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文化“自观”研究的又一成果
——评陈兴龙《羌族萨朗文化研究》
李祥林
“5·12”汶川大地震使羌族文化遗产受到重创，对之的抢救和保护被提上迫切重要的议事日程。地震前后，在政府支持和学界努力下，一批有关羌族文化调查和研究的成果相继推出，诸如《羌族释比经典》、《羌族口头遗产集成》、《羌族释比文化研究》、《羌去何处——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专家建言录》、《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碉楼与议话坪——羌族习惯法的田野调查》、《濒危羌文化——5·12灾后羌族村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承人生存现状调查研究》等等，受到世人关注。其中，《羌族释比文化研究》出自羌地学者陈兴龙教授之手。这部系统研究释比文化的专著，以洋洋近40万言的篇幅，条分缕析地阐述了羌族释比的由来及传承、释比的祭祀及法术、释比的经典及分类，考察了释比文化对羌民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和影响，集中向读者展示了作为羌民社会、习俗、历史、文化之核心的释比文化。用前不久去世的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的话来说，这“是目前对释比文化研究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部佳作”（1），其为羌文化研究做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
时隔三年，又一部羌文化研究著作在《羌族释比文化研究》作者笔下诞生，这就是2010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羌族萨朗文化研究》。对于“萨朗”，尤其是两年前的大地震发生以来，今天我们并不陌生。然而，在上个世纪出版的《辞海》及其增补本中则不见有关这种羌族民间歌舞文化的词条，可见世人乃至学界对之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萨朗”在羌语中，意为“唱起来、跳起来”，乃是羌族民间群体传承的歌舞的指称。作为从羌人历史文化与族群生活沃土中孕育生长的自娱性艺术，萨朗有动听的唱腔、丰富的唱词、优美的肢体语言、深厚的文化底蕴。羌族萨朗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为羌区的民众喜闻乐见。用《羌族萨朗文化研究》著者的话来说，萨朗“是羌人对高山、羌寨、白云蓝天、深谷大川、春夏秋冬、激流江河等自然景观和社会历史、神祗圣灵、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等人间万象抒发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作为羌族民间文化群体传承的主要方式，“羌人的起源、发展；羌人的习俗、礼仪；羌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感悟；羌人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处置”，凡此种种，“有很多是通过萨朗这种形式实现教育目的，并以此形式代代相传”。从艺术角度看，萨朗是一种边唱边跳、串铃相伴的民族集体舞蹈，也是一种独唱、领唱、合唱、轮唱、对唱、多声部唱等多种形式融合的民间歌唱艺术；从学术角度看，萨朗文化包涵着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价值。总而言之，载歌载舞的萨朗是羌人“会喝水就会喝酒，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生动印证，是以歌舞为主而融汇诸多元素和古老信息的羌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活态见证。惟其如此，在2009年初和2010年底分别召开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会上，由北川、茂县、汶川等地申报的“羌族萨朗”获得了我们专家委员会一致通过，并被积极地向国家级名录推荐。
《羌族萨朗文化研究》是迄今为止尝试着全面考察萨朗的首部专著，其中主要观点值得学界注意。关于萨朗，一般认为：“羌族传统的舞蹈主要有‘萨朗’、‘哟粗步’、‘布兹拉’、‘巴绒’、‘克西格拉’和‘哈日’六种。”又云：“萨朗和哟粗布是流传在不同区域的喜庆活动中的自娱性歌舞。其流传区域的划分，大体与两大方言区相同。萨朗流传于北部方言区，即岷江上游上段和黑水河河谷，舞蹈为直身而舞，轻快跳跃。哟粗布流传于杂谷脑河河谷和岷江上游中段，多俯身下蹲动作，舞步滞重而有力……这两种舞蹈是羌族地区流传最广泛，活动最多的舞蹈形式。”（2）与之有别，《羌族萨朗文化研究》则强调：“羌族萨朗是整个羌族民间歌舞艺术的总称，是羌族音乐舞蹈艺术的总汇”，换言之，“‘萨朗’是各种唱腔、唱词和舞蹈动作完全不同的原始古老的羌族民间舞蹈形式的总称”。由此出发，该书作者根据内容和形式把羌族萨朗划分为八大类型：喜庆萨朗、忧事萨朗、礼仪萨朗、祭祀性萨朗、集体性萨朗、节庆萨朗、婚庆萨朗和瓦尔俄足萨朗，并结合自己的调查与体验对其一一作了阐述和分析。显然，较之常人所知萨朗有“喜事萨朗”和“忧事萨朗”之分的说法，这种分类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有关羌族萨朗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羌族萨朗文化研究》对于萨朗的定义和分类，尽管未必没有从学术上再讨论的余地，但不得不承认，该书作者以自己的眼光和独立的思考把关于这项羌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并且给人留下了种种可以继续探索的话题。不仅如此，该书引人注目的亮点还体现在对羌族萨朗歌词的搜集和整理上。翻开《羌族萨朗文化研究》，从29页起，到209页止，作者以整整180个页码的篇幅有意识、成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他本人“能唱能跳能解释”的萨朗唱词，既有羌语之国际音标注音，又有羌语之汉文译义，从而把一份不可多得的羌族口头遗产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羌族民间文化的丰富多彩与鲜活魅力。
