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与有形：现实化逻辑
荻野昌弘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 日本国 兵库县 西宫市 622-8501）
摘 要：相比法国，日本的博物馆文化不如欧洲发达。不过，藉着“无形文化财”和“人间国宝”的观念，另一类型的保护文化遗产体系得以确立。无形文化财的体系是由“现实化的逻辑”支撑的。尽管日本国内存在一种过分寻找“无形之物”之意义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缺少真正能够称之为文化财产的项目。文化遗产是公共财产的观念，在日本还很是缺乏。要想总结日本文化遗产传播的所有特征，一定要在“保密原则”之下进行。
关键词：日本；无形文化财；人间国宝；遗产
分类号： G1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9838（2011）01-0005-06
一、“无形物”之价值
1.博物馆之缺乏
在现代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意味着对物质实体及有形文化财的保护。即使是像古罗马遗址之类的衰败之物，只要它还保留着断壁颓垣，就能被作为文化遗产要素加以保护。人们能在这类遗迹中发见一种美。在日本，问题不在于像“废墟之月”这首歌中所唱到的一样，对遗址缺乏一种美感，而在于存在着一种将遗址视为某种可怕事物的观念。在沟口健二导演的电影《雨月物语》中，一个幽灵在一片废墟中出现并绑架了一个活人。这是一个没有得到妥善安葬的人的幽灵。同样的故事在传说中也存在，当某个长期使用的物品被漫不经心地抛弃，它就会变成一个幽灵。因此人们对博物馆心生恐惧，那里陈列着一排排的废弃之物，这些物品没有得到恰当地安置而是被堆积了起来，这种想法导致了恐惧感。
在日本，人们无意保存有形物，因此，日本的博物馆文化不如欧洲发达。虽然日本的博物馆首建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昭和时代早期博物馆才真正繁荣起来。1928年，博物馆事业促进会（日本博物馆协会之前身）成立，会长平山成信(Shigenobu Hirayama) 向教育大臣提交了有关博物馆设施的建议书。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当初面临的挑战与如今并无二致。
例如：稻生檀（Inou Dan）悲叹日本缺少博物馆工作人员。[1](1-4)如今日本博物馆界仍有同样的报怨。有些策展人也经常提出这一问题。如果决定建造一幢建筑以展示物品，但又缺乏运营它的计划，那必然会出现问题。就此而言，博物馆自昭和时代早期至今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
即使在昭和时代，国家对文化财所有权漠不关心的态度也没发生变化。1929年，《国家财产保护法》颁布时，几个涉及博物馆业的独立单位（共9个，含皇家博物馆、教育部所属宗教局、东京美术学校、博物馆事业促进会等）集中讨论文化财保护问题，[2](291)他们提及的一个主要议题即如何将日本文化遗产元素集中到一个中央博物馆之中。下述对话揭示了当时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矢用（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命令人们把国家财产交到一家博物馆，这能有多大效用？大岛：（皇家博物馆馆长）：我们无法靠下达命令强迫人们将东西交来。
矢作：就算我们这么做了，他们也不会拿它当回事儿的。
大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能靠行政命令，而是需要赢得他们的理解。[2]
这段对话展现出一个问题：即使颁布法律来促进文化遗产物品收集，博物馆收集展品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人间国宝
二战后，在联合国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领导下，（日本）对文化遗产保护曾有过短暂的兴趣，对京都被废弃和忽视的二条城进行了修缮。但是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中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才真正开始。而1950年《文化财保护法》的颁布象征了一个独特制度在日本的建立，这是一项应对重要无形文化财或曰“人间国宝”的制度。
“人间国宝” 一说最初是一个新闻术语，而《文化财保护法》中采用的术语实际上是“重要无形文化财”。这两个术语经常互换使用，其实二者含义迥然不同。法律采用的术语并不指“存活”的人，而是针对非物质的技术形态或技艺保护而言。相较而言，新闻术语“人间国宝”则特指艺术家。
重视技艺的观念，可能是出于保护传统表演艺术，包括诸如能剧在内的地方艺术，以避免其灭绝的缘故。战后，能剧濒临灭绝。一篇发表于《艺术新潮》（Geijutsu shincho），题为《无形文化财（表演艺术）》的文章[3](25,136,57-64)指出，一些能剧大师谋生艰难。东京国立博物馆常务馆长高桥诚一郎（Seiichiro Takahashi）辩称，有许多像能剧相关的器物其自身没能力也不值得在博物馆展出。他指出，博物馆既不能收集所有种类的戏剧器物，也不能有助于促进能剧的振兴。然而，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引起人们对个体艺术的广泛讨论。枊宗悦(Muneyoshi Yanagi)对无形文化财概念极其反感，他觉得陶瓷等工艺劳作中包含的文化财必须是有形的，其价值评判应以具有物质形态的物体为基础。他对仅从使用技术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工艺品表示担忧，并与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委员们[4](281-295)展开了激烈争辩。这证明以能剧类表演艺术为基础的、最初的无形文化财制度包含着一些并不十分适合陶瓷（枊宗悦的专长）等艺术的因素。枊宗悦批评无形文化财制度中缺乏明确的选择标准。
