却不断流失，经济次序不够规范，假冒伪劣产品屡屡出现等。不仅如此，自然界也在不断的报复人类，近期的印度尼西亚的海啸事件、美国的飓风等都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恶化之中。在这样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我们理解和探讨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思想，认真思考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

笔者认为“文化自觉”应该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如何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认识我们的历史文化，以确立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增强我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另一个方面就是如何更新我们的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到世界的文化体系中，并在这里找到自己文化的位置与坐标。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观念，第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第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对立。

费孝通先生说：“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这套旧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港台的知识界60年代也对此提出了问题，不少人感兴趣的是怎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说明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2]”

其实，对任何现实的理解和认识，都有它无法摆脱的先行结构，这就是传统。我们并非绝对自由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有一种先于我们的久远的历史，有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价值原则、道德规范、知识结构和语言，这一切成为我们不能否定的制约，无法摆脱的传统，而一切对现实的理解只能在这一前提下进行。传统是前人理解的积淀和系统化，及过去遗留下来的价值、原则、规范、经验、观念和知识的总和。其并不完全是人们要加以克服的消极的东西，而是理解和阐述现实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正因为如此，人是不可能否定自己的过去的，那种不顾一切的反对传统的东西，试图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可取的。人们最终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并为传统所吞并，因为，他们的反传统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仍归于传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的一个不断持续的进步，能够这样携带着向未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复的过去而前进，这正是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3]

另外，探讨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也离不开对传统的思考。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与传统的对比中认识现代性，而且还因为这二者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重建了传统。[4]也就是说，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仍在发挥作用，传统并没有消失，作为过去与现在的媒介，它在现代社会的建构中也在被不断地建构和重新建构着。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传统与现代对立。

三

另外，我们也没有必要让世界性与民族性对立，因为如果我们纵观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在没受到任何外来文化而独立发展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是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及融合中发展起来的。

罗素曾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希腊，而文艺复兴式的欧洲又模仿拜占庭帝国。[5]”

也就是说，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共同铸造了人类文明一个又一个时代的里程碑。中国文化也一样，从远古开始我们就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后来是波斯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影响，欧洲基督教、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包括近百年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因此，所谓的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是不存在的。

在人类的文化中没有绝对的民族性，也没有绝对的世界性。即使全球化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新加坡的学者劳悦强先生说：“我们知道人类的故乡原来在非洲，经过我们的祖先有意无意的大规模向四面八方迁移，跨过以十万年为单位的时间轴，今天我们终于足迹遍布全球。这是史前的全球化······[6]”

因此，人类的全球化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也不是十五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才开始的，而是史前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才会说中国早期的彩陶文化有可能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发现美洲大陆的印第安文化和中国商周以前的文化有相似之处，人种也一样，甚至学者认为印第安人是从中国大陆迁徙过去的。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文化的确是从远古开始就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过程。只是古代的全球化的速度极其缓慢，需要上万年或上千年，而如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瞬间便可以传遍全球，而人类的迁徙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交通的便捷，为跨国公司的合作，远程的旅行，不同国度领导人的互访等提供了方便。人们走遍世界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这就是当前全球化迅速进行的事实。全球化速度得越迅速，人类文化交流就越频繁，相互的影响也就越大，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机会就越多，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这里笔者很赞成汤一介先生所说的：“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和接受文化交往和相互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7]。”

四

尊重各种不同文明的前提是客观地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而客观认识自己民族文化必须要有其他的异文化作为一种参照体系，这就是人类学家所要做的工作。费孝通先生说：“本土人类学者的工作实际上不是在一个单一的参照系下进行的，在像我所做的那一类研究中，有两种异文化作为我的参照体系，这两者异文化便是在国内外其它民族中我自己的亲身阅历以及从社会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习中获得的有关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知识。”[8]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异文化包含有两种，一种是外国文化，一种是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相对于精英阶层的民间草根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可以为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供很好的参照体系。