“萨朗文化是羌族文化的母亲文化”，这是2010年10月在阿坝师专召开的全省羌文化研讨会上该书作者的发言主题。比较而言，释比更多涉及民间宗教信仰，萨朗更多涉及民间歌舞文化，二者在羌民传统社会中均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较之释比文化研究，该书作者研究萨朗文化，内心中似乎更多了一层“萨朗”情结。对于这种情结，或可从三个层面释读：羌人、舞者、茂县人。作为羌地学者，《羌族萨朗文化研究》著者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层的体验，他对萨朗文化的研究既出自民族自觉性又充满着民族自豪感。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性和自豪感，促使他努力要把自己民族创造的灿烂的歌舞文化介绍给更多读者，介绍给八方来宾。也就是说，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和播扬，对他来说乃是民族使命感使然。值得注意的是，从事本民族文化研究的该书作者，自身也有着多年舞蹈实践方面的经验。翻开《羌族释比文化研究》一书，读者可见到这位舞者上个世纪80年代在文艺汇演中表演麻龙舞时身姿矫健的照片。就在这部研究释比文化的书中，又有专门章节论及羌民族“古朴的音乐舞蹈”，其中对跟释比相关的羊皮鼓舞、铠甲舞、麻龙舞、丧葬舞等羌族传统舞蹈的细致述说，体现出专业化特点，譬如：“麻龙舞的动作可分为三个基本组：一是挥摆，二是环绕，三是抛掷。这些动作基本上是在正平面、前后平面和侧平面上完成的。挥摆主要是形成彩虹状的移动轨迹；环绕依据幅度主要分大环绕和小环绕，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小环绕动作。小环绕动作可以是单一的和分别的，也可以是呈蛇形胡螺旋形的多次的动作，结合手和腕的动作。”羌语专家孙宏开在为《羌族萨朗文化研究》所作序言中即指出：“作者从小就生长在岷江上游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吮吸着羌族人民的乳汁，沐浴着羌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本人优美的舞姿和热情奔放的领舞，我是多次领教过的。我坚信，他对羌族萨朗文化的体验和定位应该比谁都精准。”（3）孙先生这番话，我想不会是简单的溢美之词。
“萨朗”之汉译，又作“莎朗”。说到萨朗或莎朗，人们会想到川西北羌文化重镇茂县，会想到茂县民间的“瓦尔俄足节”，该节敬奉的即是向羌人传授歌舞的萨朗女神。羌族节日风俗方面，经过我省专家学者大力推荐，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羌历年”，还有“瓦尔俄足节”。后者汉语俗称“歌仙节”或“领歌节”，如今主要流传在茂县曲谷一带。“瓦尔俄足”是以羌族女性为主的习俗活动。农历五月初五，为了祭祀天上的歌舞女神萨朗姐，要举行“瓦尔俄足”，这是以祈祷女神“引歌”为主线、具有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内涵的节日。关于萨朗女神的故事有多种，其中之一为：相传很久以前，羌族地区有个叫西湖的海子，湖边有山寨叫西湖寨，五月初五这天，天上的萨朗女神要到海子边唱歌跳舞，羌人纷纷跟她学习，由此相沿成俗。整个节日活动，从五月初三到初五连续三天，其内容包括：初三，由会首组织数名净身妇女，手持香、蜡、酒、柏香、馍馍、刀头等祭品，结队前往女神梁子祭拜女神，请女神赐以歌舞，谓之“引歌”；回到村里，再挨家挨户告知相关信息，此为“接歌”。初四，也就是节日前夜，妇女忙碌地准备美食，以备次日使用；未婚女子则精心为情人准备亲手绣制的礼物。初五清晨，由本寨男性长者开启咂酒，祝福全寨人畜两旺、五谷丰登。“瓦尔俄足”的主要活动就是跳“萨朗”，由老年妇女领跳，再向年轻人传授……《羌族萨朗文化研究》的作者来自茂县，来自萨朗女神传说的故乡，醇厚的乡土民俗从小就浸润着他、哺育着他。1990年，农历五月初五，有研究者在茂县曲谷西湖寨、雅都娥硪寨调查“瓦尔俄足”习俗，采访的羌族老人之一即是《羌族萨朗文化研究》作者的父亲（4）……从祖辈相传的萨朗、瓦尔俄足等羌族民间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该书作者，的确具有浓浓的天生“萨朗”情结。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这部《羌族萨朗文化研究》连同先前的《羌族释比文化研究》，可谓羌文化“自观”研究的可喜成果。“自观”和“他观”，英文为“emic”和“etic”，又译“主位”和“客位”，涉及人类学研究的两种立场。对于同一文化事象，“自观”或“主位”研究是指局内人立场的研究，比如当地学者研究本地文化；“他观”或“客位”研究是指局外人立场的研究，比如异地学者研究某地文化。作为羌区学人，通过自己民族的口头遗产和个体自我的切身体验来考察、研究羌族文化，这便使得《羌族萨朗文化研究》和《羌族释比文化研究》呈现出可贵的“自观”色彩。今天，对于诸如此类当地学者“自观”研究的成果，我们务必给予充分尊重，并为这些成果不断涌现由衷地叫好。当然，从学理上讲，无论“自观”研究还是“他观”研究，彼此其实各有千秋，相互难以取代，也正因为如此，文化人类学才“容忍对同一研究对象或事物采取主位和客位两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研究立场”，主张以辩证而不教条的学术态度“兼顾主位与客位两个方面”（5），从而避免研究工作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就是说，在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视野中，对文化事象的“自观”研究和“他观”研究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的。况且，羌族有语言无文字，当羌文化研究成果以汉字书写文本呈现出来时，其本身就先在地有一个“我者”言说与“他者”表达、“主位”内容与“客位”因素交叉融合的问题在焉。因此，立足羌学研究的当下实际，整合羌学研究的各方力量，让“自观”研究和“他观”研究携手合作，使彼此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推进整个羌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我们不必怀疑。
注释：
（1）李绍明序，见陈兴龙《羌族释比文化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
（2）《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第1264页，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3。
（3）孙宏开序，见陈兴龙《羌族萨朗文化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
（4）赵曦《神圣与亲和——中国羌族释比文化调查研究》第14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5）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第18—1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文章作者：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章出处：《阿坝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