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新：设计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去田野中寻找生活的设计历史

设计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去田野中寻找生活的设计历史

李立新

摘要：本文在指出史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与阐释主义两种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及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设计史研究的生活史与田野考察方法的转向，进一步指出这一转向的主要动因及方法论意义，并通过中国油纸伞与四轮车的田野工作实例说明田野考察方法在设计史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及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设计史研究；方法论转向；田野调查

作者简介：李立新（1957—），男，江苏常熟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与设计》常务副主编。研究方向：设计历史及理论。

用“设计”的观念去审视人类的造物活动，关注造物活动的地域、文化、生活特性，重视设计史的生活性质，提示生活行为与设计发展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中国设计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这种研究转向的出现是在当代设计艺术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动的背景下，是设计艺术学科内外因素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研究的转向将带来设计史研究中生活的回归，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设计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让人重新思考人类造物的真实图景，为中国设计艺术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设计史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及其误区

中国史学从来就有自己的研究传统，通古知今，以达天下，“通变”、“观变”、“明变”是其核心价值，对于艺术发展及规律的研究也曾纳入其中。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理论”的建立，这一史学传统受到实证科学理论的挤压，史学研究必须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作为方法论基础，方法论实证主义被奉为史学研究的根本范式。当发现实证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致命缺陷后，阐释主义方法论成为史学研究的又一视角。设计艺术史研究借用这两种趋向分离的方法论，其结果导致设计史与生活世界的严重分裂。

1．两种方法论思想

设计艺术史研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论。长期以来，借鉴艺术史研究和人文学科研究中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人文主义）的方法论，而由此所引发的论争一度较为热烈，莫衷一是，持有不同方法论的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设计史研究做出方法上的释解。[1]但是，当我们对相关研究进行细细审视之后却发现，两种争论虽有不同的指向和关联域，有着不同的层次，但却都是沿着“可证性”和“类比性”这两个逻辑起点建立起来的。

在“可证性”的视角下，许多学者认为设计史应该用“设计事实”作检验，强调设计事实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设计史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将设计现象当作客观事物看待，按照自然科学定量、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着重设计数据的证实，采用价值中立的客观主义态度，一切以可证的原则为准绳。其目的是建立设计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在这种逻辑之下所形成的设计史研究主要观点是：设计艺术史的基本知识要靠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获得，有多少资料出多少活，因此，要尽可能占有原始资料和全面占有资料。“在实物史料中，出土物最重要，依据它们，应当能够建立足以凭信且不断进步的中国工艺美术史。”[2]

以“类比性”为起点的学者们则表现出一种较为特殊的思维逻辑，“即从主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语言游戏为类比的知识模式”。[3]模式转换之后强调主观性的理解，带来了设计史研究被看作是一种解释性活动，而不再去寻求主客体之间的表象与本质是否符合。实证科学的核心是确定性的真理观，目的是要把握事物的同一性。而人文主义的真理观是解释性的，多元的，所追求的是殊异性。这种思维逻辑的逻辑起点是“类比”的，主要建立在“语言游戏”的类比上，从而导出一系列设计现象的解释，类比在客观上也具一定的依据，如设计行为同语言行为在“游戏”性质上也非常类似，都需遵守相应规则，又都在特定的传统习俗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之中形成。设计语言与文学语言相类似，也有自己的言语、语法、语境，它们只是在不同层面上，不同方式上表现出来而已，对它们的意义的解释都需依赖于人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与规范。

为什么关于设计史方法论的论争曾经热烈又未达一致，答案极简单，论争反映了方法论在设计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因而引起设计史家的广泛关注，而争论过程中的各执一词，则源于设计史的独特性质和学者们对历史的认识与思辨。不言而喻，历史是一个过去的事实，历史研究则是一门现代学科，讲求实证、重视史料，尽量去恢复一个客观真实的设计历史。但仅凭史料和实证却无法复原一个真实的设计历史，因为史料也有一个鉴别的环节，有一个归纳、整理、综合的过程，这就自然地会带上参与者的主观色彩。如此来说，一个与任何认识主体无关的绝对真实的客观的历史永远无法复原，这就给研究者一个可以发挥的阐释空间。所以，马克·加博里约说：“人们在声称以‘实在的’历史为依据时，实际上是在运用某种‘解释’”。[4]这也恰恰让“可证性”和“类比性”成为了设计史家认识设计历史并对其思辨的逻辑起点。

