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服饰演变的主要模式
在对贵州西北部梭戛乡长角苗服饰的个案调查中，我们发现其民族服饰演变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女服为代表，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呈能动性演变；另一种以男服为代表，在外来强势文化冲击下进行被动变迁。这两种服饰变迁的模式不仅仅发生在长角苗的生活中，这可能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民族服饰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演变的最主要的两种模式。
第一种民族服饰的演变的主动权在于这支民族自己手中，他们跟随时代不断变化的审美观使得他们有选择的挑选布料、纹样和款式，将原有的服饰进行改进。维吾尔族服饰，回族服饰，以及藏族服饰目前基本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演变，布料有所更新，纹样将外来纹样融合到传统纹样当中，不过在形制上并没有太大变化，穿着仍较为普遍。不过，与刚才提到的三种民族服饰演变所不同的是，长角苗女性的能动性选择主要建立其仍然生活在封闭的且较为稳定的传统生活方式下。在外来强势文化下，由于语言障碍，削弱了强势文化对其冲击，她们在观察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选择的进行接受。在头饰上，以前以真发、马鬃或麻线为主的假发已经换成了黑色的毛线，这种毛线做成的头饰使得头部负担减轻，于是头饰整体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生活质量的改善，在温饱的基础上，苗族妇女有更多的时间用在刺绣上，于是越来越复杂的耗时的全刺绣服饰替代了以前的部分刺绣服饰。
纵观苗族服饰近代变迁史，主动性选择变迁的服饰也分为两类方式，一类是由该民族知识精英倡导的盛装与便装分开的体制，有利于民族服饰的传承，主要体现在黔东南的民族服饰的变迁中。由于黔东南经济相对较好，较早培养出一批本民族知识分子，他们意识到将民族服饰的民族认同性与实用性分开来适应社会的发展，用简化的便装形式来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环境，解放手工，将原来的刺绣服饰发展到更为繁杂和精致作为重大节日和礼仪的盛装，使得民族服饰较好的得到保存和发展见图1图2。另一种则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本族知识分子较少参与的地区，这种变迁是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观的纵深发展，从而带来的整体的自觉性选择，也是集体智慧参与的结果，长角苗女性服饰是这类变迁的集中体现。
在对长角苗配饰变迁进行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信仰因素竟也是稳定服饰变迁的一种重要因素。长角苗的颈饰分为两种，一种是纯装饰性的，另外一种则主要是作为护身符存在的，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其纯装饰性的颈饰在生态博物馆开放以来的十年间不停的发展变化，从最初的几个铜项圈变成了加包塑料纸的款式，再到包绣片的款式，而作为辟邪护体的项圈则一直是藤条和带牌的铜项圈，近十年来款式和材质没有发生一点变化。分析起来，虽然此地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环境依然比较艰苦，在与疾病和天灾斗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妇女和儿童依然需要带有巫术性质的项圈带给自己和家人心灵的安宁。
第二种民族服饰的演变是主体自动放弃主动权。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长角苗男性服饰除却保留青年民族服饰传统外，其余基本消失殆尽。而周围彝族以及布依族、穿青人等少数民族的服饰都基本已消亡。国内目前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服饰现状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弱势民族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生活方式相对比较原始的情况下，与经济较发达，生活质量较高的民族文化长期的持续互动，全面的接触后，其结果是民族服饰拥有者自卑的放弃主动权，较为被动的全面接受强势民族服饰装扮，使得原有文化体系发生大规模变迁，传统民族服饰基本消亡。这种演变与第一种较为复杂的审美曲线不同的是，第二种演变实际上体现的是纯粹的两种生产方式的斗争，在生产力上处于劣势的民族服饰很可能走向消亡。
此外，除了这两种服饰演变方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强制演变。也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层从上到下进行强制的改变。实际上，历史上大多数民族服饰的演变乃至消失与武力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然而，个别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过度夸大民族服饰背后的民族认同性以及文化的象征性，不惜使用武力对民族服饰进行干预。例如清朝改土归流时候规定的所有男子需剃发易装，“留发不留头”要求“男从女不从”，在如此强硬的手段下，苗族以及其它民族的男子都被迫进行服饰装扮上的改变。
二民族服饰发展的一般规律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提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形成、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规律。作为一个民族的服饰也同样如此。如果当民族服饰的标示性、传承性及认同性都不再存在社会意义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服饰就会消失。不过任何作为一定时期一个民族通行的装扮并且逐渐演化为一种象征的民族服饰的消失是有一个过程的，并不是说一下子就消失了。因为任何民族服饰的形成是在一切历史变化中人们所进行的主动选择，但是，一旦这种选择经过保存而得了独立性，它就会顽强地存在，并不会因为人们主观意志的变化而在瞬间转换或是消失。通过对比众多民族服饰的不同分期，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民族服饰消亡的流变过程图