对于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费孝通先生曾说：“不要动不动就搞汉族中心主义”。习惯上中国的文化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史书的记载和撰写，也都是顺着朝廷的更替，本着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正统来写的。但事实上中国是由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因此，文化自觉还应该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全面的认识，不仅是汉族文化，还有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精英文化，还有民间的草根文化。而这种认识又会促进我们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笔者曾于2005年的夏天和2006年的春天在贵州省六枝特区的梭嘎乡考察苗族的一个分支——箐苗，这是一个古老的，没有文字的，有着自己特殊历史和文化习俗的民族，六十年代以前这里的人还不会算数，还保持着刻竹纪事，结绳记事的古老传统。即使是现在当地的老人还不会使用公历纪日，甚至也不懂阴历。他们是用于十二地支相配的十二生肖纪日。赶集的日子也是用生肖来纪的，那里的集市是用生肖来作为周期轮流转的，每一个集市用两个生肖来表示。6个场一个周期。日子则是十二天一个周期，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十个月。

这种纪日方式看起来很特别，但追溯起来应该和中国最早的历法有关，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作“十二地支”。 “十二地支”所对应的十二生肖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古代历来以天为主、地为从。十天干又叫十母，对应的十二地支则别称十二子。汉代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桡采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支。干支相配，以成六旬。”大桡者乃黄帝之臣，此处所云之“配成六旬”，即六十甲子，乃天干十与地支十二之最小公倍数。干支按顺据中国之古老阴阳八卦观，天为阳，地为阴，天乾而地坤。以天为主、地为从者序相配合，由甲子、乙丑……直至癸亥，恰为六十对。其首、末位亦分别为干、支之首、末位，一轮回是也；继而再由甲子开始，即“花甲子”也。后人称六十岁为“花甲”，即出于此。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用生肖来纪日，可能与渔猎时期的原始崇拜有关系，应该是那一时代留下的产物。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才刚刚脱离采集狩猎的生活，在那种原始状态的生活中，人们依然保留着原始文明时期的许多习俗，以及认识自然的基本方式。在原始的渔猎文明时期，人类的生产力低下、认识自然能力极其有限，对与自已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产生一种依赖感(如马、羊、牛、鸡、犬等)，对危害自身安全的动物产生一种恐惧感(如虎、蛇)，对一些超过人类的动物器官功能产生崇敬感(如狗的嗅觉等)，导致产生对动物的崇拜。这几乎是一种人类的共性，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都有过不同程度对动物崇拜的历史。

有学者认为，在我们原来的农历以前，相传在帝舜时代我们先民成熟的历法是太阳历，或称华夏族纪年法，它与我们十二月为一年，十天为一旬的农历是不一样的。一年分为十个月。而基础时间分类又以十二等分为准，即一天十二时辰，十二天一旬，三十六天为一月，七十二天为一季，三百六十天为一年。一年内分五个季，一季内有二个月，一月内分三旬，还剩下五天，为年之余，刚好作过年的日子用。例如诗经《七月》叙述了从一月至十月的年中行事，中间没有出现过十一月和十二月。也就是说，那时还没有十一月、十二月的历法时间概念。

而且有意思的是，刘尧汉先生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专著中，收集到的尚残存在彝族民众中“十二兽”纪日法，俗称“黑甲子”。在他的书中谈到，居住于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有以十二兽纪日的历法，他们以十二种动物纪日，今日为鼠日，明日为牛日，以此类推三轮为一个月，计三十六天，一个月三十六天，一年便为十个月，这就是“十月历”法。

