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可以说，我这一生经历了二十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作“三级两跳”。第一个变化是我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一般人所说的现代化就是指这个时期,我的工作主要是了解我国如何进行工业革命。我为此做了力所能及的实地调查,从个案分析到类型比较,写出了相当数量的文章。从这一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到接近我一生的最后时期,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有幸碰到了又一个时代的新变化,即信息时代的到来,这是我所说的第二个变化,即我国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
就我个人而言,具体地说,我是生在传统经济的社会里,这一生一直在经历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很清楚地看到,当引进机器的工业化道路还没有完全完成时,已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息时代。以电子产品作为媒介来传递和沟通信息,这是全世界都在开始的一个大变化。虽然我们一时还看不清楚这些变化的进程,但我们可以从周围的发展事实中确认,由于技术、信息等等变化太快,我国显然已碰到了许多现实问题。我们的第一跳还在进行当中,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现在却又开始下一个更大的跳跃了。我国社会的这种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在自己的一生里边都亲身碰到了,这使我很觉得庆幸。虽然因为变化太大、太快,我的力量又太有限,要求自己做的认识这世界的抱负不一定能做到和做好,但我还是想尽力去做。事实上,我所有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失误都是和中国社会变化“三级两跳”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社会的第一跳是以我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农村生活为基础的。我生长在江苏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小城镇里。她最早的历史实际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良渚文化。这个文化开始有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从考古学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时期已有村落生活。这就是我国第一跳的基础,也是我们乡土社会基本的性质。那个时候,从全国讲,文化形式已有很大的不同,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基础。多元文化逐步交流融合,成为多元一体。这里也就开始了我进行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我和前妻王同惠合写的《花蓝瑶社会组织》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广西花蓝瑶社会和以我们家乡为代表的汉族社会文化的区别,以及它是如何受到汉族的影响的情形。
我第二阶段的研究题目,是从我国七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到近代以来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的我国农村的变化,以我的《江村经济》为代表。从三十年代早期的江村可以看到一个代表传统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组织的农村,如何面临着全新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的早期冲击。
这是我们现代化开始的原初的形态。接下来,我又和我的学生一起写了《云南三村》,反映了内地农村不同于沿海农村的特点。这便是我们的现代化最早的过程。从地域上讲,是由东向西、从沿海到内地的。我的《江村经济》讲的是沿海地区的农村,开始了工业化,《云南三村》描绘的却是一个形态比较原始的乡土社会受现代工商业影响,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通过在云南的研究,我看到了与江村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我第一个时期里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个阶段到一九四九年告一段落。
一九四九年,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新中国逐步实现了对工业的国有化政策。在产权方面,对农村的土地和城市的企业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安排。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进展,乡土社会的工业化问题被历史性地重新提出,并在最近二十年里得到全局性的实践,我国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因此获得了真正强大的加速度。我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也和我国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同步展开。我在这一段的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行行重行行》一书中。
在这个时期,因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我已经不可能在具体的地方长期进行观察和访问,主要工作就变为结合第二手材料和直接访问相结合进行类型式的比较研究。对于同一时期的不同类型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中国基层社会的动态,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如何改变的。在这一阶段,我主要提出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两个主题,目的是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促进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我还以“全国一盘棋”为出发点,既注重沿海地区的发展研究,也关注内地和边区的发展,特别是边区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问题。我曾经提出一些多民族的经济协作区的计划和建议,如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西南六江流域民族地区、南岭走廊民族地区、内蒙古农牧结合区等等。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历史上开始,就在不同民族聚居的交错地带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久而久之,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区域。人们在这个区域中,你来我往,互惠互利,形成一个多元文化一体共生的格局,我所提出的经济协作的发展路子,就是以历史文化区域为出发点。
经过八十年代开始的最近二十年的改革,到新的世纪的最初时刻,我们已经可以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看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迁的来临,预感到二十一世纪即将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全新的面貌。为了提请人们及早注意适应新世纪的要求,在十年前的“二十一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上,我做了题为“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的讲话。在那次讲话中,我谈到,二十世纪是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意思是说,在二十世纪里,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着这些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并形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历史事实。而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另外一种局面,二十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里更新自身的使命。
我作出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根据的。近几年来,我特别注意到区域发展过程中全球化的力量。我看到,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十分严峻的挑战。美国在最近十多年里发展起来的“微软”公司,实力已经达到几千亿美元。这是当代信息技术的密集型产业,是最新现代化技术的世界级“龙头”。它的作用已经使城市中的许多产业的传统操作技术面临深刻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重新考虑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我有一次访问广东的顺德,当地的领导同志对我说,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趋势,他们认为乡镇企业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经济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小城镇的规模看来不具备接受信息技术产业的能力,应该使一批紧密相连的城镇和中心城市尽快兴起,以便接受快速发展的信息产业的较高要求。另外,产业组织的跨国化,同样也对小城镇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为及时解决这类问题,顺德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进行机构改革,政府把三大产业分离出来,组建工业发展公司、农业发展公司和贸易发展公司。一九九三年起,实行股份合作制,并改革企业的医疗保险和养老制度,真正转变了政府职能。企业在解决了体制问题之后,接着就解决市场问题,市场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问题,而是牵涉到香港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牵涉到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新型关系,牵涉到大型中心城市的发展问题。这次谈话,给我很大的震动和启发。