2、设计史与生活世界的分裂

实证主义作为设计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就设计的普遍实践活动而言，有其积极的作用，就“可证性”这一逻辑起点来看，它也是设计的历史起点。实证学者认为出土实物可以验证设计历史，人类有过一个漫长的石器时代，其石器设计品类有大量新旧石器时代遗物为证，所以，设计史可以从石器时代开始，这是设计史作为一门学科最基本的起始范畴，也与历史上最初的设计相符合。这表明“可证性”的逻辑起点与设计历史起点是相统一的。但是，在“可证性”逻辑下，最大的误区是将出土文物资料与实物史料等同，仅凭“可证”的出土文物就能建立足以凭信的中国工艺美术历史这一说法显得过于自信了，因为出土文物不是实物史料的全部而是一部分，甚至是很小一部分，作为历史上的设计实物资料，除了出土文物，还有大量非出土的器物，包括民间各类生活用具、生产加工工具、各种设备、制作图谱及符本等等，这类实物资料极为丰富宽泛，我们不能误认为只有出土文物才能作为设计史的实物证据，实际上，非出土的民间的一件用具、一本图谱也可作为观察人类设计活动的有力证据，当所掌握的文献实物资料还不能完全弄清所要研究的设计历史时，还可收集相关的回忆性证据、推论性证据，因为一段当事人的准确的记忆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现过去的设计事物，一个符合设计事物内在逻辑的推论也可以为我们展现历史性的真实情境。

假如设计史家仅凭出土文物研究中国的设计历史，那么，如此撰成的中国设计史就一定是一部《墓葬设计史》，因为除极少的窖藏文物与宗教用器外，几乎大部分的出土文物为墓葬文物，在墓葬文物中间，极少部分为墓主生前的生活用品，而大部分随葬品则是非生活用品，以这些所谓“冥器”或“明器”作实证，在工艺技术上也许能够获得一些不完全的证据，而在使用方式、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和生产制度等方面却不能得到一点证据，因为离人们当时的生活及环境相差甚远。

假如能够将出土实物与历史文献史料对照研究来撰写中国设计史，即便如此，也只能写成一部《宫廷设计史》。因为中国历史典籍虽汗牛充栋，但在《十三经》、《二十五史》、《考工记》、《宣和博古图》、《营造法式》、《蜀锦谱》、《砚史》、《墨谱》和《博物要览》中有多少记录着各时代普通民众的生活、生产、工艺设计活动的，而绝大部分是关于舆服制度、钟鼎彝器……的记载，均是帝王、宫廷、达官贵族之用品，材料技艺精美绝伦，极尽奢华富贵之能事，试想这样的设计史，证据倒是可靠的，但与故宫所藏历代皇家器物展览有什么两样。

阐释主义方法论的设计史写作是将研究成果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叙述是设计史不可离弃的本性，设计史家寻求历史材料和设计事实的意义并借此传达自己主观的理解，将历史上思想家的哲学言论、文学家的描述和设计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类比性”的逻辑起点也是设计的历史起点，“取象比类”的方法将事物的相似性看成是一种原始亲属关系，一种本质上的同一性，因此“假而为义”比类造物。对历史叙事与解释功能的强调，使我们对设计史的文学、哲学层面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也给人有“文史不分家”的感受。但是，史家假如忽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叙述的情节化和阐述的随意性又使历史研究工作和文学家的工作几乎相同，那就无法对设计史知识的客观性得出有说服力的论证，缺少了历史叙述和历史事实之间有效的关联，所撰成的设计史就是一部《文学设计史》。