3.现实化逻辑
不论枊宗悦如何批评，一个坚实的逻辑支持着无形文化财制度。笔者在此称之为“现实化逻辑” [5](249)
现实化是在当前复兴曾存在过或据信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努力。传统表演艺术如能剧和能乐等，即被这种“现实化逻辑”所支持。戏剧表演在演员和表演者表演时才被赋于“形式”。如果没有有血有肉的表演者，那这些传统就不可能得到传承。就此而言，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忠实地传承过去的遗产，而重在当前将某种特殊表演理解为传统。这与法国那种将过去存在的固有传统传到当前，再传到未来的方法有所不同。传统本身是不可见的，它仅是在当前通过重要的无形文化财而得到生命。
现实化逻辑甚至能深入到陶瓷领域。枊宗悦将被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的瓷艺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他支持的瓷艺家，如滨田庄司（Shoji Hamada）和富本宪吉（Kenkichi Tomimoto）等人；另一类是他批评的瓷艺家，如石黑宗麿（Munemaro Ishiguro）和荒川豊蔵（Toyozo Arakawa）等人，柳宗悦认为他们的作品因为缺乏原创性而不足称道。尽管柳宗悦心存轻视，但是石黑和荒川仍因他们对宋瓷（石黑）、桃山时代志野瓷（Shino）及漱户黑瓷(Setoguro) （荒川）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而名闻遐迩。荒川甚至独自发现了一座古窑遗迹，并利用附近发现的一些瓷片复兴了志野瓷。这都是传统如何被现实化的典型例证。荒川真正制作出的是新瓷，但他采用了传统工艺。
4.将“无形物品”保护为遗产
重要无形文化财制度有助于复兴陶瓷类产品的市场。但如果像在法国一样，保护的目的是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过去，那就不可行了。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的发展无法导致市场的复兴。陶瓷艺术世界之所以能够凭藉“人间国宝”的存在得以自我改造，是由于艺术工艺被赋有的价值，而不只是单个艺术品的价值。
被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的瓷艺家，其作品的市场价会迅速攀升。三轮休雪(KyusetsuMiwa)、清水卯一(Uichi Shimizu)和山本陶秀(Toshu Yamamoto)等三位获认定的艺术家，其作品的估价在认定之后一直稳步上涨。1985年清水被认定后，其作品估价飞速上涨，超过了两年后才获认定的山本的作品价格。1983年，三轮在三人中最先获得认定。在1994年，日本所有瓷艺家中，他的作品估价最高。无论从任何时间点看，这三位艺术家作品估价的上涨都与他们被认定有着关联。然而，重要无形文化财制度的确立并未使所有艺术快速复兴。以淡路木偶（Awaji puppet）为例：鹤沢友路被认定为淡路木偶界重要无形文化财，可是，淡路岛过去有很多木偶剧院，如今却只有一家。在鸣门大桥（Ohnaruto Bridge）未建成前，木偶演员在二十四小时往返于淡路岛和鸣门的渡轮的候船室二楼上进行小型表演。淡路岛的小学及初中设有木偶剧课，学成后仍对艺术有兴趣的年轻人能成为剧院演员，由此培养出新一代木偶大师。自1985年鸣门大桥建成后，虽然木偶演员们会定期在淡路人形净琉璃馆(Awaji Ningyo Joruri Kan Puppet Theater)演出，但是，由于经费不足，他们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开演出。未被列入重要无形文化财的大众表演艺术面临的局面更加严重。
1994年，法国仿照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制度制定了“艺术大师”（maitre d’art）制度，该制度与日本的制度尽管相似，却有不同，法国将具有历史建筑修缮技术的个人亦认定为“艺术大师”。
发现无形事物的价值为日本所特有，无形文化财制度是该行为制度化的象征。这促成了人们去发现实质上一无所有的地方所包含的意义的趋向，并引导人们认识到，即使在那些没有遗产可言，或者仅有极少遗产元素存在的最为细微的古老遗迹之中，也存在着遗产保护的可能性。不仅那些参与传统文化复兴，像荒川豊蔵那样重现志野瓷的人有这种倾向，即使负的/消极的遗产保护，或尽力想保留（对遗迹）最可怕记忆的人，也同样有着试图解读虚无及寂静之意义的倾向。 5.虚无与寂静的意义
松木村于1901年因足尾炼铜厂（Ashio Copper Refinery）烟雾污染而受损并被毁，将该村命名为遗产地的运动即是负的/消极遗产保护的一个例子。“该地区的一些山村，如松木村（Matsuki）和Kuzo（中文名无法确定）村，受到（烟雾污染）影响，但如今那些地区没剩什么人了”。 [6](249)有人倡议将这一地区认定为日本污染遗产的一部分。要参观这些村庄的遗址，得从足尾町走相当长的一段爬坡路。“松木村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利用这一特点，组织了一种对该地村庄原址的“参拜”活动。虽然大多数墓碑已经被移至足尾的龙藏寺，但仍有一些墓碑还遗留在那里。