而在笔者所考察的这一地区，不仅生活着苗族，还有彝族和布依族等，而彝族与苗族的关系颇为密切，许多苗族人都是租种的彝族地主的土地。因此居住在这里的苗族人完全有可能受彝族文化的影响。更何况这里的许多地名都是以生肖来命名的，如这附近的鸡场、马场、牛场等。也就是说当地人不仅用生肖来纪日，也用来纪场，而这种场和日又是相配的。这些用以集市的场不仅是苗族人赶，彝族人、汉族人、布依族人都赶。说明用生肖来纪日、纪场，早先不仅是苗族人，也包括其他民族的人，最重要的可能是彝族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彝族人的“十月历”、十二兽纪日的历法被人们关注到了，而苗族人同样的历法却没有受到关注，因此，未必是苗族人受彝族人的影响，而是他们共同的传统，甚至整个的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都使用的这种历法，只是汉族人在发展中丢失了这种传统，却被这些少数民族保存了下来。彝族因为有文字所以它的历法被学者关注到了，但笔者考察的这支苗族，没有文字，因此，没有受到关注。人们常说“礼失求诸野”，看来很多远古的东西，在汉文化或精英文化中不存在了，却被少数民族文化或民间的草根文化保存下来了[9]。

另外，笔者考察的这支苗族，不仅是他们十二地支的概念和汉族都同出自于一个渊源，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里面还有许多的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发展的。如家庭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宗法社会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因而代表家庭伦理的“孝悌”便成为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以实现“仁”的根本条件，所以说“孝，礼之始也[10]”，“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11]”。这本来是汉族人的思想观念，但苗族也一样，尽管他们的习俗甚至节日和汉族都不一样，但在重视葬礼和祭祖这一方面与汉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最大的祭祀活动和礼仪活动就是葬礼，还有平日无论是年节还是有什么大小事情，最重要的就是祭祖。虽然他们没有孝的理论，但他们这些文化行为所体现的都是一个孝字。葬礼的隆重不仅体现在对生命的敬重，也体现了对死去的父母的孝道，而对祖宗的敬畏也是对家庭血缘关系的肯定，是加强血缘关系联络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文化也在相互影响，他们有自己不同的语言、服饰、宗教与传统习俗，但如果我们深入剖析，就会发现在他们不同特点的外表中，还隐含着许多相同之处，这种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相互交流的联结点是在某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一定是在同一时期。

另外，除少数民族，还有民间的草根文化也是帮助我们完整的认识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比如，有学者认为，在世界各古文明中，都有一个巫术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源头，以后才从这种原始的巫术文化演化发展为文明时期宗教文化、科技文化、典籍文化。但是中西方文化在文明化过程中却分别走的是不一样的途径。故希腊文化经过“哲学的突破”之后，其思想脱离了原始巫术而获得了独立的发展，走向了宗教文化和科技文化。这样西方的知识传统具有了思辨性、逻辑性、求真性的特色。但是中国的巫术文化则直接转化、演变成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既保存了巫术文化的操作性、功能性及主客体互渗性的特点，但是又具有理性化、典籍化、体系化的特点，儒家的《周易》、《礼仪》等经典就是这种巫术的文化结晶[12]。