当然，若有《墓葬设计史》、《宫廷设计史》或《文学设计史》来增其趣味与多样化也极有益，这几种设计史撰写难度极大，或许耗费史家一生的精力也难达成。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一部与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用密切相关的《生活设计史》在哪里？法国年鉴学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对他的同行从中国回法后所撰写的大量关于北京故宫的故事表示不满，他说他对故宫的皇家生活及物品毫无兴趣，他想知道的是北京普通人的生活状况，那些每天清晨，鱼贩是如何用木桶装满鲜活的鱼，又是如何运到菜市场销售的，普通市民又是如何去市场购买每天所需的食品的……历史研究如果脱离了生活实际，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毫无生气。设计史与生活世界分裂，是当前中国设计史研究最重要的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工艺美术或中国设计艺术通史、专史、断代史，很难找出哪一本不带着这样的问题，只不过这种问题因原来人们对“工艺美术”这一名称的理解而显得有些隐晦，而现在“设计艺术”这一名称的转换让人们获得新的理解，带来的应该是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改变与转向。

 

二、设计史方法论转向的动因与意义

 

当代设计史研究转向的主要动因是：（1）实证主义方法论和阐释主义方法论在设计史研究中的困境；（2）其他相关学科的启发；（3）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助势。

方法论转向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点：（1）促进对设计历史生活性质的深入理解；（2）由设计的生活性质孕育出新的课题；（3）促进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

1．方法论转向的动因

实证本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孔德认为实证科学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现象，也能够用于研究社会现象，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实证主义”命题。中国学者傅斯年敏锐地意识到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中国历史研究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论，他在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时，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具有实证思想的主张，他高瞻远瞩的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上穷碧落下黄泉是要摆脱故纸堆的束缚，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动手动脚找东西是在史料搜集时，要勤于记，勤于走，多访问，多观察，“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虽然傅斯年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的开创性研究，然而他的史料学只是初步的历史研究，还不是真正的历史科学。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将他的“史学即史料学”演变成“史料即史学”者不乏其人。更让人困惑的是，设计史家只弘扬傅斯年的前一句话而忽略了后一句话。

不论是墓葬设计史还是宫廷设计史，都只能把中国设计历史描述成死亡的历史。不赞成完全用实证方式去说明设计现象的阐释论者认为设计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些意义不仅可以表达，更能够理解，人在理解、体验的过程中阐释设计活动的动机、文化符号和真实意义。这种诠释观片面地选取一个特定的方法进行研究，遮蔽了设计的原貌，造成设计史的“妄测”与“失真”，采用的阐释越多，直觉越多，主观亦多，所得结论越近文学而越远离实际的设计活动。方法论的局限将中国设计史研究深深地陷入了困境，设计史的出路在哪里？难道设计史真的死亡了？每个关注设计史研究的人，只要静下心来不带偏见地深入反省与思考，就会觉得方法论的突破势在必行。

在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取向中，都出现了“方法论的转向”，这些学科在早期阶段的研究中都受到了科学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进入20世纪后半叶，人类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两种思想观念，两种方法论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实证主义在学术讨论中几乎成为一个贬义词。在社会学研究中，建构主义方法论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建构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现实，因此，主客观之间是一个交往、互动的理解过程，通过互为主体而能达到一种生成性的理解。建构理论为社会学方法论中关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道德与价值等重要的核心问题做了重新的认识和理解。[5]在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文化上的转向，从而使心理学研究的方法产生多元化的倾向。在哲学研究领域，西方现代哲学是方法论的哲学，近年来的“语言转向”实际上就是哲学语言研究方法的转向。在今天各学科领域，似乎都在方法论上有所转向，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科的完善，方法论的发展变化也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

其他学科在方法论上的改变和取得的相应成果，带来了对于设计史研究方法论的重新思考，其中人类学研究方法值得借鉴，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发生、发展和规律的科学，它有一项工作称“Fieldwork”，就是“田野工作”，也被称作 “田野方法”。其理论范式也在不断地转换，从古典进化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到更晚的互动论、过程论，中国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摆脱了过去片面强调单一的研究路向。近30年来，在中国乡村社会、少数民族、海外文化“三大地理空间圈”及在宗教与仪式、比较政治、经济、历史、比较文化和法律诸多领域的研究中获得了较多的成就。