跨地区和跨国界的经济关系,除了表现在市场的超地方特征之外,还表现在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大量发展上,跨国公司在产权方面与具有民族国家疆界的国有、私有企业不同,它们没有明显的地理界限。它们的最大特征就是“无国界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不仅外国人来中国设立他们跨国公司的办事处、子公司,拓展业务,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办公司,开工厂,甚至开设大型专业市场。我家乡的震泽丝厂在美国开办了分公司,我访问过的青岛海尔集团在海外开了分公司,我所熟悉的温州人在巴西开设了“温州城”。这样的经济交融,已经不是简单的“西方到东方”、“外国到中国”、“中国到外国”的老问题,而是一种新型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新发展和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从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局部地区看,我国一些企业乃至产业对经济7全球化进程的融入已经相当自觉,但是从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看,整体情况还不能让我们很乐观。相比较而言,我国属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而且是“后来”而暂未“居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曾经一再被延误,失去过很多宝贵的时机。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我国由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包括我的朋友费正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文化体系平行于其他的世界体系,并且一度比西方世界体系更为发达,但是长期的封闭导致政府腐败、科技落后、经济凋敝、装备松弛以及心理上的抱残守缺、妄自尊大,致使这个庞大的体系逐渐失去活力,终于被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所压倒,无从自主,只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依附地位。
一个世纪以后的一九四九年,中国实现了独立与自主,我们虽然坚持了政治上的独立,却也造成了自身的封闭和僵化,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发展动力。而世界的发展没有停下来等我们,“沉舟侧畔千帆过”,我们明显是落后了。
一九七八年,我们终于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主动并且逐渐深入地加入到了全球化进程的各个领域当中,急起直追。在政治上,我们与西方各国加强接触和了解,融洽了在“冷战”时期冻结的关系;在经济上,我们以经济特区为先导,依次开放沿海城市、沿江城市和内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形成了加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制度性保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我们在第一跳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已经不能不进行第二跳的局面。
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备加珍惜。而这一局面给我们提出的艰巨使命,更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第一跳还没有完成,已经必须跳第二跳了。这是我们走改革开放的路,融入全球化潮流所必然要碰到的局面。怎么办?小平同志说,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科学的态度,我们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又要小心谨慎地应付局面。不看清潮流的走向,不摸清自己的底子,盲目地进入潮流是不行的。我们的底子是第一跳尚未完成,潮流的走向是要我们跳上第三级,在这样的局势中,我们只有充实底子,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不把缺下的课补足,是跳不过去的,历史不是过去了就算了,历史会对今天发生影响的。就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说,我们曾经有过精神讲得多,物质讲得少的时代,现在却是物质讲得多,精神讲得少了。这叫“矫枉过正”,这就是历史的一种影响。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重理轻文,差别太大,从长远看,会带来负面的东西。
改革开放,不能只学外国的表面文章,而是要拿来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先进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我们是要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要把中国文化很好地、很健康地发展起来,现在中国的大问题是知识落后于时代要求。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它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中国文化的历史很长,古往今来的很多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大特征,是讲平衡和谐,讲人己关系,提倡天人合一。刻写在山东孔庙大成殿上的“中和位育”四个字,可以说代表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老师潘光旦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讲“位育”问题,认为在社会位育的两方面中,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潘先生对“中和位育”作了很好的发挥,潘先生是个好老师,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能在当时充分意识到这套学说的价值,没有在这方面下够工夫。直到晚年,才逐渐体会到潘先生当年的良苦用心,体会到“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十一年前,在一些学界朋友为我召开的八十岁生日的欢聚会上,我展望人类学的前景时,提出人类学要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和谐作出贡献。我说了四句话,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希望这门学科自觉地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问题,确立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促进天下大同的到来。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经验里面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所主张的倾向。
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天与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个“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我认为,“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在瞬间毁灭掉自身。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和”的局面怎样才能出现呢?我想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办法中,既要有强制,也要有自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自由与平等的矛盾。自由要承认竞争为主,竞争就有优势劣势之分,就形成了过去的不平等格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靠社会控制的强加式的外力,还要有自我控制的内力。世界各国既然现在都属于一个地球村,这个“村”里就应该有一套“乡规民约”,大家认同,自觉遵守,否则就要乱套。“乡规民约”与法律不同,是习惯化的、自动接受的、适应社会的自我控制,是一种内力。中国老话里讲“克己复礼”,这个“礼”是更高境界的乡规民约。
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相互统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适应,大家都自觉地遵守“乡规民约”,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和建立共识,以达到矛盾的消除的过程。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当前,需要有一个对磨合的认识和肯定,要意识到,这个磨合过程需要种种的临时协定作为大家有利的“乡规民约”。有了这个方面的共识,才会有比较自觉的磨合行为,才会有比较好的磨合状态,才能比较顺利地从经济全球化过渡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经过不断的磨合,最终进入“和而不同”的境界。