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早期的巫术文化直接转化过来的，但毕竟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然而这一文化的源头虽然在精英文化或汉族的上层文化中已经消失了，或者模糊了，但在在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的草根文化中还存在着和保留着。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谈到的至今部分苗族人还在用与十二地支相配的十二生肖来纪日，这种纪日方式，在商周以前新石器时期的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也许用的都是同样的方式，包括八方之年、十月历等，都是我们的祖先与各不同兄弟民族的共同创造。另外，直至今日，大量的巫术传统还存在于这些少数民族以及民间的草根文化中，如果我们要真正地了解中华文明的来历发展及深刻的文化核心，我们就不能仅限于汉族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研究，包括整个中华文化转型的智慧都要从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文化中来求得。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不仅是不同民族的文化是相互影响，可以相互沟通的，就是不同阶层的文化也并不是泾渭分明互不相通的，贵族文化和下层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的草根文化，他们有各自的特点，但也是相互影响的。还比如许多的古代的宫廷音乐、宫廷绘画，在城市已经消失了，但却还保留在一些农村或城市的民间社会中，如笔者曾在陕西的关中地区做过考察，在考察的过程中了解到，西安附近的一个村庄，千余年来一直在许多民俗活动中演奏着唐代的宫廷音乐，还保存着非常完好的唐代宫廷乐谱。笔者还考察过陕北的剪纸，这个地方毗邻内蒙，在汉唐时期曾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关塞，元明以后，随着蒙汉一家的局面形成，其重要性开始减退。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其文化的流速减慢，其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的习俗，还保持着汉唐时期的传统，其剪纸的风格和汉画像砖的风格尤为接近。剪纸是一种民间艺术，而汉代的画像砖全是贵族阶层用来装饰墓室的，是一种贵族的艺术，其风格的相似说明，贵族艺术和民间艺术是有一定的相通性的。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的草根文化中，还保存着许多远古时期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整体认识中国文化的珍贵资源，因此，我们要完整地认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不仅要从书本上，文献中，博物馆里，还要深入民间，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调查，去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中国的文化，甚至是人类的文化发展有一个客观地认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甚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即使考察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草根文化，但同样也可以折射出人类文化中的许多共同问题。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文化正在失去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不仅是现代化的文化环境使其难以生存，就是自然环境的改变，也使其难以存在下去。所以，费孝通先生说：“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资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产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3]。”

五

费孝通先生谈到的“文化自觉”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社会经历过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文明，第二次是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第三次是从工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也可以说是信息文明。在第一次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可以说是成功的，是世界先进发达的农业国家。但第二次转型也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却落后了，不仅是落后，可以说是被动，被迫的转型，是在没有任何主动性和自主性的过程中走向工业文明的。

因此，尽管中国在历史上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在近百年来，有哪一种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又有哪一项影响了人类社会变革的思想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没有。为什么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没有自己原创性的活力，所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变革社会的思想都是来自于西方。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掌握文化转型的自主权，没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当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稻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面临着人类如此大的变革，李鸿章惊呼中国面临着一个“数千年未有之的大变局”。

但工业革命在世界上只有短短的二、三百年的发展，在中国也就只有近百年，有的地方甚至到现在都还未完全进入工业社会，我们又开始进入了第三次人类社会的转型，即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型。这一次转型的跨度一点也不亚于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时的那种气慨，一个完全不同于大烟囱时代的工业化生产的新的文明出现了，转基因的生化研究，网络上的虚拟空间，大众媒体传播的普及，跨国公司带动了人口在世界范围的快速流动和迁徙，人的距离缩短了，地球成为了地球村。

那么在这一次的转型中，中国人能把握自己文化转型的自主权吗？我们能为世界在新的一波的发展中，提供自己在文化上的创造性吗？能够真正地发挥自己在文化上的原创力吗？这一切都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做到“文化自觉”，能否在“文化自觉”中找到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坐标。

如果说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主要较量的对象是自然，因为人需要在与自然的和谐中生存；而工业文明时期人主要较量的对象则是物，人需要创造大量的人工制品来供市场消费；那么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主要较量的对象则是文化。知识经济，非物质经济，符号经济，文化产业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常常能见到的关键词。越是经济全球化，人们越是要在文化的发展上找差异，找特色，找个性。

在上个世纪的工业文明发展中，各国争夺的主要资源是自然资源，在本世纪的后工业文明的发展中，文化资源也将成为各个国家的重要争夺对象，因为未来世界的竞争将会是一场文化的竞争。如果说工业文明主要的发展是来自对于物质世界的建造，那么后工业文明，就将是来自人类的精神世界，包括文化的再造。人类以往不同的文明地区、文明阶段所创造的各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及公共符号等都将成为我们发展未来文化和未来经济的重要资源，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主动的理解和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又将会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迟到一步。所以我们需要提倡“文化自觉”，所谓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有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也深刻的认识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尊重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性的文化转型中，握有文化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也惟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做出具有中华民族原创性的发言与贡献，同时为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