设计史若要学习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简单地讲，就是要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设计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而田野工作是正确认识设计现象、内容与形式的一个极佳途径。对于设计史而言，将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引入研究之中，取决于设计正是极其重要的人类文化现象，因此，结合设计的特点，吸收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经验，在研究中可强调三个方面：（1）是田野工作重人不重物，考察人在生活中是如何创造和使用这些物的；（2）是强调整体观察而非单一现象的观察，不把握住生活整体就不能理解物的意义；（3）是注重历史溯源的追寻，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物品，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哪些物品消亡了，哪些繁衍下来，延续至今。如此的方法将促使设计史研究发生转向，被视而不见的或遗忘的人和物变为关注的中心，生活中某些物品由底层浮显为上层，由暗部转为亮部，某些物品因体现出生活设计的规律而被视为典范。这种转向可将设计史由墓葬的、宫廷的转变为平民的、生活的。

2、方法论转向的意义

方法论转向不只是为设计史家提供了一个了解人类设计活动的新视野，重要的是为设计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思想，具体而言，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设计史方法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对设计历史生活性质的深入理解

中国设计史研究为求客观，为求历史的真实，企图将设计史建设成“实证的”、“纯客观”的历史，设计史的任务就在于占有原始资料和全面占有资料，但在多读古籍通检《文物》、《考古》的过程中，没有把生活的、平民的设计放在研究之中，是一种无生活的历史。而设计史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生成的人的创造行为与生活方式，是设计的本质，设计史也正是依靠人类的生活行为和方式来保证其历史研究的合理性和普适性。方法论转向应该唤醒设计史家的生活意识，反思过去忽视生活的片面的实证传统。

方法论的转向，能够帮助我们认清设计史的性质，无论是设计史的研究对象，还是研究主体都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生活是设计的本质特征，表明设计的存在不仅是一种创造物的存在，更是一种生活历史的存在，生活使设计物具有了完整的意义，设计物也让生活充满创造性。事实上，生活与设计是相互建构的，一方面，生活是由设计创造的，设计物参与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建构；另一方面，设计物本身又是人类生活所需的产物，是在生活作用下的创造物。将生活放在设计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可以促成设计史研究范式从无生活的历史向以生活为重点的时代性的转变。

（2）由设计的生活性质所孕育出的课题

方法论的转向，促进了我们对设计历史的生活性质的深入理解，从而孕育出一些新的课题，生发出生活设计史多样化的研究取向，比较突出的、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有：凸显人的创造性设计；本土化设计；地域性设计；风格化设计和宗教化设计等，比较研究课题的取向目的、目标和方式，在大的历史学科并不是新的课题，但在设计史研究中却都是围绕着人类生活方式而展开，各具特色，颇具新意。方法论的转向改变了研究性质，使设计的历史映射出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作用而生机盎然。

凸显人的创造性设计的基本取向，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中国设计具有卓越的创造性特质，揭示其中规律性的部分是设计史的重要任务。古人对于器物之不知确始于何时何人者，都委之黄帝所创，《事物纪原》、《事物原始》等书，所辑黄帝的发明达百余种之多。[6]然而，其中有不少问题如果不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就无法弄清，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提倡研究原始民族的艺术，因为这是人类最初级的艺术，如同解决高等数学之前必须学会加减乘除一样，研究艺术从初级形式开始，可以明了其起始状态，真正掌握人的创造性特点与规律。近年来，从“工艺史”向“设计史”的转变，也强调了人的设计创造在历史中的作用，人的创造性从原来外在的自变量引入到设计史的研究之中，拓宽了设计史研究的视野。

本土化设计的历史研究目的在于考察本土设计中的特有的设计行为，考察传统本土设计的生活习俗的意义，并能在此基础上解释特定设计方式及行为活动的模式和理论，建立起一个本土设计的历史知识系统，也能为一般的设计学理论奠定宽广的基础。

地域性设计着重强调设计在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中的行为活动，重点研究个体与区域设计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个体的创造由家庭传承而扩展为家族或地缘关系的交流叠合，在地域性造物设计的视野中，将人、设计、环境的相互作用融为一体，为设计史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路向。

风格化设计的取向关注的是“中国设计史上是否存在历史的风格，如果有，在什么意义上来研究‘唐宋风格’或‘明清风格’，它们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7]风格化重视在具体的设计情境中历史变迁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一方面，几千年来，中国设计不断吸收、融化和创新，但始终具有中国特有的设计风格；另一方面，由简到繁、由华丽到质朴、由清秀到丰腴，展示出各时期设计风格的演化。风格演化回避了以前的设计高峰论，将高、低，雅、俗的评判转为风格特色的评判。