这种运动是由热衷于“环境保护”以及批评“商政关系密切”的人组织的。那些步行到松木村遗址参加运动的人，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是在进行一场正式而严肃的拜访。不过，那些从村落遗址中寻找意义的人，其行为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围，而染上了参拜的特点。
从虚无和寂静中而不是物质实体中寻找意义的倾向，似乎是一种日本人的特质，但它当然并不完全是日本人的独特特征。克劳德·朗兹曼执导了长达九个半小时的《浩劫》一片。他说：
“历史遗迹的消失是（拍摄）本片的灵感。遗址逝去了，仅在那片地方留下虚无。我们正是必须从这虚无中制作出本片。从另一方面而言，就算只是谈谈经历，对一些幸存者来说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7](157-172)
因此，影片始于波兰的海乌姆诺（Chelmno），那里的集中营遗址已经被毁。重返海乌姆诺的西蒙·斯雷布尼克站在补毁的遗址上说道：“你无法想像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不可能。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现在当我想起来，我都无法理解。” 除了对《浩劫》所含信息的释读，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朗兹曼“自虚无中”创作了这部电影。虽然都“源自虚无” ，但朗兹曼和那些试图将松木村指定为文化遗产的人们还是大相径庭。“松木村运动”成员坚信，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他们能成为因污染而背井离乡的松木村农民的代言人，而朗兹曼觉得叙述《浩劫》的故事并不可能。（“就算只谈谈经历，对一些幸存者来说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日本记者协会网站对松木村的描述如下：
在20世纪前十到前二十年，全世界都在关注和倾听渡良濑河（Waterase River）沿岸村庄所遭受的由足尾炼铜厂毒气泄漏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的消息）。这一象征性事件导致了谷中村（Yanakamura）的衰落。这个村曾号称是关东地区最富庶的地方之一。明治政府并未向泄漏污染的古河矿业(Furukawa）兴师问罪，而是想法设法地包庇矿厂的污染，从而将整个富庶的地区暴露于毒物之下。田中正造（Shozo Tanaka）就这一事件痛惜地称，这一愚蠢的行为将是“国家的沦落”。可是，有人知道，在此十年前，由于古河矿业拖延时间努力掩盖已经发生的事情，一个富裕的山村已经因足尾炼铜厂释放的烟雾而被毁，该村即为松木村。如今，该村的所有迹象都已经被清除了，（当然），不是从地图上。
这段摘录提到，“可是，有人知道，在此十年前，由于古河矿业拖延时间努力掩盖已经发生的事情，一个富裕的山村已经因足尾炼铜厂释放的烟雾而被毁”。 这反映出（作者）措辞强硬，意图曝光不为人知的事实。就算事实上村庄遗址已经被毁，记者和历史学家还是将松木村失去的历史还原得栩栩如生。讲述那被遗忘的历史，似乎可以重现那些因污染而逝去者的声音。
朗兹曼和“松木村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所要处理的是特殊问题，即大屠杀与污染的比较，而在于那些没遭受侵害的人是否能轻松地，就像讲述别的任何历史故事一样地，将侵害史讲述出来并谈论它；或在于对那些相关人员而言，故事是否带有深刻主观性。“松木村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对问题的处理并未达到如此之深的程度。这就是该运动基本上转变成参拜、纪念逝去者活动的原因之所在。
古老遗迹之兴旺
保护负的/消极遗产，重要的是讲述有关遗产主题的故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墓碑都适于被认定为遗产物。就像遗留在松木村遗址的墓碑一样，只有出现了与它们相关的特别故事，且故事被重复讲述，它们才能成为遗产物。日本起源的故事及人类起源的故事决定着作为文化遗产的遗址的价值。古老遗址的前提是故事，这一事实在石器骗术事件中得到象征性证明。只要被告知一块普通的石头是一件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我们就猜想它是个价值连城的物件。
将古老遗迹命名为文化遗产地已经发展成一种日本意识形态。梅原猛（Takeshi Umehara）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发起人之一。甚至对近年刚发现的三内丸山遗址（Sannai-Maruyama ruins）的解释也是在这一日本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的。梅原觉得三内丸山遗址证明了他的假设，即“日本文化之根本在于绳纹文化（Jomon Culture）”。他指出：
“从三内丸山遗址可以看到绳纹时代的日本，当时的日本物产丰富，文明高度发达。”[8](2-4,7-11)
“实际上，对三内丸山遗址的发掘为解释日本人的精神问题提供了无以计数的重要发现”。 [8](2-4,7-11)
这些遗址的所在其实长期为人所知，保存最好的陶器已经被当地居民收藏。在始建一座棒球场时，遗址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开始意识到现场存在的遗址数目远远多于人们早先相信会有的数目（以担任现场参观者义务导游的女士的证言为据）。从此，以梅原的意识形态为据，由于其在揭示日本人和“日本文明”根基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遗址被高度崇敬。现在，我们相信三内丸山遗址为解释身为日本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带来一线光明。