我们将民族服饰的消亡步骤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日常服饰时期。指的是一个民族将民族服饰作为日常服饰穿着。一般来说，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过着较为简单的渔猎或者游牧生活，他们人数有限，一般过着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他们并不像我们复杂社会中有着各种职业，各种职业又需要穿不同的衣服，例如护士服，警察服，法官服等等，各种身份的角色都有可以识别的服装。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分工较为简单，且由于在多民族地区，服饰作为主要识别族群之间的视觉标记，所以势必全体成员在各种情况下的服饰差别较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服饰都作为所有这些民族成员的日常服装穿着。作为日常服饰的民族服饰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流行速度快，流行本身是带有时段性的，追求美是人的本性，追求“时髦”也是人们在温饱基础后上一个层次的精神需要。也就是说，作为日常服饰的民族服饰一般都具有很强的流行性，在每个新的历史时期都会有新的变化。由于民族服饰有个本质属性就是民族标识性，所以民族服饰在形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从服装采用布料上，配件的款式上进行创新式改变。
第二个阶段为节日服饰时期。指的是民族服饰已经不作为日常服饰穿着，但是每个成员至少都有一套作为重大仪式或者节日时候穿着的礼服，例如：现在日本的和服，韩国朝鲜民族的韩服都处于节日服饰时期。这些民族国家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生活方式乃至服饰向西方学习，但是在传统节日以及结婚等仪俗中，将自己民族服饰拿出来作为固定穿着。
一般来说，由于各个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并不是平衡的，在人数相对较少的民族与外界文化相交流的时候，有的处于农业社会的少数民族社会接触到的是当地的工业社会，有的个别地区直接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相碰撞，例如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大量访客的流入使得当地居民直接接触到生活在后工业社会的人们的一些社会文化信息。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中，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民族会向生产力较高的民族或地区学习。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成员会向往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在稳定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民族服饰作为标示不再成为日常的需要，融入主流社会的民族成员会根据新的社会角色进行服装改扮，成为警察的要换上警服，成为工人的要换上工作服，护士要穿护士服。由于成为节日服饰的民族服饰平时是不穿的，追求时髦的心理普遍反映在其对日常服装的要求上，所以对于仅仅在节日以及重大场合偶尔穿着的民族服饰来说，民族服饰变化的速度放慢，无论布料还是配饰都不产生明显变化。总之，这个时期的民族服饰成为一种仪式化服饰，朝着制作精良方向发展。
就现代的世界而言，通讯时代到来，交通的迅猛发展，使得地球越来越像个“村庄”。大家生活方式趋同，传统农业社会都在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转变，不再像以前具有多种生活方式，首先相同的生活方式使得服饰发生趋同。工业社会的分工模式以及各种行业角色都有相应的服饰规定。单一的民族服饰必然为这个世界所淘汰，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民族服饰都不具备存在的空间。在日本、韩国、苏格兰、泰国、印度等等都有较为成功的例子。即人在工作状态中，需要服从行业角色的服饰规定，但是非工作状态的服饰则可以较为自由，可以穿着民族服饰。这个阶段其实是当前社会中民族服饰存在的最好基础，作为保护民族服饰文化遗产的方向来说，我们应将其保护在这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丧葬服饰时期。丧葬服饰主要指的殓服，又有人称之为老衣，也是人在一生最后阶段的服饰。丧葬服饰时期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再穿着民族服饰，在重大节日以及仪式上也不再穿着民族服饰，在人的一生中，只有死去的时候才将以前作为自己民族标示的服饰穿着起来。也就是说，一个人一生就穿一次。人在死亡前会有很强的归属感，死的时候穿着的服饰是表达归属感及认同感的重要方式。众所周知，英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于1943年提出了需要层次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的生理需要，是正常人所共同具有的，是其他各层次需要的基础；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第三层次是爱与归属感的需要；第四层次是尊重的需要，包括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自我尊重j第五个层次，也就是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包括个人才能、愿望、成就的发扬和实现。人们的需要，总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发展的，可以说归属感是人类维持生存基础上的一种内心的需要。这种归属感在丧葬仪式中以祖先崇拜的方式得到充分体现。《礼记》上曾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汉民族千百年流传到今天的祭祖以及寿衣制度其实都是祖先崇拜的一种仪式化体现，祖先崇拜并不是氏族社会独有的产物。人们时代对祖先怀有尊敬，怀念，作为生人对亡人的一种独特感情的存在，希望他们仍然在另外一个世界，灵魂不灭，永远的保佑自己以及后代的安康，这是从个人感情角度来说；另一个方面祖先崇拜加强了一个家族或者有血缘关系的群体的认同感。每个民族成员会幻想死后去与历代祖先团聚,在衣着上尽量求同，忌讳改变。处于丧葬服饰时期的民族服饰变化的特征是非常稳定，从布料到配饰都尽量保持上一个历史时期服饰的原貌。纵观中国服饰发展史，也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阶段的特征。在一个新的朝代建立的时候，统治者颁布新的服饰准则，而民间的丧葬服饰总是上一个朝代的日常服饰演变而来。即使是清代用暴力手段强迫百姓剃发改装，到最后也不得不妥协为“阳从阴不从”，也就是说活着的人必须改装，死了的人可以穿着前代服饰下葬，给不肯改衣冠的人们一个死后追寻祖先的道路。
这个时期是民族服饰走向灭亡的前兆，如果大多数民族成员在死亡的时候都不对民族服饰在情感上有所眷恋的话，这意味着这支民族的集体认同心理以及归属心理的淡化到一定程度，这只民族也离消亡并不远矣。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民族服饰的消失。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服饰同样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一个民族成员的心灵深处，对于本民族文化不再具备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时候，那么对于民族服饰的心理需求基础就瓦解了。文化丧失的最严重后果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消失。