宗教化设计考察的是历史过程中设计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如魏晋南北朝有一个佛教的设计世界，表现出佛教俗用与设计的联系。而在民间，宗教设计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各种祭祀、仪式用品，各类宗教活动中有大量尚待开辟的研究领域，虽然难度极大，但却是设计史一处广阔的天地。

以上解析的几种取向角度，基本上提示了设计史与人的生活、文化的关系，对于走出研究困境，促进设计史研究中生活化的回归，具有一定的作用。当然，每一取向都有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对于设计的历史研究来说，如果不接触活的设计的话，它便难以成立，所谓活的设计，即是生活中的设计，就是意味着要开展田野的调查工作。由田野工作结合文献、考古，多种方法并举，才能展现出一个新的设计历史来。

（3）多种研究方法的融合

设计历史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设计史研究的多元性，仅用一、二种方法不能完整地描述中国设计艺术的历史及特征，只有多种方法并举，多元方法共存，相互渗透，有机整合，才是设计史研究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设计现象必然的选择和理性的应对。田野调查作为设计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就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整合了实证与阐释、定性与定量、个案与整体的方法之后的一种综合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特征与实质是实地调查，以这种综合研究方法去关注民众的、民间的、草根的设计艺术，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需的设计艺术。

设计史田野调查从其开始之日起，就应借鉴和运用客观的实证的方法做研究，由研究者身临其境地体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于设计史研究来说，永远是有效的。然而，面对设计中人的创造与设计的生活层面的研究，不能只选择实证的方法，以实证方法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必然会陷入困境。因为仅是实证，研究的任务并未完成，还需在对设计历史全局的统览下，对设计形态及演变作分析、阐述，寻踪一个设计品类从诞生之时是如何在生活中被接受，之后又发生怎样的变化，对于人类生活及其他物品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设计历史是活的、动态的，寻根寻因、瞻前顾后、参透因果的考察是必须的。只有如此，才能将实证所得的设计史的片段、局部偶然转化为整体、全部、必然的结论，才能使设计史研究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实现实证与阐述的统一。

田野调查是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在自然的环境下做实地的考察体验，以当事人的视角去观察，作开放型的访谈和资料的分析，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所以，研究者本人即是研究工具。同时也要对研究对象作定量的数据分析，通过资料的分类整理，数据的录入，再以统计图表、百分比等方式进行分析，使田野调查工作趋向严谨的精确，也可使调查对象从以个案事件为中心转向以普遍整体为主体的研究。实际上，定性研究方法中有许多可做定量分析的内容，如归纳出一定的数据，定量研究方法中也包含有定性分析的成分，因为仅是量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需要加以解释。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相互渗透，可使方法论的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方法论转向带来的最大的启示作用就是设计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整合，上述多种方法论原处于不能相结合的甚至对立状态，而转向之后将能获得较大的整合。除此之外，个案研究法与综合研究法也可整合一体，有微观的，有宏观的，在细微处可观大体全貌，在全局整体中可观局部细微变化。实验性方法也可整合其中，以验证其真实性。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没有哪一种方法属于万能的、包罗万象的、对历史研究具有通用普适的作用。所以，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兼收并蓄，兼容并包，是方法论转向最有价值的意义。

 

三、“礼失而求诸野”：设计史研究的田野工作实践

 

最后，涉及到一个上文没有提及但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关系，期望对这一关键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再以设计史研究田野工作的两个实例：纸伞的调查与四轮车的调查，来说明设计史研究应用田野调查方法的可能性。

1．史学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关系

历史研究能否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也就是说田野调查作为历史研究的方法能产生多大的功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开拓设计史研究的新的方向。