二、秘密之路
1.公共的与私有的
虽然在日本有一种自“无形器物”中寻找意义，并将这些器物变成遗产物的过度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缺乏真正值得被认定为“文化财”的物品。已经有许多包括艺术品在内的古董和藏品被认定为国宝。可是，其中许多都是由私营机构拥有的私人资产。就是说，文化遗产作为公共财产的观念在日本相当少见。将归属私人圈子的资产提供给大众，或将其捐给博物馆在日本是相当不同寻常的行为。即使拥有国宝的寺院和神庙也拒绝在国有博物馆或其他公共博物馆进行展览，而是仅限于一年一次在一定时限内让大众得以观赏国宝，或者为国宝设立寺庙自有的博物馆。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寺庙。一般收藏者甚至仅向一些他们认识的某些人展示他们的收藏品（传家宝）。比如，某几件用于正式茶道的器物甚至通常不会展示于人。京都正在统计能举办茶道的重要人士。战前，根本没有做过公共设施修理。如今，京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修理培训班，采用传统技术开展修理工作。然而，即使这也是近期才开展的工作。
在日本，文化遗产保护被视为一种私人事务而非国家事务。因此，创造物由市场管理，而文化遗产由国家管理，这种法国模式在日本不太适用。亦即：文化遗产保护从很大程度上被归属到爱好的档次，并由那些真正拥有财产的个人来自行裁决。其结果是，即使被发现具有重大文化遗产物价值的物品也只能因私人享有拥有权，而无法由公共机构收购。例如，在一个特别因陶器著称的城镇，一座江户时代的大窑由一位私营人士拥有（尚未被认定为文化财）。这位拥有人是一个瓷艺家，在镇内名声不太好。于是，就有谣言说他是从原窑主（发现这座窑的那块土地的拥有人）那儿买了这个窑。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对该镇而言，这座窑应被认定为一项文化财。但它却被个人收购了，政府对此没做任何介入。如果一棵有资格被认定为自然遗迹（Natural Monument）的树扎根于一片私人领地，那些想将此树认定为自然遗迹的人会遭到土地拥有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土地拥有人的首肯，对该树的遗迹认定就会面临困境。对此，日本采用了与法国等国迥然不同的方式。在日本，国民政府会力求将这块地收归国家所有。
以法国为例，法国沿海地带保护署（Conservatoire du Littoral，1975年设立）在倡导回购19世纪成为私人财产的滨海土地。这一尝试的目的是恢复对土地（据联系到的该机构人士）的“公共权益”。特别的是，沿海地带保护署的工作是回购资产阶级独占的滨海土地，作为公共空间向普罗大众开放。在这种情况下，滨海土地被明确视为公共财产。除此而外，这些土地还被视为是一种“文化财”。对自然有着特定理念的日本人对此难以理解。对日本人来说，海岸线是个已知事物，很难将它视为某种有意占有的，或说应由国家来作为文化财来进行保护的事物。
在法国，国家负责公共性事务。因此，如果某些事物被认为（一致赞成）具有某种程度的公共性，国家就能积极干预私人领地。在这种局面下，公共性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第一种，国家提出要求将某地或某物公共化（本案即为将滨海土地向市民开放）。第二种，国家在这种局面下充当矛盾和紧张局势调停人。调停人的角色多种多样，调停涉及范围可能自达成环境保护和旅游业之间的平衡，至解决地方猎人及欧盟环境标准间冲突（鸟类保护）。日本管理机制缺乏这种调停作用（也因此造成市民回应各项要求时态度消极）。
这种与法国的对比明显表明，自二战以来在日本社会科学界一直被高度强调的论点，即日本公共部门（此即政府）的权力极度强大，而私有部门的权力相对虚弱， 是一个脆弱的论点。真相是：在公共和私有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隔离，两者之间有严格的界限。政府不能容忍私营部门对政府管辖领域的干涉，并认为政府决定不容指责。政府能凭其自身判断在广泛领域内运作。然而，在文化遗产范围内，公共部门对私有部门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2.保密原则
如果尝试总结日本文化遗产传承的所有特点，那结论就是“保密原则”。非物质文化财制度诞生于人们努力保持一个在现代制度框架内进行个体间秘密文化传承的制度之时，采用古玩界典型做法，将财产视为“私有”范畴的概念，是基于一个保密原则，在该原则下，人们只想与几位亲朋密友共赏他们的奇珍异宝。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这种保密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物品暴露在外时间越长。就更易败坏。日本有“贮存文化”，其基础前提即是，拒绝公开展示物品有助于物品得到更长期的保存。这显然是继承了存放珍宝的奈良东大寺（Shosoin at Todaiji Temple in Nara）的信条。我们需要提倡公共性，打破这种保密原则。这种观念之一是日本绥靖主义，提倡纪念“负的/消极遗产”，之二是梅原（Umehara）形式的日本观念。两者是仅有的杰出运动组织，以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促生公共性为目的。在过去二十来年中，地方政府一直争相建立博物馆，但由于政府无法收集到任何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元素，通常这些奢华的建筑内部缺乏任何真正内容，被迫以超高价格购买现代西方绘画。