一般来说，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民族服饰的消亡是按照这四个阶段一步步进行演化的。不过在外制强力的作用下，也可能会跳跃式变化。例如在清代时期，众多民族服饰直接由日常服饰阶段演变为丧葬服饰阶段，而未经历节日服饰阶段。
要保护现有的文化遗产就需要对于已经消亡以及正在消亡的文化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它们消亡的步骤以及一般规律。我们可以据此判断现存的文化遗产处在哪个状态中，并且可以采取何种针对性的保护建议。
三从苗族服饰文化遗产调查中受到的启发
苗族服饰发生变迁其实是与异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结果，变迁程度的不同取决于客观生产力状况以及主观意识形态和审美价值观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多重因素。在以往农业文明时期，交通远远不及现在发达，苗族为了逃离统治的政治迫害和社会不稳定等状况，长期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偏远山区深林里，他们的服饰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变迁主要为自觉地变迁，这种民族服饰变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文化交流融合造成的。而现在的情况远远不同，铁路公路以及空中航线加剧了地方民族文化与异文化接触和交流，苗族服饰的变迁是地方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下产生变迁的集中代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全球化的冲击和双重影响下，作为地方性文化的某一个民族文化如何能在全球化中既继承自己传统，又吸收其他文化的合理因素，使自己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呢？一个民族，需要依靠自己的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强化，维护自己文化的生存、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是活态的，不是僵死的，就好像吉登斯所说的“传统可能完全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而受到保护，而且这种非传统的方式可能就是它的未来。”
1．传承主体的自觉传承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方向
活态的文化遗产由个体生产并传承，而个体的生命活动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意识活动，因而它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遗产的人文性、动态性和现实性。同时，个体的生命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也使关注人的现实生活成为考察传统的逻辑起点，更是我们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外来力量的强制保护，最后保护下来的只能是无生命的僵死的物质形式，而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真正符合传统文化健康发展的规律。文化自觉就是民族成员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也就是说，只有传承主体客观的看待自己与外界文化，他们才能够进行选择性的传承，使得自己的文化以正常的方式进行转型。提高对传承主体在文化传承中地位的尊重，才能真正唤醒其文化自觉地潜能，使其文化的发展更符合自身的规律，而不是被“发展”；同时，政府力量，学者力量乃至主流社会中的文化保护组织都需要积极发挥自己的辅助力量，而不是成为掌控“保护”的主导力量。
2．发展生产力仍然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保障。我们在前文中分析过，服饰的被动性涵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种文化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生产力水平低的民族地区文化会趋同于生产力水平高的地区。只有在与异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为均衡的情况下，服饰主体才能更好地进行主动性选择，使民族服饰得到正常的发展，而不是被动的同化。
就目前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选择现代工业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而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实现形式。我们之所以需要现代化，从宏观的方面来说，是这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对于个体而言，就是为了更好地改善和提高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存在的质量。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并不是以牺牲文化遗产的拥有者们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我们之所以讨论现代性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保护与发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矛盾问题。西方工业化已经通过历史表明了它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无穷力量，同时也明显地暴露了其它内在缺陷及给人类所所带来的灾难。而“文化现代性的合理性只能通过对已有文化传统的理性反思来重建，而不能在具体的认识过程之外的先验理性中寻找它的基础”。只有更好地了解了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更加理性、更加科学地规划我们的未来，合理构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进而有效地提高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