首先，历史研究的是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作为设计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即是人的造物活动，而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的对象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共通性，所不同的是前者从研究自身的现象再转而研究他人的现象，后者则是先研究他人的、异族的、原始的现象转而再研究自身的、本族的、现代的现象。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田野调查，研究者都必须面对人与物、历史与现实，必须面对生活，以及自身生活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现实问题相联，这是双方共有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礼失而求诸野”，据《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吕向注曰：‘言礼失其序，尚求之于鄙野之人’”。其意为，当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之时，可远离书斋，到广阔天地之间，在社会民间去遍访寻求六艺之术，那里有丰厚的礼乐文化积淀。我国素有文献、文物大国之称，但在如此丰富的历史文献、文物的记载、收藏中，关于设计艺术大多为皇家、宫廷、权贵用物及礼仪、祭祀用品和规范的记录，而有关生活器具、生活习俗和民间信仰等内容甚少，只能求之于田野调查，才能逐步厘清其线索。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是“礼失而求诸野”思想的体现，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汉唐城市史、明清社会史、近代农村社会变革史等研究都因缺少相关的文献文物记录而广泛、积极地做了田野调查工作，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人类学的民族志、生态史和当前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也都表现出这一思想。

第三、在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文献资料的发掘，在田野调查工作中，除了实地访问，取得活的第一手资料外，还有对于民间各种图谱、符本等珍贵记录的收集，包括地方资料、文书、档案、信件、碑文的收集整理，这些工作也是田野调查的内容，所得资料正是田野调查的产物，这些民间的、地方的文献资料对于史学研究的实证工作，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四、田野调查并不局限于异民族，也不局限于古代，甚至不局限于实地，若能广泛地涉猎现代报刊、杂志、广告、网络、行政、邮电、工业、农业、商业的相关资料，利用这些文献资料研究当代历史，也具有田野调查的性质。这是灵活运用现代文献资料的方法，也是值得关注的田野调查的一种方法。[8] 86

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历史已有较多实践，而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已成传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由此而开拓出一个东方学研究的新方向，大阪大学共同研究小组出版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如滨岛敦俊的《总管信仰》：“把有关长江三角洲农村的文献研究和作者本人在日本农村的生活体验相结合，提出研究假设，分析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访谈资料和新发掘的资料、文献、证明自己的研究假设。这本著作运用独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关于明清时期中国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见解，因而在学术界受到了高度评价。”[8]83与设计史相关的，有川胜宋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镇的石拱桥景观做了全面调查，结合乡镇志的记载，揭示出石拱桥建设的过程。当然，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成只要进行田野调查就能做历史研究，作为方法，它只是其中之一，上述四点论述与日本中国史实例，揭示了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启发我们的中国设计史研究要应用田野调查的方法。

2．纸伞：被忽视的设计史典范

从2004年春到2006年底，笔者为完成《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 》的编撰任务，带着南京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多次赴江西婺源、安义，浙江杭州、湖州，江苏苏州、徐州以及安徽等地对传统器具进行了田野调查，涉及调查的器具有：风箱、水碓、独轮车、纸伞、辘轳车……等。以下选择纸伞的田野调查及文献对照作回顾，借以说明对设计史研究的作用。

田野考察小组在江西婺源甲路村对传统制伞进行了调查，其目的在调查前已很明确，要了解中国纸伞的三个优点：（1）是经济，纸竹材质，成本低廉，户户必备；（2）是功能，防水、防晒、弹性、韧性均好；（3）是结构，收放自如，携带方便。通过实地考察、传人访谈、收集资料，了解到甲路制伞的历史演变，从明清时代的前店后作坊方式到上世纪八十年的工场手工业方式，传统制伞及销售方式发生了变革，但伞的整体结构未有丝毫变化。在深入调查制伞的70多道工序中，重点研究了纸伞在滑动中收放的现象与相关构件，观察到一个联动的方式。这一方式已综合应用了力学、材料学、机构学原理，将收放功能要求、设计可靠性以及工艺性集为一体。在构件的结合上，用活动的节点替代固定的节点结构，用钻孔穿线的连接与竹销钉连接相配合，并应用了楔配合自锁机构来锁定展开结构。（图一）设计之巧妙，尤其是应用了多种配合相结合的联动形式，其构件联接整合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表明这一设计在机构学、工艺学和设计学等方面都有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的价值。

对于这一过去被忽视的纸伞的联动方式，设计史也完全未有涉及，为弄清这一结构的历史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在实地考察结束后又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寻觅踪迹。

先从文字查起。最早的“傘”字出现于《魏书·卷二十一》：“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时高祖进伞，行而赋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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