不过，要断定文化政策缺失是好是坏极其困难，因为一些文化界人士就对此进行政治干预持批评态度，还有一些人更是认为政府导向下的文化遗产认定会导致“文化死亡”，因此，他们无意于提倡政府干预。根据他们的论点，文化政策缺失实际上有助于文化振兴。
最后，保密原则似乎正在慢慢淡化，一种新的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正在形成。人们对世界遗产地的浓厚兴趣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继续分析非常重要。
(蔡玉琴 译，李修建 校)
参考文献：
［1］Dan I., 1928, “Honpou hakubutsukan ni kansuru shomondai, ［Problems Affecting National Museums］” Museum Studies. Museum Promotion Association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Museums).
［2］Kamioka N., 1987, Nihon no kougaishi ［History of Pollution in Japan］, Sekai Shoin.
［3］Ogino M., 1995, “Logique d’actualisation -. Le patrimoine et le Japon”, Ethnologie Francaise.
［4］Takahashi S et al., 1955, “Juuyou mukei bunkazai (geinou) wo megutte”［On 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ies (Performing Arts)］, Geijutsu shincho, July.
［5］Ukai S, Takahashi T, eds., 1995, Shoah no shougeki ［Impacts of Shoah］, Miraisha.
［6］Umehara T et al., ed., 1996, Jomon bunmei no hakken ［The Discoveries of Jomon Civilization］, PHP kenkyusho.
［7］Yanagi M, Koyama F, et al. 1955, “Juuyou mukei bunkazai (kougei) wo megutte”［On 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ies (Industrial Arts)］, Geijutsu shincho, August.
［8］Yashiro Y, Oshima G et al., 1929, “Bijutsu rekishi koukohin hozon mondai kenkyuukai” ［Research Meeting to Study the Problems of Preserving Archeological Ruins with Ar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Museum Studies. Museum Promotion Association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Museums).
【责任编辑 徐英】
Intangible and tangible: the logic reality
(Japan) Masahiro Ogino
(Faculty of Society of the JapanKwanseiGakuinUniversity, Hyogo, Nishinomiya, Japan 622-8501)
Abstract: Compared to France, the museum culture of Japan is not as advanced as Europe. However, by means of concep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asset”and“National treasure”, another type of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tangible cultural asset of the system is supported by the“logic reality”. Although in Japan there is a much looking for“invisible things”meaning the tendency, but this does not mean we can really call it a lack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project. Japan is still lacking of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public property. To sum up all the features of the spread of Japanese cultural heritage must be carried under the“confidentiality”.
Key words: Japan;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 human treasures; heritage
收稿日期： 2011-02-27
作者简介：荻野昌弘（Masahiro Ogino）（1957-），男，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